社会｜留学生如何以正确的姿势反对Anti-Asian Racism

编按：近日来，英国和美国相继出现亚裔人士遭受暴力攻击的事件，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这些暴行迅速在社交媒体网络上和各地街头引发了以Anti-Asian Hate为主题的抗议活动，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则成为一股亮眼的力量。本期圆桌，派派邀请到Leilei、Alison、Daxin和Xiaohong（以上均为化名）四位正在或曾经留学英国的博士，TA们的研究与anti-Asian racism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中Leilei和Alison更是行动的肉身实践者。TA们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如何以正确的姿势反对Anti-Asian racism的观察和思考。

主持人：可以说一下这次Anti-Asian Hate的前因后果吗？

Leilei：“Anti-Asian Hate”这个术语其实是我们比较反对的。我们的成员一直在使用的是“Sinophobia”（反华主义）和“Anti-Asian Racism”（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hate”这个词的问题在于，它把系统性的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呈现为一种个人的的情绪。“hate”强调的是个体间的暴力，如果一个人没有遭受过“hate crime”，好像这种反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就不存在；相比而言，种族歧视更加一针见血地将全球种族序列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展现出来。而且强调“hate crime”最后指向的通常是在个人层面惩罚罪犯，仿佛把带有仇恨的个体抓起来就一劳永逸了，而非在结构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求严厉打击罪犯通常会巩固警察等执法机关的权力，而在欧美的社会现实中，警察作为国家机关的暴力机器，其本质是维护以白人为主的政治统治和资本运作的核心利益，这些利益实现的基础就是对有色人种的劳动力剥削。

Alison：其实西方的反华主义和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一直存在，只是新冠的大流行期间种族主义暴力袭击更加显著和严重。自2020年疫情初期，生活在西方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早就带上了口罩。与此同时，西方不断涌现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反华言论，这些言论发展成为对“戴口罩的亚洲人”的行为和言语上暴力。仅2020年第一季度，在英国，针对亚裔和东南亚裔的的仇恨犯罪增长了300%。 此后，西方疫情发展迅速甚至失控，在漫长的封城措施下，其经济大受打击，主流政治话语将这种经济衰落的原因转移到“中国病毒”身上，从而稳定国内局势。在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和其他亚裔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

Daxin：我非常同意Leilei和Alison的看法，特别是对“hate”这个看起来很个体化、情绪化的词对结构性暴力的遮蔽，以及Covid-19与最近一波反华主义的兴起的关系。我想补充一点，即最近一波的反华主义应该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里去看。事实上，当下很多论述试图把这波反华主义浪潮归结到西方国家对中国人和亚洲人由来已久的、制度性种族歧视和仇恨，比如18、19世纪海外华工的遭遇。但我在想，最近一波的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那里呢？

从我对英文世界里anti-Asian racism和反华主义的话语的理解来看，我觉得追溯到那么远可能有点勉强，反而是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大国竞争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崛起的话语的流行与当下的情况可能更相关一点。这当然不是这波跟由来已久的歧视无关，只是关系可能没有现在很多论述强调的那么大。刚才Alison提到疫情之下西方应对的问题和“中国病毒”的话语，我理解是在近十年来“中国崛起”的这个更大的话语之中的，是它在疫情期间具体的反映。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前拉一点，我们会看到围绕华为5G技术的中国与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的争夺，这背后是中国希望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设置国际技术标准，从而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获得全球经济的主导权；我们还会看到关于一带一路的各种争议，如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讨论，这背后是中资的急速——有人称之为侵略性——的扩张，等等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资本足迹所到之处，剥削和掠夺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它与西方民主体制的差异，也让西方民众，特别是构成媒体人的主要群体——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感到担忧，他们的担忧因为他们对媒体的掌控而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的担忧。至于他们的担忧有无道理或是道理在哪里，诸位自己在国内应该有所体会，无需多言。当然，也不是说西方的报道就都是对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波反中情绪或反亚裔仇恨的一个促成因素。

主持人：现在运动走到哪一步了？目前运动的策略是什么？

Leilei：其实自从去年二月份西方反华主义和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甚嚣尘上以来，我们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就组织了一次公开抗议，谴责反华主义和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呼吁英国社会关注这一问题。然而那个时候我们的行动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确切的抗争对象。后来我们认识到英国高校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沟通和变革的机构，而且我们作为学生本身就有权利要求高校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种族主义威胁，并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帮助，所以我们想从高校开始进行反对针对华人和亚裔的种族主义行动。

Alison：针对2021年2月23日南安普顿王朋博士当街被种族主义者袭击事件，我们立即发起对王朋博士的支持和声援行动。但是这场声援运动所辐射到的范围并不广泛，参与的主体也只是少数中国留学生，而且南安普顿大学校方并未针对此事做出实际行动来保护少数族裔师生的安全。基于此，不久后，我们发起针对英国高校的联署信，要求英国高校必须发出明确声明抵制针对东亚/东南亚社群的种族歧视。目前，我们已经征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300个师生的签名。英国汉学协会已经发布声明全力支持我们的行动。现在，我们正在联结英国高校中对支持我们运动的师生、学生社团、工会和其它教职工组织，接下来会与英国各个大学进行沟通，要求其回应我们联署信中的主要诉求。

主持人：Sinophobia在西方国家是怎么样兴起的？你们觉得sinophobia和anti-Asian racism两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Leilei：我们从去年二月份的行动就把东亚和东南亚裔的群体纳入我们声援和支持的范围，因为我们深切地认识到，Sinophobia（反华主义）伤害到的不仅仅是华人群体，而是所有东亚和东南亚裔。有许多案件显示，无论是新加坡人还是菲律宾人还是韩国人还是英国华裔，都遭受了跟新冠有关的种族歧视，被骂是“Chinese Virus”。事实上，所有被认为长得像中国人的东亚和东南亚裔的人都有可能因为反华主义遭受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反华主义其实在维护所有东亚和东南亚裔群体的利益。

Alison：同时，在英国的语境中，所有东亚和东南亚族裔都处在白人至上的环境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歧视，这十分严重地影响了ta们的教育，移民和工作方便的机会。英国城市大学的叶树芳老师指出，仅仅针对反华主义其实会遮蔽东亚和东南亚族裔所承受的种族暴力和生活经验。而且在英国的国家人口统计的亚裔群体分类中，只有Chinese，Bangladesh，Indian，Pakistani和Asian Other，所以除了华裔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裔只能被归类为Asian或者Other，这个群体的经验就被忽视了，仿佛华人的经验就代表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族裔。恰恰是反华主义和反亚裔的种族主义相互交织，共同恶化了东亚和东南亚裔群体在英国的社会地位和权益。

主持人：为什么选择中国留学生作为运动主体？如何理解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位置？

Leilei：我的女权伙伴们总是说：“不是我们选择了运动，是运动选择了我们”。我们就是中国留学生，我们亲身经历了在英国高校和社会中受到的因为国族、性别、年龄和移民身份的歧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经历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困难，我们通过行动来消解我们身处疫情中心的无力感，通过行动，我们把自己的愤怒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只有通过行动，我们才有机会为自己和所有被歧视的人争取一个更好的环境。

Alison：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大学的商品化过程将海外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占到28%，看作是“人傻钱多”的消费者，成为了支持英国近些年紧缩经济政策的“ATM机”之一。据泰晤士报报道，罗素集团大学的学费中的25%来自中国留学生。正是因为高校资本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英国政府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高校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少，各个大学不得不通过扩招勉强维持经营，其中就包括对此几乎毫不知情的中国留学生，ta们必须通过价格高昂的雅思考试，承担比本地学生贵两到三倍的学费才能来到英国高校学习，同时ta们在英国的消费拉动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据统计，2014到2015年，国际留学生为英国创造了二十万个就业机会和250亿英镑的财富。但是，与此同时，英国高校的教学评估(TEF)只包括了本地和欧盟学生的评价，完全忽略海外留学生的就读体验。由此可见，中国留学生的学杂费支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的英国高校的重要支柱，但是其政府和高校并没有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一个平等公正，甚至是安全的校园和社会环境。

主持人：作为中国留学生怎么看sinophobia和中国崛起的关系？特别是中国资本对内外的扩张与剥削。

Daxin：像我前面讲到的，Sinophobia由来已久，但每一波都有自己独特的时代背景，在话语上可能有连续性，但是当下激发这样的普遍情绪的，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近年来的这一波我认为是与中国的崛起，或更准确的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结果：一方面与美国、西欧、日韩等世界市场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争夺霸权，另一方面向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欧输出产能、资本和劳动力。如我上面所说，这种扩张和输出，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经过媒体有色眼镜的书写——特别是政治与媒体的结盟，另一方面通过人们日常生活的经历中感受到的剥削和宰制，很容易引起他们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反感，这种反感从而转化成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对中国人的排斥。在一些情况下，这就会体现为暴力行为了。

在世界市场上扩张的同时，对内则是在沿海地区大搞产业升级，而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往内地推，同时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美其名曰扶贫，实际上是因应经济危机的需要，抽走了农民工对手里的最后一个命根子——土地——的使用权（当然，所有权名义上还是村集体的），并把农民工往工资更低的内地制造业和工厂化的农田里“引导”，至于留在城市里的则祭出零工化的大杀器，拿走了工人们经过多年的斗争，才在2008年之后陆续拿到的稳定雇佣关系和与之相关联的保障。

在这个大的图景中，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是出身中产或上中产家庭，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吗？我想也不会，也一样要面对国内靠上市、兼并、融资、贷款等等方式疯狂扩张的互联网公司和其他所谓的“风口行业”中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疯狂“内卷”，无论是以实习生还是好不容易拿到的正式员工的身份，甚至博士生回国也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结合之前Alison和Leilei对留学生在英国社会中的位置的分析，很容易看到中国留学生相对于sinophobia的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但是我觉得也留学生们也不应该因此就把自己当成是纯粹的受害者，而是应该看到自己在这个资本的链条中的位置，看到这个链条背后，之所有所有人日子都不好过，产生相互之间的怨怼和暴力的根本原因，这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社会手握资本和权利的最上层的那部分人和其他国家手握资本和权利的最上层的那部分人的竞争，其他人多多少少还在这个更大的游戏中陪跑。

当然，这些“其他人”也不是一个整体，也还是在分层，留学生在整个链条上应该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的位置，毕竟一个英国的学历，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上还是比国内的大多数学校要吃香，更不用说留学经历带来的人脉、见闻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发挥的巨大作用。但如果看到了根本的原因，就应该看到说，在上面我所讲述的意义上，中国崛起是Sinophobia的诱因之一。留学生们也就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反思自己的位置了。

主持人：运动如何看待在英国的中国移民？

Alison：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留学生被塑造成英国社会的消费者形象，这导致该群体很难跟在英国的其他华人群体，尤其是劳工阶层进行联结。由于高昂的学费作为入学门槛之一，来到英国留学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大多属于较为精英的阶层，该群体的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成为了ta们跟其他阶级的中国移民产生关系的障碍之一。另外，英国大学的商业化模式运营将硕士培训缩短为仅仅一年，在这种紧张的课程安排中，海外留学生不仅要迅速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政治环境，而且要专注于自身的学业和未来的就业，在多重的压力中很难与其他种族和阶级的移民社群产生深刻的联结。

Leilei：19年英国发生了一个惨绝人寰的Essex 39事件，39名越南籍移民惨死在货车中，这个事件对我和我的朋友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英国社会的繁荣其实建立在对所谓的“非法劳工”的剥削之上，而我因为自身的阶级优越性一直看不见这些底层移民的困境。这次亚特兰大枪击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亚裔女性，特别是性工作者所处的恶劣劳工环境。我们虽然可以通过社交网络来传播支持亚裔性工作者权益和劳工权益的内容，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现在的行动对于维护在英中国移民的权益，特别是女性的权益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们身处海外资源也是非常有限，拿着学生签证这样的临时身份，要做更激进和深入的行动就要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是我们运动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再加上英国正在推进反抗议法案，线下的行动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主持人：如何理解反对anti-Asian racism的运动，与Black Lives Matter（anti-black racism） 和Rhodes Must Fall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Leilei：首先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积极参与了去年夏天轰轰烈烈的“黑命攸关”运动，我们和黑人群体站在一起，共同反抗白人至上主义。 在行动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自我教育，开始用种族的视角来审视我们作为华人/亚裔在英国的地位和经历，也阅读了一些关于英国高校种族主义的问题的研究，了解了英国高校去殖民化运动，包括“Rhodes Must Fall”还有“Why is my curriculum so white”这样的运动。从运动的脉络来说，我们现在在英国的高校做反亚裔种族主义运动其实是英国高校去殖民化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运动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高校的官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逻辑都让我们的行动举步维艰，学生的声音，特别是少数族裔的学生发声尤为艰难。同时，这三个运动都具有跨国性，不同国家之间的行动者互相借鉴经验，互相鼓励，推动运动在各地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跨国联结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全球种族秩序的排列和统治，同时也挑战了国家和民族在传统意义上的边界。我们目前的行动也启发了在美国和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我们非常乐意和她们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不得不提的是，在这些种族运动中涌现了不少女性活动家的身影，比如黑命攸关运动首先就是由几名黑人女性发起的，这极大地鼓励到了我。同时，北美和欧洲的中国女权主义伙伴们积极参与各地的黑命攸关运动，来自中国女权运动的经验特别是行动主义的取向滋养着我们在欧美参与反种族主义的行动。

Alison：我认为几个运动的主要区别还是在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是资本发展的获利者，相比之下，“黑命攸关”中的倡导主体是黑人社群，“Rhodes Must Fall”的倡导主体是英国牛津大学和南非开普敦大学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学生，ta们承受着世界殖民主义和欧美帝国主义的上百年的历史性的结构性的剥削和压迫。不知道是否这么说：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不管是申请国家留学奖学金，还是个人家庭的支持，能够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搭上了英国大学新自由主义化的顺风车。在英国大学招生比例中，中国留学生的比重排名第一，前十名中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度两个亚洲国家，尼日利亚一个非洲国家，其他均为欧美国家。这体现出在全球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其中并获利。这样的观察让我们感到困惑，因为不管是大学的去殖民化运动还是“黑命攸关”运动直指的对抗对象都是资本主义，而眼下的针对亚裔种族歧视的社会运动在对抗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该如何与其他劳工和族裔运动联结，还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Xiaohong：有色人种之间的区隔和剥削关系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扩张的历史中成型的。黑奴、原住民、还有最早去到美国的华人劳工都是在白人资本家的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才慢慢被定性成“次等人”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从始至终，要面对的共同敌人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罗德之所以要倒是因为他捐给牛津大学的钱根本不足以洗清他作为殖民者的罪恶。而殖民的动机，不过是为了原材料、市场——资本的扩张。因此，我们不仅要跟黑命攸关运动站在一起，还要跟反华尔街运动站在一起。

主持人：在看清殖民和资本合谋的逻辑下，难免被当成国家的实体象征的个人的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继续推动这个运动？

Leilei&Alison：我们觉得“难免”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仿佛我们被当做是“国家的实体象征”是必然的，有不少种族主义者就利用这样的反华话术来歧视我们这些个体。在海外留学，中国学生经常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ta们经常需要代表国家发言，而ta们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各种审视之中。在如今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我们作为在海外的留学生身处在“冷战”的政治氛围中其实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运动更是。这些都对我们的行动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我们要看到自己行动的诉求所在，认清现实，能做多少是多少。不得不说道阻且长，我们也在思考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希望更多伙伴加入我们，分享你们的智慧与经验，希望我们在行动中一起思考和成长。

Xiaohong：我们要意识到在海外留学的我们的处境其实是类似在城市中的农民工的。如果农民工只有在城市生产的权利，而其再生产从制度上和文化上都很大程度要回归农村解决的话，相对留学生的我们只有消费的权力，没有生产的权力，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我们毕业之后几乎要马上回国，哪怕留下也要面对及其苛刻的条件，又或者是通过“投资”也就还是“消费”的途径。所以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虽然我们在整个的资本链条中可能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但是我们在本质上还不过仅仅是韭菜。而现在因为种族之间的矛盾，我们走上了街头。那么如果说运动要进一步去推的话，我们就要争取我们在生产领域的权力，争取我们的政治权力，更要争取一种更大的和其他同样在这个阶级、种族和性别中被压迫和剥削的人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