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不希望我的書成為‘暢銷書’」—— 文學大師汪曾祺(之四)

（一）

有一天，汪先生的孫女從學校回家，氣呼呼地說：「爺爺的文章一點兒也不好！」

那時她念小學五六年級。老師叫學生在文學書裡抄一些漂亮的字眼，準備寫作文用。小姑娘把爺爺的書翻來翻去，一無所獲，非常惱火：「爺爺寫什麼呀？沒詞兒！」

汪先生聽了哈哈大笑：「說得好，沒詞兒！」

過了一會，他還自己嘟囔：「沒詞兒，好！」

他要的就是這個。

汪先生有篇短文，叫《驚人與平淡》，其中講道：「杜甫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宋人論詩，常說‘造語平淡’。究竟是驚人好，還是平淡好？平淡好。但是平淡不易……平淡而有味，材料、功夫都要到家。」

汪先生追求「平淡而有味」。一位作家說汪先生「寄至味於淡泊」，幾乎所有讀者都有這樣的印象。

1987年4月，汪先生和一些作家去雲南，寫了一篇《滇南草木狀》。花草無情，多數寫草木的文章都靠強烈的字眼打動讀者。汪先生卻不動聲色。

紫薇的外皮常常脫落。據說撓撓樹幹的新皮，它的枝葉會動，所以有「癢癢樹」之稱。汪先生寫道：「昆明金殿兩邊各有一棵紫薇，樹上掛一木牌，寫明是‘明代紫薇’，似可信。樹幹近根部已經老得不成樣子，疙瘩流秋……用手指搔搔它的樹幹，無反應。它已經那麼老了，不再怕癢癢了。」

平淡的語言加上奇特的想象，造成了含蓄而又怪異的美。

汪先生在自己一本散文集的序言說：「二三十年來的散文的一個特點，是過分重視抒情……過度抒情，不知節制，容易流於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似的話，何必呢？」

他對自己的孩子說得更直白：「散文的大忌就是作態。中國的散文一壞於楊朔，二壞於劉白羽。」

（二）

汪先生平和，但絕對不是沒有感情。

1989年秋，作家葉至誠去北京看老朋友林斤瀾，汪先生跟他們一起喝酒。葉兆言先生也在座。他覺得汪先生「不僅有名士氣，而且是非分明，感情飽滿」。汪先生自己說過：「我的感情是真實的。一些寫我的文章每每愛寫我如何恬淡、瀟灑、飄逸，我簡直成了半仙！你們如果跟我接觸得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汪先生的文筆平淡，但他並非不在乎的語言。恰恰相反，他認為文章的語言最重要。

他說過：「一個作家能不能算是一個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決定於他有沒有自己的語言，能不能找到一種只屬於他自己，和別人迥不相同的語言。」在他看來，要是沒有與眾不同的語言，根本就算不上作家。

汪先生覺得，文章的詞句要像煉鋼一樣「煉」，直到火候足夠，才有既美又自然的語言。他寫道：「幾位很有才華的年輕的作家很注意在語言上下功夫，煉字鍊句，刻意求工，往往用一些怪字，使人有生硬之感。有人說，這是煉得太過了。我原先也是這樣想。最近想想，覺得不是煉得太過，而是煉得還不夠。如果再煉煉，就會由生入熟。」

汪先生舉例說：「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寫伐木，有句云‘大樹緩緩地，莊重地倒下了’。‘莊重’不僅寫出了樹的神態，而且引發了讀者對人生的深沉、廣闊的感慨。」「阿城的小說裡寫‘老鷹在天上移來移去’，這非常準確。老鷹在高空，是看不出翅膀搏動的，看不出鷹在‘飛’，只是‘移來移去’。同時，這寫出了被流放在絕域的知青的寂寞的心情。」「好的語言，都不是稀奇古怪的語言，不是魯迅所說的‘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語言，只是在平常語中注入了新意，寫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筆下所無’的‘未經人道語’。」

（三）

汪先生在日常口語裡煉字，也從古代文獻裡淘金。

他自幼學習傳統詩文，日積月累，滿腹經綸。北京京劇團資料室的圖書，多數他都讀過。哪些書在哪裡，他全知道。每天午飯後，幾個編劇習慣到資料室聊一會。汪先生一進門，就去拿書，爬上梯子，一抓一個準。

劇團裡的人覺得他學問大，管他叫「汪夫子」。

他的作品常常雅俗混用，肆無忌憚，卻弄得天衣無縫。「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是唐代名詩的句子。汪先生隨手把它放進《大劈棺》轎夫的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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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頂花轎紅嘟嘟，

大姑娘上轎都要哭。

昨日猶是娘邊女，

待曉堂前拜舅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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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寫法既用口語，又用典故，大俗大雅，造成有趣的效果。

汪先生說他有意這樣混搭，製造反差和起伏：「在文風上，我是更有意識地寫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我的語言一般是流暢自然的，但時時會跳出一兩個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點像是外國作家寫出來的帶洋味兒的句子。」

汪先生會寫舊體詩，懂得古文平仄對仗的規矩，把那些機巧溶進小說散文的創作。他說：「由於有對仗、平仄，就形成了中國話特有的語言美，特有的音樂感。」他借這樣的傳統手法，加強自己語言的節奏，也造成一種意境美。汪先生的小說《幽冥鐘》寫古寺里兩棵百年老樹：「夏天，一地濃蔭。冬天，滿階黃葉。」他自己說，用這樣的排比，是想造出一種弦外之音，「產生古舊荒涼的意境」。

汪先生1939年離開高郵，1981年應邀講學才回去。他寫了一首詩，送給當年幼兒園裡小心照顧他的王老師。這詩半言半白，把王老師踏著風琴教的兒歌也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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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乖乖，把門兒開開，」

歌聲猶在，耳邊徘徊。

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

念一生美育，從此培栽，

師恩母愛，豈能忘懷!

願吾師康健，長壽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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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看了詩歌，知道汪先生一直記著「師恩母愛」，哭了整整一晚。

（四）

一位晚輩作家說喜歡汪先生的作品。

汪先生追問：「你究竟喜歡它們的哪些方面？」

對方回答：「語言幽默，不事雕琢，似是隨便寫寫。」

汪先生一下嚴肅起來：「我還是第一次聽別人說我‘隨便寫寫’。其實我寫東西是非常認真的……從不敢隨便。」

那位作家後悔失言，說自己講得不準確。

汪先生連忙說：「不不不，作者應該尊重讀者，尊重讀者的感覺」，接著不再講話，抬頭遠望，琢磨怎麼把自己的文章改得更好。

汪先生對自己的要求是：「凡是別人那樣寫的，我就絕不再那樣寫。」他的選題與眾不同，文字與眾不同，作品的結構也與眾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謀篇佈局是「苦心經營的隨便」。他不喜歡結構嚴謹的文章，覺得那太死板。

一位揚州的文學青年請汪先生看他的小說。汪先生讀過文稿，寫了自己的想法。其中講道，他希望年輕作家繼承「揚州八怪」的傳統，別出心裁，盡量寫得和別人不一樣。揚州有一位大文體家叫汪中。章太炎說他的駢文「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汪先生說：「呼應，是小說起碼的要求。打破呼應，是更高的要求。小說不應有‘式’——模式。」

汪先生看上去隨和，其實對自己要求很苛，方方面面都追求特色。

這有必要嗎？特別到了網絡時代，會用拼音打字，就可以稱為作家。各種文章鋪天蓋地，個個讀者一目十行。那點雕蟲的精妙，恐怕沒幾個人在意。

但是，作家的藝術水平和讀者的文學修養還要不要提高？魯迅說，有的事情本來很重要，例如發生了暗殺。但一些人卻寫八卦文章，講死者生前的戀愛之類，結果轉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也許粗製濫造的文章也有類似的害處：佔用了讀者的時間，轉移了人們對高水平作品的注意。當然，這僅僅是講後果。更重要的是權利：寫作屬於言論自由，大家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五）

抱怨汪先生文章一點也不好的小孫女慢慢長大，看到好些著迷汪氏小說散文的人到家裡拜訪，從朝聖者的聲音神態里讀出他們對汪先生的敬佩。於是小姑娘喜歡跟別人說：「我爺爺是汪曾祺。」結果她常常大為掃興：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個汪曾祺。

最有趣的，是汪先生公開講，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為暢銷書。1990年，出版社準備再版他的書。汪先生提筆寫了這樣的後記：「《蒲橋集》能夠再版……我很高興，比初版時還要高興。這說明有人願意看我的書。有人是不願意有較多的人看他的書的，他的書只寫給少數有高度藝術修養的人看……我沒有那樣的孤高。當然，我也不希望我的書成為‘暢銷書’。」

我們可以設想，少一點低水平的文章，人們會多看好作品，修養越來越高。但那不實際。寫作自由，閱讀自由。高水平的讀者永遠是少數。如果以暢銷或高點擊為榮，那很可能會滿足於低層次的寫作。一個作品，被什麼人喜歡，恐怕比有多少人讀過更重要。好些認真的作家瞧不起暢銷書，汪先生也是這樣。

1997年4月，汪先生發表了一封給朋友的信，裡頭說：「現在是商品經濟時代，藝術是有償勞動，是要賣錢的。但是在進入藝術創作時，必須把這些忘掉。藝術要賣錢，但不能只是想賣錢，而是想要精品。搞出一件精品，便是給此世界一點新東西……老是想錢，製造出來的不會是精品，而是‘凡品’。蘿蔔快了不洗泥，是糟踏自己。老是搞凡品，算白活了一場。生年不滿百，能著幾雙屐。不要浪費生命。」

這可能是汪先生留下的最後一封信。

（六）

汪先生有一本《晚翠集》。他在序言里說：「我自二十歲起，開始弄文學，蹉跎斷續，四十餘年，而發表東西比較多，則在六十歲以後，真也夠‘費勁’的。嗚呼，可謂晚矣，晚則晚矣，翠則未必。」

「翠則未必」是自謙。汪先生的作品主要集中三個時期。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他寫的東西還比較嫩，嘗試意識流之類手法，也不算很成功。

五十年代，他編《說說唱唱》和《民間文學》，讀了數不清的通俗作品，接著流放農村，跟鄉下人混在一起，受通俗語言的影響更深。六七十年代編樣板戲，語言非常老到。但那些是奉命搞的政治宣傳，不可能有生命力。汪先生估計《沙家浜》能傳下去，可能是知之深，愛之厚。

1980年，他改寫《異秉》，創作《受戒》，大獲成功。讓讀者們著魔的，就是他在八九十年代寫的小說散文。1980年，汪先生六十歲。那是別人退休的年齡，而汪先生最好的作品，卻是在這以後寫的。人總會老，如果可以繼續乾，就不該停下來。

汪先生一輩子善良，這讓人更喜歡他的作品。有人說，汪先生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品。這有點過。沒有人十隻手指一般長。汪先生沒有長篇小說，專寫短篇。出版社叫他起草一段推薦的話，印在書的封面上。汪先生寫道：「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汪先生的散文不是每篇都好，但總的來說，他的文字是現代中國散文的頂峰。

汪先生好喝酒，以「酒仙」聞名。到七十五歲，身體不好，大夫說不能再喝了，他才學乖。女兒問怎麼回事，汪先生回答：「想多活幾年，再寫點東西。」

1997年4月，汪先生去四川參加「五糧液筆會」。那誘惑太大，他為酒廠題詞：「任你讀通四庫書，不如且飲五糧液」，一下子破了戒。

5月初，汪先生回到北京，覺得不太舒服。家裡人以為他累了，叫他好好歇幾天。汪先生說：「哪有那麼嬌氣！」繼續寫文章。

（七）

5月11日晚，汪先生吐血，進了友誼醫院。

大夫說是肝硬化引起消化道出血，給他插了好些管子，食物都由管子往里送。汪先生不能吃，不能喝，說大夫給他戴了「嚼子」，搞得護士大笑。

5月15日，老朋友林斤瀾去看望。因為飲料和食物都不能通過食道，汪先生覺得口渴，指著嘴巴說：「戒嚴，天安門戒嚴。」

護士說，頭天晚上，老先生講，這會才知道，上甘嶺的軍人沒水喝不好過。

林先生誇汪先生思想進步了，腦子裡淨是英雄人物，渴了想上甘嶺，燙了想邱少雲，做事想雷鋒。

汪先生罵他：「都什麼時候了，還開心。這樣的朋友不可交！」

護士說，醫院給汪先生透視，脫下衣服拍片子。汪先生講這是要他拍裸照。

除了汪先生，屋裡沒有一個人能忍住笑。

第二天早上，汪先生又大出血。病房裡永遠失去了往日的歡樂。

5月28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八寶山為汪先生舉行遺體告別，沒有哀樂，放的是聖桑優美的大提琴獨奏《天鵝》。

附，主要參考文獻：

（1）蘇北《一汪情深——回憶汪曾祺先生》，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

（2）汪朗、汪明、汪朝等《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4）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5）金實秋編《永遠的汪曾祺》，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

（6）段春娟、張秋紅編，《你好，汪曾祺》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