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弄里的相遇与抗争

“1200弄里的鄙视链是这样的：先是GSK公寓，再到你们6号院，然后是3号院，最后是我们那片角落。”邻居在讨论到大家的房租和弄堂里的话语权时，这样总结到。我们俩在3号院聚会中认识，后来发现竟在同一天生日，算是这50多天封控里的意外收获。

想起一年前决定租下房子时，二房东说这地段是以前上海的“上只角”——过去是买办、洋人、当官的聚居地。 当时一心想着尽可能在上海剩下的日子里，多体验老法租界内的的居住日常，毕竟上海吸引我的地方，是隐藏在梧桐树街道和法租界建筑巷弄间的烟火气和情意结——是花样年华的纷纷情欲，长恨歌的弄堂女儿，爱情神话的中年纠葛，总之，不是现代中国商品房小区里的单调乏味。但搬进来后，除了能认出门卫保安，其他一个人都没认识。

在封控中的50多天里，总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住在“上只角”里的民生百态。过去邻里互不打扰的距离被缩小，近到一出家门就能打个照面，让我能窥视不同阶层的生活。

住着很多外国人的GSK公寓内，下午总有金发碧眼的小孩大人在一楼踢足球，围绕在喷泉水池旁的宽敞空地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武警部队家属大院6号院，老干部们三三两两出来唠嗑，走过时总要打量你几眼，似乎要以此加强自己的主场优越感；带独立院子的3号院，和后面几排单栋小洋房，因为住户人数少，更早能自由走动，他们不时打听GSK公寓和6号院内的新消息，期盼收到解封的迹象。

3号院里的小众相聚

3号院内本来是个废弃的院子。多亏做室内设计的姑娘，租下房子后，开始慢慢休整泥地，种下植物，亲手制作木工家具，收拾出今天有模有样的小花园。谈话间，她会不经意提及福建霞浦老家的童年，耙草，种地，赶海。在自然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动手能力强，眉宇气质间也透露一种自在从容。

五四那天后，我们十几个年青人有事没事来院子坐坐躺躺，院子时光成为这段黯淡日子里的一抹亮色。大家多出生于88-98年间，彼此生活阶段虽不尽相同，成长年代和思考方式也算相近；同样是租户的角色，更让我们对居委街道办的权力滥用、区别对待愤愤不平。

在吊床里躺着看天的下午，有时不禁恍惚，若不是因为疫情封控，我还不会知道弄堂里有这么一块秘境之地。更没想过会被封两个月，让原本陌生的邻居们从不认识，到时时串门共享食物，一起被植物环绕感受春生夏长，用白色床单作屏幕看露天电影，围坐于长木桌边上烤肉喝酒，过上疫情前都少有的半户外生活。彼此的职业和背景迥异，但在这段时间内罕见地能打破圈层，互相启发。

铁门解锁的前夜

随着上海更多小区发放临时出入证，我们弄堂还一直被无限期锁着，激起了年青人的群起而攻。周日下午，有人倡议效仿隔壁小区报警，控告居委街道非法拘禁，让民警找出封小区的责任方（居委、街道、物业本来互相推卸都不承认是自己锁的），出示合法红头文件，否则就撬锁；不然就在下次集体做核酸时，把弄堂大铁门锁上，不让居委街道的人离开——我们不出去，他们也别想来拿着鸡毛当令箭，滥用公权力。

周日晚，有人先报了警。大家开始在大铁门前聚集。两辆警车到达后，警察先不温不火和稀泥，回复会层层上报情况，劝大家原地解散。“我们已经休息50多天了！”，有人在人群中喊，此时弄堂里已聚集六七十号人，坚持要求警察联系居委街道代表出面对峙，群情激愤处还一度爆发“开门！开门！”的口号。警察也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历了电话要不无法打通，要不被电话另一方踢皮球的尴尬。场面一度僵持。

几个在3号院一起玩的年青人，抓住了好时机。趁保安开锁放外卖时，一把抓住左右两扇铁门分别往反方拉，用自己的自行车锁把铁门扣在两侧栏杆上，让门没办法再关上。此时警察也无可奈何，原本可能还想通知居委拿来新锁，却继续被前排居民反抗游说，最后不得不撤离现场。

警察离开后，大家对明日如何向街道合法合规提出诉求作出计划。滑稽的是，一早醒来，铁门外的保安已在收拾细软，准备撤走一个多月的临时监控亭。街道看来是不敢出面了，只敢私下告知几个楼长这几天在制定出入证规则中，不再给弄堂门强制上锁。

这算是种“阶段性胜利”，让大家感受到一次行动的力量。天天在群里建议、诘问、转发文章，不如作一次集体行动。同时，滥用公权力的一方外强中干，不敢面对群众的鸵鸟态度，要不锁死一刀切要不放飞不管的二极管做法，也让大家感到可笑。其实大家都有意识，开放大门后会有一定风险，也不是只要自由不要安全，如果有合理的规定也会配合，但一等再等的结果是街道居委只求自保、不顾民生的僵化管理。

大陆的很多城市，早已被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划出一片片千篇一律又自诩聪明的现代小区。这种“gated community”，大多只有gate，没有community，只是为了迎合城镇化生活想象建造出来的管理单位。疫情之前，背后是利益，是算计，是斗智斗勇，是生活一地鸡毛；疫情之后，不得不被迫绑在一起成为封控共同体，重新学习生存策略。

怎么解读和实践“上头文件”，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底线，没有过多公共生活经验的居民，在一次次刷新三观的新闻和切身事件中被逼着学会倡议、投诉、吵架、反抗，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但总比等待普遍无能懦弱的基层组织来打发自己要靠谱。

从共同玩乐到共同抗争

弄堂还没解封时，有一晚我从两扇铁门中的缝中钻了出去。骑着共享单车穿行在空空如也的街道，录下了视频。街道两边店铺都关着，路上没有汽车，红绿灯如同摆设，地铁口卷帘门内传来“请紧握电梯扶手”的循环语音播报。

外国友人看到后，问“Doesn't anyone in China talk about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opened up and moved on from Covid?”。我一时气愤又语塞。想来应该是我日常发过在3号院玩乐的片段，让他误会了我们已恢复正常。太多来龙去脉无法解释，只悻悻回了句“We know. Thanks. ”

3号院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封控日子里的一片避难地。尤其看到一个女生，能用自己的双手，亲手一点点改善生活环境，从无到有美化一个院子，我获得了一种知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的踏实感。何为良好生活？可能就是自己有个空间，有花草蔬菜可打理，会动手制作家具器物，能在树荫中、篷布下置一条长木桌，闲来无事可工作、会友、读书、逗猫。

但其实我们都没忘记这一方乐园背后的荒谬底色，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抗争。

铁门前对峙警察时，3号院的姑娘在我身后，坚定喊到“警察叔叔我们不为难你们，但大家都有权利出去，请帮帮我们！”。我扭头看看她，感到彼时彼刻突然有种“我们都值得”的信心。

特殊时期，需要积累很多细小的快乐，感受到同伴的支持，才有力气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封控到最后，很多朋友没有我那么幸运，在家里已经待到或习惯或萎靡，小区内也缺乏契机建立共识和召集行动。

总觉得未来还要被迫接受很多身不由己，对大环境的悲观已经让同辈人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消极。但在1200弄的青年人身上，我庆幸还能亲历在上海仍有希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