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我是谁？

我是谁？

齐格蒙特·鲍曼/文

王立秋/译

Zygmunt Bauman, “Who Am I?”, in My Life in Fragments, ed. Izabela Wagner, trans. Katarzyna Bartoszyńska, Polity, 2023, chapter 5.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波兰社会学家、哲学家。曾任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我在用英文写这些回忆。这既幸也不幸。不幸，是对在英文世界中长大的人来说，因为我和其他和我一起受苦的男孩在1938年9月1日面对的问题一定是十足玄奥难解，不可表达的。这样的人不会理解（就算他理解，他也感受不到）“是波兰人”有多复杂——这个概念把他自己如此审慎地区分的“是英国人”和“是不列颠人”的状态合到了一起。可幸运的是，我也在试图用英文理解那种经验；要是我用波兰文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不能把个人的问题，和它数个世纪以来盘根错节的历史分开了。在用英文写作的时候，我能尝试用一种在情感上超然的姿态，来旁观我的“波兰性”——就像我们在考察一切研究对象时倾向于做的那样。嗯，我可以试试。

可我又不能回避历史。历史注定了，数个世纪以来，“是波兰人”这一状态一直是一个决定、选择和行动的问题。它一直是一个你必须为之而斗争、必须捍卫、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必须警惕地保持的东西。“是波兰人”并不意味着守卫已经成形、标记好的前线，相反，它意味着要去划出尚不存在的边界——制造而非表达现实。在“波兰性”中有一种持续的不确定、“说变就变”的特性——一种其他（在历史上处境）更加安全的民族不太了解的，不稳定的临时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只能预期，这个被包围、不断受到威胁的民族会执着于检验和重新检验其成员的忠诚。它会发展出一种对被淹没、被稀释、被蚕食、被缴械的几近于偏执的恐惧。它会斜着眼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所有不完全可靠的新来者。它会认为自己被敌人包围了，它会比任何人更恐惧“内部的敌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也应该接受，做波兰人的决定（尤其是在这个决定不是遥远的祖先替你做的，还没有在漫长的时间中石化为像岩石一样坚固的现实的情况下）是一个加入一场不保证胜利、没有任何确实的胜利前景的斗争的决定。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是因为缺乏安逸的生活才把自己定义为波兰人的。人们也很少会指责那些把自己定义为波兰人的人，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舒适和安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给予道德上无条件的赞美和全心全意的欢迎。

矛盾的是，同样的环境又会造成指向相反方向、相互抵触并最终发生冲突的后果。唉，环境。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玄妙的地方在于，那些把身份认同建立在意愿和决定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往往又会否定他人自决的权利；也许，他们希望通过质疑和贬低自决的有效性，来压抑和遗忘自己存在基础之薄弱。这就是战间期波兰发生的事情。在经历了长期的奴役和去-波兰化压力之后，主导新主权国家的势力急着把它变成一个“波兰人的国家(state of the Poles)”而不是一个“波兰国家(Polish state)”；把它变成一个把所有在族群上、宗教上或者文化上不一样，不够“波兰”或者说不完全“波兰化”的群体置于从属地位的工具；并且最重要的是，把它变成一个维持这些群体的他者性、剥夺他们的自决权的工具。而波兰的政治存在的重新出现从根本上说依赖的，恰恰是同样的自决的权利。

算了。无论多么地强力、多么地强迫人，历史都不会免去我对自己生活的责任。历史怎样定义我那是历史的问题。我怎样定义自己是我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碰到一起相互干扰是我的不幸。历史主要关心的是统计数据，它不会容忍被打扰。我不在乎责任。在我看来，我所感受到的，对我的“波兰性”的责任，和我所接受的，对我一度信奉共产主义，终生信仰社会主义，拒绝以色列，决定一辈子做一个在“本国领土”外流离失所的人和女王忠实臣民的责任是一样的。

我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是波兰人吗？如果我是，这意味着什么？

是，我是波兰人。“波兰性”是我的精神之家，波兰文是我的世界。这是我的决定。你不喜欢这个决定？对不起，但那是你的决定。我是波兰犹太人。我永远无法摆脱我的“犹太性”，我永远属于那个传统——它给了世界其道德意义、其良知、其追求完美的冲动、其千年之梦。我不认为我的“犹太性”与我的“波兰性”冲突。这是我的问题。你认为应该冲突？对不起，但那是你的决定。

另一位比我更出名得多的波兰犹太人朱利安·杜维姆(Julian Tuwim)曾写到，对他来说，“是波兰人”意味着，比恨其他任何民族的反犹主义更恨波兰人的反犹主义。说得对极了。在我痛恨波兰的蒙昧主义却只是鄙视其他地方的蒙昧主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波兰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在看到以色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在我憎恨莫查却只是厌恶皮诺切的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的“波兰性”（出于相同的原因，我越是憎恶沙龙或卡汗，就越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无比宽厚且同样无比幼稚的波兰人扬·约瑟夫·利普斯基(Jan Józef Lipski)指出，批评反犹主义是波兰人的事，聚焦于自己的反波兰性之罪是犹太人的事。作为一名波兰犹太人——这样的实体在利普斯基的世界图表中并无一席之地——我拒绝服从这个劳动分工。身为波兰犹太人的另一重意义就在于这个拒绝。

就我而言，波兰反犹者——所有那些在1938年9月1日对我拳打脚踢、把我赶进临时隔离区的暴徒和流氓——违背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如果他们的行为起到了什么效果，那便是使我的“波兰性”变得高贵。他们让我在道德上本不完满的“波兰性”变得完满了。身为波兰人总是意味着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他们自己很可能都快不记得了的祖先就曾因为顽固地拒绝否定自己的“波兰性”而受苦。我也一样——多亏了他们。如果说我坚持做一个波兰人，那么，谁也别来跟我说，做波兰人很容易。抱歉让你们伤心了，我友好的波兰反犹者们，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你们，我才获得了和你们祖先一样令人信服的，做波兰人的权利。

而且，和你们的众多祖先一样，我瞒着伪装成海关官员的秘密警察，把我的“波兰性”偷偷带出了这个国家。这是我他们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法没收的四十年人生的遗产之一。因为就像在维斯皮安斯基(Wyspiański)的《婚礼》(Wedding)中诗人向新娘指出的那样，“我的女孩”，它（我的“波兰性”）就藏在“你的心里，藏在你小小的心里”。你倒是来试试把它掏出来呀……

[来自我父亲的情书]

我不苟言笑、不出风头的父亲从来没有学会爱的词汇。也许他学会了，但太过于害羞以至于说不出口。难怪在我坐火车去上大学的路上，打开他在车站送我离开时放在我口袋里的信的时候会感到震惊。这是一封情书。现在，我要离开父母，开始自己不一样的生活了——而父亲急着让我知道多年来他的感受，我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梦想我成为怎样的人。

里面也有一些父亲的忠告。我父亲希望和他的儿子分享的人生智慧。他能留给我的唯一的资本。他唯一的礼物。记住——他写道：你的人民，只有你的人民，才会欣赏你和你的作品。记住——他写道：你是犹太人，你属于犹太人民。

我不记得自己的想法了。

在那次沙库尼亚至高尔基之旅以后，它们多次被淹没、被我后来学到的东西填充，被化解为我当时没有的想法。但我记得在前往高尔基的一路上我都在和我父亲的信息斗争，最终，我拒绝接受它。

我的人民？谁是我的人民？为什么他们会是我的？只因为“我属于他们”吗？我必须属于什么吗？我真想属于什么吗？如果我真想属于什么，为什么那个东西得是一个民族，得是一个我没有参与、我因为其他人的选择而被抛入的东西？为什么必须选择？选择意味着拒绝、分化、对抗——它们正是让我痛苦、让我觉得最讨厌的那些东西。

我不知道在这方面犹太人是否不同于其他“人民”。犹太人一直被践踏、被鄙视、被侮辱、被迫害，但他们很快又会站起来，他们拒绝投降，始终坚持自我，永远不会屈服于否定自己之所是的诱惑——甚至在被许诺只要这样做就会活得更好的时候——他们因此而值得尊敬和尊重。然而，至少在一个半世纪里，对波兰人来说也如此——可在他们赢得自由发现自己又当家作主的那一刻，他们又开始践踏、鄙视、侮辱和迫害起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每一个可以派上用场、近到可以分担他们的苦难的人——来。犹太人一有机会，也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不希望参与。在对自己的新权力，对自己的拳头和利刃而不是理念或良知自信满满的犹太人兴高采烈地忘记他们自己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塔木德——那给底层的、受苦的人的智慧书——对他们的教导的时候；在他们忘记“人应该永远做被追赶的而不是追赶人的”、“被诅咒比诅咒人”更好的时候；在他们拒绝听从古老、智慧的拉巴的时候，我可不希望自己“属于”他们。（有人曾到拉巴面前对他说：“我的城市的统治者命令我杀死某个人，如果我拒绝的话他就会杀死我。”拉巴告诉他，“被杀而不要去杀；你觉得自己的血比他的血更红吗？也许他的血比你的血更红。”）

也许，所有的苦难都来自于比较谁的血更红的需要。也许，恶就在于比较本身。也许，真正的问题是彻底、永远地停止比较。我猜，恶就在逼人选择的强迫中，就在被选择的诅咒中。一旦你想属于，你就不可避免地会和你拒绝承认是自己同胞的人切割。属于就意味着分化和设定双重标准。而在标准分化的地方，道德也就完了。通过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线，我们也消除了善恶之间的界线。

波兰人没有为亲近他们拒绝承认和自己是一拨的人付出任何努力。如果说我接受了波兰的世界观、文化观和历史观以及这么说吧，如果我接受了“波兰身份/认同”的话，那么，很难说我受到了邀请。我认识的大多数波兰人都竭尽所能地逼我改变心意；他们是真的努力让我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是外来的、不配当波兰人。可如果我做了他们想让我做的事情，那我就肯定了部落主义的原则——部落有权利拒绝和迫害人，而这正是仇恨和苦难的根源。那个引起仇恨的东西，只有在它引出回应它的镜像般的部落仇恨的时候才会喜悦。又有谁比既是犹太人又是波兰人的我更有义务质疑和挑战部落主义和仇恨的原则呢？

我们犹太人给世界提供了苦难的原型；也许，我们对为道德完满的努力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我们中的一个上了十字架，其他的无数人被打死、烧死、淹死、钉死、砍死。我们的历史就反映在这样的观念之中：苦难即救赎，强制不能创造、暴力也不能摧毁道德的意志。我们的历史是一节永远上不完的课，它告诉我们，一旦人类这个物种碎裂为部落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历史的意义就在于这堂课。把自己设定为一个部落——众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只会让我们失去那个意义。做真正的犹太人意味着为一个没有部落的世界而努力。为一个不分化为我们和外邦人的世界而努力……

我不能保证这些就是我在去高尔基路上的想法。很可能当时的想法并不一样。

思想是这样一种工作，它是一种无限的二次加工（今天一般被叫做“回收”），和一种足够彻底，以至于你不能说它能够重新创造事物本来的秩序，能够突破层叠累积的重写并把层积的地质层固定的改造。我们都记得被斯特凡·恰尔诺夫斯基(Stefan Czarnowski)描述得活灵活现的“传统主义者”；对这样的人来说，来自遥远过去的事物看起来和他们最新添加的东西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如此说来，也许，在火车上，我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我也不许诺我刚才呈现的这番回忆完全忠于事实。重建过去或者说回忆的努力是“真实的”，而这仅仅意味着，我把今天的意义归归结于我过去拒绝父亲忠告的决定（而我也确实做了那样的决定），并且因此，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才开始有了意义。至少，它解释了这点，即我决不能让自己立足于以色列的现实。这番回忆只证明了当时，在从沙库尼亚到下诺夫哥罗德路上，我所知道的和理解的是多么地少。当时我相信道德的意志能够抵挡部落态度的压力，能够使人更加坚决地抵抗这些态度的诱惑。我还没有意识到人类的制度把个体的道德冲动转化为群体的利己、冷漠和残酷的能力有多大。

也许，在45年前，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之前，在高尔基的火车上，我不会知晓这一切。可回忆中也有真实之处。回忆解释了我后来的那部分人生。最重要的是，它表明我在当时知道和理解的是多么地少。我看起来相信道德意志能克服部落主义的重压。我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在压倒性的逆势下，道德意志可能失去它唯一的力量来源和唯一值得尊重的一点：它在伦理上的纯粹。一旦如此，在意志的非人和部落的非人之间就无选择可言了。而我，还在学习，还在以艰难的、不值得羡慕的方式学习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