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河以北，黑山以東，誰在那邊相聚？——和解與歸還，以澳洲國家影音檔案館為例

本文原刊於《Fa電影欣賞》187 期（2021 年 8 月）

在原住民的世界裡，事物與事物如何連結？意義如何產生如何存續？澳洲國家影音檔案館以時代的反省為基礎展開的「和解行動計畫」如何融入原住民的世界，被接受咀嚼從而在記憶裡恆常新鮮、保有意義？我思考這個問題，假想自己在疫情嚴峻時分離開居住的北國荷蘭，踏上南方大地，以意念為雙腳，在澳洲的曠野和城市走一條認識與思索的歌徑，這篇文章就是將歌徑文字化的產物。

模仿歌徑的敘事展開之前，有一些給非原住民讀者的提醒：澳洲原住民的歌徑和世上所有原住民族的口傳一樣，具有高度流動的特性，從文字傳統的社會看來，通常顯得紊亂無序，其實「紊亂」並非原住民口傳的實際結構，而是讀者與說者不置身同一邏輯秩序造成的偏差印象。要避免這種誤差，讀者在閱讀之前可以先牢記一條原則：口傳敘事並非線性展開，一個人名一個事件或一個地點被提起，未見得因為本身有何情節要展開，而是因為有下一個環節要觸及，如此說者的言詞才能在聽者耳中開枝散葉，形成一片存在的庇蔭而將人全面籠罩。又好像將歌徑之歌轉化為徑的活動，在漫長的行腳過程中只專注於實踐，等待意義在抵達終點時油然生成。

沙漠，歌徑，被走入存在的道路與記憶

綠色灌木點綴紅色砂岩大地，這是既乾硬又生機盎然的地景。烏魯魯岩（Ulruru）拔地而起，彷彿火燒。白色雲朵飄浮在藍空，向巨岩投下蔭影。這沒有標記向四方延伸的土地隱含著看不見的路徑，是廣袤沙漠與藍色海洋的人間連結。若用當代語言來表述，那是澳洲原住民的眾多歌徑（songlines）之一，是他們以歌謠形式「加密」的道路指南。歌謠不僅形容沿途風物地景，以利行者辨識，也指示食水如何取得，凶險如何避免，各部族的疆界何在，其間可通行和不可通行的關鍵等等。歌徑的資訊之豐富總令外人歎為觀止。

在外人眼中，這條歌徑長達三千五百公里，可被大致標記在澳洲地圖上，但對當地原住民來說，這是記憶與雙腳的途徑，無從被測繪定位，只在每一次行腳中甦醒。歌徑的意義在於實踐。如果沙漠中人不再循徑前往遠方的海洋，看望鯨豚與波浪，如果濱海的人群不再跋涉進入沙漠，造訪烏魯魯岩和卡塔丘塔（Kata Tjuta），這條歌徑將在記憶中煙消雲散，再不能落實於土地。換句話說，將歌徑理解為一種中立的知識並無意義，歌徑的內容與其用處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不被行走的道路就不存在，就算被畫上地圖也不存在。

外人很難知道廣袤的澳洲大地上，究竟有多少歌徑因為不被實踐而永久消失了，不過確實有人試圖保存歌徑，或者，以可資保存的方式窺看歌徑。例如 2016 年的紀錄片《沙漠野犬》（Desert Dingo），紀錄五名阿里瓦人（Alywarr）由他們所在的北領地阿里庫隆部落（Ali Curung）出發，循野犬歌徑（Dingo Songline）跋涉四百五十公里造訪聖地的旅程。當然，十三分鐘的短片無法涵蓋路程的種種細節，不過巨細彌遺本非重點。既然歌徑的存在繫於實踐，歌徑就無法以客觀知識的型態被存入影片。作為一種保存和記錄活動，《沙漠野犬》於是既有意義又無意義。

博物館，檔案館，迷途在首都領地

七月正值南半球的冬季，澳洲首都坎培拉縱不下雪，溫度也常低於十度，或徘徊於冰點上下。流貫南北坎培拉的莫隆格洛河（Molonglo River）在此形成曲折的柏利格里芬湖（Lake Burley Griffin），嚴冬裡湖水作墨綠之色，十分呼應湖畔半枯半榮的草地。

許多國家級機構以這精心規劃的首都為家。莫隆格洛河北岸一個伸入伯利格里芬湖的小半島上，座落著乍看奇形怪狀的澳洲國家博物館。這 2001 年啟用的博物館建築群以繩結為基礎概念，以建築師拉嘉（Howard Raggat）的話來說，「澳洲的故事不是一個故事，而是許多故事的交纏」，反映世紀之交的澳洲開始面對殖民過往的意願，當前館藏也包括澳洲原住民與托雷海峽島民的歷史（histories）。(註1)

註1｜澳洲（政府所承認的）原住民族大別為原住民（Aboriginal Peoples）和托雷海峽島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兩類。原住民族是複數，歷史因而也是複數。強調複數是目前全球原住民族共通的立場，其最初目的在於反駁殖民者的論述。

與國家博物館隔湖相對的是國家圖書館和國家美術館，此地有滑鐵盧橋聯通莫河北岸，與舉世聞名的澳洲國立大學只有不到十分鐘的車程。大學毗鄰黑山自然保護區腳下的國家植物園，坎培拉大學更在黑山西北，再往北就脫離首都領地，進入新南威爾斯州。

在沒有疫情的年代，盛夏時分總有許多人來到此地，造訪山坡上以「夕陽」為名的戶外電影院，在落日餘暉中觀影，享受草坡郊遊的悠哉。但在嚴冬七月的此刻，喬木與草地同等蕭索，向東的山坡下是一片灰白，清晰與曖昧兼具，就像兩公里外那棟簡約古典主義的高大建築——原本是一九三〇年代為國家動物學博物館所興建，因此入口處有許多本地動植物主題的裝飾雕刻，如今則被 1984 年起遷入的新館所方便詮釋為某種原住民意識。

那令人肅然起敬的建築是澳洲國家影音檔案館（NFSA），是專門收藏影音資料的國家機構，標誌是一隻面對著資料館縮寫名稱的笑翠鳥，令觀者興起一種錯覺，彷彿本地原生的笑翠鳥正以滑稽的笑聲宣告 NFSA 為自己的地盤。

NFSA 館藏三百萬筆影音資料，那短短十三分鐘的《沙漠野犬》也在其中。館方自認工作不僅止於影音物件的蒐羅和收藏，更是以「多元方式分享」並「為未來世代有所保存」，這樣的使命感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與人文精神，但在歷史上並不新鮮。在 1984 年 NFSA 遷入現址之前，這棟建築本身也曾見證過「為未來世代有所保存」的時代信念。

這座形制宏偉對稱的簡約古典主義建築起造於 1924 年，計畫供作國家動物學博物館使用，後來這機構改制為澳洲解剖學研究中心，在 1931 年建築落成時遷入，成為澳洲知名解剖學家麥肯錫爵士（Sir Colin MacKenzie）收藏的管理者。

麥肯錫爵士在二十世紀初年熱心從事澳洲本土動物的解剖研究工作。他恐怕本土特有動物正迅速奔向物種滅絕的深淵，開始收集製作動物標本，最後這標本收藏大到負責首都規劃建設的聯邦首都委員會為此大興土木。不過麥肯錫爵士的標本不僅止於最初的有袋動物和鴨嘴獸、針鼴等單孔動物，還擴張及於靈長類，或者更精確一點說，是澳洲原住民的遺體——麥肯錫爵士的解剖知識雖然先進，他的人文思想畢竟屬於那個殖民年代，他以為澳洲原住民就跟其他的本土動物一樣，是較人類低等的動物，也跟無尾熊、袋熊、鴨嘴獸等動物一樣即將滅絕。於是一九三〇－五〇年代有大量埋葬在墨累河（Murray River）沿岸的原住民遺骨被挖掘出來，送往澳洲解剖學研究中心，是科學狂熱年代「為未來世代有所保存」的努力。

澳洲解剖學研究中心解散之後，原住民的遺骨被轉移到澳洲國家博物館，也就是拉嘉所設計、被學者譽為「澳洲巴洛克」的後現代建築，既質疑建築的可能性，又藉由建築創造出「狂喜的悲觀主義」，儼然世紀之交的澳洲側寫。今年正逢澳洲國家博物館建築落成二十週年，拉嘉在紀念日前首度對外透露當年秘辛：就在博物館建築即將揭幕前不久，有人發現博物館建築外一排別緻的裝飾別有玄機，竟是以盲人點字寫成的「sorry」。當時的澳洲政府為此大發雷霆，要求撤下抱歉字樣。拉嘉回憶當時情景，「說他們生氣那是太含蓄了，他們根本憤怒到神智不清」，最後他迫不得已提出妥協方案，以金屬圓盤局部遮住點字，讓一切更像是裝飾而非道歉。作為知識的儲存所，澳洲國家博物館於是絲毫不錯的展示毛利學者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在《方法學的解殖民》一書開篇直指的難堪事實：「研究，是原住民世界最骯髒的字眼。」

史密斯的大作初版於 1999 年，正值當代政治與人文思想風向轉變之時，不過還要到將近十年之後（2008），澳洲政府才首度向原住民族正式道歉，也要等到再下一個十年，道歉和遺體及文物歸還才成為主流聲音。正如澳洲國家博物館線上期刊《認識博物館》2011 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儘管二十年來的發展已經建立起一種「歸還的哲學」，但「歸還的實務尚在發展，每一個歸還事件都有其獨特之處」。不過，自那時起到現在的歸還事件多半被記錄下來，與其說是因為這些事件的獨特性，還不如說是現代知識體系作為一種文化，本來就有「保存」和「建檔」的內在慾望。NFSA 作為國家的影音檔案館，自然沒有在這些往往被形容為「歷史性」的事件中缺席，而成為相關紀錄片的主要收藏者，也果然如公開宣示的，「以多元方式分享」這些影音資料。

2018 年的紀錄片《刻骨銘心》（Etched in Bone）可能是 NFSA「以多元方式分享」的影片中最為知名者，片長 72 分鐘，講述美國史密斯研究中心歸還澳洲原住民遺骨的過程，在澳洲、大溪地和美國的多項影展中都受到好評。觀眾可能在觀影之前就先注意到作為影片主要視覺意象的人物——削瘦的身材，老去的面容，黝黑皮膚上的陶紅塗彩，艷陽下白得發亮的鬚髮，那是阿納姆地（Arnhem Land）原住民保留區的原住民耆老納伊谷（Jacob Nayinggul）。在《刻骨銘心》即將上映的時候，導演、製片兼旁白托馬斯（Martin Thomas）告訴澳洲廣播公司，是納伊古決定拍攝這樣一部紀錄片，這影片「實在是出於他的衝動」。

納伊谷是這樣一個人物，在經常有熱帶氣旋生成的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和青蔥大地的背景前，象徵著接受道歉與和解的一方，也象徵紀錄片拍攝的正當性。而在每一個道歉、和解、歸還的計畫裡，必然都有這樣的人物。幾乎與托馬斯宣稱紀錄片出於原住民的意願同時，距離阿納姆地四千公里的遠方，也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在首都坎培拉。

2018 年 9 月 27 日，NFSA 首度宣佈展開「和解行動計畫」，並且在 NFSA 的臉書頁面分享一張極具象徵意義的照片：一名身材高大的白人男子和一名黑髮的原住民女子在鏡頭前切蛋糕，背景是初春九月還滿是枯葉的樹木，放著蛋糕的黑色長桌上整齊堆疊許多小冊子，封面和蛋糕一模一樣，有大大的「和解行動計畫」字樣。那黑髮原住民女子是 NFSA 主責原住民連結計畫的經理詹慕斯（Tasha James），男子則是 NFSA 的執行長穆勒（Jan Müller），兩人握手同切一塊和解行動的蛋糕，不僅象徵殖民國家與原住民族的修好與合作，更突顯這計畫有原住民的參與，並非出自國家機關的一廂情願。

原住民不可能拒絕迎回前人遺骨，不可能拒絕國家的道歉，不可能拒絕為國家機關有所擘劃，甚至，像納伊谷（部落耆老）和詹慕斯（都會菁英）這樣的原住民，也不可能拒絕作為一種和解象徵而粉墨登場，以免這態度被誤解為認可過去的殖民暴行。於是很少有人意識到：當國家館所展開和解行動，開始歸還遺骨、文物或影音資料，所歸還的不多不少正是這些具有實體的物件，但相關於那些實體而存在的記憶或文化並不會隨著物件被一併「歸還」。

物件就是文化，紀錄就是歷史，這樣的想法並非原住民世界的成立方式。對原住民來說，過去只有一個載體，那就是活人的回憶和面對面的口傳，而且每一次都必須由活人講述，由活人聆聽，在每次講述中維繫代代相傳的大體，並隨個人而有細微的變動。這偏差是被人性的溫度所熨貼，是每個口述者活過的痕跡，不能被穩固的文字或逼真的影音所替代。

就像歌徑，即使土地依舊在那裡，一旦實踐不在了，歌徑也就不在了。

莫河以北，黑山以東，誰在那邊相聚

NFSA 啟動第一次和解行動計畫之後兩年，自荷蘭延聘來的執行長穆勒宣佈辭職，理由是新冠肺炎疫情使他無法頻繁往來荷蘭和澳洲，迫不得已而在家庭和工作之間選擇了家庭。他離開坎培拉時，他與詹慕斯共同宣佈的和解行動計畫已經結束，NFSA 新的（2020-2023）原住民策略白皮書也已經出版，名為《通向祖先之路的命脈》，是帶有原住民思維色彩的標題，書中並揭櫫 NFSA 作為國家的檔案館在新時代的使命，用主責的詹慕斯在書中的一句話來概括，是要「採集、保存、分享〔原住民族的〕文化遺產」。

那之後不久，澳洲總理莫里森選在 2020 年的最後一天宣佈修改澳洲國歌歌詞，目的是讓國歌反映澳洲的團結精神，並代表澳洲的原住民族。澳洲廣播公司形容這項改變具有「歷史性」，但實際上澳洲國歌只更動了一個字，將 for we are young and free（因為我們年輕且自由）改為 for we are one and free（因為我們同一且自由）。更動一字的國歌歌詞在隔日（2021 年元旦）生效，受到全球各大媒體的讚美報導，卻無人追問何以 We've golden soil and wealth for toil（這裡有多產的黃金沃土供人拓墾）和 For those who've come across the seas／We've boundless plains to share（這裡有無盡的原野給渡海遠來的移民）的歌詞依舊原封不動。(註2)

註2｜澳洲國歌也在那之前的 12 月中成為爭議報導的主題。那是世界盃橄欖球賽紐澳阿根廷三國系列賽的最終場，由地主澳洲隊出戰阿根廷，開賽前唱國歌時，特別安排了一位尤拉（Eora）原住民學生以尤拉語領唱，之後再由眾人合唱英語版。澳洲原運界對此反應不一，其中特別發人深省的意見是：唱得很好，但一首歌換了語言，並不會改變歌詞的意義。

2020 年 12 月 31 日，坎培拉天氣晴朗，白日最高溫 24 度，是個宜人的夏日，是沿著莫隆格洛河散步的好日子。走上 NFSA 所在的阿克頓半島（Acton Pennisula），眺望遠處的山丘與藍空共築的風景，雲影有如關於坎培拉的一大迷思，翩然降落在綠地。

早在十九世紀歐洲人移民至此，就流傳著 Canberra 之名源自當地努納瓦原住民語言（Ngunnawal）的說法，但名字的確切意義卻眾說紛紜。一九二、三〇年代，澳洲學界一度爭議坎培拉的語源與意義，當時的流行傳說宣稱坎培拉在努納瓦語意為「相聚之地」，努納瓦原住民耆老則說，坎培拉在努納瓦語中意指「女人的雙乳」，是分立於坎培拉平原東西兩側的安斯利山（Mt. Ainslie）與黑山的遠觀形象。不過這個頗具實用意義（辨識地標）的說法未能符合殖民移墾的浪漫，如今鮮有人知，相聚地說則廣為流傳，最獲群眾青睞，也被 NFSA 採信並用於官方網站中對其所在地理位置的說明：「歷史證據顯示，莫隆格洛河平原、黑山及其支脈，現在稱為阿克頓半島的地方，過去是此地原住民會面的場所。」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為澳洲政府編纂坎培拉地方誌的吉勒斯比（Lyall Gillespie）曾在書中明言，關於這個地名的意義存在著不同的說法，但「相聚之地」的解釋「比較合適」——合適於一個未經允許強行移入的人群的需要，也符合他們的異族想像——顯然且同樣的想法依舊於今合用，才會為 NFSA 所擁抱。

大半年過去，國歌改一個字的新聞已成舊聞，如今又是嚴冬七月。站在 NFSA 古典風格的大門前眺望——坎培拉，雙乳之間有河流經、其上國家機構林立的小平原，蕭瑟冬景當中，是誰在這邊相聚？講的是誰的語言？訴說誰的故事？

與其說原住民期待著與國家的博物館或檔案館有所和解，不如說期望看到這些國家機構放棄宣稱和解，因為即便所謂的和解過程中有原住民參與，國家或國家機構依舊不能代表原住民全體主張和解活動的雙向性。且若果真有一條和解之路能夠容納雙方，在那條路上應該優先歸還的恐怕並非人骨、文物或影音資料，而是土地。有了土地和自我管領的權力（是權力而非權利），原住民才能漁獵於山林海洋，或者走出廣袤沙漠的歌徑，透過持續實踐而維持文化的生命。

沒有人會覺得生命力旺盛的文化必須被記錄保存。今天各種國家館所致力於保存分享原住民文化，恰正說明了這些文化可能即將消亡。而這股保存的熱忱何其眼熟，不就跟當年的麥肯錫爵士一樣？而這消亡的原因何其眼熟，不也跟麥肯錫爵士當年一樣？

在所有可能被歸還的事物當中，國家最不可能歸還的就是土地。於是這終究是一個關於權力的故事，而不真正關於文化。

參考資料

—— ABC News, “Rudd: We Say Sorry,” ABC News, 12 February 2008.

—— Craig Alle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s origins are mired in controversy, but its current director says that's all in the past,” ABC News, 06 March 2021.

—— Australian Government  Bureau of Meteorology, Canberra December 2020.

—— Michael Black, “Documentary sheds light on robbing of Indigenous remain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ABC News, 05 October 2018.

—— Patricia Frei,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of ‘Canberra’,” Canberra History Web, 2011.

—— Lyall Gillespie, Canberra 1820-1913,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1.

—— Andrew Greene, “Historic change to Advance Australia Fair, Australia's national anthem, in the 'spirit of unity',” ABC News, 31 December 2020.

—— Darby Ingram, “Mixed reactions to national anthem verse in language,” National Indigenous Times, 15 December 2020.

—— John Macarthur, “Australian Baroque: Geometry and meaning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Architecture Australia, March 2001.

—— NFSA, Keeping the Pathways to Ancestors Alive, NFSA, 2020.

—— Michael Pickering and Phil Gordon, “Repatriation: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Understanding Museums, 2011.

—— Ann Robb, “Returning Indigenous Cultural Materials: Full Circle to a New Place,” NSFA.

—— Libby Robin, “Weird and wonderful: The first objects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Collection,” reCollection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Vol.1 No.2, September 2006.

—— Linda Tuhiwai Smith,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Zed Book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