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2 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高文谦
野兽按：今天想起了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以及他的一篇文章《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也忆起余英时先生的《霸才无主始怜君》以及胡平先生的《解读晚年周恩来》，翻出来再读一遍，同时在这里备份一下。
高文谦（1953年－），生于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周恩来研究学者，自由撰稿人。
高文谦年青时代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1980年代参与《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等中共官方史籍著作的编撰工作；1989年曾参与六四事件前的学生游行并起草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于六四后被清查贬职（同被清查的还有当时为同事胡耀邦秘书高勇、刘崇文）；1993年初以访问学者名义赴美国，并宣布 “我和共产党的缘分已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2003年11月11日）、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04年3月25日）担任访问学者，现居美国纽约市。
90年代中期编写《晚年周恩来》期间曾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的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向哈佛大学施压，费正清研究中心因此被迫取消了对他的经济资助。
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 ──驳复“司马公”先生
高文谦
一、历史上的毛周关系
二、“文革”的发动者和执行者
三、周恩来晚年遭整治的真相
结语
【注释】
笔者撰写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出版后[1]，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版再版。书中重新评周、批毛、揭邓，澄清了“文革”时期的许多历史真相，破除了中共官方编造的种种关于领袖人物的神话。这本书目前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盗版盛行。特别是在党内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人们争相传阅，笔者的看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学界同人也根据书中所提供的史实开始重新评价“文革”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这本书出版发行后，中国官方一方面发出紧急通知，下令各地查禁收缴《晚年周恩来》一书，同时盘查入境旅客，拘押传播贩卖这本书的人，还把笔者的名字和书名列入黑名单，禁止它们出现在互联网上；另一方面，当局又组织人马进行围剿，前一段某海外网站下面一个论坛的版主就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近日，又有官方史学的御用文人奉命出马，以“司马公”的笔名，在香港《广角镜》杂志上发表长篇系列文章“我读《晚年周恩来》”，然后再由官方网站“出口转内销”来消除影响。
笔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呆过多年，了解“曹营”里边的情况。显然，用“司马公”之名发表的这类文章不是一般人所能写的，因为“司马公”不但有条件查阅中共的文献档案，甚至连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一共写了几篇笔记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它显然是非常熟悉中共党史文献的行家。同时，该文发表在香港出版、获准向大陆发行的政论杂志上，列入“中南海动向”专栏，一望而知是官方安排的奉命之作。以笔者多年的经验，甚至都能猜出该文出自何人手笔。
自从出版《晚年周恩来》一书后，笔者就预料到中国官方会组织人马写批驳文章。不过读了“司马公”的文章后，实在为官方史家的水准汗颜。《晚年周恩来》问世已一年有余，奉命为文者耗时费力、到头来却只能拼凑出这样一篇粗制滥造的文字，令人无法卒读。文中处处露出官方史家被戳穿谎言后的尴尬和恐慌、急于辩白的心态以及理屈词穷的窘相。该文通篇不是在理性地探讨问题和史实，而是采取歪曲诋毁的手法，有意混淆视听，贩卖官方史学的陈词滥调。我与“司马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是否应该还中国民众以历史的知情权。换句话说，对历史的解释和官方领袖人物的评说，究竟是应该由官方独家垄断起来，还是应该让民众了解历史的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笔者与“司马公”的诸多分歧盖源于此。
归纳起来，“司马公”在其系列文章（以下简称“文”）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手法来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诋毁《晚年周恩来》一书（以下简称“书”）的。首先，对书中披露出来的无法否认的重要文献史料装聋作哑，百般回避。比如，文中不敢提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自我检讨的内容、周在1975年6月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周对刘少奇专案的批示、1973年底毛为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定的调子（指周想当苏联人的“儿皇帝”）以及毛通过汪东兴对周恩来医疗组下达的多次指示等。面对这些白纸黑字的史料，该文作者理亏心虚，只好避而不谈。
其次，尽量否认对官方说辞不利的史料。笔者在书中引用了一些对若干历史事件重要当事人的采访、座谈记录，这虽然不是官方的原始文档，却是当事人提供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这些采访、座谈都是当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面组织的，有案可查。比如，吴法宪转述的毛泽东和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前的谈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上揭露毛对周治病的“四条指示”等。由于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与官史的说辞大相径庭，该文作者就一口咬定“没有档案作证”，试图掩人耳目、否认抵赖。
再次，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有意搅浑水。比如在延误周恩来治病的问题上，该文作者用“保守治疗”说为毛泽东辩解开脱，混淆早期尚未扩散的原位癌的手术根治与对晚期癌细胞广泛扩散情况下、为减少痛苦而采取的保守治疗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该文还把周恩来与陈毅和谢富治这样的晚期癌症患者相提并论，将病入膏肓与早期发现混为一谈，用这种似是而非的例子误导不具备医学常识的读者。
最后，该文作者经常歪曲书中原意，任意捏造，然后加以批驳；或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该文为了修补遮掩官史中的种种破绽，确实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想掩盖历史真相，然而却无法从整体上驳倒《晚年周恩来》书中罗列的史实和逻辑，故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拙劣的手法。
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笔者出版此书之前曾传话给中国当局：《晚年周恩来》只是目前已经出版的众多评周书籍中的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总是越辩越明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年余，大陆官方终于拿出了以“司马公”为笔名的系列文章，对该书提出了种种责难，为官方史学辩护，其中涉及到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历史真相。笔者认为应当明辨，故以本文作为回应，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加以说明。所涉诸多史实，其中孰是孰非，请广大读者自行判断。
一、历史上的毛周关系
1．“鞭炮事件”风波
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并非坊间传闻，而是确有其事。“司马公”文中花费不少笔墨，大段引用张玉凤的文字，试图证明当时毛泽东放鞭炮与周恩来去世无关，从而掩盖毛、周关系的真实情况。实际上，“鞭炮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只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会在党内军中激起众怒。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该文竭力回避的。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1976年初周恩来死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导火索是当时官方设置重重禁令、压制各地民众自发悼念周的活动。有人说，那是“四人帮”干的，责任在当时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与毛泽东无关。当年审判“四人帮”时，江青说了一句大实话：她是毛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姚文元又何尝不是毛的一条狗呢？如果不是禀承毛的旨意，他个人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冒犯众怒？在这个问题上，姚只是个执行者，毛才是幕后主使。姚之所以敢于大杀大砍有关悼念活动的报导，就是在贯彻执行毛“不要死人压活人”、“悼念虚，复辟实”一类的最高指示[2]。
1976年周恩来死后的那段日子，凡亲身经历过的都有体会。当时人们心情沉重，忧心忡忡，哭总理，哭国家，哭自己，没有什么心思过春节。然而，毛泽东却与众不同，在除夕之夜，他除了让身边工作人员大放特放鞭炮外，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和我谈起这件事来，情绪还十分激动。他告诉我，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车。毛泽东的这番举动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与周的去世巧合，还是另有用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书中并没有认定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只是把它作为展开全书的一个引子。
毛泽东放鞭炮这件事，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却是激起众怒，令党内军中议论纷纷。人们虽不敢明说，却在私下里感到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毛对周恩来的死幸灾乐祸，至少也是无动于衷。党内军中对“鞭炮事件”的反应这样强烈，并没有冤枉毛泽东，只消看看此前毛对周的种种作为就够了。从1973年底毛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接着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明为“评法批儒”，实际上是批周；再后来又是“评《水浒》”，“批投降派”。周病重后，毛从未到医院看望过。周死后，毛又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却安排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凡此种种，人们怎么能没有想法呢？
事实上，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的冷漠态度，连毛身边的张玉凤都看不过去，她曾流着泪劝毛去参加周的追悼会，但被毛拒绝了。现在，“司马公”们欲以张玉凤的回忆文字掩盖“鞭炮事件”的不良影响；其实即便是张玉凤也对毛当时的作法有腹诽，当年她奉命写文章解释此事时文中伏有曲笔。张玉凤在记述毛只是在周的治丧委员会送审报告上划了一个圈后，写道：“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3]”
“司马公”认为“鞭炮事件”是笔者在书中杜撰出来的，与毛、周两人晚年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还用民间办红白喜事之说来为毛放鞭炮开脱，却始终避而不谈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但是，“司马公”无法解释，既然给死者放鞭炮属“常有之事”，为什么会在党内军中激起众怒呢？张玉凤后来专门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一文中解释这件事，岂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司马公”这样孤立地解释“鞭炮事件”，究竟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读者自可明鉴。
2．周恩来对“宁都会议”撤换毛泽东负有责任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毛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动不动就翻出来算老帐；而周则为此多次检讨，“上纲上线”，称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宁都会议”的来龙去脉，指出事情的起因除了与前方、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上的争论有关外，与周恩来在会前单独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电报也大有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封电报的时间，我送交出版社的定稿上是1932年9月24日，从书中上下文也可看出。可是，出版社编辑排版时出现疏漏，误把前一条出处的时间移到这一条，造成了引文出处中时间上的错误，这个编辑上的错误并不影响书中的分析和结论。不过，笔者还是要感谢“司马公”挑出了这个瑕疵，日后修订全书时将一并更正过来。
笔者与“司马公”的分歧在于：周恩来对“宁都会议”的召开究竟有没有责任？“司马公”在文中搬出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试图说明当时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上的争论与周无关。该文作者本不该忘记，当年笔者就是《周恩来年谱》这一部分内容的执笔者，岂会不知其中详情？事实上，正是因为当年编写《周恩来年谱》时，这封电报的内容因不合“上面”的胃口而不得不略去，我才特地在《晚年周恩来》书中将此内容披露的。
“宁都会议”召开的背景确与当时前方和后方的争论有关，但前方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之间的看法也不全一样。因此周恩来在发给后方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谈话规则，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4]。显然，当时作为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为此，周不得不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单独打电报给后方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提出解决前方指挥的专责问题，强调“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5]。
周恩来改变前方作战指挥组织形式的提议给了后方中央局可乘之机。后方中央局早就想撤换毛泽东，周的态度更助长了这种打算。于是后方中央局在“宁都会议”前就与周私下商议撤毛一事，至于会上加给毛“违抗临时中央”等罪名，不过是做文章的题目罢了。事实上，如果当时前方的4个人立场一致，以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党内军中第一把手的地位，后方中央局任弼时等人即便打着贯彻中央“进攻路线”的幌子，想撤毛也难。可是，周恩来却并未这样做，他会前就背着前方其他人，与后方中央局商量换毛的问题；在“宁都会议”上又首鼠两端，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尽管周后来曾试图为毛缓颊，却已无法改变撤换毛的定局。
周恩来对自己在“宁都会议”前和会议期间的表现内疚于心，知道是欠了毛泽东的帐的。他后来一再反省检讨，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罪恶”，并非只是在应付毛的敲打，而是由衷之言。笔者在书中引用了许多历史文献来说明这一点，囿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展开。“司马公”文中为了遮掩周的历史过失，避而不谈我在书中披露出来的上述电报的内容。然而，舍此又怎能解释清楚毛、周之间的历史关系呢？荒唐的是，明明是“司马公”自己在回避某些要害问题，它却倒打一耙，指笔者“回避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其结论的历史事实”[6]。事实俱在，“司马公”挥舞的这顶帽子究竟应该戴在谁的头上呢？
3．毛泽东是怎样坐上军中第一把交椅的？
毛、周历史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改变遵义会议的决定，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晚年周恩来》书中围绕遵义会议前后党内军中领导权的变更，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揭了毛的老底，道出了毛工于心计，为坐上军中第一把交椅而不择手段排挤周的事实真相。实际上，毛是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权争时，乘周恩来患重病之际，演了一出“缺席撤换”的把戏，这才反客为主，当上军中第一把手的。关于这一段，我在书中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可以算是我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点心得。
笔者这一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自然使中国官方感到难堪。“司马公”文中绕开这个要害，只在引用文献资料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做文章，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中很不光彩的一面。中共官方关于毛在党内确立其领导地位的提法，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更确切地说，是官方定论被一步步戳穿的过程。笔者在书中运用历史文献如实地反映了这一过程，“司马公”文中强加给我的要卖什么“关子”，去争什么“发明权”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长期以来，官方的说法一直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死后，历史真相开始被披露出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了。因为毛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选为中央常委，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于是官方不得不把上述说法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毛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而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一解释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因为陈云当年所写的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上写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只是作为周的“帮助者”[7]。
于是官方史学只好又拿军事“三人小组”（也称“三人团”）来做文章，把它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弄得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混淆不清，真伪莫辨。然而这同样不是事实，因为“三人小组”中为首的，是党内授权“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一点连毛本人也不否认。“司马公”文中所引用的官方《毛泽东传》中有关周恩来是“三人团”团长的说法，其实和笔者书中所引乃出于同一出处，恰恰印证了我所言不假。
尽管事实如此，官版《毛泽东传》还是露出了马脚，它坚持把毛泽东排在周恩来的前面，官版《毛泽东年谱》也是这样排列的。试问：既然周是“三人团”的团长，为何一定要把毛排在周的前面，刻意造成以毛为首的假象？这种排名方式恰恰揭穿了官方史学是搞乱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在这种情况下，官史中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理由和手段改变遵义会议的决定，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一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4．抗战初期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
周恩来在抗战初期与王明的关系是他历史上的两大“错误”之一。“司马公”文中对我在书里有关周、王关系的说法提出反驳，指两人仅限于工作关系，“从不会超越这种关系而有联盟之说”[8]。遗憾的是，该文作者此说只是重弹官方的老调，只有断言，并无论证，更说不清楚何为“工作关系”，何为“政治关系”，让读者莫名其妙。其实，所谓“工作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之辨，本来就是中共官方史学将历史人物脸谱化的一种标签。
在中共党文化中，“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旦某人被定为敌人，“好人”岂能与之同流合污？“司马公”文中之所以强调周恩来和王明彼此只是“工作关系”，就是套用这种模式，为周恩来开脱。事实上，王明并非像官方史学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关于“抗战高于一切”的主张，对中共的一党私利可能不利，但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抗战却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与王明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让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周本人是怎么说的吧。在“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算中，周承认抗战初期自己在王明路线上陷得很深，说“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自己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其危险性也不亚于教条宗派”[9]。这里，周把自己与王明的关系定性为在政治上的“结合”。既然是“结合”，自然就不是一般性的工作关系，而是指两人之间关系密切，靠得很紧。
当时周恩来支持王明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周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上附和王明的发言，二是周在长江局期间与王明一道与中央分庭抗礼，闹独立性，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抗战爆发后，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回国纠偏，在“十二月会议”上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批评中共中央在统战中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周和党内多数人在会上支持了王明的意见。毛后来在“延安整风”中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司马公”文中为周恩来辩解说，周只是谈了山西抗战，并不是批评毛。事实上，中共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只是个“虚君”，在党内当家的是毛；周联系山西抗战批评中央，就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毛，否则毛又何来“孤立”之说？
在长江局的问题上，本来中央已经决定周恩来担任设在武汉的长江局书记，领导南部中国的工作。那时王明去武汉只是应蒋介石一时之邀，商谈国共两党关系。可是王明到武汉后提出要留在武汉，周恩来于是把长江局书记一职主动让给了王明，自己担任副手。自此在武汉的王明以第二中央自居，与延安分庭抗礼，“进攻中央路线”（毛泽东的用语），诸如不买中央的帐，联名发电报指责延安，写文章鼓吹保卫大武汉等。在这些问题上，周恩来都是有份的，在政治上与王明形成联盟，与中央唱对台戏。这就是毛要发动“延安整风”，把周恩来和王明放在一起批的重要原因。
“司马公”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笔墨引述我书中的内容，企图从中找毛病。我在书中说，抗战爆发后由于周恩来等许多人附和王明的主张，使得毛泽东一度在党内“陷于孤立，暂时处于下风”，难倒史实不正是如此吗？不然的话，毛泽东为何发出“中央已名存实亡”、“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这样的概叹呢？毛这种一时的劣势与他不甘下风、施展权谋、利用一切机会来扭转局面，并不矛盾。事实上，毛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一步步地变不利为有利，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打败王明的。
5．关于“延安整风”
“司马公”文中花了很大篇幅谈“延安整风”，说读者看过《晚年周恩来》后“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表象，把书中所说的误认为是真的”[10]。言下之意，笔者在书中所写的乃编造杜撰，不足凭信。可是“司马公”的文章又列举不出到底书中披露出来的哪一条史料是假的，于是只好绕着弯子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所扮演的角色遮掩开脱，对周恩来遭到过火斗争的处境轻描淡写，掩饰历史真相。结果反而是越描越黑，露出更大的破绽。
“延安整风”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深远，毛泽东作为中共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从此被定于一尊，开启了“毛泽东时代”。这对中共打下红色江山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种下了日后中国陷入灾难的祸根，乃至老毛不死，国难未已。非但如此，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许多弊端和积习，追根溯源都与“延安整风”开创的领导体制和党文化传统有关，“延安整风”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官方一直捂着盖子，不让触动“延安整风”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延安整风”？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确立他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不仅在组织上要达到这个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成为中共的精神领袖和理论权威。若不是兹事体大，毛是不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的时候，花如此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发动“整风运动”了。“司马公”在文中想否认毛发动“延安整风”的真实动机，却又不敢明说，于是便用“障眼法”，称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毛“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早已确定”，造成毛发动“延安整风”与确立其党内权威地位无关的假象。这一说法是企图偷天换日，迷人眼目。
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整风”是1943年7月，其时中共领导层内部清算历史错误的“整风运动”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毛泽东通过“整风运动”在党内大大巩固了自己的权位，于这年3月成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双料主席，握有“最后决定之权”。然而，毛斗垮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后，仍然不肯罢休，一定要召周恩来回来参加“整风”，目的是为了要整服以周为首的党内经验宗派。“司马公”文中故意抹杀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行文中制造“整风”之前毛就已享有领袖地位的假象。这是因果倒置，有意误导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此其一。
其二，即便是按照“司马公”文中的说法，也否定不了“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确立领袖地位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自圆其说，“司马公”的文章改变了中国官方以往的说法，把毛在中共党内“实际上”确立领袖地位一事说成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理由是经过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其实，当时党内名义上负总责的仍是张闻天，毛的领袖地位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王明随时可能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正是由于毛深知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所以在“六中全会”后想趁热打铁，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为名，一举击垮王明，确立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但毛的这一谋划被“共产国际”制止而未能如愿。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形同瘫痪，不久便宣布解散。毛泽东遂趁机发动了“延安整风”，旨在斗倒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整服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从而确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司马公”文中也承认，毛确定的“整风”对象，“一是要整教条宗派，二是要整经验宗派”[11]；不过，为了给毛开脱，文中引用杨尚昆和胡乔木回忆录中的说法，称整周是康生“煽风点火，推波助澜”造成的，把此事的责任完全推到康生身上。
其实，“延安整风”一直在毛泽东的亲自掌控之下，毛本人是负责“延安整风”的“总学委”主任，康生只是副手，是毛的一杆枪。延安只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毛不可能不知道“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严重扩大化问题，对此毛绝不仅仅是“失察”，而是他在指导思想上放任纵容的结果，只不过他与康生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罢了。至于对王明、周恩来在党内高层历史清算中的过火斗争，毛更是难脱干系，这根本不是康生所能煽动的了的，而完全是在毛直接主持下进行的。试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王、周二人的斗争，难倒毛当时不在场吗？若在场又为什么听之任之？答案只有一个：这种作法是毛支持认可的。
“司马公”文中还说，毛泽东在历史清算中始终坚持王明为首、博古为次，“并没有把帐集中算到周恩来身上”[12]。事实并非如此。毛对批周的态度，从他在“整风”期间所写的涉及周的9篇批判文章的激愤情绪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毛提出犯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是把周排在王明之后、博古之前的。这有周恩来本人的说法为证：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项（英）”[13]。
至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遭到整肃的情况，即便从“司马公”文中引述的杨尚昆和胡乔木两人的回忆也可略见一斑。诸如会上提出经验宗派是“最危险的人物”，“气氛相当紧张”，“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等等。其实，这种过火斗争正是毛泽东的意图。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要适当地将军，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14]。在这种“外力”的促压下，周不得不按照会上批斗的调子，承认“全国性的经验宗派（我为首，如朱、彭），其危险性也不亚于教条宗派，所差别者是革命的品质问题”[15]。如果周恩来不这样说，只承认和王明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是过不了关的。
另一个可以说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处境的，是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劝告。季米特洛夫在这封以个人名义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为遭到整肃的周、王两人缓颊，劝毛手下留情[16]。按说教条宗派的第二号人物博古与“共产国际”的渊源更深，可是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并没有为他说情，由此可见周当时的处境比博古还糟，和王明一样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甚至到了考虑开除出党的地步。不然的话，季米特洛夫就不会出面干预，说出“象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这样的话了。
至于“司马公”文中提到毛泽东出来为周恩来说话，那实际上是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的事。这与其说是毛的宽宏大量，不如说当时中共的羽翼尚未丰满，在诸多方面有求于莫斯科的缘故。毛为大局计，不得不买季米特洛夫的帐。更重要的是，其时毛发动“整风”的目的已经实现，通过斗倒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整服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确立了毛在党内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司马公”文中所说的运动“后遗症”，只好让“扮黑脸”的康生代毛受过了；毛则继续“扮红脸”，亲自当众脱帽道歉，以收揽人心。康生也没有白白为毛背黑锅，他从此成为毛的心腹、整人的干将，在20年后那场更大规模的整肃运动──“文革”浩劫中派上了用场。
“司马公”在文中指我书中把毛、周关系仅仅归为“无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或是大事渲染在“毛陷入狂想，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时助纣为虐，但不提周恩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历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完全是对笔者著作的断章取义，有意歪曲。事实上，我在书中一开头就概述了毛、周两人长达40多年的政治合作，指出无论是中共马上打天下，还是马下治天下，都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其中毛做对的事情，周有一份功劳；毛对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过，周也难辞其咎。历史的真相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究竟是谁在有意误导读者，由此一目了然。
“司马公”在文章中还煞有介事地讲了一个“脸谱相”的故事，说孩提时看戏每每要先辨出个黑白好坏来，成人后才知道世间哪有这等简单明白之事，借此批评《晚年周恩来》的第一章就给人这样的感觉。可笑的是，该作者居然忘了这种“脸谱相”恰好是中共党文化评价历史人物的模式，是官方史学绝妙的自画像。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历史读本里的人物都是这样一副善恶忠奸、黑白分明的“脸谱相”。当局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涂上厚厚的油彩，作为“高、大、全”的革命领袖人物，供奉在神坛上，并设置种种禁令，不容损害其“光辉形像”；与此同时，出于政治需要，又把历次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打成“反面人物”，如张国焘、王明、林彪、康生、江青等，将他们一个个涂成黑脸，“罪大恶极”，“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我写《晚年周恩来》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这种脸谱化的评价模式，还历史本来面目。此书在大陆被封杀，就是因为书中重新评周、批毛、揭邓，戳穿了官方编造的领袖人物神话。按“司马公”文章的说法，笔者的书是挖了“祖坟”，它才奉命费力写此长文，以维护已故中共领导人“高、大、全”的“脸谱相”，修补业已破绽百出的谎言。笔者和“司马公”争论的要害就在于此。
二、“文革”的发动者和执行者
1．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司马公”的系列文章之二开篇就给我扣上“张冠李戴”的帽子，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指为何？细细读下来才明白，原来是指笔者在书中说毛泽东对斯大林之死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件事。可笑的是，“司马公”文中生拉硬扯，强作解人，硬要把我所说的这句话与毛评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说法混为一谈，把此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说成彼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才真正是张冠李戴。
笔者在书中概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但此非本书重点，所以只作了粗线条式交代，是作为历史背景来写的。书中所说毛对斯大林之死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是笔者对毛当时心态的分析描述，与“司马公”文中所说毛当年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评论用语并不相干，只是在文字上雷同而已。“司马公”故意在文章中以鱼目混珠的手法把两件事扯在一起，然后大发议论，指《晚年周恩来》“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17]，误导读者。这种作法十分拙劣，自暴其短。
“司马公”文中还说，它查过当年的档案，找不到《晚年周恩来》中所说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坦言劝告”。这里，先要感谢“司马公”为此所下的功夫；这一表示同时也暴露出该文作者的官方背景──在大陆现行的制度下，没有官方背景的学者是不可能为写一篇文章而查阅这类档案的。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批评毛泽东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事，并非笔者的杜撰。在1960年6月于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与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赫鲁晓夫当面挖苦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18]。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人们或有不同看法。“司马公”在文章中的相关解释尽管引用了不少史料，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让人不得要领，看不出毛发动“文革”的思想演变脉络与他在各个时期的“思考重点”（“司马公”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原因就在于该文作者不敢正视毛的个人品质问题，躲躲闪闪，竭力把毛的动机归结为思想上的认识问题，这样自然就说不清问题了。
笔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在其乌托邦狂想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指导思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个人一己之私欲。概括地说，斯大林之死刺激了毛泽东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为了和苏联一争高下，毛改变了中共在50年代初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乃至发动“大跃进”，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闯下了大祸，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毛拒不认错，先是在“庐山会议”上整倒彭德怀，后来又担心刘少奇秋后算帐，害怕自己落得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于是，毛为了保全个人生前身后不被清算，先发制人，发动了“文革”，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这就是中共建国后在毛的领导下所走过的历史轨迹。
2．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双重角色
“司马公”不同意笔者书中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扮演了“双重角色”的看法，对笔者说周“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一个客观的中性词汇”，是用“障眼法”来妖魔化周恩来[19]。其实，对周的这种历史定位，不过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谈不上褒贬。笔者讲的所谓“双重角色”，是指周恩来既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执行者，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补救者。说周是“文革”的执行者，是因为他在“文革”10年中一直处在最高权力核心圈中，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说周是补救者，则因为他做了一些减缓补救的工作，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扭转整个局势。
“司马公”反对笔者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的历史定位，是因为这对中国官方的历史决议中有关周的评价提出了挑战。“司马公”不是反对“把多方面的历史变成单线条”吗？那么官方历史决议对周的评价恰恰就是“单线条”，只讲周减少“文革”损失的一面，而回避了周作为“文革”执行者的另一面，比对毛泽东还偏袒。对周在“文革”中扮演的“双重角色”，“司马公”无法从正面提出反驳，因为事实俱在，若进一步展开讨论，只会自寻尴尬，所以它只好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笔者在书中指出，周恩来能够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是因为他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懂得见机而作，执两用中。如果周不能在当时各种矛盾对立的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早就从政治舞台上跌下来了，或者被双重角色的内在矛盾撕成两半了。这就是周的为政之道。“司马公”在文章中说笔者在误导读者，曾举了几个例子加以反驳，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非但驳不倒我在书中的论点，反而印证了此说。
比如，周恩来在“文革”之初借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示保护“民主人士”这件事，恰恰说明周是个见机而作的老手，他借助毛的“尚方宝剑”，趁机开了一个保护名单。可是他又做得很谨慎，并不是一味硬保，而是适可而止。因为周很清楚，毛正在点“文革”之火，自己保护“民主人士”的作法类似于“灭火”，这样的举动一旦做过头就会犯忌，要惹火烧身。周恩来所开列的保护名单实际上并未起多大作用，只是稍加约束了一下，后来就不了了之。名单中的绝大部分人其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批斗，吃了很多苦头，就连被列在名单之首的宋庆龄也不能幸免，更不用说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了，他们被“文革”风暴搞得家破人亡。章怡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中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是例证。
“司马公”还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做文章，说笔者冤枉了官方史家，因为我在书中指出，官方把这一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口号归咎于林彪、江青等人，而实际上“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司马公”的这一指责根本不值一驳。只要翻翻这些年来充斥大陆书店的各种有关“文革”的官版书籍，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编的大事记、年表、“文革”简史等一类材料就够了，这些材料无一例外都是为毛开脱，而让林彪、江青等人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背黑锅。
“司马公”该文在这个问题上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文中一面表白官版书籍并未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上替毛泽东遮掩，另一方面又竭力为毛辩解，引了一大堆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话，诸如“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打倒你们的”，“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之类，好像毛真想保这些对“文革”有抵触情绪的党内高级干部。事实上，毛讲过上述话之后仅仅两个月，就发动了“全面夺权”斗争，将他们一脚踢开，打入另册。
可笑的是，“司马公”在该文中说我在书中指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是“故作姿态”，但拿不出证据，结果陷入“尴尬”。真是强词夺理，不知道应该尴尬的究竟是谁？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毛表面上说他不想打倒这些党内高级干部，话音刚落就发动了全国性“夺权斗争”，“夺权斗争”要打倒的对象就包括“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即党内对“文革”有抵触情绪的高级干部）。这一事实便是毛出尔反尔、假作姿态的证据，活脱脱地勾画出毛玩弄权谋的真实面目。
3．“保持晚节”问题
“司马公”的文章批评我在书中“抛开当时当地的特定历史环境不提，一味在‘保持晚节’上作文章，硬把‘保持晚节’的心态说成‘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20]。这种指责批评错了对象，一味在“保持晚节”上做文章的并非笔者，而恰恰是周恩来本人。周从“文革”发动之初到他病重住院，一直在讲“保持晚节”的问题，这是探索“文革”期间周氏内心活动的一条线索。
所谓“保持晚节”，意指保持晚年的节操，原本并无褒贬之意，关键要看具体的内涵。“司马公”既然强调看问题要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文革”期间所谓的“保持晚节”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保持晚节”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当时他感到自己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各级领导干部日益离心离德，于是毛泽东用这一说法给党内高级干部戴了一道紧箍咒，提醒他们要保持“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于是，“保持晚节”一说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大行其道，成为高级干部自律互勉的信条。其含义正如周恩来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这种无论生前死后都要无条件效忠毛泽东的表白，与历史上皇权专制王朝的“君为臣纲”到底有多少区别呢？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准，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党章国法，也属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问青红皂白，一味跟着毛走，对国家和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周恩来在主观上或许并不想充当帮凶，但在客观上对“文革”浩劫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明明感到不对，却强迫自己努力“紧跟”，甚至在病榻上还要表忠心，写下“要保持晚节”和“我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样的内容[21]。这不是愚忠又是什么？难道是阳奉阴违的伪君子不成？
不错，诚如“司马公”文中所说，除了周恩来之外，刘少奇其实也想保持晚节，只是保不成而已。这不恰恰说明中共政治体制和领导集团自身存在的问题吗？邓小平在“文革”后表示，当时真实的情况是“难于反对”。这种状况对一个执政党的领导集团来说未免有点太可悲了。刘、周、邓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说一个不字，哪有一点现代政党的样子？这不是封建君臣关系又是什么？这种状况最后导致中国老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只能在血腥和恐怖中忍受苦难，一切都要等毛死后才能改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一党专政和“一个核心”这种制度上的根源之外，还有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和人们普遍存在的愚忠盲从的臣民心态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文革”结束后，人们曾痛定思痛，反省其中的惨痛教训。当年李维汉向邓小平建议要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并非无的放矢，指的就是这一点。
“司马公”的文章批评我在书中不问青红皂白，强人所不能，给读者戴上滤色眼镜，妖魔化周恩来。这种指责十分牵强，乃欲加之罪。其实，真正让读者戴上滤色眼镜的并非笔者，而是中国官方的历史读本。这些官版历史书著把凡是不利于领袖“光辉形像”的史实统统用“减法”过滤掉。与“司马公”文中的指责恰恰相反，我在书中对周恩来既没有讳过，也没有苛责，而是把他放在“文革”的历史舞台上加以审视，让人们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看到了一个远比官方版本更为真实的周恩来。
比如，在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一事上，笔者在书中如实地披露了周恩来参与了对刘的诬陷定罪，这成为周在“文革”中的一大污点；同时也介绍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周与毛、江的互动中，看周是如何一步步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当时周恩来起先不愿“趟混水”，看出刘案存有不少疑点，不想急于下结论，曾一度和江青、康生顶牛，结果被毛换马；后来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节”，周恩来只好硬着头皮充当了毛整刘的帮凶。笔者在书中说明周恩来当时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一面，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而“司马公”该文所引的官版《周恩来传》则对周在刘案审查中所做的大段批示一概不提，称周是因为“不清楚”真实情况而相信了专案组制造的伪证。究竟是谁在睁眼说瞎话，向读者隐瞒真相，把“把多方面的历史变成了单线条的历史”，不是一清二楚吗？
“司马公”不同意我在书中说毛、周之间是“现代君臣关系”的看法，这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之所以在“君臣关系”前面加上“现代”两个字，是因为毛、周两人的关系既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领导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不完全等同于历代王朝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关系，而是两者的杂交。从现代政党的角度来看，毛、周两人虽说同属执政党领导核心中的成员，但地位并不平等，高下悬殊，毛一人独断干纲，周只能俯首听命。可是与封建王朝中皇帝和臣子的关系相比，毛、周关系又不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乃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主宰臣民们的精神世界，皇帝之上还有“天道”和“神权”约束着他；而毛泽东则集神权和君权于一身，他既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晚年所处的政治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泽东，从而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他虽然恪守君臣之道的分际，小心翼翼地侍奉毛，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个“违上顺道”的忠臣。这就是邓小平所谓“难于反对”的真实含义。可以说，在中共的极权制度下，周想做忠臣也是做不成的，即便是彭德怀也是一样，到头来还得违心检讨。这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了个人选择的制度性悲剧。笔者以为，“司马公”若真是同情周恩来，就不要再充当这种政治制度的辩护士了，而是应该考虑如何釜底抽薪，推动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防止周身上的悲剧再度重演。
4．毛泽东是整陶铸的祸首
“司马公”此文还举了陶铸、贺龙的例子，指我“放过陷害者不论，反倒追究周恩来的责任”，“追究其何以没有保护好的责任，这在法理上是绝对说不过去的”[22]。此言纯属断章取义，故入人罪。关于陶铸、贺龙两人在“文革”中落难的来龙去脉，我在书中说得清清楚楚，责任分明。打倒陶铸最卖劲的是江青，但批陶的决定却是毛泽东做的，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一干人不过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打手。毛虽然对江青擅自把陶铸抛出来、干扰了他的战略部署感到不高兴，但事后却默认了这一做法。
“司马公”文中说“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人的诬陷”，是本末倒置，为毛开脱。事实上，是毛决定批陶在先，“中央文革”发难于后。关于这一点，当年批陶的先锋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说得很清楚：“（1966年）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23]”
毛泽东之所以对陶铸不满，是因为他充当“保皇派”，到处“灭火”，呼吁抓生产。这些事大都是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或是与周商量过而由陶铸出面去做的。这在《晚年周恩来》中介绍得很清楚，笔者既讲了周、陶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两人共同试图约束“文革”的狂暴；同时也指出周明哲保身的为人，听任陶铸中箭落马。陶明明是在代周受过，可是当陶落难时，周并未对他援之以手，却让陶为自己背黑锅。我在书中不过如实地陈述了这一点，这怎么能说是“放过陷害者不论，反倒追究周恩来的责任？”
“司马公”在该文中说，批陶会议“原本不是专为批判陶铸而开的，批判陶铸，是中央文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加在会议之上的；二、政治局成员并没有落井下石，多数人以沉默对之”[24]。究竟事实真相如何，让我们还是来看看会议的参与者王力是怎么说的吧：“毛主席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随后毛又定了开“生活会”批评陶铸，“生活会是政治局扩大会，是十二月下旬开的......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致批评陶铸。[25]”
5．周恩来对贺龙的始保终弃
关于贺龙遭受迫害的经过，“司马公”在文中指笔者在书中“做了手脚”，是经过“作者这样的高手来加工订制”的[26]。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中伤，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顾了。我在书中不过是讲了周恩来对贺龙始保终弃的经过：周本来是保贺龙的，后来见毛泽东变了卦，他屈从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交了出来，后来还参与了给贺龙定罪的专案审查。“司马公”拿不出像样的事实来否认这一点，却对我凭空指责，可是事实俱在，岂是抹黑诋毁所能遮掩过去的。
所谓“闯宫”之说，是指当年贺龙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并非应周恩来之邀，而是贺龙自己闯去的。这一说法出自官方贺龙传记组成员所写的文章。“司马公”此文抓住“闯宫”之说做文章，说这是我在“做手脚”；可是文中所引官版贺龙传记的内容却掐头去尾，连引号都不敢用，可见是何等心虚。即便如此，仍然可以从“司马公”的文章中看出，当时贺龙是不请自来，而不是象“文革”结束后官方曾大加渲染的那样，是周主动请来的。
“司马公”文中还引用杨成武的回忆，企图把贺龙遭受迫害说成是“杨余傅事件”在之后。事实上，贺龙失去人身自由，就发生在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把他请出中南海西花厅的那一天，当时名为送贺龙到西山“保护”起来，实际上是对贺龙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1967年9月，在杨成武被打倒之前半年，贺龙就已被正式立案审查。贺龙的政治处境，在杨成武主管期间与后来黄永胜接手后相比，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专案审查的对象，至多只是生活上照顾得好一些而已。
不仅如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之初，周恩来还亲自兼任过组长[27]。后来“贺龙专案组”的人员虽几经变动，但周恩来一直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的身份掌管指导对贺龙的审查，作过多次批示。贺龙被迫害致死，林彪集团固然应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我在书中讲得很清楚，但周恩来也是参与者，难脱干系。在林、周两人上面，还有毛泽东，整贺是他拍的版；没有毛的同意，林彪即使想倒贺，也是办不到的。
对此，周恩来心里有愧，知道自己是欠了帐的，对不起贺龙及其家人。所以在“林彪事件”后，他立即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找回来，后来又抱病坚持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并先后鞠了7个躬，向贺龙的遗像谢罪。基于上述史实，我在书中说周对贺龙之死“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究竟是属于公允持平之论，抑或如“司马公”文中所说，是“放过迫害者不去理论，却缠住保护者”，读者自可明察。
“司马公”“发现”《晚年周恩来》书中关于贺龙冤案“有一段没有档案记载，全部依据的是大陆出版物”，由此推断“不是大陆没有可用的材料，而是缺少符合作者倾向和写作目的的材料”[28]。这完全是生拉硬扯，强作解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当年曾看过一部分“贺龙专案”的材料，只是写书时这些材料不在手边，不得不用一些公开史料加以替代。这部分内容，日后修订全书时会补上的。
“司马公”此文还批评书中记述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时引用了李志绥回忆录的内容。此外，《晚年周恩来》出版后，也有其他评论者提出类似问题，认为书中引用了权延赤等人的纪实作品，影响了内容的可靠性。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引用这些材料，而在于采用时是否经过辨析，提供了事实真相，因为其中有些个人的回忆材料恰恰能弥补文献档案的不足，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我在书中使用这些材料时是作过比较辨别的，对照所掌握的文献档案有所取舍，并非简单照收。
比如，李志绥的回忆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也有不少近距离独到的观察是别人取代不了的，像“7.29大会”就是一例。“司马公”文中屡屡引用的官版领袖人物传记也采用了不少汪东兴的回忆。已有不少论者对汪的回忆文字提出质疑，认为汪在“文革”中卷入太深，为了给自己开脱而处处替毛遮掩，有明显的不实之处。按照“司马公”文中的逻辑，官版领袖人物传记引用汪东兴的回忆，其内容的可靠性不是也值得怀疑吗？
6．毛泽东是刘少奇冤案的主谋
《晚年周恩来》叙述了刘少奇冤案的来龙去脉，“司马公”此文对此的反驳苍白无力，支吾其辞，顾左右而言他，让人一望而知，实在是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书中把审理刘案的经过交待得一清二楚，指出毛泽东是主谋，江青是第一线“攻坚”的指挥，周恩来是被拉下水的，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司马公”既拿不出像样的事实来反驳，又不敢面对书中披露出来的历史文献档案，只好故技重施，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江青，让她背黑锅。
为了给毛泽东开脱，“司马公”在文中对毛的罪责轻描淡写，强调“刘少奇专案控制在江青等人手中”，毛只是负有“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是“用人严重失察”；然后笔锋一转，大谈毛是如何为刘说好话的，如表示刘的检讨“写得很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刘、邓要准许革命”，还要选刘、邓当中央委员等，用这种“障眼法”来掩盖历史真相──毛泽东才是制造刘少奇冤案的罪魁祸首。其实，“司马公”玩弄的这套把戏不但不能为毛开脱罪责，反而欲盖弥彰，让人们更加看清了毛的真实面目。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关爱，为什么又出尔反尔，置刘于死地？这难道是用“用人失察”所能解释得了的吗？刘少奇这样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江青岂能一手遮天置其于死地？事实上，江青不过是奉命咬人的一条狗，毛才是幕后的真正主使，不仅江青负责刘案的审查是毛亲自指定的，而且江青伪造的刘案罪证，最后也是毛拍板定的案。
在事实面前，“司马公”推翻不了毛泽东是制造刘少奇冤案的主谋这一结论，只好另想办法。它一方面替官方开空头支票，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的档案材料的公布”将会印证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无中生有，指我说毛是“迫害狂”[29]。这又是在凭空捏造。遍查《晚年周恩来》全书，并没有“迫害狂”3个字。像这样栽赃的例子，“司马公”文中不止一处，这究竟是在治史还是在造伪呢？
7．批毛与重评“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大的疑案，至今悬而未决。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件本身扑朔迷离，事出突然，堂堂的“副统帅”竟然在一夜之间仓皇出走，成为死在异国他乡的“卖国贼”；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官方给事件的定性至今还维持当年的说法，出于政治需要，让林彪和江青两人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背黑锅。其中加给林彪的罪名，无论是“抢班夺权”，还是谋反叛逃，都有很多不实之处，或缺少证据，存在许多漏洞和疑点，主要结论难以成立。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彻底批毛的问题。只有把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才能廓清历史真相，把问题说清楚。这是公正评价“林彪事件”的前提。笔者在书中根据所掌握的史料交待了毛、林交恶的来龙去脉，披露了若干重要史实，戳穿了以往官方的说法。“司马公”文中指我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抑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还振振有辞地质问：“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30]”
事实上，如果说谁有什么“预设意图”的话，倒是“司马公”此文通篇都是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服务，替中共领袖人物百般遮掩。例如，该文在“林彪与文革”这一段里细数林彪的罪行，却极力回避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只能哄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又如，该文指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泽东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再如，该文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检讨‘大跃进’失误之时”，林彪却大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一贯英明”。笔者不禁要问，当时毛的“检讨”是由衷之言吗？林彪作如此讲话之后，毛不是带头鼓掌、大加赞扬吗？
还有“司马公”文中说林彪在1966年的“5.18讲话”中大谈政变问题，那为何扭扭捏捏，不敢说明当时指定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带头发言的就是毛泽东？在林彪作此讲话之前，毛本人大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渲染“千百万人头落地”，并调兵遣将，进行防“政变”的准备，究竟谁才是始作俑者？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的罪过难道大过毛泽东不成？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被指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过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泽东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出走、死于非命了。笔者在书中对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权术的为人作了充分揭露。不少读者向笔者表示，书中写得最传神的人物就是毛，揭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他们说，且不说毛祸国殃民，给国家和民族造的孽，就说他嗜权如命、整人不择手段的为人，也实在是太可怕了；毛对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这些多年来一起打江山的战友都不肯放过，往死里整，单凭这一点，毛就不配被供奉在纪念堂里。
毛泽东在1970年于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玩弄权术、出尔反尔的典型例子。事实上，林彪在这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并非如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所谓的“突然袭击”，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然而，事后毛却不认帐，在倒林的南巡讲话中宣称“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我在书中引述对吴法宪的采访，指出：“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31]”
“司马公”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风波的起因上说谎，那么以往加给林彪的罪名就站不住脚了，对毛、林交恶的是非真相也要重新评说了。于是，“司马公”在文中试图拿笔者书中资料的来源做文章，指吴法宪的回忆是“三传手”“真实性大打折扣”[32]。对吴法宪的这个采访记录，官版《周恩来传》多次引用过。“司马公”的不老实之处在于，它对官版《周恩来传》引用吴法宪的回忆并无异议；而当笔者引用同一史料时，它却站出来怀疑该史料的真实性。在“司马公”看来，似乎一件史料中符合官方政治需要的内容就自然是来源可靠的，而史料中官方不喜欢的内容就一律属于“出处可疑”。这种“双重标准”不正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需要指出的是，吴法宪的上述回忆虽非原始档案，但也不是孤证，其中关于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一节，可从其他档案中得到印证。例如，1971年“批陈整风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带领黄永胜、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在这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林彪转弯抹角地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辩护，说自己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顺口而出，放了炮”，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33]。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是奉毛泽东之命去的，回去后要向毛汇报谈话情况；而且同去的李德生、纪登奎又是毛的红人，因此林彪不大可能当面说谎，他当时所说的“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这份谈话记录就存放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档案室里。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引用了这次谈话内容，其中《周恩来年谱》还特别指出，“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事作了辩解”。“司马公”当然很清楚这一点，却故意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奉命为文者遇到难言之隐的问题常常就是这样行事的。
在所谓林彪“谋反”的问题上，“司马公”此文指《晚年周恩来》“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自从林氏父子决心用武装政变方式向毛摊牌起，问题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再也不是党内分歧，而是一场粉碎阴谋集团的残酷斗争”[34]。这里，“司马公”为了替毛泽东辩解，简直到了信口开河、不顾基本历史事实的地步。就算林彪父子准备“谋反”，根据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官方披露出来的文献史料的说法，毛泽东是“9.13事件”林彪死后才从“揭发材料”中了解到的，此前毛并未掌握确凿事实，顶多是觉出一点蛛丝马迹。
既然如此，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以莫须有之疑，对林彪步步紧逼，先是“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然后又是“南巡讲话”，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散布对林彪的不满，这些做法难道都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之举？这样做符合中共自己的组织原则吗？难道党的主席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毛在南巡中到处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可是毛自己对林彪不满，为什么不当面与林彪谈谈，反而避而不见，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问题，而是跑到各地去“煽风点火”，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毛如此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司马公”为毛泽东的辩解其实令自己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或是承认毛违反中共的组织原则，擅自在下面制造倒林舆论，是一种目无党纪的非组织活动；或是承认这个党原本就是封建帮会或“毛家祠堂”，一切要由老大说了算。两者必居其一。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毛都应该被揭露并遭到谴责。弄清楚这一点后，林彪“谋反”、“叛逃”的问题，就容易说清楚了。
三、周恩来晚年遭整治的真相
1．毛是阻挠延误周治病的祸首
笔者在书中介绍了周恩来患癌症后治病的经过，指出毛泽东的“四条指示”以及后来通过汪东兴向“周恩来医疗组”下达的指令，延误了治疗时机，所以毛是导致周恩来的病最后无可挽救的祸首。对此，“司马公”在文中又拿出拒不认帐的看家本领，推说毛的“四条指示”“没有档案作证”，“无缘得见作者所说的‘座谈会记录’”[35]；对汪东兴传达的毛泽东有关周恩来疾病治疗问题的指令更是装聋作哑，连提都不敢提，可见十足的心虚。
然而，白纸黑字所载的史料岂是赖帐所能赖掉的。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病的“四条指示”是周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揭发出来的。这次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0年11月在毛家湾召开，与会的有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和医护人员，当时作会议记录的是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先生。其实，“司马公”完全清楚这些情况，所以对自己的公然撒谎抵赖不免感到心虚，于是在文中笔锋一转，又为毛泽东的“四条指示”逐条辩解起来，同时渲染毛对周的治疗工作如何“关心”，竭力为毛开脱。可是，事实就是事实，既非矢口抵赖所能抹煞，也非混淆事实、刻意狡辩就能遮掩的。“司马公”的辩解其实是越抹越黑，正应了“欲盖弥彰”一语。
在1972年5月的一次尿常规例行检查中，医生在周恩来的尿样中发现有几个红血球，从而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还属于早期发现。医疗专家随即向中央写了报告，陈明利害，根据膀胱癌的特点，主张尽快动手术，以绝后患。毛泽东通过汪东兴下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当时医疗组的专家们深知治疗时机的紧迫性，对毛的决定很不理解，要直接写信给毛，被汪东兴拦阻。根据医疗组“周恩来补充病历记录”记载，汪要他们先“稳住”，强调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看[36]。
由于执行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对周恩来癌症的检查治疗工作便耽搁下来，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次年3月间周恩来大量尿血后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这时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做电灼手术[37]。最后还是医疗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过时机，癌细胞已经扩散，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这便是毛延误治疗的大体经过。
“司马公”文中竭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不敢谈及上述周恩来的癌症诊治被延误的整个过程，回避了其中的要害问题，即周所患的是早期膀胱癌，可以用手术根治。毛本人虽然不懂医学，但医疗组专家们给中央的报告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毛拒绝听取医疗组专家们的意见，下令封锁病情，不许检查和手术，他的“四条指示”的核心就是不准开刀根治，其它三条都服从于此，而且一拖就是9个月。结果，本来只能在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个别表层癌变细胞迅速增长，侵入深层组织，继而扩散到全身重要脏器。由于诊治被毛泽东阻挠延误，周的癌症发展成晚期，后来施行的电灼术纵然可以减少一些病人的痛苦，但已不能挽救周的生命了。
“司马公”文中对毛泽东“不要开刀”这一指示的辩解是“主张保守治疗的意思”[38]，为了自圆其说，还借汪东兴之口搬出陈毅、谢富治两人开刀不治而死的例子。所谓“保守疗法”是针对癌细胞广泛转移的晚期病人，因已无法去除癌病灶，为减少痛苦而采取的办法。此疗法只是权宜之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与能挽救癌症早期患者生命的手术治疗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陈毅、谢富治两人所患癌症均为晚期，已经扩散，采取“保守疗法”是不得已之举；周恩来的病情确诊时则与他们完全不同，属于早期发现，而癌变细胞又发生在膀胱表层，容易切除根治。“司马公”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当时，毛泽东为了阻止对周恩来实施手术治疗，下令对周氏夫妇封锁病情，从而让周失去了手术根治的宝贵时机而走上死亡之路。“司马公”把毛下令隐瞒病情说成是“人之常情”，请问自古至今有这种见死不救的“人之常情”吗？再者，对周恩来本人隐瞒病情或许情有可原，难道对邓颖超这位病人家属隐瞒病情，这也属于“人之常情”吗？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公”又在有意误导读者了。毛在此事上的阴暗心理，岂是“司马公”文中刻意开脱所能圆过来的！
毛泽东“四条指示”中的第二条是“不要检查”。“司马公”在文中以“此语不得其解”而一笔带过[39]。毛泽东的这句话语意明明十分清楚，“司马公”怎么会“不得其解”呢？它在这一要害问题上想打马虎眼混过去，是因为这条指示乃毛泽东居心叵测的一个铁证。“不要开刀”，或许还可以用“保守疗法”一说来开脱；可是对“不要检查”这道指令，就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圆其说的理由了。即便是采取保守治疗，也必须进行必要的检查，并根据病情的发展状况实施相应的治疗措施。可是根据毛泽东的指令，连膀胱镜检查都不准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治疗呢？实际上这道指令的真实含义是“不要治疗”，毛不可告人之居心昭然若揭，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好意”来解释的。
自周恩来被确诊患早期膀胱癌后，医疗组的专家们根据毛的指令9个月内未对周的病况做进一步检查，因为一做膀胱镜检查就无法再对周隐瞒病情了。直到1973年2月周排出大量血尿，把马桶里的水都染红了，医疗组才不得不对周恩来夫妇告以实情。根据医疗组的“周恩来补充病历记录”记载，当医疗组找汪东兴反映周恩来尿血时，汪又把毛泽东搬出来，阻止对周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汪东兴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最后还是叶剑英出面陈情，毛才批准做膀胱镜检查，但仍指令只准做检查，不准做电灼术。这种有悖常理的决定，让医疗组感到十分为难，不得不去找邓颖超商量，希望借助病人家属的意见，在检查中发现病灶点时能变通处理。吴阶平2003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谈到了医疗组冒着风险和压力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暗中抗命的情况。他说：“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把它烧下来，后来就做了”[40]。吴在回述这段往事时，主持人注意到，他“整个人是颤抖的”。对堂堂一国总理的治疗，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这难道还不反常吗？
在这一史实面前，“司马公”居然在文中把电灼手术的成功归于毛泽东“不要开刀”的决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欺骗世人。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本人下令不准在对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的同时做电灼术治疗，而吴阶平等医疗组专家偷偷使用电灼术治疗属于违抗毛泽东的命令，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至今提起来还后怕。显然，毛泽东非但不是帮助周恩来治病的有功之人，相反却是一再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司马公”不惜捏造谎言，硬往毛泽东脸上贴金，这是它弄虚作假，蒙骗读者的又一例证。
2．关于“伍豪事件”
“司马公”此文指我在书中叙述“伍豪事件”时，在心理剖析上“做手脚”，以此来勾连历史过程，故弄玄虚，误导读者，并进而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指我因曾长期在大陆高层机关工作，养成了“双重性格”和“晦暗心理”[41]，以小人之心度领袖之腹。这种指责显然超出了正常讨论问题的范围，完全是恶意中伤。既然该文作者谈到中共政治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戕害，笔者愿意借此机会稍作分析。
“司马公”假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如此说法实在是做作可笑。凡1949年之后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无不对毛时代的血腥恐怖有切身感受，没有人敢说真话。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真实的写照。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紧箍咒，而说假话则一直是中共党文化的一大特色。当局对“六四镇压”那样违背天理的事情都可以撒弥天大谎，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呢？目前中国社会弄虚作假成风，以致于发展到贩卖假酒、假药，危害整个社会，其根源就在于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司马公”此文想否认周恩来被扭曲的双重人格，结果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之中。连中共官方都承认，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的话”、做了不少“违心的事”，这不是双重人格又是什么？莫非当年周恩来在大庭广众之下颂扬“文革”、吹捧江青的那些话，全都是真心话不成？倘若如此，周恩来与“文革派”岂不是成了一丘之貉？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恩来尚且人格扭曲，要说“违心的话”，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其实，“司马公”们又焉能不说假话，不然他们能在官方史家的位子上混得下去吗？
“司马公”文中之所以对笔者作人身攻击，是因为我在书中叙述历史过程和事实真相的同时，揭露了毛泽东一贯玩弄权谋、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为人，把这位“伟大领袖”的政治品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司马公”这样官方史学的御用文人来说，不啻是被挖了“祖坟”，其尴尬和恼火可想而知。可是，“司马公”又实在拿不出有力证据来驳倒书中论点，只好使出中共党文化中惯用的人身攻击伎俩，其实这样恰恰暴露出它理屈词穷的窘相。
对历史事实作深入的分析和合理的解释，是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评价一家之言，关键要看它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够自圆其说。中国官方组织人马对《晚年周恩来》大张挞伐，无非是想把对历史的解释权独家垄断起来，好让民众继续相信官方编造的种种天方夜谭。“司马公”此文就处处表现出这种心态，执意要别人都统一到官方的口径之下，否则就斥之为“歪曲篡改历史”，天下还有比这更霸道的吗？
“伍豪启事”是周恩来晚年的一大心病，也是考察毛、周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司马公”自然深知这点，不过它为了维护毛、周之间“亲密无间”的神话，在它的文章中硬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而把毛泽东与此事的关系摘得一干二净，宣称毛“严辞制止”，还由此断言说，“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是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42]。
关于毛、周关系的真实状况，从我在书中一开始引用的那封周恩来在病榻上写给毛泽东的请罪信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信中周辞卑言重，诚惶诚恐，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哪里看得见一点“亲密无间”的样子？这种“臣罪该万死，皇上圣明”之类的央告表白，与“司马公”文中所称毛对周“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实在是天差地远。事实上，“伍豪事件”的由来，并非如“司马公”文中所言，乃“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而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为了斗倒刘少奇、在全国发动“抓叛徒”战役中的意外收获。当年举报这件事的是周荣鑫之女，而周荣鑫则是周恩来的直接属下──国务院秘书长；她写信给江青，要求直接向毛报告这件事。毛当时并没有马上还周恩来一个清白，而是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如此，这件事就作为一桩悬案挂了起来。
“司马公”在其文章中辩称，毛泽东上述批示的意思是对“伍豪启事”“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这完全是一种诡辩，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当时正是周恩来处境困难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舆论甚嚣尘上，毛明明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此时又看过周本人的申述，却故意不置可否，让周整日提心吊胆，随时准备“出事”，甚至连牙具都准备好了。这哪有一点“信任、支持”的影子，毛这样做不是把周玩弄于股掌之上又是什么？直到1968年1月，毛才对“伍豪启事”表了态，那已是时过境迁以后的事了，不过是以此来安抚周为他收拾“文革”的烂摊子。
即便如此，“伍豪事件”并未真正了结，仍然是周恩来的一大心病。笔者在书中说，周的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这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此一结论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也是有出处的。“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周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自揭历史老底的同时，再度把“伍豪启事”问题翻出来，让周恩来向与会的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一说明。当周恩来病重后，毛又发动“评《水浒》”、批“投降派”，影射周恩来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这件事。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周恩来动手术之前，在已经打了麻醉药的情况下，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让邓颖超向毛报告。
邓颖超在1989年4月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对此，身为官方史家的“司马公”无疑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它却装聋作哑，还反诬一口，说这是笔者的“主观推断”。不仅如此，“司马公”在文中还倒打一耙，指我在书中未提及毛泽东在1968年1月对“伍豪启事”的表态，说“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43]。这又是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关于这一条，笔者在书中第244页不仅明确提及，而且还注明了出处，说明这是毛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范海泉来信的批示。白纸黑字俱在，“司马公”却硬说没有。如此撒谎，这样的官方史家还有什么可以让人相信的呢？
3．关于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973年底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周恩来晚年在政治上遭受的一场最大的劫难。笔者在书中详述了这件事的原委，揭露了令中国官方极为尴尬的事实真相，让人们看到中共两代领导核心在整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是整个事情的策划者和指挥者，邓小平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与会者一齐上阵，把“人民的好总理”斗得“不亦乐乎”（毛泽东语），中共政治的黑暗和丑恶由此暴露无遗。正因为如此，“司马公”此文花了不少笔墨为毛泽东辩解，把这件事的责任一股脑推到江青一干人头上，说“幸而毛泽东出面解围，为周讲公道话，使江青一夥的阴谋未能得逞”。这明明是“司马公”在颠倒黑白，本末倒置，它在文中却倒打一耙，反指《晚年周恩来》“把倒周的祸根栽到毛泽东头上”，“想把水搅浑”[44]。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是“司马公”文中的一大特色，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无所不用其极。
究竟是我把整周的祸根“栽”到毛泽东头上，还是毛本来就是祸首，应该让事实来说话。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林彪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这既源于毛对周批“极左”而产生的不满，也因为毛对西方舆论渲染“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事情的爆发点是“外交部第153期《新情况》简报事件”。毛泽东小题大做，对周报送的这份简报大发雷霆，乃至用了“放屁一通”这样的粗话。
接着，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又找“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王洪文谈话，矛头直指周恩来，语中露出杀气，甚至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到“上贼船”和“搞修正主义”的高度。“搞修正主义”一语是毛在发动“文革”倒刘时的用语，而“上贼船”的提法则是毛在制造倒林舆论时甩的“石头”。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在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对“上贼船”做了解释：毛当时用“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冠华、姬鹏飞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为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定了调子。“司马公”在文章中提到江青等人在会上批周的言论，如扣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指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等；其实按照毛泽东7月4日谈话的调子来衡量，江青等人的发言并未出格，至多是讲得更直截了当罢了。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正是从毛讲话中“搞修正主义”（指毛时代打击刘少齐的所谓“第九次路线斗争”）、“上贼船”（指毛时代打击林彪的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伸出来的，而“错误路线的头子”不过是“贼船老板”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事实上，那次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严厉的提法，并不是江青指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一类的话，那毕竟还是属于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比这更加耸人听闻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所说的，指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45]。这无异于指周是“卖国贼”。据当年列席会议的乔冠华回忆，听了担任毛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传达毛的话后，简直“毛骨悚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江青一干人大批周的“投降卖国”，就是由此而来的。
“司马公”为了给毛泽东开脱，竭力淡化毛上述谈话的份量，还搬出让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作政治报告为例，称“周有生以来第一次享此殊荣”，以此来渲染毛对周的“信任”。这实在是牵强附会，误导不明真相的读者。其实，毛当时已经做了换马的部署，选择王洪文作为接班人，不过由于王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台，只好让周恩来作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按照惯例，在党代会上作政治报告的通常是毛的接班人，“八大”是刘少奇，“九大”是林彪；而在“十大”上作政治报告的周恩来却根本没有接班人的政治地位，与其说作这样一次报告是什么“殊荣”，还不如说是让周权且支应门面。“十大”后，王洪文接班的态势已十分明显，凡是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都由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联名。就在起草这个“十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地授意张春桥把7月4日批周谈话中的结论（即“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中，暗中留下伏笔。这说明，在毛的心目中，批周这件事并未了结，还要再继续做文章。
作为官方史家的“司马公”，惯于把政治人物脸谱化，它把毛泽东涂成“红脸”，把江青则画成“黑脸”，以制造一种假象：似乎毛、江两人在“文革”中合开的“夫妻店”所干的恶事，全是“老板娘”一人所为，与“大掌柜”无关。事实上，江青行事或许有操之过急、掌握分寸不当的地方，但绝对是“奉旨”行事，她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江青不过是前台的打手而已。此外，由于毛经常玩弄两面手法，先打后拉，到头来只好让江青为他背黑锅。这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如此。“司马公”完全清楚这些情况，可是却刻意回避，宣传什么周恩来每每涉险过关，是“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但事实真相是，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工作中的一点纰漏，大张挞伐，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亲自给周戴上“卖国投降”的帽子，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信任”的影子？难道这就是“司马公”竭力渲染的毛、周之间的“亲密合作”吗？至于“司马公”文中说，“毛泽东出面解围，为周讲了公道话”，那不过是毛在玩弄一打一拉的手法而已。要不然，毛身边的王海容、唐闻生两位怎么会有“他做脸，我们做屁股”这样的牢骚呢？
4．关于邓小平的复出
“司马公”此文把“邓小平复出”专列了一个小标题，指责笔者在书中“把邓小平的复出，描写成一种罪恶”[46]。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为了给我抹黑，竟然到了任意栽赃的地步。遍查《晚年周恩来》一书，笔者从来没有用“罪恶”这样的意思来描述邓的复出。“司马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笔者在书中梳理了毛、邓之间长达40年的合作关系，揭了邓小平的老底，指出邓和毛的历史渊源极深，是毛派的一员大将，多年来一直受到毛的精心培养，建国后更成为毛手中挟制对手的一张王牌。与此同时，书中还纠正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觉，指出在幕后推动邓复出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邓小平复出”是毛在“林彪事件”后政治上挟制周恩来的一着棋。
更让官方恼火的是，我在书中揭露了邓小平复出伊始，就在批周一事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替毛泽东说出了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以便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邓是中共第二代掌门人，在政治上一直以周恩来的“传人”自居。书中披露的史实让人们看到邓的真实面目，而且凸显了中共政治的黑暗和人性被制度扭曲的一面──在中共的权力场中，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即便象邓小平这样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到的人物也不能逃脱；一旦复出，他就投入了对自己“兄长”（邓小平对他人称周恩来为自己的“兄长”）的批斗。这种揭露自然让官方极为尴尬，可是又拿不出像样的事实来反驳，于是“司马公”只好偷天换日，把毛让邓复出和邓重新得到毛的重用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误导读者。
邓小平从复出到重获毛泽东的信任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林彪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生怕有人翻“文革”的案。邓小平在复出时虽然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却不能完全打消毛的疑虑，他对邓还在观察之中。这从邓小平复出后的职务安排也能看出，邓复出后并未马上获得重用，只是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当时决定“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也未被选入政治局，而只是一名中央委员。恰恰是因为邓小平在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表现让毛泽东感到满意，批周会议之后邓才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邓小平批判周恩来的表现与重获毛泽东信任和重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司马公”文中否认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周恩来所做的“诛心之论”，用抵赖的手法，在史料的出处上做文章，以此给我加上“作假”的罪名。“司马公”在文中指称，书中“理应拿出像样的档案材料作为确凿的证据，而作者能够拿出来的，只有其所称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如今，纪登奎已经作古，他当时如何说的，恐怕也成了问题”[47]。关于这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档案材料，笔者在书中引述邓颖超与“周恩来传记组”的谈话记录指出，“文革”结束后，叶剑英、邓颖超两人向中央写报告，经华国锋批准，已将当年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部记录烧毁。作为官方史家，“司马公”明知中共元老叶剑英、邓颖超才是销毁这次会议档案的责任者，却故意将此节掩过不提，试图造成笔者无法提供原始档案材料的假象。
事实上，《晚年周恩来》中援引对纪登奎的采访，虽说不是原始档案，却是亲历者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不是孤证，很多外交部的老人都知道邓小平当年在政治局批周会议上对周恩来的“诛心之论”。当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外交系统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内容时，外交部的老干部们就对此议论纷纷，感到“四人帮”攻击总理并不奇怪，可邓小平也这样做，就不好理解了。当年我在撰写官方的《周恩来年谱》时，专门调查了解有关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情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和我谈到了这一点。“司马公”此文想通过否认纪登奎回忆的可信性来为邓小平遮掩，结果顾此失彼，自打耳光。就在“司马公”文中引为权威的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中，曾多处引用了纪登奎的谈话记录。不知“司马公”是否也打算把大陆官方领袖人物传记归为“作假”？
“司马公”文中还搬出邓小平女儿邓榕在自己的书中所写内容来为邓小平辩解，可是又露了馅，越抹越黑。邓榕在书中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当年确实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批周的发言。邓榕写道：“发言一开始，他（邓）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48]”虽然邓榕的记述对其父当年批周的内容语焉不详，但邓小平参与了批周这件事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印证了《晚年周恩来》书中所述并非妄言。
顺便一提的是，关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关系，我在书中纠正了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刻意制造的周、邓两人“亲密无间”的说法，指出他们之间其实是合而不同、同而不党，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书中对邓榕所说的周支持邓与毛硬顶的做法提出了置疑，因为这不符合周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最近，中国有杂志发表了采访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和高振普而写成的文章，披露了在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周不同意邓与毛硬顶，劝邓“你就不能忍一忍”的情节[49]。这印证了我在书中对邓榕的置疑。邓榕此书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帮助下写成的，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其中有不少不实之处，这便是一例。
5．“批林批孔批周公”
笔者在书中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指出这是其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而“批周”则是现实中的靶子，把这两种情结融会贯通起来。当年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影射史学”，指孔骂周便是由此而来。书中还揭露了“批林批孔”运动是毛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江是前台领军人物，毛是幕后主使。
“司马公”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说我“搞了倒果为因的手脚”，但辩白却苍白无力，摆了一大堆众所周知的材料，可还是让人不知所云。“司马公”给“批林批孔”运动“定了个框框”，所有的事情都让江青背黑锅，而把毛泽东摘得一干二净。“司马公”避而不谈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毛扮演的角色和应负的责任，却大谈毛如何“批评”江青，好像一切都是江青在捣鬼。实际上，“批林批孔”运动从头到尾就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从提出“评法批儒”、对江青面授机宜，到大造舆论、布置《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再到部署发动，批准江青、王洪文两人的联名报告，将清华、北大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无一不是毛在幕后指挥。中国当年屡屡宣传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并非虚词。
毛泽东确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评过江青，制止了江青批“走后门”的搞法，那是因为江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从“司马公”文中列举的毛批江青的那些话来看，与其说毛是在“批评”，还不如说是小骂大支持，恨铁不成钢。不然的话，江青怎么会有恃无恐，屡屡“另搞一套”呢？事实上，毛在“文革”中一直是把江青当枪使的，总是让她打头阵。这就是为什么毛在“敲打”江青的时候，也总是不忘表扬江青批刘、批林“斗争坚决”的原因。毛、江这对政治夫妻之间的磕磕碰碰，不过是合演“批林批孔”这出大戏中的“戏外戏”罢了。
“司马公”为了美化维护毛泽东的形像，完全否认“批林批孔”运动批“周公”的实质，居然把当年揭批“四人帮”时就已定案的事也推翻了。在“批林批孔”运动时期，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借古讽今，批“周公”、批“宰相”、批“大儒”，若非毛的默许纵容，姚文元之流岂敢如此露骨地把矛盾指向周恩来？白纸黑字俱在，又岂是“司马公”刻意遮掩所能抹掉的？
笔者在书中指出，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是党内翻案复辟势力的一杆旗子。“司马公”文中指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称毛“对周在政治上还是放心的”[50]。“司马公”为了给毛开脱，连起码的史实和逻辑都不讲了。毛晚年的一大心病，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的案。“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幌子，试图暗中扭转“文革”的方向。周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法，当然逃不过毛的法眼。毛本来就是个疑心极重的人，没事还常疑神疑鬼，何况批“极左”确有否定“文革”之嫌，“文革”乃毛的命根子，毛岂会善罢甘休？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就是要从政治上解决“反复辟”的问题。“司马公”此文一方面说周恩来批“极左”“用心良苦”，另一方面又否认毛认为周批“极左”是暗中翻“文革”的案，实在是逻辑混乱，不能自圆其说。
毛泽东明明是批周的指挥者和后台老板，“司马公”为了替毛辩解开脱，一方面渲染毛对江青一干人的批评，声称毛“采取了非常之举”，可摆出来的论据却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样一类不痛不痒的表态；另一方面，“司马公”又淡化毛泽东关于“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谈话，声称毛的“评《水浒》”谈话“本来并无特殊的政治含义”，“完全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私人交谈”，用毛“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一类的说法，试图让读者相信，毛本无批周之意图[51]。事实上，毛泽东有关“评《水浒》”的谈话几小时之后，姚文元就立刻写了一份报告，称毛对《水浒》的评论具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而毛本人马上就批准了姚的报告，两三天内就将此报告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转发全国。毛这样做究竟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栽花”，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假如毛“评《水浒》”、批“投降派”真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为什么周恩来进入手术室之前大喊“我不是投降派”呢？如果仅仅是江青、姚文元一干人鼓噪，没有毛的意思，周会如此介意吗？
6．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真实态度
周恩来病重和逝世前后，毛泽东对周的真实态度是最让中国官方难堪的地方。我在书中用大量史实揭露了毛对周冷漠无情的态度。很多读者给我来信，表示了对毛的愤慨。于是，“司马公”就在其文章中专列一节为毛泽东辩解。文中指我对周恩来之死前后“浓彩重墨，做足了文章”，可是又无法从正面批驳，只好拐弯抹角，夹七夹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关于周恩来治病的问题，上面已经谈过。我在书中说，“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做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这完全是真实情况。“司马公”当然清楚这一点，它为毛辩解的手法是避重就轻，转移话题，大谈周住院前繁忙的国事活动，然后挑出周恩来对医疗组的一个批注，掐头去尾地引用，试图给读者一个印象，似乎周可以为自己的治病问题做主。“司马公”这是在避重就轻，迷人眼目。当年周恩来的医疗组长吴阶平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当时周恩来本人是想做手术的，可是医疗组却不得不服从毛泽东的“不准开刀”的决定，结果贻误了治疗时机，导致一切无可挽回。在周恩来能否住院的问题上，医疗组也遇到干扰，那时张春桥出面阻拦，强调毛泽东所谓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的意图，医疗组干着急却没有办法。这些情形我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
有关周恩来住院治疗被一再拖延这一点，当年我在中国编写官版《周恩来年谱》时就感到蹊跷，周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当时无法畅所欲言，而且发表文章时要送审，必须符合上面的口径。我1986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奉命之作，发表前经过邓力群审阅，并按照他的意见做了修改。“司马公”此文称，笔者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与在《晚年周恩来》书中的说法“自相矛盾”，企图借此否定令当局难堪的史实。“司马公”如此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低估了读者的判断能力。当年我身处官方文献研究机构，戴有“紧箍咒”，所言所述往往身不由己；如今则是自由身，说话做事不必再有所顾忌，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自然不必再作奉命文字。究竟哪种情况下的著述更可信，相信读者自会判明。
在周恩来治丧的问题上，“司马公”此文故意避谈毛泽东违忤党心民意，下令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也回避了当时政治局大多数人希望毛能参加追悼会的事实，却搬出毛对周的丧事报告批示“同意”一事做文章，指责我在书中没有提这件事，“借用他人之口”说毛“只是划了一个圈”。从中共的官场运作模式看，在送审文件自己的名字上“划圈”和批示“同意”两者并没有多少差别，“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大部分中央文件都是用所谓的“圈阅”方式批准。因此，毛对周的丧事报告写了“同意”一词还是“划圈”批准，其实无关紧要。问题的要害在于，毛泽东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还压制党内外自发的悼周活动。“司马公”舍此来纠缠枝节问题，是避重就轻，故意转移视线。
此外，“司马公”所谓的“借用他人之口”，这个“他人”指的是张玉凤，因为我在书中引用了她的回忆文章中有关毛泽东圈阅周恩来治丧报告的情况。“司马公”之所以不敢指名道姓，是因为心里有鬼，张玉凤虽然也是奉命为毛辩解，但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含蓄地表达了她对毛当时做法的不安。“司马公”自然不希望读者注意到这点，因为这样一来，它的治学态度就露了馅。该文前面还大段引用张玉凤的文章批驳笔者，后面又因为张玉凤的回忆不符合它的说辞，就翻脸不认人。一个作者翻云覆雨竟至于此，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
结语
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笔者最大的愿望就是尽绵薄之力，把“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晚年周恩来》一书无非是一个尝试。而“司马公”奉命为文，竭尽歪曲诋毁之能事，也无非是要代表官方继续垄断中国现代史的解释权，阻止民众了解历史真相。笔者与“司马公”争论的焦点，就是到底要不要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正是由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笔者与“司马公”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对其阐释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难苟同。
“司马公”在文章中把毛泽东描绘成“理想社会的追求者”。笔者认为：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推行“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是为了与苏联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闯下大祸后毛又拒不认错，炮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制造个人崇拜，为发动“文革”做舆论准备；当他发现党内外反对声浪日益强大时，担心遭到清算，便先发制人，打着“文化大革命”的幌子，行整肃反对势力之实。这种把个人名位置于国家民族之上，为一己之私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长期浩劫的行为，如果不是一种罪恶的话，也绝非“好心”办错事。毛时代无数屈死的冤魂用殷红的血字书写的历史，岂是一句“理想社会的追求者”所能遮掩过去的！
“司马公”撰文的目的是按照中国官方的政治需要来图解历史，修补领袖神话，维护“一个核心”的政治体制。该文作者采用倒打一耙之手法，指我在书中“照预先设定的框框来图解历史”，把毛泽东说成是“文革”时期“左右两派的居中驾驭者”[52]，似乎毛在“文革”中弄权耍阴谋的种种行径都是我杜撰出来的。在“司马公”笔下，血腥、狂暴、充满罪恶的“文革”变成了纯粹的“理念之争”，从中央到地方激烈的派别争斗通通不见了。为了给毛辩护，“司马公”居然编出这样美妙动听的天方夜谭，哪有一点实事求是之心呢？
历史早已判明，毛泽东是“文革”浩劫的策划者、发动者和指挥者，如果说中共党内曾经存在过包括“四人帮”在内的“文革派”，那么毛泽东就是最大的“文革派”。“文革”结束后，中国民众中早就有“五人帮”之说，即指毛是“四人帮”的后台老板，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在书中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和江青等“文革”派之间的这种关系。同时，在记述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时，笔者并不否认其乌托邦狂想和追求公正、纯洁的社会主义，确有几分理想主义的成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毛的这种理想主义并不那么高尚，正如前面所说的，背后还是个人一己之私欲在作祟。
“司马公”文中指笔者写《晚年周恩来》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过去，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并由此推论说“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它还大言不惭地谈什么“史德”的问题，诌出“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这样半文不白的句子来[53]。
关于写作《晚年周恩来》的缘起，笔者在书中后记里说得很清楚，15年前的“六四”血腥镇压改变了我的命运。中共当政者为了一党之私利，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坦克、机枪，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大开杀戒，干出了连当年日本侵略军进入北京城时都没有敢做的事情。与“司马公”们不同，我的良知让我无法再认同这样一种制度，装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一样，继续心安理得地充当官方的御用文人。与这样的制度一刀两断，究竟何错之有？如果保住个人的“过去”之代价必须是出卖良知，我宁可选择“告别过去”。
客观、公正地评价政治人物，是每一个历史学者追求的目标。笔者在写作时，本着对周恩来既不讳过、也不苛责的原则；即便是对“文革”浩劫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书中在揭露的同时也并没有一笔抹杀，还是肯定了他对中美和解的决策，这对日后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起了积极作用。当然，《晚年周恩来》只是一家之言，难免有不足之处。不过，这绝非“司马公”文中所说的“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晚年周恩来》是否比较客观地展示了人物和历史的复杂性，读者自有公评。不少人认为，这本书是当今大陆领袖人物传记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当下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的丁东先生最近表示：最近几年，来自海外而对大陆读者在思想深层发生影响的，首推高文谦的著作[54]。
其实，象“司马公”这样官方史家的御用文人实在没有资格就“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说三道四。因为在他们话语中所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其实不过是让历史为政治服务，让民众相信中共官方编造的领袖人物神话，以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笔者这本书戳穿了这种谎言，揭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的老底，还了历史本来面目。如果官方史家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为何如此胆怯心虚，不敢让我的书与大陆读者见面呢？难道你们编造的领袖人物神话就那么不堪一击，非要靠尽掩天下人耳目和嘴巴才能站住脚吗？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司马公”文中所谓的“客观公正”是多么虚伪的东西了。
至于“史德”问题，更不是“司马公”们有资格谈论的了。中国史家的传统是甘冒杀身之祸，秉笔直书，为历史留下见证，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司马公”们作为官方史家，占有最全面的文献资料，却把它垄断起来，按照官方的政治需要来图解历史，神化领袖人物，以此来替专制制度歌功颂德，还想求得“心之所安”，完全是自欺欺人。这样的行为居然还好意思谈论“史德”，难道不感到脸红吗？
历史毕竟不是政治的婢女，可以任由权势者及其御用文人梳妆打扮，更何况是“文革”浩劫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首先要有做人的良知，然后才谈得上治史和论史。既然“司马公”以太史公司马迁自比，就请好自为之，莫玷污了这个名字。要知道凡是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的文字，都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到头来难免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愿“司马公”们三思。
【注释】
[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美国），2003年出版。
[2] 出处同上，第8页、第602页。
[3]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春秋》，1989年第1期。
[4] 电报全文参见《晚年周恩来》第32、33页。
[5] 参见《晚年周恩来》第32、33页。
[6]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1），（香港）《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1期。
[7]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3月），中央档案馆藏手稿。
[8] 出处同注[6]。
[9] 周恩来，“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笔记”，手稿。
[10]出处同注[6]。
[11]出处同注[6]。
[12]出处同注[6]。
[13]出处同注[9]。
[1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13日。
[15]周恩来，“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笔记”，手稿。
[16]详见《晚年周恩来》书中第81、82页。
[17]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2），《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2期。
[18]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1页。
[19]出处同注[17]。
[20]出处同注[17]。
[21]赵炜，冷风执笔，《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2]出处同注[17]。
[2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656-673页。
[24]出处同注[17]。
[25]出处同注[23]。
[26]出处同注[17]。
[27]详见杨成武的“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第18页。
[28]出处同注[17]。
[29]出处同注[17]。
[30]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3），《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3期。
[3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
[32]出处同注[30]。
[33]见《晚年周恩来》，第314、315页。
[34]出处同注[30]。
[35]出处同注[30]。
[36]详见《晚年周恩来》第378、379页。
[37]这是汪东兴1973年2月7日给医疗组负责人吴阶平的电话指示，引自周恩来医疗组《补充病历记录》。
[38]出处同注[30]。
[39]出处同注[30]。
[40]吴阶平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谈周恩来为何没能及时动手术，2004年2月。
[41]出处同注[30]。
[42]出处同注[30]。
[43]出处同注[30]。
[44]出处同注[30]。
[45]见《晚年周恩来》第466页。
[46]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4），《广角镜》月刊，2004年第384期。
[47]出处同上。
[48]邓榕，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49]秦九凤、高云撰文，转自《党史博采》，2004年第9期。
[50]出处同注[46]。
[51]出处同注[46]。
[52]出处同注[46]。
[53]出处同注[46]。
[54]丁东，《我对海外中文网站的观感》，原载《议报》第171期，2004年11月。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4 Issue 4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
化骨扬灰散作尘，一生伴虎有余辛。
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鈎赚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无宰相解安民。
万千寒士应垂泪，谁为神州护早春。
周恩来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后骨灰遍撒在中国大陆，据说这是执行他的遗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诗便是我在那个时候写的，曾以“观于海者”的笔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不久，徐复观先生来信告诉我说，《大公报》中的人曾向他探询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诗中对周恩来流露了一点同情的意思。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仍然是“神”，而中共党内的人竟对诗中“伴君如伴虎”的讥讽视若无覩，可见他们在私底下已经非常不满于毛的专横。
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两年。听到不少大陆内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说，知识份子自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遭到有史以来从所未有过的践踏和迫害，而周恩来则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这首诗基本上是为大陆知识份子“代言”的，诗末“早春”两字出于费孝通<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今典”。我记得当时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报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开始两句似是“毕竟狂澜挽不回，遽怜遗蜕化飞灰”；结句是“早识权奇是乱媒。”其余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来在巴黎针锋相对的政治敌手，他的感慨自是发乎内心。
从大是大非的立场说，李先生“早识权奇是乱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十九世纪晚以来便席卷了欧洲，然后又通过日本而传到了中国，成为好几代知识份子的“鸦片”，“流风余韵”，迄今犹在。在政治社会秩序比较上轨道的国家，这种批判思潮未始不可发生提振精神、激动社会良心的积极作用。但在动乱之邦，这种纯否定的激进思想最后势不免导致“火延崑岗，玉石俱焚”的大悲剧。一九一九年的俄国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便是两个最明显的史例。
以前许多知识份子激情于道德热情，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预言，因此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被解释成由“客观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用共产党的惯用语说，即所谓“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几年来，由于共产主义的破产，西方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从而得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结论，有人甚至提出法国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
无论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论点出现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进思潮并不是全由于客观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相反的，激进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往往是脱节的，它的成长和发扬主要由激进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小圈子中互相激荡所造成的。（可参考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书<知识份子>一章所引资料及其与法国启蒙思潮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以上一段话旨在说明周恩来当年在巴黎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背景。
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间，中国有一、两千青年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计划。这些青年中颇多家境贫寒，甚至与父母关系很紧张的，因此到法国去找出路，并藉此获得“留学”的资格。但他们多不通法语，在法国既不能“勤工”，也无从“俭学”。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事实上的流落在巴黎，成为“忿怒的一群”。
在第三国际暗中支持下，周恩来发展组织自然便以他们为主要争取的对象。中共早期的成员出身于“勤工俭学”的，占了相当高的一个比例。这些人离开了中国，又未接触法国社会，但激进的思想和情绪则在他们的圈子内不断滋长，这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知识份子、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激进分子，先后如出一辙。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法、俄两国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自由长远的传统，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激进派则间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观念，便遽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已。
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灵活手腕早在巴黎时代便已充分显露，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可看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的成熟、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设想而言，他的水平和当时中国一般二十岁左右的知识份子也不过在伯仲之间，又受党与第三国际的约束，便已不可能再有个人的见解。这正如中古时代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既不可能对“上帝”发生任何怀疑，也不敢对教廷的决策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我们必须首先着眼于此，才能开始了解周恩来在中共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几年来，评论周恩来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大致有两极化的倾向。一方面，直接间接受过周恩来的“保护”的人，尤其是仍然认同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的人，对他是肯定的、赞扬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可为代表。他强调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对于周在“文革”期紧紧跟随着毛泽东的表现，邓小平这样为他辩护：“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从受过他保护的邓小平的立场上说，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持平的。但另一方面，从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场上出发（这样的人现在多来自大陆内部），论者对周恩来则毫无恕辞，认定他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佞臣”。（事实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说孔子是“巧伪人”，即使影射周为“佞臣”，不过用意不同而已。）这一道德判断也有大量的事实为根据。
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恰合于古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间无调和的余地，也不必调和，每个人尽可依据自己的观点而选择其中之一。我虽是学历史的人，但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中褒贬观点并无兴趣。下面只想扼要地谈周恩来为什么会落到邓小平所说的“处的地位十分困难”的情况，以至于非“助纣为虐”不可。
我在去年为“人间”所写<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两派“边缘人”所构成的，一派来自城市，一派来自农村。这里让我再补充一下我的论点。所谓“边缘人”是指中共党内大多数的成份而言，并不包括初创党时的少数领袖，如陈独秀与李大钊。事实上，第三国际最初正是要陈、李这一类有声望的人出面领导，才能有号召力。但通查中共党史便可发现，党内领导权是逐步向边缘移动。陈独秀在武汉以后便遭贬斥，李大钊如不先死也绝无幸理。
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失败，“革命”基地转移到江西，领导权便更进一步从城市边缘人转入农村边缘人之手了。这两派边缘人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城市知识份子也有出身农村的，农村边缘人也有受过城市教育的洗礼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则是两派分野的一条主线。三〇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共进入陕北以后，两派争论基本上已成过去，中共已只能在农村中谋生存与发展了。这时城市边缘人已不得不受农村边缘人的支配，莫斯科的影响虽未中断，但已相当遥远而微弱。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见机最早，向毛泽东全面输诚，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周恩来到延安以后便已彻底认识到：中共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只有走毛泽东所规划的“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所以他臣服于毛，也许真是“心悦诚服”。至今中共党内的意见仍认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确”，一九五六年以前大体上还算不错。（例如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泽东早年与晚年》一书中，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说穿了，他们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
甚至所谓“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辈人，包括梁漱溟在内，都对毛五体投地。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虽十分不满，却始终无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这一“大业”。（可看戴晴、郑直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收在《毛泽东轶事》中，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古人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在什么地方成果，最后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失败。中共靠毛泽东“得天下”，但也因毛泽东而终不能“治天下”。
进城以后，城市边缘人和集中代表了农村边缘人的毛泽东便开始同床异梦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当然向往着苏联革命后所实施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却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驳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之说，特别强调“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这是他们两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谈天，毛的心态已不可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正是韦伯所说的“routinization”）。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
李锐说：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前引书，页三一五）对毛的“个人崇拜”早起于延安时代，这是城市知识份子向毛臣服的一种表示，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赋予毛以“最后决定之权”。毛的“绝对权威”已无人能违抗了。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在上海读到《大公报》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写的一篇报导，说周恩来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强调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即使是毛主席也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后，王芸生立刻再发一则电讯，更正三天以前的报导，说周氏的原话是说只有毛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王芸生是最著名的记者，当时正取媚于新政权惟恐不及，他不可能会闹这样大的错误。这篇讲话，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毛泽东>，原文也许已动过手术，但大至确在说明毛泽东不断在追求进步，至少可证王芸生的最初报导是正确无误的。
这个故事颇足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对毛不得不百依百顺。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了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了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
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霸才无主始怜君”（温庭筠<过陈琳墓>句），大可以借以咏周恩来了。所以，在将来中共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还会在邓小平之下，因为后者毕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一、评周最难
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
相比之下，评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当年的中国，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意志、思想和个性。所以，晚年毛泽东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确的。我们对之既不难解读，也不难评判。
晚年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终是前台人物，表现很充分。但是，人们有理由推测周在后台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对周在后台的表现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残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变形的成分，此其一。
第二，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针对着中共在讲述文革时扬周贬毛的倾向，毛的后人就发过“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的牢骚。
第三，再说周在文革中的违心的表现，违心，为什么要违心？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吗，抑或有的仅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毕竟，周在中共党内树大根深，颇有实力，照理说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对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为什么要一味顺从毛呢？所谓“相忍为党”，“照顾大局”，在什么时候是一种自觉遵守的更高原则，在什么时候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在什么时候只是一种屈服的借口？
第五，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感谢高文谦先生写出这本《晚年周恩来》，为我们解读与评判周恩来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文本。
高文谦先生曾经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由于工作职务之便，高文谦得以披阅大量中共内部的历史文献以及对若干当事人进行采访谈话。八九期间，高文谦带领同事上街游行，热情支持学生运动，还起草公开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后遭当局整肃，虽然被单位领导保护过关，但高文谦从此下定决心和中共专制体制彻底决裂，再不充当御用文人，再不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后来，高文谦来到美国，耗时五载，历经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万言的《晚年周恩来》。
二、“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
《晚年周恩来》主要写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写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江青等“四人帮”的关系，和林彪的关系，和邓小平的关系；写到中共上层权力斗争。其中，毛泽东的专横霸道，奸诈残忍，固然令人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内的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投机怯懦，苟且偷生，更令人摇头叹息。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的那样：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
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么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乾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1）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问候主席，您好！（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75．6．16．22时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怜，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在读过这封信后，谁还能说周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三、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厖”。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呢？”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四、为什么共产王朝无忠臣
如果周算忠臣，那么试问，彭德怀算什么臣呢？算乱臣算反臣吗？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敢于就大跃进的错误批评毛泽东，彭德怀才算忠臣。
不过严格说来，彭德怀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因为第一，彭德怀的万言书只是私下里交给毛的一封信，不是准备在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而过去忠臣给皇帝提意见都是在朝廷之上当着文武大臣公开提出来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大发雷霆，纠集其追随者对彭德怀猛加批判，硬是要给彭德怀扣上反党的罪名时，彭德怀很快就举手投降，全盘放弃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最后还签字画押，承认了自己的反党罪名。我们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宁死也不放弃原则的，彭德怀当忠臣但没有当到底，所以我说他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
周恩来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
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见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
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
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着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
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
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枣除非你与制度决裂。
五、另一部分事实
如作者所说，《晚年周恩来》“评述了周氏其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侧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揭示周的处境、心态、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观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周的活动舞台在高层，所以作者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宫廷，对社会则着墨较少。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在叙述周和毛以及其他高层人物的关系时，作者主要描写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较少写他们的共识和一致。这种特定的视角和侧重对写作来说难以避免，无可厚非。读者阅读时务必留意，否则容易产生错觉。这是我要提醒的。
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来》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组织‘五一六’的名”。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
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
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
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六、为周辩护无法自圆其说
为周恩来辩护的论调很多，但都是浅尝辄止，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经不起分析和追问。
1、有人说，周恩来紧跟毛泽东，是因为他把毛视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错误决策、甚至对自己也猜忌整治时，周仍然认为毛的领袖地位是无可取代、不应替换的，因此只能在维护和服从的前提下徐图改进。简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在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尽管我们今天对这些作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周在晚年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无论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革命理想都无法为之辩解。且不说周在其他“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时落井下石（起码也是同声附和），连邓小平也要指其“违心”即违反道德良知——这还是根据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道德准则；甚至就连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视为德政善举之事，其实往往也经不起推敲。
试举一例。《晚年周恩来》里写道，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许多高级统战对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此举历来被人称道。但是，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一般人在评价他人时，免不了以己度人。作为毛时代的过来人，我们当年都热烈地崇拜过毛，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追随过毛。于是我们很容易假定当年的周氏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理想主义。然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和周的处境迥然有异。在极权主义的洋葱头中（借用阿伦特的比喻），越是处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处在外围者越是轻信。我们以前拥毛拥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万里在1979年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讲到农村的贫穷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不消说，“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是极权制度谎言体系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构建者。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顺便驳斥“人民的好总理”这一神话。只要我们想到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都发生在周的任内，想到这两场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痛苦与牺牲，所谓“人民总理为人民”之说就不攻自破了。辩者会说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终维护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担罪责。我们可以承认周并非不想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是，在“人民的好总理”那里，人民的利益从来不占据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补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谓“顾全大局”中的“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党的大局。所谓“相忍为党”，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让位，不能不靠边，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
2、邓小平说：“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这话的后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毛大发雷霆之怒。本来站在反对者一边的周立即转向，并劝说那几个老帅副总理低头认错。于是，“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为周辩护者每每强调周的尴尬处境。他们说，在当时，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对毛是不行的，毛发动文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实上，顺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非上策——何况毛还要硬拉着周下水，君命难违；所以，周只好积极投身其中，在顺从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力图起到某种缓冲或制约的作用。所谓“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并非放弃己见，一味顺从，而是避免正面冲突，以柔克刚。
这种辩护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辩护者未曾意识到，当他们在如此辩护时，他们已经承认了毛是暴君，承认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权，高度独裁，承认了在这种制度下，连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都毫无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辩护：“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是，地狱是谁们建造起来的呢？
赵无眠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给周恩来辩护的那套理由和逻辑，也完全可以用来给汪精卫辩护。汪精卫也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为汪辩护者也可以说，没有汪伪政权作缓冲，沦陷区的人民会更受苦。我还要补充一句。有一点汪精卫可以比周恩来更理直气壮：毕竟，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他汪精卫扶起来的，日本人入侵中国不是他汪精卫领进来的，大片国土也不是在他汪精卫手中丢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泽东暴君地位的确立，周恩来却负有极大的责任。
当然，为周辩护者可以说周当年为中共打天下和拥戴毛成为最高领袖都是出于善良的理想主义；等到日后清醒过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已经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顺守之道，勉为其难。问题是，周对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彻的觉悟？
大陆学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战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的一批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汇编成册，重新出版，取名《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李慎之先生在这本书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写道：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李慎之承认自己骗了人（严格说来，李要算受骗者，以他当初的年轻与天真），可是谁骗了李慎之呢？难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难道能不包括周恩来吗？微末如李慎之等，对中共暴政的建立无关紧要，或许是不配忏悔的，周恩来也不配吗？
李慎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经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眼里噙着眼泪。”我并不怀疑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只是，它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联动分子就公开否定文革，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几个老帅副总理就大闹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仍然是中共的党天下。问题不在于否定文革，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去否定。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无疑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不同的路线确有高下之分，绝非半斤八两；但不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周的路线或刘的路线，都和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恩来象陈独秀或李慎之那样大彻大悟，回归基本人权，回归自由民主。今天仍为周辩护者，不可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七、周恩来为什么不留遗言
记得在76年“四五”悼周运动中，一份题为“总理遗言”的传单流传甚广。这份传单的文字不长，其中要紧的话只有一句，那就是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汹汹，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份“总理遗言”表达了人心的不满，可惜只是伪造。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周恩来临终并未留下遗言。但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留下遗言呢？
古人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西方有句谚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写道：周恩来卧床不起后，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邓颖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两段记叙表明，周恩来死前没留遗言绝不是因为没话可说，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之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倾诉衷肠、一吐为快的充裕时间和安全环境。象刘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临死前连留下遗言或遗嘱的机会都被剥夺，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聪明，在被抓进监狱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写下一封《致未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记在心里，总算留下一封遗书。周恩来临终前的处境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偏偏是一句话也不肯留下来呢？
这件事反过来想想就不难明白了：你叫周恩来留下什么遗言才好呢？
叶剑英希望周恩来能说出“对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来的圆滑或曰圆熟之处正在于，他从来就是脚踩两只船；虽然是一脚重，一脚轻。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政治倾向性，但是你很难从他那里找到可以攻击的话柄。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们当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不能让自己站在毛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要给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语言说江青和张春桥们的坏话，以免留下把柄。
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讲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来有什么委屈可讲？所谓委屈，就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观或正义感之上的。没有了一定的公正观或正义感，连委屈都无从谈起。罗瑞卿长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整彭德怀时跳得很高，后来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关在秦城监狱和彭德怀住隔壁还委屈地说：“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罗瑞卿一介武夫，头脑简单，总以为别人挨整都是对的都是该的，只有自己才是给整错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鸣冤叫屈。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这中间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来早就接受了这套野蛮残酷的丛林原则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这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因此当整到自己头上时，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他连抱怨都没有资格抱怨。（1）除非从头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时首先要忏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风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虽然反右这一段留下一节尾巴，硬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头未必不明白。邓小平能想到的问题，周恩来就想不到吗？只是周恩来没有机会纠正毛泽东的罪过并顺便洗刷自己的罪过，所以他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中无法解脱。
另外，我们也可以怀疑周恩来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说，周恩来临终前，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还恐惧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还不肯放过，唯恐别人在自己脸上画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还能留下什么遗言呢？正因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所以到头来只好选择沉默，选择无言。
也许，周恩来临终前并不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长期陷于繁琐的事务，更由于长期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恩来早就费尽心机，精疲力竭，无暇也无力再进行超越性思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紧锣密鼓的情势下，周恩来很可能忧谗畏忌，被恐惧所压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国人不满于文革、甚至不满于毛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周恩来多半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点起一把天安门的熊熊大火——否则他就不会在临终前还那么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寿终正寝，临终前嘱咐将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经是什么年月了？他还以为大寨红旗不倒，真的会飘扬千秋万代呢！亏得郭老还是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实在不可低估。
《晚年周恩来》里还写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起初他也对之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但是后来禁不住压力，担心毛不会放过自己，还是在材料上签署了附和的意见。九年后，周的遗孀邓颖超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作过这样的开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厖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厖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意味着，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状多么虚假不实，其他同志举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则皆然——“顾全大局”嘛。
《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胡平文集（博大出版社 2005年4月）
高文谦：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驳李捷兼下战书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文中指责我“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丑化毛，给我扣了一堆帽子，诸如“多处罔顾历史事实”，“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等等，不一而足。李文发表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官方网络水军也一拥而上，对我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还鼓动毛新宇“追究高某的法律责任”。
李捷这篇批判文章显然是衔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写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把官方史学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令当局极为难堪，但又不便公开批判，只好用笔名“司马公”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我随后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围绕党史和文革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与之论战，澄清历史真相，驳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去。
为什么现在官方又旧话重提？这是当局为了大张旗鼓纪念毛诞辰120周年所做的统一部署。习近平上台后，为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新拾起毛这把刀子，提出“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举毛旗，走老路，大抓“舆论斗争”，四处亮剑，国内政治生态大幅左转。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之一，李捷在这波捧毛造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发表重头文章《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宣称“‘非毛化’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脊梁”。现在又拿《晚年周恩来》开刀，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在大陆广为流传，号称“部级干部人手一册”，当局视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肃清这本书的影响，就难以恢复毛已经残破的神话偶像。这就是李捷以“权威”的身份出来批《晚年周恩来》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这篇文章与学术讨论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我曾与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通篇读过李文，实在是为这位前同事感到汗颜，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不值一驳。该文多处抄袭当年司马公文章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动地大段照搬，比如：“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乃至李文最后一段中“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除了把最后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的“哉”改为“耶”外，其余两百五十余字全部照抄司马公文。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质量如何。这样明显的大段抄袭，或可免被追究剽窃之责，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之实。
更让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说成是在1975年，而张玉凤的文章里明明写的是“1976年的春节”，李文照抄都把时间抄错了。还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马公文，硬说我在《晚年周恩来》中没有提及毛泽东1968年对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事实上，当年我在批驳司马公时，就已经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并指明在《晚年周恩来》第244页中不仅明确提及这一点，而且还注明了出处。结果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误，将错就错。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问竟然做得如此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破绽百出，怎么还好意思以“权威”身份教训人，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待？又怎么对得起被他忽悠的社会大众？国内共识网今天刊出当年司马公长文，人们正好可以结合对照李文和我当年的反驳文章，查阅一下《晚年周恩来》第244页，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鉴于李文通篇不过是在重复当年司马公文的陈词滥调，而我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与司马公的辩论中阐述过，对其指责也一一作过回应，这里就不赘述了，只对几个主要问题再申述一下。对这场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往下面的链接观战，自行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
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
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关于伍豪事件问题，这是考察毛、周关系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李文说我“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邓颖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约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另一件事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李捷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应该看过这份记录。他之所以还要这样说，就是想给我扣上“主观推断”的帽子，然后做文章。
必须指出，让江青这条“主席的狗”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背黑锅是官方的一贯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江青，而对毛则采取掐头去尾的“障眼法”进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制造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假象。但事实正好相反，周并没有因此而从伍豪事件中解脱出来，有生之年一直被这件事纠缠。李文中还说毛1967年5月对伍豪启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对此“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启事这件事翻出来，让周专门为此向大会做报告，并要各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呢？李文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毛还在1975年发动评水浒运动，批投降派。这显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当其冲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启事历史包袱，又被批为对美外交投降的周恩来。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在已经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情况下，还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又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后，邓颖超让汪东兴向毛报告这件事。凡此种种，不正说明了周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为伍豪启事担心吗？证实了《晚年周恩来》所述不虚。
林彪问题也成了李文指责我的一个题目，说“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这里要再次指出，李文这些说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马公文。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对毛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可是在中共体制内又有谁能说真话呢？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得死于非命了。李文中历数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种种表现，却把这出戏的主角毛轻轻放过。这种明显带有选择性的叙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学才是在为“预设的创作意图服务”。李文指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接替彭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又如，李文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英明；可是在林彪讲话后，不正是毛带头鼓掌、大加赞扬的吗？文革发动前夕，不正是毛要罗瑞卿传话给林彪，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的吗？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问题。只有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廓清事实真相，把林彪问题说清楚。比如，在文革酝酿和发动的问题上，林彪负有重要责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过再大，也大不过毛。至于说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阴谋，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对此也不讳言，辩称自己搞的是“阳谋”。别的不说，毛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出尔反尔，欲擒故纵，先是同意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事后又不认账，这不是搞阴谋又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了倒林，毛违背中共组织原则，背着林彪这个已经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风点火”，一面说“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这种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在周恩来治病问题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当年一一驳倒司马公文中的各种辩解后，不再纠缠其中细节，以免自寻尴尬，转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说过的话做文章，似乎这样一来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真实情况是，我在八十年代编写官方《周恩来年谱》文革部分时，就对当时周治病被一再延误感到蹊跷，特别是得知毛对周治病下达的“四条指示”后更是感到震惊。（其内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我在采访一些曾在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时，他们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由于当时人在体制内，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在写《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文时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六四后，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李捷应该对当一个御用学者在夹缝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这种体制里面呆长了，会丧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严重分裂——当面做鬼，背后是人。这也是我决心离开这种体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来》和驳司马公一文中，根据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详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周发现患癌症后，根据毛的四条指示，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后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许做电灼手术，要他们“服从大局”。最后还是医疗组的专家暗中抗命，在手术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失早期发现治疗的宝贵时机，导致周体内癌细胞已经转移，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我在批驳司马公的文章里，逐条批驳了该文中为毛四条指示所进行的各种辩解。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晚年周恩来》和我驳司马公的文章找来看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时代时曾经表示：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为了一己之私——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唯恐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中国当前正在大变的前夜，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毛泽东虽已死多年，但幽灵至今仍在四处游荡，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时局或有重演文革惨剧的趋势。海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如何评价毛事关国家未来走向。既然李捷这位毛家湾的老同事找上门来，我只有应战，来而不往非礼也。鉴于他现在正卖力扮演官方挞伐“非毛化”的重要角色，我这个货真价实的“非毛化”分子愿借此机会向李捷下战书，公开辩论毛的功罪是非，各抒己见，题目由他来定。希望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不知李捷有没有勇气应战？
2013-10-21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