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声音建立与世界的关联

我其实是一个不大“安分”的的音乐人，对我来说声音艺术和音乐是一门作为表达的语言，而并不具有如其他艺术品那样相对的客观存在性。你无法剥离其社会层面的联系来单独拥有它，甚至无法控制或彻底摧毁它。我时常脱离音乐和声音本身来创作，找寻所谓的动机和出发点。于是在我的成长路径中会出现一系列的节点，这些节点也刚好将我对声音的理解解构成了不同的维度思考。

1.2016年我出发南美洲，在玻利维亚和巴西的亚马逊雨林进行实地创作和录音。这次计划的初衷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从几年前对于自身的认同便建立在世界公民的基点上，所以试图通过音乐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跨越性连接，事实上音乐的变革和创新也都是基于历史上无数次的人类文明交融。初衷的另一方面便是我所处的环境——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新城市，人口爆炸、基础建设速度滞后、私人空间的稀缺，噪声问题便是一种直接反馈。在我写稿的当下，我的隔壁正在疯狂地用电钻施工，我不得不将音乐放大音量，以掩盖这些不断打扰我思路的“入侵者”。对于某些自然和远方声音的热衷和需求便成为这些中国大城市人们的一种普遍寄托，他们会听着自然声音工作、睡觉、甚至于仅仅只想要获得片刻的宁静。

在我取回录音素材之后回来做了很多功课，包括阅读大量关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籍，我希望从声音的角度去思考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现，这是一个比我曾经认为的命题更为庞大和复杂的工程。我将整个项目化作三张不同类型的专辑来呈现我的思考，第一张很理性，从人类学和生物学以及物理的角度，以进化论的顺序安排曲目，探讨一种纯野生状态下的声音环境。在和城市进行对比后，我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是很有规律性的，声音分布恪守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比如超高频的昆虫，高频的鸟类、中高频的哺乳类动物和低频的自然环境。第二张专辑是记录我们在雨林中的行为，活动，和雨林的关联很身体性的互动。划船，徒步，在里面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很主观，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生存。那些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类在自然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城市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第三张是关于想象的，人类自古以来都会利用想象填补未知，它和科学是同时进行的，我觉得艺术就是人类最浪漫的想象力的凝聚。我们的向导，给我们讲述萨满如何利用死藤水寻找草药。同时他有着不迷路的神奇能力，我们把录音机扔在任何的位置，他都能找到。我们后来又进入过土著部落，这些对远方的人们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和我们真实的经历交织在一起，便成为一个浪漫的故事。这张专辑也是在思考音乐到底是什么，我们能用音乐去做什么的探索。讲其中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向导安东尼奥小时候，他爸爸把野猪的鼻子割下来，做成望远镜的样子，让他看日出，连续三个星期五早上看日出，就是一个仪式，他在那之后再也没迷过路。

2.在探寻自然声音之后的思考过程中，我从客观来审视我的行为，发掘这些事情背后的关联性很有意思。虽然在起初我并未将这些行为和声音同社会性关联结合在一起看待，但当我梳理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这些创作无一不在印证这些关联。当我对比自然和城市声音的时候，我会找来我多年在世界各地的录音，直至今日我已涉足过五大洲，录制过来自数十个不同城市的声音。

声音其实一直是被忽视的一种社会性元素，比如在我所生活的北京，声音的入侵也成为社会阶级结构的一种体现。在拥挤的住宅区，每个人拥有的几平方米空间，无时无刻不担心着声音入侵的困扰。而在高档的居住区，他们拥有更多土地，同时也拥有更安静的环境声音。在接受一系列确立阶层的条件后，声音作为一种附加属性，被默认加入我们的生活，但从来没有被公开评判过。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不得不说是中国独特的情况，也就是公共空间或是所谓的自然空间，我们在噪音方面是公平的，公平地享受被入侵。比如广场舞这样的存在，无论你离开多远，几百米，甚至几公里，都能听到那些让人心烦意乱的音乐。记得在福建的山里，夜里能听到数十公里外村镇上那些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曲回荡在山谷。在云南的雨林，我录制濒临灭绝的长臂猿，却发现分隔它们的不只是一条条公路和村庄，巨大的人类噪音也早已将它们困在这片看起来还像是雨林的土地。

我曾经抱着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们独特的声音这样的观点来去寻找声音的，但多年之后我发现另一个其中有趣的现象，就是所谓城市的声音都成为一个一个模块化的标签式的声音元素组合。我们常常在讨论全球化，其实声音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正例，我们车辆的声音、玻璃混凝土墙的回音、人类的行为、甚至相似的鞋面和衣服材质摩擦发出的声音都何等近似。我给一些电影也做过声音场景构建，常常使用这种声音骗术，制造符号化的城市，当然，人们在看到地标和某些特征元素的时候还是会分辨出这是哪里，但如果闭上眼睛，其实便失去了判断力。我认为全球化也是一种世界权利导向，文化和技术引领成为一种风向标，我深刻记得在南美洲很多落后国家，人们是如何向我描述自己是多么向往美国那样的生活，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和很多中国人的说法一致。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这里的音乐权威机构的领导，在发言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身在中国，面朝格莱美。反过来去想，那是不是出现多核心，或者丰富的多元文化便是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些我也还并未想通。

3.在不断的录音和创作过程中，我也将自己的位置一再调整，然后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当我在实地录音的过程中，我常常试图隐藏自己，让自己能更加客观地记录这些声音最原本的样貌，不破坏，不影响。当我处于创作状态时，我自己更愿意打破这种客观，进入一种主动参与的角色中，建立和被录音者或环境之间的关联，以此呈现我的思考。这在我很多创作中屡试不爽，比如2017年我重回巴黎的斯大林格勒站录音，举着录音机走在难民营中间，而5年前我走在那里的时候，还是热闹的市集。在我的这次录音里，我记得那些面孔好奇、期待又带有陌生敌意等等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人问我是不是记者，因为他们希望被报道被关注。这便使我的录音产生了新的价值，如果我仅仅只是远远地客观记录，可能完全无法获得这样真实感的证据。

所以在与世界对话的时候，声音给思考提供一种证据。我不觉得我们现在的世界存在绝对的真实，声音可以在客观提供某一时刻的真实，也可以去虚构某种让人期待的例证，这会让我的创作拥有一个基点。无论真实与否，最终还是应该回归个体，从声音的物理性来说，它就是一种共鸣，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和更多的灵魂产生共鸣，以此催化思考，诞生新的价值和意义。但只是我并不期待什么结果，可能这是因为我的成长让我并没有什么野心。

最后写两个我录音的小故事作为探讨的素材。

有一次去撒哈拉录音，当时沙漠60度的高温，我为了想找到特别的声音就和录音师跑进去。结果真的是感觉要热死了，很绝望。连着跑进去两天，每次进去3-4个小时。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高级录音设备，结果里面几乎只有风声和沙子流动的声音，身体内外都是沙子特别难受，太阳大的也无处可躲。但就在特别偶然的某刻突然听到两声鸟叫，突然就世界明亮了。有人问我你录到了什么，我会回答死亡的气息和生命的意义。因为这整个体验过程与声音综合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所以哪怕是失误，这也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过程才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和收获。

我最初想录鲸鱼的声音是在加州，但因为暴风雨没有录到，后来又去了冲绳录音。当我第一次把设备放进水里的时候，听到的是巨大的引擎声，因为观鲸的船很多，听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要求船长把船开远并且把船的引擎关掉。我的设备可以放到水下30米，结果运气很好录到了鲸鱼之间的交流声，那声音非常多变复杂，像是一门语言。当时录完给那些海员听，他们很激动，因为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晰和高质量的鲸鱼录音，在海面上其实永远无法听到。有一些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录音，不在中国的海域录，我说我咨询过海洋声学所，中国已经没有大型的鲸类，而仅剩的白海豚也濒临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