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第三章

第三章　解放

在歡快的氣氛中，中國迎來了解放。在每一個主要的城鎮，共產黨政權的成立都伴隨著精心編排的遊行活動。所有的遊行隊伍無一例外都以士兵打頭陣，士兵後面是卡車，車上立著毛澤東的巨幅肖像。表演扭秧歌的舞蹈隊員們則身穿藍色、紅色或綠色服裝，頭纏白毛巾、圍著絲質圍巾，手裡揮舞著紅旗，隨著腰鼓、鑼鼓和喇叭演奏的樂曲擺動身體。這些舞蹈的動作都是模仿農民的日常勞動，如插秧、挑水等。這種來自人民、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形式，在每次遊行和集會中都要表演。

　　然而，即使在秧歌很流行的北方，普通農民對這種歌舞也常常感到無法理解，因為有些曲調已經同當地的民歌沒有任何關係，而是模仿蘇聯的軍歌寫成的。傳統的歌詞講述的通常是愛情與背叛的故事，而且用詞下流淫穢，因此被共產黨廢止了，新編的歌詞都是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歌頌解放軍勝利之類的內容；傳統的舞步很複雜，如今則被簡化成了三、四個簡單的基本動作；傳統的舞蹈角色（如算命先生、怕老婆的男人、神職人員、鄉紳地主和神仙等）如今都變成了工人、士兵和農民。事實上，許多地方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扭秧歌。在西安，圍觀的群眾分不清舞蹈裡的各種角色，因為當地的傳統戲劇裡找不到這些東西，「唯一不變的就是震耳欲聾的鑼鼓聲，每天都像在過年。一聽到這個聲音，大家就知道時代已經改變了。」雖然看不懂，許多圍觀的群眾還是很享受這種節日的氣氛，因為它宣告著戰爭結束了。

　　在沿海的大城市，政治集會的規模通常更大。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的上海，坦克和榴彈炮轆轆地駛過繁華的南京路，車隊後面還跟著大批的工人，他們冒著瓢潑大雨，揮舞著拳頭。有些公司還派了裝滿工人的卡車參加遊行。殼牌石油公司的一輛卡車上，豎著一個紙紮的資本家，手裡握著一張巨大的五元美鈔。遊行隊伍裡還有一群女學生，穿著整齊的白襯衫和半長的寬鬆褲子，在鑼鼓聲中喊著口號。就在幾個星期前，同樣是這些卡車，駛過同樣的街道，同樣是這些人，聲嘶力竭地喊著口號，不過那時他們慶祝的是蔣介石的勝利，而這一次支持的是共產黨。

　　十月一日，北京舉行了盛況空前的遊行。在有三十萬人參加的開國典禮上，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了。為了這次遊行，準備工作很早就開始了。像大多數帝國的首都一樣，天安門廣場在內戰期間年久失修，看上去已經衰敗了，其規模比今天廣場的規模要小很多。廣場上還保留著中世紀的圍牆、陳舊的街道和破敗的房子——這些房子以前是供等待上朝的官員休息用的。廣場的地面坑坑窪窪、扔滿垃圾，地磚的石縫裡長著薊類植物，還有些歪歪倒倒的樹。

　　許多學生自願參加清掃廣場的活動，丹棱就是其中之一。作為對這些學生辛勤勞動的回報，他們獲准可以到現場觀看遊行。慶典當天，丹棱一大早就來到集合地點，在寒風中等候。黎明時分，天空下起了毛毛細雨。當所有學生都抵達後，大家排著隊進入廣場，各自找到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他們發現地上還有一些很深的小坑沒有被填平，於是丹棱和他的同學們就站在這些坑裡，緊緊地擠在一起取暖。

　　廣場上，數千面旗幟在秋風中獵獵飄揚，現場人山人海，但每個人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李志綏醫生出生於北京，當年二十九歲。他讀到共產黨如何和平解放北京的報導後，便辭去了澳大利亞的工作回到中國。那一天，他也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並呼喊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

　　十點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觀禮臺上。他的出現使原本就很興奮的人群更加激動，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遠遠地見到中國的大救星。那一年毛澤東五十六歲，他身材高大，臉色紅潤，聲音洪亮，吐字清晰，講話時顯得很果斷。這一天，毛並沒有像平時拍照時那樣身著軍裝，而是穿了一件深棕色的中山裝——這種衣服不久便被稱為「毛服」。他的頭髮又黑又多，戴了一頂工人帽，露出又高又寬的額頭。為了表示團結和民主，他和幾位非共產黨的政治人物站在一起，其中包括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雖然宋的妹妹嫁給了蔣介石，但在內戰期間，她始終支持共產黨，如今成為中共統一戰線的代表人物之一。當然，毛是所有人關注的焦點。在許多圍觀者看來，這確實是一個具有非凡魅力的領袖。他說話語調溫和，甚至帶著一種輕快的感覺，雖然帶有濃重的湖南口音，但大多數中國人都能聽懂。毛發表了精彩的演講，他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今天成立了！」人群開始歡呼，爆出震天的口號聲和雷鳴般的掌聲。李志綏幾乎哭了出來：「我感到無比高興，好像心都要從喉嚨口迸出來了，我的眼裡噙滿了淚水，為中國感到無比驕傲，內心充滿了希望。一想到中國人所受的剝削和痛苦以及外國的侵略都將從此結束，我就感到非常高興。我毫不懷疑，毛就是革命的偉大領袖，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

　　對丹棱來說，那天最興奮的時刻是觀看閱兵式。在鑼鼓的伴奏下，歌舞隊扭起秧歌，高蹺隊穿著鮮豔的服裝歡快地蹦來蹦去，但最受矚目的遊行隊伍是軍隊。大約有一萬六千四百名步兵和騎兵，以及坦克、裝甲車和配有機關槍的卡車參加了閱兵。當人民解放軍列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出現了幾架飛機在空中盤旋，用來展示中共的軍事實力。緊接在士兵方陣後面的是工人、學生和機關幹部，許多人揮動著紙做的標語和毛澤東的畫像，有些畫像已經被風吹破了。丹棱和他的朋友們在雨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十幾個小時，雖然無處避雨，但大家都很開心。

＊　＊　＊

　　第二天，丹棱開始拉肚子。症狀持續了一個月，幾乎要了他的命。丹棱初次見到共產黨是在一九四七年，當時他才十四歲。雖然國民黨把共產黨稱作「匪」，但共產黨的形象卻因此在他心目中變得更加高大了，因為在中國的民間故事中，這些反叛者通常都是反抗腐敗官員的英雄。離丹棱家不遠的一所院子裡就關押了幾名共產黨員。有時候，這些犯人們獲准到室外表演唱歌和戲劇，讓丹棱和附近的男孩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崇拜這些人，而且相信解放區的窮人都能吃飽飯，並受到平等的對待。有一天，丹棱和其他兩個男孩聽說共產黨在北京西邊的大山裡有一個據點，便決定前去投奔。他們帶著食物、水和小刀，趁著夜色溜出城，摸黑跌跌爬爬地穿過荒地和墳場。他們在一個小村子裡過了一夜，很快就吃光了所有的食物，最終不得不放棄原訂計畫。這次經歷讓丹棱對共產黨更為嚮往。一年之後，解放軍包圍了北京城。城裡到處都是國民黨傷兵，有些士兵不僅敲詐老百姓，甚至恐嚇警察。當解放軍在城外紮營，切斷了國民黨的食物供給後，國民黨不得不用運輸機向城內空投急需物資，而為了搶奪這些物資，國民黨士兵們經常打成一團。

　　在參觀了一次關於蘇聯的圖片展後，丹棱對於共產主義的想像變得更為清晰了。特別打動他的是一幅描繪工人家庭的畫，畫中的父母滿面笑容，和面色紅潤的小孩們圍坐在餐桌旁，桌上放滿了雞蛋、麵包、肉和其他食物，有些他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參觀了這次展覽後，丹棱感到非常自豪，自認為已經非常瞭解蘇聯人民的生活，試圖說服親朋好友都來支持共產黨。他的父母對此並不熱衷，也許是因為生活的艱辛已經磨平了他們的想像力，但他的兩個兄弟卻非常感興趣，對一個人人物質充足的社會充滿嚮往。丹棱十五歲時，因為年幼無知，而且渴望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因此加入了共產黨。

　　二十九歲的李志綏醫生是一個愛國青年，對自己國家的文化、文學、藝術和歷史都深感自豪。他在澳大利亞有一份工作，在船上擔任醫生，因此並沒有捲入一九四八年的內戰，但是由於澳大利亞實行嚴格的移民限制，只青睞白種人，所以想要在澳大利亞長期待下去並不容易。他當時住在一間很小的宿舍裡，年輕的自尊心受到種族主義移民政策的傷害，情緒越來越低落。他為妻子在香港租了一間房子，但自己並不想移民到香港，出於民族自尊，他不願成為外國人殖民統治下的二等公民。

　　解放的消息終於使李志綏從低落的情緒中解脫出來，他被共產黨勝利的報導所震動，相信中國最終將恢復應有的世界地位。當他在報紙上讀到關於「紫石英」號事件的報導時，立即認為這是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一次勝利。這時，他的哥哥從北京寫信要他回國，一下子激發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他認為共產黨對黨外知識分子的團結是真心誠意的，因此決心回國：「我崇拜這個黨，黨就是新中國的希望，我在澳大利亞就像一個盲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兒，是統一戰線讓我看到了希望。」

　　許多海外華人也像李志綏一樣，紛紛響應號召回國效力。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將一批批人帶出邊境、送入廣州。這個過程通常充滿驚險，偷渡者得打扮成農民的樣子，在邊境附近的指定地點接頭，然後跟隨嚮導步行，跋山涉水到達東江解放區。對許多人來說，這段行程中最令人興奮的事情是觀看升旗儀式。有人回憶道：「當看到我們自己的旗幟升上旗杆時，我的眼睛不禁溼潤了。」有一張集體照就記錄了這一時刻。黃以雙是香港拔萃女書院的畢業生，她給自己改名叫黃星，同其他幾百人一起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她們在沿途的學校裡借宿，睡覺時在教室裡一排一排躺得整整齊齊。走了七天，她們終於抵達了廣州，在東亞大酒店每十人住一個房間。馬路對面就是愛群大廈，幾個月前還是國民黨的總部，如今大廈的屋頂掛著一幅長長的標語，上面寫著「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香港成了一個重要的轉運站，一群群華僑從海外歸來，經由這裡回國參加革命，與此同時，一群群難民也湧入香港，躲避不斷迫近的共產黨。逃離大陸的人各色各樣，有些人靠手藝為生，有些則攜帶著做生意的資本。一九四五年與蘇聯協商《中蘇友好條約》的宋子文也來到了香港，受到儀仗隊的列隊歡迎。雲南省的前軍閥龍雲將軍，也帶著隨從來到香港，不過他很快就返回大陸，就任政府高官。

　　同宋子文和龍雲一樣，大多數人都是香港的匆匆過客，許多人從香港前往東南亞、美國、拉美或其他地方。但也有大約一百萬人決定留在香港，其中有些是富有的企業家，他們將整座工廠都搬到了香港，從此跟香港的命運息息相關，而大多數則是手藝人、小店主和農民，當然還有不少窮人——他們初到香港時，除了包袱裡的衣服幾乎一無所有。數十萬難民在大街上流浪行乞，在香港島和九龍的山上，用泥土、木頭、竹竿、鐵皮、油紙和其他材料搭建住宿的棚子。還有四萬人只能睡在大街上，想方設法為自己在走廊或地下室找到一個容身之處，起居和做飯都只能在戶外。有人在屋頂上擅自搭起違章的棚子，條件稍好一些的則在出租屋裡租一個小房間，一家人擠在幾平方公尺的地方。難民當中還有幾千名士兵，許多人行動不便，身有殘疾，臺灣政府將這些人視為危險分子，拒絕他們入境。他們在摩星嶺附近的貧民窟住了幾個月後，最終由社會福利局安置在吊頸嶺（調景嶺），住在大帳篷和鐵皮屋裡，這裡很快就被稱作「小臺灣」。

　　另外還有一、兩百萬難民，追隨蔣介石和國民黨去了臺灣。許多人遭受了很深的精神創傷，無數的士兵和政府官員匆忙逃跑時，顧不上留在家中的妻兒，從此與親人天各一方。一九四九年九月，應美君與她一歲的大兒子在火車站告別。小孩哭得很凶，她只好將他留給外婆照管，不敢把他帶上人滿為患的火車。母子分別後，小男孩從此常常沿著家門口的鐵軌追著火車跑，以為媽媽就在火車上。直到一九八七年，母子才得以團圓，那時兒子已經四十歲，在一家國營農場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這數十萬難民，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與親朋好友的連繫全部中斷，對故園的人事代謝也全然不知。除了不得不忍受這種孤寂，他們還得面對臺灣當地居民的敵視。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數千名手無寸鐵的臺灣平民抗議國民政府的腐敗和壓迫，結果遭到國民黨的屠殺。蔣介石隨後頒布了戒嚴令，在臺灣實行恐怖統治，造成大陸人和臺灣人之間數十年的隔閡。

　　大陸解放之後，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很快便被「竹幕」隔斷，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也隨之畫上了句點。然而，大多數中國人對新政權的態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留下來。目睹著一座座城市獲得解放和一次次慶祝遊行，他們在慶幸戰爭結束的同時，對未來既抱著希望，又有幾分憂慮。

＊　＊　＊

　　慶祝活動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警察。跟士兵比起來，這些警察就沒那麼友好了。他們不請自來，挨家挨戶上門搜查各類違禁物品，如武器和收音機等。住在西安的康正果家也受到了騷擾。在他記憶中，那個上門的警察穿著破舊的制服，說話帶著濃重的山西口音。「每次他來，我們就在客廳裡招待他喝茶，但是他好像不習慣坐在光滑的木頭椅子上，坐了一會兒就蹲在上面，連鞋子也不脫。」這名警察對康正果家裡的真空管收音機很感興趣，懷疑是無線電發報機。為此，康正果的父親一再被叫到派出所接受質詢，最後他不堪其擾，索性把收音機交給了警察。

　　全國各地，任何被當局懷疑為同情國民黨的人都要接受警察的詢問。在北京、上海、武漢這樣的大城市，解放後幾天之內，就由經過特別訓練的小組接管了整座城市的治安工作。他們先聽取地下黨員的簡要彙報，隨後便進駐各地的派出所和警察局，要求所有警察都不許擅離職守。陳毅就任上海市長後，脫下軍帽，換上了黑色的鴨舌帽。他嘴裡叼著一根沒有點燃的香菸，和上海的警察們開了三個小時的會，要求他們「自我改造，同時要完成任務，不要有任何不安」。

　　共產黨剛剛進城，只能讓之前國民黨政府的職員和警察留守崗位，包括郵局、市政府、警察局在內的各個部門都是如此。但有些部門的高級官員已經溜走了，共產黨便任命了一批新的官員，他們都是黨的幹部，負責接管城市的工作：

　這些新政權的官員通常身穿藍色或卡其色的制服，像士兵一樣戴著布帽，甚至在辦公室裡也不脫，看上去更像是蘇聯的人民委員而不是中國的政府官員。他們大都出生貧苦，因此生活作風很簡樸，所有的吃穿住都靠黨來提供，連香菸和肥皂也由政府配給，每個月的工資還不夠買一雙劣質的涼鞋。他們住在被政府沒收的洋房裡，但不習慣柔軟的床墊，躺在上面睡不著，因此喜歡睡在地板上。他們也不願意接觸陌生人，除了少數負責處理「外交關係」的人員外，普通人根本無法接近他們。他們認為所有人都應該說北京話——北京話現在已經成了全國的官方語言——而不是說上海話或其他方言。

　　整體來說，新政權的日常運作還得靠前國民黨政府的雇員。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警察便開始實行戶籍登記制度，並在其控制的城市發放身分證，但一戶並不一定是一個家庭，也可以是一個集體單位，比如一個工廠的宿舍或者一個醫院的部門。如今，戶籍登記的工作由新政權接管，儘管內戰期間共產黨曾譴責這套制度是「法西斯主義」，但他們現在換了一種說法。每一戶的戶主都得到一張食品供應卡——所謂戶主，包括一個家庭的家長、工廠的經理或者寺廟的住持——與此同時，戶主必須向政府報告所有成員的變動情況。因為食品都是按戶籍分配的，所以每個月派出所都得向群眾發放食品供應券。正是透過這種制度，國家前所未有地將每一個家庭和單位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除了戶籍登記外，每一個人都得劃分階級成分，其依據包括「家庭出身」、「職業」和「個人情況」等。根據各人對革命的忠誠度，階級成分依次分為「好」、「中」、「壞」三大類，其中每一類又可再細分，因此總共約有六十種之多：

　　好的階級包括：

　　革命幹部

　　革命軍人

　　革命烈士

　　產業工人

　　貧下中農

　　中間階級包括：

　　小資產階級

　　中農

　　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

　　壞的階級成分包括：

　　地主

　　富農

　　資本家

　　這些階級成分不久便被簡化成兩大類：「紅」與「黑」，或者「友」與「敵」。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它們將決定每一個人的命運，而且每個家庭戶主的階級成分也決定了其小孩的成分。

　　首先遭到逮捕的，是被新政權一向視作敵人的「戰犯」、祕密會社的頭子，以及沒有逃跑的舊政權主要領導人。但很快地，共產黨開始捉捕「特務」和「間諜」之類的隱藏敵人，於是那些屬於壞階級的人也成了被懷疑的對象。畢竟中國當時還處在戰爭時期，雖然各地都舉行了勝利遊行，但有些地方直到一九五○年底才全部解放，而且中國的大部分水域仍控制在國民黨手裡。從一九四九年夏開始，國民黨就封鎖了所有港口，並派飛機轟炸聚集在中國南部沿海的數千艘船隻，以防止其入侵臺灣。國民黨甚至還空襲了上海、廣州等沿海城市，雖然他們的目標設定為軍事和工業設施，但實際上也造成了數百萬平民的傷亡。此外，國民黨還繼續向廣西等地的反共游擊隊提供食品、彈藥等物資。特務活動也幾乎從未停止，雖然經常有人被逮捕，但臺灣方面仍不斷派人對沿海地區進行突襲，致使許多地方都風傳蔣介石即將反攻大陸。

　　新政權在許多城市都實行了宵禁。在上海，各類汽車從晚上九點開始就不許上街，行人則從十一點開始禁止出門，每一個街口都站著持槍的士兵。17

　　報紙和廣播不停地報導有關敵人祕密活動的可怕消息，宣傳海報也隨時隨地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敵人似乎無所不在，當時天津有一個喊得很響的口號：「解放全中國，活捉人民公敵蔣介石。」

　　政府鼓勵民眾寫信給警察和報紙，揭發鄰居或朋友，並可獲得獎勵。一夜之間，全中國似乎有一半人口都變成了共產黨員。有一個當時住在上海的外國人寫道，人們爭相表示效忠新政權，「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是游擊戰士，是赤膽忠心的黨員」。

　　那些被劃為壞階級的人則須接受警察的審訊，交代自己的歷史以及與外國人的關係，有時警察還上門搜查，尋找可疑的文件和武器。沒過多久，連收音機都成了可疑物品，僅上海一地就沒收了數千臺收音機，還有各類槍枝彈藥。

　　最初還沒有出現集體槍決的情況，但那些被新政權視為最危險的敵人，都遭到祕密關押和處決，其他人則必須向政府登記，接受訊問，並被監視居住。上海有數百名「反革命分子」被認定為特務、間諜或刑事罪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之後的數月內被槍斃。在河北，解放之後的一年內，有兩萬多人被祕密處決。不久，各地殺人的規模開始迅速擴大。

　　不過，在當政者看來，他們對大多數背景可疑的人並沒有過多追究，因為諸如教授、職員、銀行家、律師、經理、醫生、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對一個政權的穩定和國家的經濟建設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歡歌笑語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所有人都必須學習新的官方意識型態。無論在機關、工廠還是學校，人人都得閱讀大量的宣傳小冊子、雜誌、報紙和教科書，以學習新的教條，接受所謂的「再教育」。「每個人都要掌握正確的答案、正確的思想、正確的口號。」這種做法就是「洗腦」。從北京到廣州，所有的城市都變成了對成年人進行再教育的中心，銀行、大商場和寫字樓都設有專門用作再教育的圖書館，新政權試圖把每個人都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

　　那些歷史上有汙點的人不得不寫悔過書，交代自己的錯誤。大多數人只要承認自己犯過錯就行了，但也有人寫了非常嚴肅的懺悔書，公開發表在官方控制的報紙上。還有些人被迫站在大庭廣眾之下，懺悔自己的罪行，有時長達數小時之久。此外，還有一種懺悔的形式稱為「辯論」，無休無止的辯論會把人折磨得筋疲力盡，有些人甚至被關在辦公室裡，接受幹部和政治指導員的反覆談話，任何辯解都會遭到駁斥，直到完全悔過為止。每個人的「交代材料」（自白的犯行）都會放進個人的檔案，跟隨其一生。

＊　＊　＊

　　還有一類人的處境更為不妙，新政權將他們視為不利於社會穩定的因素，他們的存在只會浪費社會資源。這類人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就是「流氓無產者」，但幹部們通常把他們稱作「蛀蟲」和「垃圾」，他們包括貧民、乞丐、小偷和妓女，以及在內戰期間逃往城市的難民和無業人員。許多城市居民因為渴望迅速恢復社會秩序，所以支持政府對這些人進行清理，但也有些人擔心城市人口會因此大幅減少。

　　在北京，負責接管監獄的部隊發現，大多數監獄都空空蕩蕩。為了節約食物和用作取暖的燃料，幾個月前國民黨的市政府就下令將許多犯人釋放了。在首都的大街上，有些乞丐以為他們真正獲得「解放」了，因此在大街上任意捕殺流浪狗，有些人以砸破商店玻璃的方法來敲詐店主，每天甚至可以得到八至十公斤的糧食，而有些黃包車夫則認為，解放意味著再也不用遵守交通規則了，結果致使交通堵塞，有數千人因此被捕，關在城外臨時的集中營裡。至一九四九年底，有大約四千六百名流浪人員被關押在改造中心和管教所裡。

　　和其他人一樣，這些人也被迫反省自己的罪過，同時學習新的意識型態和生存技能。許多人利用這個機會學習了新東西，但也有人陷入抑鬱之中，不過根據官方的宣傳，所有人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有一篇報導說：「有些人覺得非常難過和痛苦，因此裝瘋賣傻，做出各種瘋狂的舉動並試圖逃跑，還有些小孩哭著鬧著要回家。有少數人拒絕接受再教育，例如有個叫劉國遼的人，自尊心很強，他在接受改造時態度堅決地宣布：『我的鋼筋鐵骨根本無法改造。』」

　　改造所的條件通常很差，而且普遍存在虐待行為。在北京西郊，接受改造者的食物和衣服常被衛兵偷走，還要遭受衛兵的毆打。據一次詳細的調查發現，有兒童在拘押期間遭到性侵。護士們對這些人毫不關心，特別是為他們打針的時候，動作通常都很粗魯。每個月都有人死亡，老年人的死亡率特別高。

　　上海的情況也是如此。數千名小偷、流浪漢和黃包車夫被捕，並被送往勞改營。捉捕的風潮一陣接著一陣，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僅僅三天之內，就有五千多名乞丐和扒手遭到逮捕送往拘留中心。許多人被挑選出來接受再教育和技術訓練，但很大一部分人最終被送入監獄。至一九五一年五月，提籃橋監獄囚禁了三千多名流浪漢、小偷和乞丐，有人則被送往農村的勞改營，數十人被槍斃或在拘禁期間死亡。

　　大街上的小販也被驅趕殆盡。在國民黨時期，小販們使用各種工具——籃子、扁擔、獨輪車、驢——來裝運貨物，沿街叫賣，並用獨特的叫賣聲或小玩意來招攬顧客。街角的人行道上也擺著小攤，商品五花八門，包括水果、蔬菜、布料、陶器、籃子、煤炭、肉類、玩具、糖果、堅果、肥皂、襪子、手帕、毛巾等，應有盡有。

　　然而，解放後僅僅幾個月，這些小販全被抓了起來，先是接受質問，隨後被遣返原籍，只有少數人獲准留下來，但是不能再在大街上叫賣。政府開始建造露天市場，對商販們進行統一管理。在天津，兩天之內就在一片荒地上用竹子搭起了一大片棚子，又用了一天時間，把整塊地方用圍牆圍了起來，並蓋上蓆子當作頂棚，地上則劃出一個個攤位。政府搬來桌子、板凳，還組織了遊藝活動吸引顧客。市場裡擠滿了變魔術的、走鋼絲的，以及各類演員和歌手，但再也聽不到走街串巷的叫賣聲了。

　　妓院也關門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兩千四百名警察突襲了北京城裡的妓院，逮捕了一千多名婦女以及數百名妓院的老闆和皮條客。當地的拘留所已經人滿為患，因此這些婦女被集中關在韓家譚一帶已經廢棄的妓院裡——那裡曾是市中心的紅燈區。她們平時必須參加勞動和學習，瞭解封建主義的罪惡，並接受職業培訓。她們還會被帶到大會堂裡，聲討戴著手銬的妓院老闆，以示跟過去一刀兩斷。

　　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差不多。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年一月，蘇州、蚌埠、南京、杭州、天津等各個城市，都清掃了賣淫行業。上海則採用了漸進的方式，政府不斷頒布苛刻的規定，致使妓院的客源越來越少。當局首先禁止在妓院裡宴請、賭博、拉客和喧譁，隨後宣布之前妓女和老闆之間的合同全部無效。警察則利用國民黨政府編製的材料，掌握了每一家妓院的地址和註冊號碼，並對其施加巨大的壓力。結果，上海的九百三十多家妓院一家接一家地倒閉，有幾家妓院的老闆甚至被槍斃。報紙上刊登了槍斃的消息，標題用粗體加黑框突出。因為生意日益慘澹，許多妓院老闆自願將自己的產業交給政府，有人回了老家，有人做了裁縫，有人改賣香菸，還有人當了搬運工。

　　許多妓女被送往拘留所接受再教育。她們每天都得遵循嚴格的作息時間，要花大量時間來學習，同時還得訴說在國民黨時代遭受的種種虐待。但是，並沒有多少人真的像官方宣傳的那樣，對自己的過去幡然悔悟。相反地，許多人對這種教育很不耐煩，總是相互爭吵，甚至還有人打罵幹部，而且她們大都討厭體力勞動，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剝削，也不喜歡被關起來遠離人群，還得為解放軍士兵縫補軍裝。曹滿智當時是負責管教這些婦女的一名幹部，他後來承認，妓女們（包括那些來自底層妓院的窮人）並不喜歡被關起來，反而懷念過去的生活，但是她們知道反抗是無用的，只能安心接受改造，大多數人後來被遣送回原籍。僅剩的幾家妓院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突擊行動中被全部關閉，但直到那時，仍有些妓女與看管她們的幹部對抗。

　　政府很快便宣布賣淫是舊社會的一大罪狀。然而，沒過多久，僅北京一地就有三百五十名婦女重操舊業，有些還是剛剛接受過再教育才被釋放的。其實，真正迫於生計從事這一行業的女性並不多，有些人假裝自己是學生或家庭主婦，帶上年幼的小孩或婆婆作掩護，甚至有少數人穿上幹部服，胳膊上還套著紅袖章，站在家門口公開招攬顧客，看到有男人經過就說：「進來喝杯茶！」其他城市也是如此，解放後雖然有數十萬難民從城市逃往農村，但許多婦女則繼續留在城市裡偷偷出賣肉體。一九五二年，上海捉捕了數百名婦女，但是每掃蕩一次，她們就更善於隱藏自己的行蹤。在之後的數年裡，當局一直使用高壓手段試圖禁止賣淫。

　　清除流浪漢和妓女遇到很多困難，但更大的挑戰則是處理城市裡的幾百萬難民、復員軍人和失業人員。當局試圖將這些人成群地遣返農村——農村就這樣變成了處理所有「閒散人員」的「垃圾場」，但是大多數人並不願意離開城市，雖然生活並不穩定，但他們已經在這裡待了許多年。在上海，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願意接受遣返。

　　在南京，願意配合政府行動的人則更少，有人堅決不肯回農村，尤其反對政府動用軍隊對其強制遣返。但是不管如何反對，南京市區總人口的約四分之一（約有三十幾萬人）被趕出了城市，其中大多數被送往山東、安徽和蘇北，也有些人加入了墾荒大軍，以乞丐為主的一萬四千多名「閒散人員」則被迫接受了生產集訓。

　　根據黨的政策，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老家」，但事實上，許多人離家已經幾十年，老家根本沒有一個親朋好友。政府把他們送回老家，認為他們可以從事耕種，但這些人經常被當作外來人口受到當地人的歧視，分給他們的田不僅數量少，而且品質差，都是些沒人要的地。有些人根本沒有趕上土改，在當地無法生存，只好又偷偷溜回了城市。

　　此外還有數十萬復員軍人、小偷、乞丐、流浪漢和妓女，被送往資源豐富的西北，那裡與印度、蒙古和蘇聯接壤，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戰略意義。一九四九年底，僅北京一地就有近一萬六千人被送往新疆和甘肅。許多人對此安排表示反對，有一名乞丐拒絕離開北京，他爭辯道：「北京是我家，我怎麼能去西北開荒？」有一群復員軍人在被送往邊疆前決定造反，他們先是控制了集中居住的地方，然後成群地潛逃外地。對這些人口的安置計畫制定得很草率，有一次甚至有八十七名老弱病殘被送往寧夏墾荒。

　　許多人到達西北後，只能住在地窩子裡，整天從事繁重的勞動，推平沙丘，種植樹木，挖掘溝渠。有一名婦女回憶說，她當時被吸引到西北是因為聽信了政府的宣傳，說那裡每家每戶都有熱水和電。到達西北後，當地的幹部卻對她們說：「同志們，你們必須做好準備，要把自己的骨頭埋在新疆。」

　　制定人口遷移計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清除城市裡的「閒散人員」，改造所有的「寄生蟲」，同時創造就業機會。但這項計畫的規模如此宏大，而且共產黨從思想上就對城市沒有好感（一九四九年有報紙宣稱「上海是一座不事生產的城市，是一座寄生的城市」），因此實施起來難上加難。

　　令情況更為複雜的是，一邊是成群的人被政府遣送出城，另一邊又有無數的人想方設法返回城市。一九五○年十月，安徽遭受洪災後，有近兩百萬難民逃往城市，每天有大約三百四十人從農村逃難到南京，不論老幼，大都只能以乞討和偷竊為生。在上海，難民們就在馬路上吃飯睡覺。而此時，全國各地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興建的集中營、監獄和改造所早已人滿為患，再也無力收容這些難民。

＊　＊　＊

　　剛解放時，共產黨曾向工人們誇下海口，稱他們是「國家的主人」，即將「當家作主」，可是在解放之初的幾年裡，失業率卻不斷攀升。

　　與此同時，新政權對商人和企業家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承諾要團結一切——除了政權最頑固的敵人。為了做做樣子，共產黨與少數民主黨派（如民主同盟等）合作，允許他們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政協是一個政治顧問組織，與人民代表大會同時召開。

　　中國的經濟飽受戰亂、腐敗和通貨膨脹之苦，通訊網路遭到嚴重破壞，鐵路運輸也陷入混亂，有些地方的發電廠遭到轟炸，或因煤炭儲備不足導致停電，因此共產黨接管城市後最迫切的任務不是建設，而是搶救和恢復。起初一切都進展順利。在北京、天津、武漢和上海，國民黨士兵逃跑前設置的路障如今都被移走了，遭到轟炸的地方也清理乾淨了，燒毀的房屋都被推倒，水泥修築的防禦工事和碉堡被夷平，建築廢墟則用來填埋彈坑。在長春和其他曾被包圍的城市，上萬具的屍體被集體掩埋，街道也經過消毒，電線杆重新豎立起來，有些民用設施旁邊還架起了軍事通訊網路，那些用來封鎖河道和港口的船隻也被拖走了，技術人員在軍隊的幫助下對毀壞的發電機進行了維修，鐵軌重新鋪好，橋梁也得到了修復。

　　通貨膨脹雖然沒有完全遏止，但至少得到了控制，人民共和國發行了自己的貨幣——人民幣，並規定為唯一合法的貨幣，其他如美鈔、銀元和金子等，在解放的最初幾個月還可以流通，但很快便被迫終止。上海組織了五十萬人的遊行，聲討倒賣黃金和其他商品的行為，當局還動員了數千名學生，勸說民眾不要囤積銀元，並密切監視各類交易，嚴禁人們在大街上私自兌換外幣。

　　很快地，政府的干預就延伸到了更多的經濟領域。規模龐大的國有貿易公司控制了原材料的供應，嚴重制約了私營企業的經營。這些國有公司按地域劃分，透過以貨易貨的方式將物品從富有地區運往物資稀缺地區。例如：華北貿易公司向華中貿易公司出售布匹、紗線、煤油、汽油、苛性鈉和玻璃等，用來交換棉花、花生油和菸草。這些國有公司還開設了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經營範圍包括食品、布料、農具、家居用品、五金器具、肥皂、火柴、糖和文具等，其初衷是為了防止各類商品的物價被私人操控。

　　其實，新政權的許多做法，只是將革命根據地的經濟管理模式拓展到了全國。由於蔣介石對各個港口的嚴密封鎖，天津、上海和廣州等主要貿易城市再也無法獲得煤炭、棉花、鋼鐵和石油，造成許多工廠停工，商品的進出口也陷於停頓，因此貿易的重心不得不從海外市場轉向內地。這種轉變進一步促使新政權加快了干預經濟的步伐。

　　不過就算沒有國民黨的封鎖，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會癱瘓。因為除了蘇聯及其盟友，新政權對外國人充滿了敵意。如今，所有外貿都掌握在政府機構手裡，人民幣的匯率被人為地定得很高，大大降低了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且就算港口沒有被封鎖，沿海地區的各類企業也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的問題。上海的工業產值曾占全國一半以上，但如今只有部分企業還能維持運轉。有一名外國人注意到：「上海的棉紡廠都盡了最大努力，試圖從中國內地採購棉花取代美國的原料，但儘管如此，工廠也只能一週工作三天，原料只夠六個月的生產所需。滿洲的工業在一九四五年曾遭到俄國人洗劫，如今據可靠消息指稱，其產量只占日據時代的百分之三十。」儘管如此，共產黨仍堅決反對引進外資，因為在他們看來，所有境外資本都會造成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但許多企業都因缺乏資本而面臨停產，因此中國政府只好向蘇聯大筆舉債。

　　對許多工人來說，他們非但沒有得到共產黨當初承諾的各種好處，反而還被敦促得生產更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所有群體當中，工人是最難駕馭的。他們渴望站在革命的第一線，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但面對他們的大聲抗議，中共卻頒布了新法規，宣布罷工違法。與此同時，企業主們也提出抗議，因為雖然「新民主主義」承諾保護私營工商業，但他們不得不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資，致使生產成本迅速增加。

　　因為急需現金，新政權設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稅。北京的稅收是以小米來計算的，一九四六年徵收了三萬一千四百噸，一九四七年降到兩萬一千噸，一九四八年則只有一萬噸，但在解放後的頭一年裡卻躍升至大約五萬三千噸。從倒閉的小店主到無法維持全家生計的普通工人，人人都在抱怨。湖南省的省會長沙曾經繁華一時，解放後全城四十二萬居民每人每年平均要上交兩百五十公斤的糧食，而此前國民黨政府對類似規模的城市所設定的徵稅標準只有八十公斤。不僅如此，新政權對私營經濟徵收的某些稅種還具有追溯力，並不僅僅根據它們當前的收入來計算。沒過多久，財政部長薄一波就坦承，這種任意徵收的懲罰性賦稅已經破壞了商業，例如菸草業就因高達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重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幹部本身也是個問題。他們習慣於游擊戰爭的環境，但對上海複雜的國際金融體系並不在行。解放前，上海是亞洲最大的商業中心，雖然其面積大約只有莫斯科的一半，但外國居民的人數比紐約之外的任何國際都市都多，吸引的外資也比倫敦和巴黎多。解放初期，共產黨的幹部們曾盡可能地讓上海延續其特色，但很快他們就同這座城市產生了距離感。對各界專業人士提出的每一個建議，他們都心存疑慮，擔心上當受騙，但自己又缺乏必需的知識應對各種複雜的金融問題。菲律賓總領事馬里亞諾．埃斯佩拉塔注意到，共產黨幹部堅持對每個人都稱「同志」，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無法讓人產生「志同道合」的感覺：

　他們少言寡語、舉止含蓄、令人感覺疏遠。他們過於謹慎、疑心重重、不願和人打交道，而且言行拘謹，讓人無法接近。在公務交往中，他們態度冷淡、一絲不苟，對遇到的問題，根本聽不進別人的意見，甚至拒絕進行討論……他們不能容忍任何人干預其工作，也不鼓勵別人幫他們出主意，任何建議都會被當作多管閒事。他們不需要任何說明，在他們看來，所有人都值得懷疑，甚至有罪。

　　共產黨不僅把外國人和商業領袖都視為帝國主義的間諜，與他們保持距離，而且對其他群體也是如此。一九四九年中旬，有大約三萬八千名共產黨幹部跨過長江，從北方進入長江以南地區。這些南下幹部大都不習慣當地的食物、天氣和語言，只有少數人最終適應了新的環境。在浙江的杭州、寧波和溫州等商業城市，幹部們在與當地的工商業代表會談時，毫不掩飾對他們的憎恨，與會者常常遭到羞辱甚至毆打，會談經常變成「鬥爭大會」，很快就沒有人敢說話了。而在紹興這樣一座美麗的水鄉小城，當地幹部卻運用打游擊的方式來進行管理。

　　短短幾個月之內，繁華的大上海就變得死氣沉沉，天津也陷入了衰敗，廣州幾乎到了破產的邊緣。各地的工廠停工，貿易中斷，許多公司都出現了危機。最早嘗到苦果的是高檔的奢侈品市場。在上海南京路上曾經繁華一時的珠寶店裡，之前販賣黃金和玉器的商人，如今卻賣起了肥皂、殺蟲劑、藥品、毛巾和內衣。生產化妝品的一百三十六家工廠只有三十家繼續開門，而且大多數改為生產牙膏。在上海豫園的露天市集上，出售古玩的商人們如今百無聊賴，只能看報紙打發時間。

　　其他工業領域也是如此，數百家生產紙張、火柴、橡膠和棉布的工廠倒閉。有身處香港的人士估計，上海大約有四千家工廠企業（包括兩千家貿易公司和一千家工廠）破產，在全市的五百多家銀行中，只有約一百家繼續營業，而這一百家中有一半向政府申請了破產。許多由外資經營的運輸和電力公司，因為資金短缺被迫向人民銀行大舉借貸，結果這些公司實際上都被政府所控制。

　　各大城市的購物商場也變得門可羅雀。上海一名商人回憶道：「那些位於外灘和國際飯店之間的各大商場，包括永安、先施、新新和大新等，都在櫥窗上張貼了告示，上面寫著諸如『忍痛降價』、『清倉甩賣』、『虧本甩賣』之類的字眼。」在曾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有五百多家商店歇業，數百多家工廠倒閉。在曾經為工業重鎮的無錫，繁忙的景象不復存在，工廠裡一片寂靜，數百家商店打烊關門。在紡織重鎮松江，十八家紡織廠中只有一家仍維持生產。

　　與此相應，城市裡的失業率不斷飆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兩百萬北京居民中約有五萬四千人失業，四年後，全城人口增加了一半，但失業人口卻增加三倍——儘管解放後經過一輪輪的清掃，無數流浪漢、乞丐、復員軍人、難民、小商販和其他閒散人員都被趕出了城市。上海的失業率仍然在上升。一份黨內報告指出，一九五○年夏，全市有十五萬失業人口，許多人選擇了自殺或者賣掉自己的小孩。

　　華南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許多失業者將自己的小孩賣給別人，有人選擇自殺，有些人則被活活餓死。在福州，全城人口不足五十萬，失業人口卻超過十萬。據一份供黨內高層閱讀的報告指稱，對當地失業人口的唯一幫助竟來自國民黨，因為他們派飛機向這些地區空投了大米。如此高的失業率導致民眾的巨大不滿，以致長沙發生了六起失業工人包圍工會、反對共產黨的事件，甚至有人鼓動以暴力推翻政府。廣州也發生了類似事件，一九五○年夏，全市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在鄭州，數百名搬運工人因抗議工資太低，聚眾襲擊了市政府，毆打負責幹部，砸壞門窗和傢俱。在南京，工人們的待遇還不如解放前，抱怨之聲不絕於耳，機關和工廠的牆上到處寫著「反動」口號。在上海，陳毅市長向毛主席彙報說，大家對現狀失望至極，成批成批的人退黨，普通老百姓則向政府請願，並有人撕毀毛澤東畫像。

　　面對這種情況，政府要求老百姓奉行勤儉節約的精神，鼓勵大家多事生產，但並不提倡消費。一方面是追求意識型態的純潔，一方面是經濟的衰退，繁華的城市就這樣逐漸喪失了活力。解放才幾個月，追求享樂就被貶斥為資產階級的惡習。在上海等城市，咖啡館和舞廳紛紛停業，地下賭場也關門大吉。許多世界聞名的大賓館（如和平飯店、匯中飯店和國際飯店等），因為生意清淡，有些把房價降到了每月二十五至五十美元。上海俱樂部曾經以擁有全世界最長的吧檯而出名，如今再也無人光臨，甚至連許多茶館也被迫關閉。南京路上的跑馬場如今變成了軍營，夜生活根本無從談起，因為所有的商店下午六點就要打烊，俱樂部最多可以延長幾個小時，而且晚上冒險出門很可能被年輕的共產黨士兵攔住，查看各類證件。大街上也很少見到黃包車、公車或三輪車，大部分行駛的汽車都歸政府所有，因為汽油貴得離譜，每個月都新增數千輛閒置的汽車。一九五○年六月，一輛使用了不到一年的別克轎車開價只要五百美元，卻無人購買。

　　英語不再是國際商務語言，而成了帝國主義剝削的象徵，受到新政權的排斥。很快地，跟政府打交道的外國人都被要求自備翻譯，而且所有交往都必須透過外事辦公室。當時供職於《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的蘭德爾．古爾德（Randall Gould）記述道：「（同政府官員的）談話很正式，還有速記員在旁邊記錄，但講的都是些客套話。」隨後，用外文發電報也遭到禁止，除非有翻譯在場，而且內容讓官方覺得可以接受。「看板和霓虹燈上的英文都被換成了中文，各個公園和花園裡的英文和法文的牌子也被摘了下來。」甚至連電影院和餐館也感受到了壓力，取外國店名成了一種禁忌。在以前的法租界，以法國的神父、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命名的街道，如今都改了名字，大都以中國的城市和省來命名。鐮刀、斧頭和紅星的標誌隨處可見，不僅出現在電車、大樓、標語和旗幟上，還被做成徽章，佩戴在政府公職人員的胸前。各個公共場所，如書店、火車站、工廠、學校、機關以及天安門城樓上，到處掛著中國和蘇聯領導人的畫像。共產黨的保衛工作也比國民黨嚴密，每座機關大樓都有士兵把守，有些國民黨時期開放的地方，現在也封閉起來了。

　　出版業幾乎一解放就被置於新政權的控制之下。一九四九年二月，曾在北京發行的二十幾份報紙中，除了官方的報紙外，只有一份仍繼續出版，而且篇幅只有一張紙。上海原來有四份英文報紙，都是由中國人出版的，解放後僅僅幾天就關閉了兩家。短短數月之內，數百種報刊只剩下少數幾種，而且刊登的消息都一樣。國際新聞只剩下一個資訊來源，那就是蘇聯的塔斯社。不過，政府對出版業的審查並非是自上而下的，主要是靠出版者的自我審查。接受了再教育的記者和編輯們，自我審查的意識變得很強。有一名記者表示，黨不斷在糾正出版業的方向：「只要犯一個小小的錯誤，就可能受到斥責，黨員們還會到每個編輯的辦公室，對所有文件進行檢查。」結果當然是絕對地順從。「共產黨的報紙宣傳簡單直白，沒有太多的技巧，要麼好，要麼壞，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敵人，就是這麼黑白分明。所有事情都簡化成口號或公式。一有事情，所有管道（包括廣播和報紙）就同時進行密集的宣傳。」

　　人們的衣著也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首飾和一切用來炫耀的裝飾品都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物品，沒有人塗口紅或化妝了，姑娘們剪短了頭髮，男人和女人都摘下了戒指，昂貴的錶帶也換成了皮質或更廉價的錶帶。一名剛剛入黨的女人說：「穿著要簡單，越破越好。」李志綏醫生在澳大利亞生活了十七年，剛剛回國時，男男女女的單調服飾讓他深感意外。幾乎全北京的人都穿著藍色或灰色的布衣，樣式都差不多，洗過幾次後就會褪色。很多人都穿著款式相同的黑布鞋，甚至連髮型也相似，男人留著平頭，女人則是齊耳短髮。「我穿著西裝和皮鞋，打著領帶，頭髮也比別人的長，感覺自己就像個外國人。」他的妻子穿著鮮豔的衣服和高跟鞋，燙著時髦的髮型，看上去跟周圍的環境完全不搭調。很快地，他們兩人就借來一些樸素的衣服換上，不過這些變化仍對他們有所觸動：「這些細節讓我意識到，共產黨並不全是我當初想像的樣子，但我對此並不十分介意，認為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