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第二天：逃

在柏林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室當助手。與其說是助手，不如說是打雜的。工作室的木桌子放不平，就要找木匠；工作室的植物有點蔫，就要澆澆水曬曬太陽；藝術家需要某些資料，就翻翻資料看看書；藝術家在工作室開派對，就端點心遞酒水⋯⋯

工作室有好幾位同事，有一位是主管，一人之下，幾人之上，但這位主管只向上負責，不向下負責。十個人不到的工作室，就是一個微縮的朝廷。皇上的意志是最為重要，手下只應服從。要不是發生了那件事情，我是打算熬完一年再走的。

藝術家當時做的一件作品有幾百件材料，這些材料需要拍照、編號、再一一歸檔。我週四早上開始，中午時分不確定是否能在週五下班前做完，跟主管說，我週五晚上有約，萬一做不完，我週六來加班。主管答應了。週五中午發現果真做不完，再次跟主管確認，主管說好。下班前藝術家到工作室，發現我正在收拾，問我為何沒做完手頭工作就要下班，我說明了情況，表示第二天會回來收尾，並說得到了主管兩次的確認。這位人前謙和的著名藝術家，開始拐彎抹角地說我偷懶，說我工作效率低，做不完是我的責任，若第二天要加班，不能算工作時間，也不該拿加班費。我平靜地問他如何判斷我偷懶，是否知道我兩天上了幾次廁所休息了幾分鐘，並向主管看去，問：「你一直在工作室，你說，我偷懶了嗎？」現場一片死寂。主管把我拉到一邊，我強忍著淚水，眼睛脹得慌。她勸我當天晚上留下來把工作做完。我說不行，我約了人，就拎起包離開了工作室。當時朋友就在大門外等我，我看到她，眼淚就下來了。

第二天，我去到工作室，拍照、編號、歸檔。將近中午的時候，主管來了，她做了排骨飯，說要跟我一起吃。我把前一天精心準備的辭職意願說了出來，説得很是委婉，大意是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精力去滿足這個工作室的需求。但事實是，我已經飄洋過海，到了地球的另一邊，我不能再承受這種威權式的職場欺凌了。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裸辭。我跟所有的熟人和朋友說我正在找工作，我甚至給父母發了一條信息，說可能會需要資金幫助。最壞的情況沒有發生，裸辭的第三天，我就找到了下一份工作。在那之後，我又打過好多份工，換過好多的老闆和同事，再也沒有人說過我偷懶和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