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恐懼的現場——我的光榮冰室手記（一）

1、從「在場」到「離場」

有一段時間，當抑鬱症成為了朋友圈的高頻詞彙，我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不幸命中。那段時間我對手機的依賴日益嚴重，深夜極度疲乏卻又因神經緊繃而難以入睡；有時又嗜睡，聽著室友的腳步聲在門外來來回回，房間裡嗡嗡作響的冷氣為我隔離出一個十平米的獨立王國。睡前越是思潮湧動，醒後就越是陷在一片白茫茫的虛無之中，覺得窗外世界與我沒有多大關係。

之前的我不是這樣。時間線往前推，十一月中大圍城，跟幾個陸生在垃圾遍地的校園裡搞過清潔；十月一日國慶遊行，和黑衣人一起如驚弓之鳥般奔逃；七月在沙田和西九龍高鐵站發過宣傳材料，告訴大陸遊客：香港“暴徒”，內有情由；六月兩次百萬級遊行和十二號的立法會衝擊，在太古廣場、巴士總站、添馬公園，中信大廈和教堂，我也都可以結結實實說一句：我在現場。

誠然，“在現場”不一定說明得了什麼。但如果一個內地人願意從熱辣辣的現場而不是從《環球時報》和《大公報》不可一世的報導中獲得關於這場運動的一手知識，如果一個內地人願意暫時拋開那些自幼被灌輸的家國情懷而去駐足聆聽那些令ta感到不適的憤怒青年的嘶吼，如果一個內地人沒有立刻不假思索地譴責“暴行”，那麼至少可以說，ta還在努力從甚囂塵上的政治宣傳中探出頭來，跟隨生命最原始、也是最神聖的那種好奇和求知的本能。

而我的好奇和求知本能似乎停留在了過去的某一個節點，然後便被無邊的虛無泥沼淹沒。

這一轉變，似乎累積自十一月看見中大校外公路上幾十棵大樹被示威者砍伐用來做路障時的心情，累積自我十月得知廣九鐵路在粉嶺站被迫停、車廂成為乘客面對暴力的唯一掩體、而朋友的朋友就在車內時的心情，累積自我七月發傳單被黑衣人誤解和嘲弄時的心情……這些時刻的瑣碎情緒匯湧而來，好奇和求知的收穫，一時抵不過辛辣的互動和被排斥的酸楚，心情也從想瞭解變成了不想瞭解，想訴說變成了不想訴說，想依靠變成了無所謂。我感到遺憾，卻無能為力、也知道，互動中的雙方處在各自苦澀的脈絡裡，無法單一論斷。

2、恐懼揮之不去

我的朋友南南最近給了我關於如何理解恐懼的新啟發。

作為一個藝術家，南南以超乎尋常的勇氣把自己每天會遇到的恐懼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再分享到臉書，通過這個思考-記錄-分享-反思的過程來完成一個藝術品的生命週期。我看著南南的記錄，一半是敬佩，一半是悚然。它令我意識到一件事：面對恐懼，我似乎從來想到的都是隱藏。

我想人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恐懼。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來自同性的吸引力，但直到成年，這種朦朧又強烈的吸引力沒有結出任何具體的果實。青春期的我是頂著一蓬亂發滿臉青春痘的少女，陡然發胖的身材、中等偏上的成績和普通的性格令我近乎絕望地意識到自己缺乏吸引力。我害怕自己的隱秘欲望被人看穿，與此同時，在那些女生變得更女生男生變得更男生的日子裡，我也害怕母親為我挑選的過於女性化的衣物，為自己蓬鬆奇怪的髮型感到羞恥，甚至對於長大後必須化妝和穿高跟鞋這件事感到真切的恐怖。

大學畢業後，幾經周轉來到香港。這時的香港同志驕傲節已經舉辦了多年，比起在大陸，我上洗手間時更加無所畏懼。但將香港視為第二故鄉並不代表我在這裡沒有感到恐懼。15年香港本土勢力開始崛起，從3月的光復上水運動開始，人們似乎習慣了發生在講普通話人群和講廣東話人群之間日益激烈的衝突。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頻繁出現的“一帶一路”“大灣區”字樣和消失又出現的銅鑼灣書店職員，所有的新闻都像赫拉克勒斯的大掃帚一次次拍打人們的恐懼，直到那恐懼凝結成憤怒。

我在香港的一大恐懼是語言。在香港呆了好幾年，我的廣東話還是時好時壞，雖然過了“識聽唔識講”的階段，但要在複雜如天上繁星的粵語動詞中找到合適的那一個仍然還是夢想。我不怕用粵語點餐，但會擔心在龐大的購物人潮中，因為不那麼地道的粵語發音而收到來自店員輕蔑的眼神。我激烈地擁抱粵語：健身房裡教練以粵語進行指導，雖然我常常有不明白，又或者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反應，但我傾向於點頭，暗示我和別人一樣清楚這個指令；在跟本地人談話時，我努力回憶學過的詞彙要使表達變得生動，因此也不免絞盡腦汁、失去交流的樂趣。和講粵語這件事的神聖化相對的，則是講國語（普通話）的屈辱化——在無數衝突現場，講普通話=沒素質=可以被侮辱這一刻板印象被持續強化。可是，當我以為我成功地保護了自己之時（沒有被罵、被去人格化），在週末踩單車的人們的音響裡，在文青書店的咖啡吧台旁，在賽馬會VIP包廂中，在國際學校，我開始聽到越來越多的普通話，它們以更加優雅高貴的姿態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本來瑟縮的我大吃一驚，幾乎就要懷疑這是一個引蛇出洞的陰謀。不管怎樣，對在香港說普通話的恐懼還是持續下來，我決定要像一隻小動物那樣，以粵語為保護色，繼續保護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