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今生不做中國人》喪屍國度，中國式病毒危害世界
中國是喪屍國度，中國式病毒危害世界
在中國，邪惡的不單單是共產黨。共產黨剛剛建黨時只有五十多人，今天黨員人數最多時也不過八千萬人，從來不占中國人口的多數。若多數中國人都挺身而出反對共產黨，中國早就「剿匪」成功了。中共能穩固地統治中國至今，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中共有足夠的「群眾基礎」。
在中國，若說共產黨是綁匪，大部分中國人是人質，那麼當了七十年的人質之後，誰又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一種喪屍病毒在悄無聲息地蔓延。喪屍這個物種，是從人類變化而來，可以說是災難，也可以說是變異，還可以說是進化。在喪屍病毒的作用下，從普通的人類變成的喪屍，沒有了人類的情感和理性，卻比人類更有耐力、沒有痛感、不會生病。喪屍的本能是咬人，被咬的人立即變成新的喪屍，這是喪屍特有的擴散模式。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的數學教授羅伯特‧史密斯聲稱，他通過數學工具創建喪屍擴散模型，計算出喪屍的傳播速率。喪屍的擴散建模與生物病毒有些類似，根據模型預測，在高傳染性的前提下，僵屍病毒幾乎不可阻擋，可摧枯拉朽般地從一個城市蔓延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蔓延到另一個國家。死亡的人類會重新加入僵屍隊伍，繼續攻擊未被感染的人類，喪屍可以在幾個星期內統治世界。
我常常觀看歐美及韓日、港臺拍攝的水準不一的喪屍電影，不由自主想到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從不拍攝喪屍題材的電影？原因很簡單，中國本身就是喪屍國度，拍攝中國的社會現實，就足夠驚人了：李揚的《盲井》、王兵的《鐵西區》、托馬斯‧列儂與楊子燁《潁州的孩子》、賈樟柯的《天注定》，不都是活靈活現的喪屍電影嗎？
中國自己是喪屍國度，還要把世界變成喪屍統治的世界。在全球化時代，逃離了中國，未必就能逃離喪屍病毒的感染。中國的喪屍病毒已蔓延到全球。二○一九年初，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家廉和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雙雙折翼，他們的一系列言行顯示，他們不再代表各自國家的利益，不知不覺地成了中國利益的代理人—為什麼一跟中國沾上邊，即便是洋人也輕而易舉地就腐化變質呢？
澳大利亞公共倫理學教授克萊夫‧漢密爾頓針對中共對澳大利亞的滲透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從政界到文化圈、從房地產到農業、從大學到工會，甚至連小學都充斥著中共的影響力。中共的滲透瞄準澳大利亞的菁英人士，動員大部分澳洲華人買通政界和商界、限制學術上的自由、恐嚇批評他們的人、收集訊息給中國情報單位，澳大利亞處於立國以來最危險的時刻。
美國多所大學關閉了幾年前在美國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人們發現，「孔子學院」以孔子之名，行法西斯之實。美國全國學者協會研究項目總監蕾切爾‧彼得森嚴厲譴責說：「孔子學院限制了有關中國的論述，為中國政府的形象洗白，這種宣傳手法不應在高等學府中存在。」
而當南韓指責中國為霧霾源頭的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不知道南韓是否有充分數據指稱霧霾來自中國，相反地他說：「這兩天北京的霧霾好像沒這麼多。」古往今來，還能找到比這更無恥的國家嗎？
我的祖宗不是你的祖宗，我的認同不是你的認同
我對中國絕望，決心「脫中入美」，經歷了三次轉折性的時刻。第一次是十六歲時經受六四屠殺的震撼。我在收音機中聽到凌厲的槍聲，正如天安門母親群體在一篇聲明中所說：「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動用機槍、坦克、甚至國際上已禁用的達姆彈，屠殺毫無戒備、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市民。這場腥風血雨的大屠殺奪去了成千上萬鮮活的生命，讓成千上萬個家庭墜入無底的深淵。」這個流人血的國家，我不願效忠。
第二次是二○一○年一二月九日，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那天晚上，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綁架到北京郊外一處秘密地點，遭受長達數小時的酷刑折磨，並昏死過去。如果延誤半小時就醫，我就成了「中國版的陳文成」—甚至比當年被國民黨警總毆打致死的陳文成還要悲慘，陳文成的屍體畢竟在臺大圖書館門前被發現；而按照中共秘密警察的說法，若我死了，我的屍體會被他們就地掩埋，無人知曉。
第三次是二○一七年七月一三日晚上，我剛好結束在臺北唐山書店舉辦的《拆下肋骨當火炬》新書發表會，從狹窄的樓梯走上來，就接到一位西方媒體記者打來的電話：劉曉波在瀋陽市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病逝。我如被重拳擊中—劉曉波真的如我新書的書名形容的那樣「拆下肋骨當火炬」，以此照亮我們前行的路。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導演並直播劉曉波「被癌症死」的整個過程，國際社會無所作為。幾位「海祭」劉曉波的中國知識人被捕，而整個中國處於「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沉默與冷漠之中。「劉曉波是誰？」是一個中國式的天問。
從譚嗣同之死到劉曉波之死，一百多年中國在精神上毫無進步，全然證明了中國是一個不配擁有英雄的國家。我終於頓悟了：中國是醜陋、卑賤、殘酷、邪惡、野蠻的代名詞；它不是我的祖國，也不是我的母國；它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愛。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聲稱愛中國的人，往往都居住在安全的遠方。比如，居住在臺灣的新黨黨主席郁慕明，一邊享受臺灣的民主自由和健康保險，一邊稱頌中國的大國崛起。新黨的春酒大會請到一批認同中國的政客：中國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國民黨立委費鴻泰，這些名字散發著陰溝般的臭味。郁慕明在致詞中說，「不能背祖忘宗，否認自己的文化血脈，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就是異類，我們絕對不能接受！」他的認同方式是祖宗認同、血緣認同，種族認同，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認同方式。他的言論在社群媒體上發表後，網友噓爆，紛紛留言：「那你們怎麼還不滾回中國？」、「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想當垃圾」。
我不想當垃圾，更不想當喪屍。我必須指出垃圾的危害，更要研製「避免成為喪屍」的疫苗。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寫作是一場自我排毒、自我痊癒之旅，也期盼能讓每一位讀者都能「因真相，得安全」、「因真理，得自由」。我點出一連串暴君、貪官、奸商、文痞和愚民的名字，帶著深深的悲憫之心，向他們發出即將滅亡的警告；我也點出遍及中國東南西北的謊言、暴行和怪現狀，以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裡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孩子的口吻，單純而真誠地告訴讀者，哪邊是地獄，哪邊是天堂。
我更期待，通過長久思想、閱讀和對話，我與讀者建立共同的願景，彼此扶持、彼此鼓勵，攜手對抗中國這頭「房間裡的大象」。中國確實很大，喪屍確實兇狠，但我們不必害怕，也不會喪膽，我們有信心打勝這場美好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