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大帝“丰功伟绩”之五：为何把扶贫抬高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变革”？

这几天浏览手机上的墙内“新闻”，颇有点坐时光机回到毛腊肉“放卫星”时代的感觉。

周五早上，手机App上刷屏的一条“新闻”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所谓的“伟大变革”，主要就是指习瘟猪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所搞的“扶贫”运动。

近几年曝出的一些发生在兲朝的极端贫困案例，例如贵州那位连吃五年辣椒拌饭的女大学生吴花燕，虽然后来有人推测她死于一种罕见的遗传病，但她因为贫困而连吃五年辣椒拌饭的事实，仍然很能说明习瘟猪的扶贫成果并没有共匪宣传部门的“放卫星”数据那么好看。

据我观察，这场如烈火烹油一般的“扶贫”运动其实充满了浪费和贪腐。

过去的两年中，我在北京周边乡村游荡期间，就曾观察到至少两个这方面的案例。

有一次，在骑车环游某区县时，我看到公路边很多地方立着牌子，上面有文字说那里是中蜂（中华蜜蜂）养殖区，禁止饲养意蜂（意大利蜜蜂）。到网上一搜，才发现当时我所在的位置是所谓的“蜜蜂小镇”。然而非常诡异的是，在那些牌子附近，我连一箱蜜蜂都没有看到。后来碰到一个当地农民，人家才告诉我，这个所谓的“蜜蜂小镇”，其实只是基层干部骗补贴的项目，早就失败了。获得补贴的养蜂农户根本不懂怎样饲养蜜蜂，他们养的蜜蜂早就死光光了，而基层干部居然骗上头说，是洪水冲走了蜂箱……于是又获得几十万的补贴。

骗了那么多补贴，那些干部也担心东窗事发，被上面追责啊。于是他们在路边挖了个水塘，在水塘上修了个小亭子，亭子上有一副对联，一边写着“幸福感恩共产党”，一边写着“国强民富今盛世”，完全是对共匪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拍马联，谄媚之态，令人作呕。

更搞笑的是，在游览中，我还发现该区县是北京周边对荆条等重要蜜源植物砍伐破坏得最严重的地区。不单那些植树造林地块把各种野花灌木砍伐一空，就连一些成熟的次生林，也雇佣民工把林下以荆条为主的灌木砍得干干净净。在华北，荆条是最主要的蜜源植物之一。每年荆条开花的季节，一些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山区甚至会有南方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份的蜂农带着蜂箱来采蜜。像某区县那样把荆条砍光光，蜜蜂到哪里采蜜呢？

在另一些区县，虽然没有“蜜蜂小镇”这样大规模的养蜂项目，但以政府补贴为主的小型扶贫养蜂项目也有不少。奇怪的是，政府补贴越多，蜂农的蜂就越容易死亡。有些农户通过补贴养了几十箱蜂，想着买那些蜜蜂反正没花自己一个钱，到绞蜜的时候就可劲地绞，结果蜜蜂过冬食物不够，过冬之后就只剩下一半蜂箱还有蜂，其余的都一箱箱死掉了。

后来我骑车路过附近的另一个区县，看到一个海拔差不多的村子路边有养蜂的，问养蜂师傅是否获得政府补贴、蜜蜂过冬情况如何。那个师傅说他们养蜂是没有补贴的，只要给蜜蜂留足过冬的食物，过冬根本不成问题，很少出现蜜蜂成箱死亡的现象。

扶贫补贴越多，蜂农越不珍惜蜜蜂，蜜蜂死亡率越高。这种现象可能并不局限于养蜂业。就连一些蜂农也感叹：公家给钱养什么都养不好。

这句话也不完全对，公家养贪官污吏还是养得很好的，尤其是养那种贪权成瘾、一上台就死赖着不走的超级大贪官，全世界都没有兲朝养得好。

还有一次，当我到某区县爬野山时，看到路边铺着一条直径大约10公分的水管，还以为山谷里有人开发了什么旅游景点。我好奇地顺着那条水管一直往山谷高处攀登，走了很远很远，最后来到一大堆没有打开使用、扔在地上已经硬化废弃的袋装水泥面前，我数了一下，有十几袋。而在距离这堆废弃水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用水泥造的水池，里面一滴水都没有。

后来碰到一个当地村民，我困惑不解地向他打听这条水管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那个村民告诉我，那是他们村的扶贫项目，本来是想铺水管把下面一个水塘的水抽上去给庄稼地浇水，可是因为没有抽水机（购买那十几袋被浪费掉的水泥所花的钱，差不多就够买一个小型抽水机了），所以那些水管子就成了摆设。“其实还有好多没用完的水管呢，装了一屋子，后来村委会建房子的时候被干部拿去送人了。”那个村民说。

虽然铺设了长达几公里毫无用处的水管，还有一大堆水管没有用完，但这个村子给村民提供饮水的自来水管却锈迹斑斑，有的地方已经漏水了，却没人想到去更换。

不过，习瘟猪的扶贫运动不仅仅存在贪腐和浪费，而且还被共匪官员用作控制村民的手段。

前不久，我妈打电话告诉我说，老家的一名村干部来到我父母租住的亲戚家，要求他们打扫卫生，因为上面有领导要下来检查，如果不打扫，就会影响我那位亲戚评“贫困户”的资格。我父母虽然腿脚不便，但为了不影响亲戚（她身体不好，干不了农活，在城里打点小工，不住在村里），只好赶紧打扫。结果打扫完之后，左等右等，并没有任何领导来检查，白忙活半天。他们问那个村干部是怎么回事，对方一句轻飘飘的“领导不来了”，就把老两口糊弄过去了。我对我妈说：人家那是故意刁难你们呢。

至于故意刁难老两口的原因，我和我父母都很清楚：前两年，因为有人挑唆怂恿一个邻居跟我家争夺一块已经确权属于我父母的土地，而村干部齐刷刷地站到那个邻居一方，要求我父母把那块地的补偿款分一半给他，我写了一封举报信发到老家的区纪委网站上。最后虽然那个邻居的企图没有得逞，我家却把那帮村干部给得罪了，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找我父母的麻烦。而我亲戚的贫困户资格，就成了他们拿捏要挟我父母的一个把柄。

这种手段在首恶之区同样存在，有一次，我从京郊的一个村子路过，看到布告栏里贴着一个评选什么什么“文明户”的告示，关于评选资格，有一条非常惹眼，大意是：任何“恶意”拨打12345（市长热线）的村民，都没有资格参加评选。至于何为“恶意”，自然是由村干部说了算。

跟村里人聊天，有人告诉我说，不单是评选“文明户”，但凡一切跟钱沾边的事，例如评贫困户、低保户……以及村里的各种所谓的“公益岗”等等，打12345或上访的村民，都是没有资格获得的。

为了那几个臭钱，穷人只好把他们对共匪的不满压在心里。共匪就用这么廉价的手段将贫困人口给控制住了。习瘟猪的扶贫运动之所以被抬高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变革”，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