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海读《墓碑》

感想颇多，记录下来：

一、关于底线

有几个层次：

第一，说真话

第二，不说假话

第三，沉默

然而，“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

“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

第四，只能说假话了

第五，阳奉阴违糊弄了事

到了最低的底线时，只能别看他说什么，而看他做了什么。别人让你吃屎，你不要认真的吃屎，嘴边抹抹屎拉倒。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

“他（刘少奇）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由此可见，即使在维护自己意见不受上级左右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也别落井下石，落井下石者，没两年自己同样的死法，所谓求仁得仁。

二、文死谏，武死战

同样是一条命，为啥不怕战死却怕说话呢？不理解，直到这段：

“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

总结：文死谏=株连九族、遗臭万年；武战死=子女受厚禄、流芳百世。同样投资一条命，回报天壤之别。难怪。

三、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反思

政治斗争可以很残酷，政治斗争也可以不残酷。

中国的政治逻辑，不成功便成仁。竞争太过残酷，赌上身家性命了，无论谁当执政者都必须那样。

不仅政治领域，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讲到创新，亚洲同学们普遍反感对失败的包容之低，包括中日韩台湾新加坡。新加坡有个“怕输文化”，Kiasu，也源于此。这不得不让人思考社会土壤——意识形态。

如果在人们的意识中，人被创造是神的杰作，这事干砸了不代表那事也砸，总有机会再次尝试，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力，是造物主公义性的体现，“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如果基督教伦理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可能对于政治逻辑、社会体制选择等方方面面会有根本不同。比如赐下律法的，只能是神，不能是任何人或组织。权柄需要律法，不仅是约束，更重要的是保障，保障失败后不会被赶尽杀绝，保障退位后不会沦为阶下囚。

这就是西方的政治逻辑。由华盛顿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有那么多掣肘政府的机构，让在野党参与其中，有什么功能吗？就是不能清一色。不清一色的作用就是给在争权失败的人们一个容身之地，使他们的政治生命不至于殒逝于一役，也给了他们一个最高权力不能为所欲为的安全空间，使得这些失败者不会受到胜利者在生存层面的赶尽杀绝。

社会对失败的包容也高的多，所以创新力、生产力也世界第一。

四、关于集体主义

一提起集体主义，接下来的对话往往是：“你要知道集体主义也有好的一面”——潜台词：集体主义是洪水猛兽。

集体主义为什么值得这么警惕？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集体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当然值得警惕。

不能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客观规律。

不能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组织。

反之，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

哈耶克：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

五、千年酱缸如何遇上马克思？#恶鬼诞生记

回到历史背景中：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第一，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重农抑商”，“内圣外王”，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甘愿匍匐当顺民。在千年的王权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自身权利的自觉。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欧美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几百年才把土壤从中世纪翻了一遍，翻出了民主制度，中国的土壤还没翻透，对民主制度自然排斥，而对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二，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发展几百年。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大肆宣传俄国的善意。欧美思想与鸦片洋枪大炮一道来，而俄国共产党给了不少支持，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热烈欢迎。在外强入侵面前，马克思列宁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带着玫瑰色的光环，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几度想投靠美国，热情舔狗无奈始终未取得美国信任，后转向俄国。当然，这部分历史略去了报道。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秦始皇+斯大林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这一切，都在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

哈耶克：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果。

“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共产党宣言花力气读完了，用最大的敬意，换来了社会的解剖刀。深感社会主义制度是奴隶制的升级版，奴隶制v2.0。奴隶制下奴隶被剥夺的赤裸裸，而社会主义是以“革命”和“公平”为幌子对人身和私有财产暴力掠夺。本质都是暴力掠夺，后者更加狡猾，可谓杀人诛心，摧残了你还不行，还让你被万人唾弃。

六、有没有可能张献忠再世？

民间如高压锅在等待张献忠。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再世呢？

“在古代，饥民没有办法生存时就啸聚山林，揭竿而起。在现代社会，这些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这是因为：第一，没有领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起骨干作用的还是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由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农村的强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既然豪强不存，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领导精英。第二，没有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前，可以通过剥夺民间富豪为造反提供经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财富全由国家控制，民间再没有可剥夺的地主富豪。第三，没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第四，没有组织。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现代极权制度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靠领导集团内部瓦解，靠宫廷政变来更换领导集团。民间的反抗和骚乱只能是上层权力更迭的外因。”

“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答案：很显然，没有可能。

七、出路

分两个层次：政权更迭；政体改革。

“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恩格斯早就说，现在已经不是平民可以拿一两干枪就可以揭竿起义的时代了，现代军事的高度专业化和超大杀伤力是以前的战争水平无法比拟的，张献忠放今天就像个发传单搞革命的人，因此西方才有了现代抗争的非暴力模式——颜色革命，市民抗争。

但市民抗争不等于政权更迭，政权更迭也不等于政体革新。事实上，市民抗争并不是政权更迭的原因，在其表象之下，军人干政是政权更迭的真正原因。

超稳定的大国如清朝，如果不是世界文明的碰撞，无非就是内部农民战争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在兵强经弱的不那么稳定的国家，他们在撑不下去时会对外发起战争，从而引来外部战争，也就是内部制造外部战争，不仅可能引起政权更迭，也有可能政体改革。

历史的机缘，到今天土壤还未成气候，政体改革的救世主只能在太平洋彼岸。

刘晓波：殖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