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治理的性别坏账

性别不平等让女性成为疫情中更容易被忽视的人群；疫情也会加剧性别不平等。这是多年防疫经验中实打实的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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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的一场TED演讲上，比尔盖茨直言道：“我们没有一套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公共卫生防治体系。”

至今五年过去了，虽然越来越多专注于疫情防控的国内外机构得以建立，但当危险真正来临之时，事先做好的许多计划却因为各方利益的牵制不能及时落地。

唯一不变的是：从2014年的埃博拉、到2015年的塞卡疫情，再到去年年底的新冠病毒，社会边缘群体面对疫情时的需求、以及她们所受到的侵害，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反馈。

在这些往往最受疫情影响的人群当中，女性群体的立场既微妙又复杂。她们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目前并没有只在女性之间传染的病毒；也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她们构成了人类全体的近一半基数；更不是精神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至今所传阅的女性故事足以反驳这一点。

正相反，她们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都承担了大多数的医护工作、也在相关部门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庭陪护责任。

但如果你生而为女，恰好出生在利比里亚，你因为埃博拉而死亡的概率将比男同胞们高出3倍。

或者你生而为女，恰好出生在南美洲，塞卡病毒面前，你比男性有高出90%的染病几率。

这并不是因为你作为女性的生理机能比男性更弱，而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生病了，人们会说“去找你妈妈”；如果家里要囤粮食，人们会说“让姐姐去市场”；如果家里要举行葬礼，人们会找到族谱里德高望重的“老阿姨”，拜托她说“由你帮我们下葬”。

这些话并非虚造，而是利比里亚性别与发展委员会卡希尔（Julia Duncan-Cassell）主任，在回答“为什么埃博拉对女性影响更大”的原话。

女性一方面在疫情期间冲锋陷阵——以此次新冠前线的医护人员而论，女性占比2/3——同时，女性是几乎所有防疫决策文件中的盲点。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海尔曼（Sophie Harman）教授将称她们为“显而易见的看不见的人”（conspicuously invisible）。

性别不平等让女性成为疫情中更容易被忽视的人群；疫情也会加剧性别不平等。这是多年防疫经验中实打实的现状。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疫情防治」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性别」将自动被忽略

针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工作，是一项高度依赖尖端知识的专业领域。尤其是《柳叶刀》或《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等学术权威得到全球公认的期刊团体，它们公开发布的研究、消息和信件是许多决策者的直接行动依据。

而除去最基础的、也是重中之重的医疗知识，预防疫情也需要危机管理、公共管理、物流运输、社工援助等等专业领域的协助。

以埃博拉为例，把时间框定在2014年1月到2015年2月之间，通过RefWorks全网搜所，可以得到2311篇学术发表物。筛除其中关于临床医学、生物医疗技术的文章后，还剩下61篇从社会科学视角回应“埃博拉疫情为何发展迅速”、“国际医疗体系如何应对”的学术发言。而在这61篇文章当中，若说与性别相关的，最多能找出两篇呼吁关注疫情期间母婴健康问题的文章。

如果严格一点，14年1月到15年2月，这一年间，可以说没有任何学术声音讨论了埃博拉如何更深远地影响女性、医疗体系的性别分工、性别不平等如何加速滑坡等问题。

学术界的失语，从原因上讲，一方面是所谓“性别视角”这一项思考方法本就不受主流知识体系的待见。仅以医学领域为例，阿兹海默症、肺癌、抑郁症等等病情的临床治疗实验对象（无论是在动物身上还是人类身上）无一例外不以男性（或雄性动物）居多。在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试验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实验对象是女性，而在这三分之一的总量中，又只有31%的研究最后依照“性别”进行了数据分类。但当各大药房上架新药物时，人们却默认它们的治疗效果在男女之间是统一且通行的。

从研究课题的构想，到假设和实验的提出，到数据收集和分析，到成文后哪些期刊、杂志、平台能够发表，再到同行之间如何互相评价——现实就是，因为“知识”代表了权威，而权威则通向权力——“知识”生产的过程因此从来都不是“中立”的。

而当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先一步铺垫了疫情防治的知识生产时，结果自然就是：女性暴露在危险前的几率更高、女性的需求不被聆听、或者被听到后不被理解、被一部分先行者理解后却提不上台面、被提上台面后得不到实施、好不容易落地实施了，却仍然可能在任意一个操作环节被卡死（见下图）。

「疫情防治」作为一种话语权:「防治工作」与「性别工作」的伪二分法

当知识离开书本，得到应用时——换句话说，当“疫情防治”的相关知识落地施行，性别问题免不了会进一步被复杂化。

国际范围的疾病防治是一项高度精密且需要多方严格配合的工作。谁有资格定义“传染性”、我们需要怎样的工程与数字设施、谁/什么决定我们必须居家隔离、谁来监管商家、学校、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运营、数据怎么收集、怎么算、以多快的频率、多详细的程度播报给公众、如果谎报了怎么办……

这当中有知识的生产、人员的任命、突发事件的应对、惩戒与担责的判断，病毒相关的研究与刊发、旧标准的推翻和新标准的确立等等，所以说疾病防治可以被看做是一项话语权。每个角色在其中的目的、责任与义务都不一样。

而早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便被边缘化的性别视角，在各方话语权的博弈之间则更显无力。

纵观国际层面的疫情政策，你很难找到具备性别视角的分析与预防计划——哈佛全球卫生中心的《防治疾病爆发全球监督手册》（2018）没有、《全球卫生安全纲领》（GHSA）的暂行文件没有（2018）、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防治传染性疾病的行动框架》（2016）没有；世卫组织的《埃博拉应对路径》（2014）中仅有一句话提到了“女性”。至于埃博拉疫情减退之后，世卫组织接受第三方机构审查的各个版本的报告中，考量到性别视角的文本数量为：零。

至于此次新冠疫情，一点微小的不同是：相比14-15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我们几乎见不到性别学术的声音。但在今年3月6日，《柳叶刀》发表了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Clare Wenham教授牵头成立的“新冠病毒性别工作组”的文章，为防治工作中如何加入性别视角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方向。

至于这些问题会被多少国际与国家层面的决策者们纳入自己的工作中去——可能不会很多。

西蒙菲莎大学史密斯（Julia Smith）博士指出，性别问题在疫情防治面前，会碰上一种“急事的奴役”（tyranny of the urgent）的悖论：“卫生巾比起口罩，不是必须的防疫品。我们必须优先解决生死问题，再解决女人问题。”

这一逻辑乍听起来正确无比。对于关心女性权益的人而言，这一论调也很狡猾：“生死之前，你难道要‘矫情’地谈平等吗？”

但类似的逻辑其实正陷入了一种伪二分法：它将“疫情防治”与“性别工作”强行对立，好像后者的掺入会降低前者的效率或效益。

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思考并非是“严谨思考后权衡而来的结论”。正相反，它恰恰是“决策过程缺乏性别视角”的体现。“紧急时刻女性需求先等等”不是“思考之后”的理性决定，而是“思考不足”的显性结果。

全球卫生治理的性别缺口

全球卫生5050是一家专注世界卫生议题与性别平等的非盈利机构。在她们2020年的报告中，疫情防治作为一项话语权之所以置性别于不顾，很大一部分阻力源于各个机构和组织的性别缺口——换句话说，决策层的女性身影太少了。

如果你想在全球卫生治理的大搏异中有一席之地，最佳的实现路径之一当然是在类似国际疫苗中心（IVI）、国际营养联盟（Nutrition International）等公私伙伴组织里担任CEO。如果你性别为女，不好意思，你的升迁之路比男性要难上3倍之多。

换一条路吧，你既想成为全球卫生治理这盘大棋的一方棋手，又想赚钱，那你可以尝试在呼吸机等健康仪器行业的跨国企业里向着CEO的位子拼搏。但如果你性别为女，同期的另一位麦克小哥将比你有85%更高的晋升几率。

再换一条路吧，你资历优秀，能力到位，被26个国家提名去当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主席，这样也能在卫生健康领域起到不小影响，而且你只需要比你的男同胞们努力多一倍。不过是百分之两百的努力，你应该已经很习惯了。

终于成功了。你现在是一名具有影响力的卫生专家，以顾问的角色被邀请去世卫组织讨论新冠疫情的防治方针。你想要传达给世卫组织：性别是重要的。如本文章通篇所论，女性确实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承受了更多未得到关注的负担。你对你的数据很自信；你对你的理论很自信。

现在你需要做的，只剩下说服五湖四海的同僚们。他们的男女比例是7：3。

根据全球卫生5050的预计，以当下国际（或者跨国）卫生机构和组织的高层更迭情况而言，高层管理团队若想迎来性别平等的人员构成，大概要等到2074年。

如果你在此次疫情中关注、或者转发了“前线女医护需要卫生巾、安全裤”等相关信息，甚至之间参与了捐赠，建议你努力活到2074年。

等到那时，或许你的关心终不会被物流拒之境外了。

参考资料:

[1]Coelho F C, Durovni B, Saraceni V, et al. Higher incidence of Zika in adult women than adult men in Rio de Janeiro suggest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sexual transmission from men to wome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6, 51: 128-132.

[2]Harman S. Ebola, gender and conspicuously invisible wome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6, 37(3): 524-541.

[3]Julia Smith (2019) Overcoming the ‘tyranny of the urgent’: integrating gender into disease outbreak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Gender & Development, 27:2, 355-369, DOI: 10.1080/13552074.2019.1615288

[4]Sex-Specific Medical Research Why Women’s Health Can’t Wait；A Report of the Mary Horrigan Connors Center for Women’s Health & Gender Biology at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https://www.brighamandwomens.org/assets/bwh/womens-health/pdfs/connorsreportfinal.pdf

[5]Sophie Harman (2016) Ebola, gender and conspicuously invisible wome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3, 524-541, DOI: 10.1080/01436597.2015.1108827

撰写 | 王笑哲

数据 | 廖敬仪

编辑 | 王玥璇、西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