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國的重生
中國的重生
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終於推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1949年後產生的政治及經濟制度都是高度榨取式的。政治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從此以後，中國不容許其他任何政治組織存在。
毛澤東則完全掌握共產黨及政府，直到1976年去世。在威權統治下，榨取式政治制度就是高度榨取式經濟制度。毛澤東一上臺，立即將土地國有化，一舉廢除所有形式的財產權。地主，以及其他有可能威脅到他的政權的人，他一律處死。市場經濟實質上已經完全不存在。
農村地區人民逐漸納入人民公社。貨幣及工資由“工分”取代。工分可以用來交易貨物。1956年，為強化政治及經濟控制，實施路條制，未經上級許可不得在國內旅行。所有的工業同樣國有化，毛澤東野心勃勃，模仿蘇聯模式，提出所謂的“五年計劃”，企圖快速推動經濟發展。
有了榨取式制度，毛澤東乃打算從他一手控制的廣大國度榨取一切資源。和塞拉利昂政府的產銷協議會如出一轍，中國共產黨壟斷一切產品的銷售，諸如稻米及其他穀類，並對農民課以重稅。1958年後，隨著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推出，工業化的野心變成臭名昭著的“大躍進”。
毛澤東大言不慚地說，以小規模的土法煉鋼為根本，鋼鐵的產量將在一年內倍增，並宣稱中國可以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的鋼鐵產量。唯一的問題是，根本找不到可行的辦法達到此一理想。為了達成計劃的目標，即使一小片鐵塊都不放過，人民必須燒融自己的鍋盆，甚至農具如鋤頭及犁。原本應該照顧田地的人，如今卻毀了自己的犁去鍊鋼，如此一來，連餵飽他們自己及這個國家的能力也一併毀了。
其結果是中國農村饑荒成災。相較於同一時期的乾旱影響，儘管有學者為毛澤東的政策辯護，但毫無疑問的，這段期間多達二千萬至四千萬人的死亡，大躍進難辭其咎。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們無從得知，因為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根本不留記錄，唯恐留下暴政的惡名。至於人均收入，下跌大約四分之一。
大躍進的結果之一，是曾經發動“反右”運動，大肆屠殺“反革命”的革命名將兼中共元老鄧小平改變了想法。1961年在中國南方廣州的一次會議上，他主張“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政策不管是不是共產主義的，中國需要的政策是鼓勵生產以養活老百姓。
但沒過多久，鄧小平新提出來的實用主義就吃到苦頭了。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宣稱，“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在威脅革命，破壞中國的共產主義社會，復辟資本主義。為此，他宣佈了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般稱為文革，以“十六條”做為張本。開宗明義說：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很快的，一如大躍進，文革開始大肆破壞經濟及人民的生活，紅衛兵在全國組成，清算鬥爭政敵，無數人遭到殺害、囚禁及下放。有人憂慮暴力過了頭，毛澤東反駁道：“希特勒這個人更殘忍，愈殘忍愈好，你不覺得嗎？殺人愈多愈是革命。”
鄧小平發現自己被貼上第二號資本主義同路人的標籤，1967年下獄，1969年下放江西，在一家農村拖拉機工廠落戶。1974年獲得平反，毛澤東接受總理周恩來的建議，任命鄧小平為副總理。1975年，鄧小平受命擬定三份黨的文件，若經採納，將成為黨的新路線。
文件呼籲恢復高等教育活力，工業及農業獎勵重回物質鼓勵，以及消除黨內的“左派”。同一時期，毛澤東的健康狀況惡化，權力逐漸向鄧小平亟欲拔除的極左派集中。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及其三名親密戰友，亦即大力支持文革的四人幫，企圖繼續走共產黨專政的老路線。
1976年4月5日，民眾自發地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轉變成為一場反政府示威。四人幫指控鄧小平幕後指使，鄧再度遭到罷黜，所有職位均被剝奪。周恩來死後，毛澤東任命華國鋒代理總理，鄧小平繼續遭到冷落。華國鋒利用此一權力真空累積個人實力。
同年9月，關鍵時期出現：毛澤東去世。毛領導中國共產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都是由他一手主導，毛一撒手，真正的權力真空才出現，因未來路線走向，內部出現不同觀點與不同信念的鬥爭。四人幫要繼續文革的政策，以此為鞏固共產黨執政的唯一途徑。華國鋒雖想放棄文革，但由於自己也是靠文革才能夠在黨內躥起，因此又不能自外於文革太遠。於是，他致力回到一種兩面光的毛澤東觀點，1977年在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上提出“兩個凡是”，強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違反。”
鄧小平自己就是因革命而掌權的一分子，當然不希望罷黜共產黨政權，而是代之以廣納式市場經濟。他與他的支持者認為，即使達成重大經濟成長，應也不至於危及政權的控制，也就是說，由於中國老百姓極度渴望改善生活水平，而且在毛澤東統治及文革期間，所有反對共產黨的勢力都已經被掃蕩一空，在這種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成長將不致變成威脅。
為了做到這一點，要揚棄的不僅是文化大革命，還包括毛澤東留下來的大部分制度。他們明白，唯有走向廣納式經濟制度，經濟才有可能成長，因此，經濟改革並強化誘因與市場力量的角色就成了當務之急。
另一方面，也要擴大私有財產的範圍，降低共產黨在社會及政府中的角色，揚棄階級鬥爭的觀念。同時要向外資及國家貿易打開門戶，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但限制還是有的，建立真正廣納式經濟制度，徹底放鬆黨對經濟的控制，時候尚未到。
同時，鄧開始運用輿論對華國鋒施壓，其中最有力的則屬1978年的北京西單民主牆，讓老百姓大吐苦水。1978年7月，胡耀邦提出經濟改革原則，其中包括：應賦予公司更大的主動權及決策權決定自身的產出；價格應隨供需浮動，而非由政府決定；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應該降低。所有這些建議都相當激進，但鄧已經大權在握。
次年，中央委員會確認”實事求是“為黨的核心，同時宣告文化大革命為中國人民的災難。這段時期內，鄧小平放手任命自己人進入黨政軍高層。對於華國鋒在中委會裡面的支持者，他不急於處理，而是採取平行到位。1980年，華國鋒被迫辭去總理，趙紫陽取而代之。
1982年，華國鋒從中委會除名。但鄧小平還有動作。1982年第十二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然後是1985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鄧小平終於完成黨政高幹的全面洗牌，引進更為年輕、更有心改革的人。拿1980年與1985年做個比較，政治局裡，二十六個走掉了二十一個，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一個換掉八個，十八個副總理換了十一個。
至此，鄧小平及改革派的政治改革大功告成，採取一系列動作，進一步改革經濟制度。他們從農業著手。胡耀邦構想的包產到戶，為農村經濟提供激勵，1983年已經全面採行。1985年，廢除政府收購谷糧，由一套比較自願的合約體系取代，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大幅放寬。在城市經濟方面，國營企業獲得更大的自主權，選定十四個”開放城市“，全力吸引外國投資。
首先起飛的是農村經濟，經濟刺激的引進導致產量大幅提升。儘管農業人口相對較少，1984年穀類生產還是比1978年高出三分之一。農村人口開始轉移到新的農村工業，亦即所謂的鄉鎮企業。1979年之後，新公司允許成立，並得以與國營企業競爭，這類企業便開始在國營體系之外成長，逐漸的，經濟激勵也開始引進工業部門，特別是國營事業的運作，儘管當時還看不見民營化的跡象，那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了。
中國的重生隨之而來的是重大的轉移，從一套最高度的榨取式經濟制度轉向比較廣納的制度。市場對農業及工業的激勵，繼之以外來的投資與技術，使中國走上了經濟快速成長的道路。但總的來說，這都還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長，儘管其壓迫性已遠低於文革及其以前，經濟制度也已經局部廣納。
然而，我們決不能因此低估了中國經濟制度改變的激烈。如同博茨瓦納及美國南部，關鍵的改變出現在關鍵時期——以中國來說，亦即毛澤東去世之後。此外，其間也有歷史的偶然，高度的歷史偶然，四人幫權力鬥爭失敗並非命中註定，如果他們沒有倒臺，中國就不可能經歷過去三十年來持續的經濟成長。倒是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災難與痛苦製造了足夠的改變要求，才使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得以贏得政治上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