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与空间脉络：整理、总结与展望

1. Metoo运动在中国是有铺垫的。

早在2013年，女权主义者肖美丽为了呼吁反对校园性骚扰曾进行跨省徒步。美丽徒步在当年便展现出了“线上线下多媒体跨体系”的运动策略，从接受主流媒体报道、实时微博推广、拍摄纪录片，到实地征集反性骚扰联署、沿途开展沙龙与分享会、带动当地校园小组活动。包括美丽徒步在内，女权/多元性别社群至今积累了多样的行动经验，充分经受了心力上的打磨，对metoo抵达大陆在策略上有比较成熟的准备。

2. 性别议题的思想与行动并不被国界所局限，这自1995年世妇会（甚至秋瑾一辈或更早）以来有目共睹。Metoo在大陆的生发便是跨国际联合推进的成果。

Metoo在大陆开始之前：

• 1月1日罗茜茜实名举报信公开之前，身处温哥华的柒柒便已经在微博上以“metoo”的标签吸引了大约1万上下的关注量 —— 虽然此时这一标签仍只关联了国际范围正被曝光的性骚扰案件。
•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应届生何息将在1月1日陈小武事件曝光后撰写第一封公开信。何息曾在2017年下半年多次与校方就建立性骚扰机制进行谈话，因此积累了一定文本陈述、联结社群的经验。
• 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康宸玮主导发布《沉默的铁狮——2016 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这份报告在2018年1月份将再次被北师大的伙伴们利用起来。

Metoo开始之初：

• 北航陈小武事件在1月1日公开后，即将从UBC本科毕业的柒柒迅速跟进，微博的Metoo标签从此开始专注国内校园反性骚扰的发声。
•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何息反应迅速，于次日撰写公开信并由校内社团微信公众号发布。作为第一个“出头的人”，何息在此后月余经历了来自校方的骚扰与施压，在微信、微博各端口被噤声。
• 何息的公开信引发了另几位伙伴针对各自母校的公开信。张累累及时察觉到Metoo在中国转生的契机，开始主动联络各方高校寻求公开信联署发起人。于此同时，温哥华的柒柒作为微博战线的@Metoo话题协调人也终于和大陆的行动者社群交轨。
• 截至1月10日，超过52所中国高校收到了校友的公开联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联署发起人皆有过留学经历/身处国外。“毕业生发起 – 在校生参与 – 多方支持”的社群网络趋渐成型。

3. 官方的回击打压逻辑：弱化线下行动力、分散线上社群联结

• 1月8日前后，复旦大学的小伙伴最先收到消息，官方已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的反动势力”。迫于审查压力，Metoo的合作群组从微信转移到加密平台（因此流失了一两位VPN无法运作的伙伴）。
• 校方开始对个体施加压力。北大联署发起人顾华盈收到学校党委微信来电，委婉劝说她“冷静行事”。类似的“致电”和“约谈”频频发生，社群伙伴们受到的压力加大。

4. 告一段落：由于大部分联署发起人是已经毕业的校友，大家的心力逐渐被到来的工作任务分散，校方“不了了之”的消极态度弥散到没有行动经验的校友社群内部，虽然细微但折损了一定凝聚力。女权社群开始整理此次行动的经验与文件，准备寄送给人大代表，以期在月后的两会得到制度层面的回复。行动整体并非没有效果，1月9日前后，从北大处传来一则消息，一些做妇女研究的老师教授已经被校方委任“研究反性骚扰制度”的课题工作（从4月8日北大召开反性骚扰制度研讨会看来，这一则消息属实）。

5. 针对线上女权社群最严峻的打压发生在3月8日女权之声被封禁前后。在各大营销号疯狂炒作虚假信息的端口，资本与政治的共谋将“女权”推进了污名化的沼泽。如今回顾起来，女权被污名化有这几条线索可循：

• 女权之声是有计划、高强度的针对女权社群的压迫。对于行动者社群，女权之声是信息、资源与人力的枢纽。15年五姐妹事件之前，女权社群仍集中在北京之时，女权之声曾为许多现今活跃在行动者、发声者阵营的伙伴们提供过工作、培训等各类经验资源。对于公众，女权之声是全国流量最大的性别平等检测媒体。此次封禁，大大消弱了女权话术在舆论空间的政治可行性，使得知乎等反女权场域所编撰的谣言蜚语能够迅速占领舆论高地。
• 从知乎兴起的反女权言论已经初成体系。反对者的说辞大概如下：i）支持真正的女权，反对田园女权；ii）中国没有真正的女权，中国的女权都是田园女权。反对者首先树起“田园女权”这一稻草人，以真假二元论剥削女权运动的复杂性，制造出“中国没有真女权”的景象，迫使女权主义者们花费更多精力去科普为何“田园女权“这一标签不成立、为何以“真”“假”论女权是荒谬的。
• 各大资本媒体抓住了女权被政治审查的契机，顺手拿来隔壁平台的反女权言论，在已有的流量基础上配合民族主义营销兜售虚假信息，终于在3月份泡制了一锅“中国女权其实是卖淫产业”的信息浑水。

6. Metoo风波再起，从王敖开始的新一轮努力

• 王敖检举UIUC徐钢的消息流传到女权社群时，小伙伴们是十分兴奋的。当时社群对王敖行动的认知，大约是“1月份的努力波及到了艺术圈子”。
• 从王敖在各平台署名文章的发布效率来看，针对沈阳的行动是预先计划好的。1月份曾参与推进各高校反性骚扰制度建立的女权小伙伴们抓住机会，对北大等相关高校再次于微信端、微博端发起质问。
• 王敖等人的计划与大陆女权社群在此出现分岔。王本打算以个案入手，先寻求个体正义；但社群中部分伙伴、包括部分在校生意希望进一步推动反性骚扰制度化的进程。王曾致电北大联署发起人顾华盈，劝说她“呼吁制度化的时机还未到，建议不要过于急迫地向校方施加制度化的压力，以免校方的回应措施更加激进，耽误个体正义的诉求”（非原话，大意如此）。次日，出乎各方意料，北大宣布召开反性骚扰制度研讨会。紧接着，顾华盈收到消息，被告知“校方已经将她敏感化，定性为境外势力分子”。

7. 小结与展望：

包括此次Metoo在大陆的发酵，女权/多元性别社群一直都没有因为运动空间的缩进而放弃推进相关制度建设。从推进反家暴立法的20年历程来看，针对个体正义的行动与旨在推进法律规章制度的努力一直都是相辅相成、互为铺垫的。就目前看来，我能察觉到的主要阻力在于公共舆论的倒退，以及公益行业中尤其是资金资源的主旋律化。

公共舆论空间的缩紧，包括对女权的污名化，不仅（对于行动者社群来说）加大了性别平等的文化教育普及工作的难度，也使关注性别议题的初来乍到者更难了解社群在做些什么、更难去与社群产生联结。对于寻求改善制度这一路径的小伙伴来说，面对越发“厌女”的公众与高层，如今又须开展更多的、基础的科普、证伪、辩论、游说等工作，整一个行动策略与思路都要做相应的调整甚至翻新，此中恐怕要消耗许多心力与资源。

慈善法颁布以来，大陆性别NGO开始感受到筹款、宣传等资源的流失。虽然大陆的公众对公益投入总量每年在上升，但被排斥在政策倾向之外的环保、性别、劳工等机构如何应对新的局面，可能还需要斟酌。

我本人并不悲观。正如吕频在1月份Metoo刚刚兴起之时所说的，切不可低估年轻人（还有在自己的领域中努力的前辈们）展现出的活力、行动力与意志力。此次Metoo行动能推动北大召开反性骚扰制度建设，正是由于社群的共同努力才得到的结果。从新浪微博宣布封禁同性恋相关图文内容到今天撤回此决定，也多亏了社群的团结。女权/多元性别在大陆经历过更大的风波，辗转腾挪的空间如今也没有完全封死，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