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恐慌與公共話語生態：一個批判性的觀察》
近來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擴散，以及香港政府滯後且漏洞百出的防疫措施，民間掀起了社區自救的浪潮。然而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越來越多針對「大陸人」身份的言論和所謂民間防疫措施。其中較為突出的例子包括光榮飲食的「普通話人士概不招待（台灣朋友除外）」公告（圖1）；支持運動的專頁轉發「誤導大陸人購買情趣潤滑劑」的截圖，獲得網民激讚（圖2）。筆者身邊也不乏因為「大陸人」身份或「講普通話」而遭遇特別對待的例子，包括只因講普通話就被隔壁鄰居舉報、投訴；甚至有人只因「大陸人」鄰居將回港便舉家坐飛機去星加坡（確診數量高於香港）住酒店躲避。
恐慌下的人道危機
這些反應情有可原，源自生命威脅下的恐慌，也和政府的失職密切相關（例如林鄭在封關問題上的語帶曖昧、拖泥帶水，正是促使歧視言行在民間蔓延的罪魁），卻也大多對自身保障以及公眾防疫有害無益。
光榮飲食的顧客不會因為沒有人說普通話就變得更為安全，讚同該做法的人卻可能在沒有「大陸人」的環境裡放鬆警惕；被騙以為情趣潤滑劑是酒精消毒液的「大陸人」，萬一因此沾染病毒，病毒也不會只停留在他的身上；坐飛機去一個確診數量更高的地區住酒店，相比安坐家中但隔壁住了一對大陸夫婦，恐怕前者才是將自己暴露於更高更不可控的風險之中。
病毒不會以語言、地域身份或政治立場來區別傳染，在一場波及全球的疫情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病毒攜帶者。把病毒和某個特定的群體關聯起來，讓我們誤以為只要驅逐、隔離了那個特定的群體，就可令自己更安全，結果反而對真正的風險視而不見、掉以輕心。另一方面，那些被不假思索地嫌棄、恐懼、驅逐，被迫背負疾病污名的個人，其遭遇也預示著，恐慌之下的人道危機可能會對社會造成比疫情本身更嚴重和深遠的破壞。
公共討論環境的生態危機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當一些人想要指出上述問題、進行帶有批判性的討論時，往往會發現他們的聲音無論在公共平台還是私人群組中，都時常獲得帶有誤解的回應，或是被視為並非當下的要務，這種回應有時甚至是帶有敵對情緒的。有的人會誤以為這是將矛頭指向群眾，因而不斷以維護、辯解的口吻訴說民眾的遭遇；有的人會覺得這種討論沒有意義，應該先矛頭一致譴責政府；有的人則可能立刻給對方戴上「左膠」、「離地」、「讀屎片」的帽子，為了「大義」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不會正視和直接討論被指出的問題本身。這樣的情況其實也不是新興現象，至少在我的親身經歷中，每當出現集體行動或是重大公共議題，都可以觀察到。有時這種討論範圍的縮窄以及立場先行的取向甚至可以蔓延到學者之中——本應最有能力維護多元理性討論的群體。
在重大危機的時刻，我們比以往都更需要留意公共討論環境中的生態，因為民間的情緒和政治立場的兩極化，也同時在作用於有關社會現象、防疫措施、道德倫理的討論環境。我們對什麼討論在當下是「正確」、「有意義」、「受歡迎」的判斷，是會很大程度受到社會集體情緒和輿論動向影響的，尤其是在對「香港人命運共同體」的想像前所未有的高漲及政治立場化的當下。個人遭遇的不公、針對不同立場者的羞辱攻擊、針對特定群體的誤解和歧視⋯⋯這些本身在道德倫理、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等層面都重要性極高的議題，在當前的集體情緒和政治語境下卻很容易被認為「不重要」、「沒意義」甚至「不合時宜」，更嚴重可能被視為在「幫對家」、損害「共同體」形象。而「政府的無能」、「中央的腐敗」、「運動延續的必要性」、「大陸人有多討厭」等這類話題，則會輕易獲得最高的關注和回饋。這種高度政治化的偏好傾向，混合著社會長久積累的強烈憤怒和未經檢視的偏見，會在公共討論中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制力，致使脫離這個主旨的議題難以享有同等的話語空間。
之前有關梁文道辭筆而廣為流傳的一篇評論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見《為什麼梁文道令人討厭》一文）。該評論並非在討論梁文道的論點和相關議題本身，而是直接代表廣大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否定了梁文道的聲音和其視角的存在意義。做出如此判斷的依據僅僅是：「我們並不需要」他對問題的解釋，「我們需要的是」能引發對未來想像的文字。最後評論為梁文道蓋棺定論「老了」，也意味著所有像梁文道一樣沒有迎合市場（民間）需求、沒有與市場（民間）情感高度同步的聲音都將不假思索地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廢料，無法在公共領域被聽見被認真對待，甚至有可能遭到無情的圍攻。一個「令人討厭」的名字、一個令人覺得礙眼的關鍵詞或觀點，一個不夠慷慨激昂的語氣，都足以讓一整個理性討論直接被投入廢物堆填區。這篇評論的廣為流傳（還有很多其他例子）正是體現出，當下的公共討論已經出現了話語權分佈向民粹化傾斜的生態。
結語
這樣的後果並非只由梁文道這樣「說話不中聽」的人承擔，而是終將裹挾著所有人，懷著良好的願望共同奔騰往悖離初衷的方向。就正如文首提到的情形，最引起集體情緒共鳴、最發洩到群體憤怒、最順應市場旨趣的主張/行動/意見，有時也可能正正是在危及公共健康，或是使得顯而易見的風險不被重視。然而一個不健康的公共討論生態，卻使得指出這些危機的聲音無法被廣泛地聽見，無法被認真而公道地看待。這被掩蓋的危機終將由整個社會來承擔，尤其加倍地由處於社會底層和邊緣的群體來承擔。
在洶湧的輿論浪潮面前，要說出真實的感受和想法，不僅需要極大的勇氣，也需要保持不斷自我反觀與批判的警醒。這並不意味著要與民意為敵，也不意味著孤芳自賞或指責說教，雖然當下的討論生態很容易就會給出這樣的判定——這種生態的現狀也是其來有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作為一個經過社會學訓練的教育者，正是因為對社會運動的訴求和民間的聲音有著深深的同理，也不自外於運動，才無法任由自己停留在情感共鳴、團結一致的狀態，才更想要深入細緻地觀照「共同體」的脈絡、話語權的生態、公共論述的肌理⋯⋯農曆新年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篇文章，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觀察與思考之餘，我也期望未來的一年中，自己能夠用微薄的力量為公共討論的環境保留多一個小小的空間，給那些看似不那麼「重要」，也不一定「中聽」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