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防彈背心，你要如何不恐懼？」專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Maria Ressa

共同採訪／周慧儀、李牧宜
撰稿／周慧儀

「為了真相，我們願意犧牲到什麼地步？」

2017 年，國際社會的目光開始聚焦在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以及其共同創辦人 Maria Ressa（中譯：瑪麗亞．瑞薩）身上，因為他們勇於揭發時任杜特蒂政府發動的毒品戰爭和資訊戰，而且頑強擋下杜特蒂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攻擊。

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關注固然為他們蓋起了防護罩，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攻擊。在接下來的 2018 年，菲律賓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裁定，要吊銷《Rappler》的營業執照；同年，Ressa 被指控好幾項逃稅罪名，並且被祭出逮捕令。但在那一年，她成為了《時代雜誌》（TIME）的年度風雲人物，而也是在那一年，她在首都馬尼拉坐車移動的過程中，開始身穿防彈背心，同時也有安全人員跟隨。

Ressa 形容 2018 年是憤怒、恐懼和仇恨的一年。但故事還沒結束。

▌Maria Ressa Podcast專訪，請收聽連結

2019 年，她第一次被逮捕；2020 年，法院裁定她網路毀謗罪名成立；2021 年，她與俄羅斯記者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22 年，菲律賓獨裁者之子小馬可仕藉著資訊戰高票當選、《Rappler》遭勒令關閉；2023年，法院針對她的逃稅指控，做出無罪判決——這幾年，好事和壞事總是會交叉出現，考驗著她，也給了她許多希望。

至今，Ressa 在馬尼拉坐車移動時，還是會穿著防彈背心。一個穿著防彈背心的記者，在路途中，通常在想些什麼？對此，Ressa 輕描淡寫卻又不失嚴肅地說道：一直努力保持警惕。

她指出，「我從來不希望讓它影響我的工作。每個人總是問我，為什麼你不害怕？我認為我並不害怕，因為我評估了風險，我接受了風險。 如果你這麼做了，那麼你就會採取適當的措施來減輕風險，然後你就可以繼續前進。 這有點有趣。」

幾十年前，或許從來沒人想過一個看起來嬌小、內向、害羞的小女孩，會擁有如此強大堅韌的力量。

Ressa 在 1963 年出生，父親在她不到一歲的時候就過世了。此後，她的母親搬到美國，她和妹妹則留在馬尼拉，跟著奶奶一起生活。1973 年，十歲的 Ressa 某一天上課到一半，無預警地被媽媽從學校帶走，從此搬到美國紐澤西生活，離開了奶奶。剛到美國、成為移民的她並不適應，英文說得也不好。回想起來，Ressa 說老師告訴她，她當時近乎一整年沒什麼說到話。

然而，她努力融入，她練英文、彈鋼琴、拉小提琴、打籃球，還下西洋棋，每一項科目都試著拿下最好的成績，證明自己能夠佔有一席之地。最終，她申請了 13 間大學，並且選擇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

就在那十多年間， 當 Ressa 全神貫注適應在美國的生活時，她當初離開的菲律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Ressa 離開菲律賓的前一年，時任總統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在 1972 年 9 月 21 日宣布全國進入戒嚴。這段戒嚴長達九年，馬可仕政府在期間鎮壓無數異議人士、打壓新聞自由，也取消總統任期限制，集行政和立法權於一身。儘管馬可仕之後宣布解嚴，但長年的壓迫與憤怒已在社會中醞釀，尤其 1983 年反對派領袖艾奎諾（Ninoy Aquino）走出機場停機坪被開槍擊斃，更引發百萬民眾上街哀悼與抗議。

於是，為正當化自身統治，馬可仕提前在 1986 年舉行選舉，艾奎諾的妻子柯拉蓉（Corazon Aquino）宣布參選。然而，因選舉過程中出現各種混亂情況，包括疑似欺詐、買票等行為，再加上軍隊倒戈，菲律賓最終爆發了為期四天的「人民力量革命」（EDSA），終結了馬可仕長達 22 年的獨裁政權，柯拉蓉成為亞洲第一位女總統。

也是在同一年，Ressa 大學畢業。 她寫了一齣劇本，內容是關於一位象徵馬可仕的奶奶，與另外一位象徵柯拉蓉的母親，兩人互相爭奪孩子的撫養權，而這個孩子就是菲律賓。這是她探索自己、家庭和菲律賓的方式，「個人即政治，政治即個人。...當你和菲律賓家人交談、當你還是孩子的時候，你永遠不會了解整個故事，對吧？因為你要尊重你的長輩。所以寫劇本，是讓我媽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的一種方式。」

她笑言，一位奶奶和一位母親爭奪菲律賓的撫養權，不也是她的故事嗎？「看看，我是那個菲律賓。」她在畢業之後，回到菲律賓去找奶奶，去找自己的家。抵達菲律賓時，她記得自己還能感受到人民力量革命所帶來的喜悅，她心想，菲律賓未來一定會變得不可思議。

▌如果「危機」是上天給記者的禮物？

一開始，Ressa 在菲律賓電視台 PTV4 工作，後來加入了新聞紀實節目《探查》（Probe）的團隊，接著又擔任《CNN》記者，深入災區和戰區，忙得蠟燭兩頭燒。但這段期間她快速累積紮實的報導經驗，養成兼具在地和全球的視角。

「但重點也不只是累積經驗」，她在新書《向獨裁者說不》寫道，「若要說是什麼形塑了我的人格——或是我承受各種威脅的能力——那絕對是因為成為了在電視上報導突發新聞的記者。我因此學會在現場直播時沈著以對，有時甚至還真的得在交火過程中進行報導。這成為我的超能力。」

例如，東帝汶危機。

1999 年，東帝汶舉行獨立公投，近八成民眾支持東帝汶脫離印尼獨立，結果由印尼支持的反獨立軍隊發起武裝暴動。身為《CNN》馬尼拉與雅加達分社總編，Ressa 帶著團隊進入東帝汶報導，但與其他入住飯店的記者團隊不同，Ressa 帶著記者入住當地社區。這讓暴亂與槍擊發生當下——飯店的記者團隊紛紛撤離時——《CNN》成了最後一個撤離的國際新聞團隊。Ressa 指出，在撤離的前一天，他們關著燈，在床底下躲了整整一個晚上，直到日出才逃到機場。

「我從戰區報導中學到的是，恐懼會侵蝕思維的清晰度。因此，給那一些上戰場的人一個建議：與你信任的人一起進入戰壕，如果情況變糟，用希望來控制恐懼。」

記者無法預測危機，但能夠控制自己應對危機的方式與情緒， Ressa 對此已有一套處理流程：壓抑情緒，保持冷靜。

她在 2005 年離開了《CNN》，加入了菲律賓最大的電視台 ABS-CBN，迎接她的除了是她對新聞業的改革希望，還有更大的危機。Ressa 到職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她縮編、建立新的體制原則和公司文化，致力打造能和全球頂尖新聞組織競爭的電視台，贏得許多獎項。

然而幾年後，她遇到了當時最艱難、也希望此生不要再經歷的一場危機：她接到一通電話，位於菲律賓南部的伊斯蘭恐怖組織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綁架了她的三位同事，而且不准她通知政府和軍隊。

這意味著 Ressa 的每一個決策將攸關她同事的生死，如果處理不當或拒絕協商，阿布沙耶夫曾經把人質的頭砍了下來。

多年深入戰區報導的經驗讓她在當下就意識到，綁架發生後的前幾個小時至關重要，否則其他裝備更精良、規模更大的綁匪可能會介入，想藉此分一杯羹，時間若拖得越長，介入的武裝份子可能就會更多。因此，蓋下電話後，她趕緊列出所有立即要處理的事：聯繫手上所有的重要線人，盡可能掌握狀況和設想解決方案；聯繫同事的家屬，和家屬解釋所有的決定；安撫同事，讓電視台的工作繼續運作等等。

處理過程中，她雖然害怕，但也有信心，她在書中《從賓拉登到臉書：十天綁架與十年恐怖主義》第一次揭露當時的心情，她形容：「我感到很有信心，因為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似乎都為此做好了準備。我知道處於生死關頭的感覺——一半是害怕，一半是興奮。為了做出正確的選擇，你必須思維清晰，這樣才能更快思考和反應，你可以透過降低情緒（draining emotions）來做到這點。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狀態，我認為這就是人們沈迷在戰區工作的原因。（不知何故，我意識到，當你冒著自身的安全風險時，這會更容易——而當你冒著其他人的安全風險時，這就更難了）。」

最終，Ressa 和團隊花了十天，順利把同事救了出來。

這場危機讓她和幾位女性戰友建立了深刻的情誼，奠定了日後在 2012 年共同創辦《Rappler》的基礎，以及日後在杜特蒂政府時代處理各種更大、更多的危機的能力。

▌真的可以「擁抱恐懼」嗎？

《Rappler》的創辦人一共有四位，大家都稱她們為「manangs」，這是老大姐的意思，但討厭他們的人則稱她們為巫婆。創立初期，《Rappler》擅長利用社群平台的優勢創建社群之間的連結，將讀者從虛擬世界帶到現實世界，參與公共活動，帶動社會改變。例如，它們發起的其中一個運動 #流動計畫（#ProjectAgos），正是在回應菲律賓的天災問題：只要災難發生，民眾可以透過製作好的警報地圖，快速動員救災。那個時候，新聞產業結合科技與社群平台如臉書的力量之大之廣，讓 Ressa 覺得興奮，認為「參與世界的程度變得更深了」。

社群平台之所以能在菲律賓發揮關鍵作用，離不開其高使用率。2017 年，已有 97% 的菲律賓人使用臉書；2021 年，菲律賓人連續六年成為在網路和社群媒體上花最多時間的一群人——或許正是這樣的現象，讓《Rappler》可以動員力量，促進正面改變，但諷刺的是，這同時也讓獨裁者如杜特蒂，甚至後來上任的小馬可仕能以此創造有利自己的敘事，撕裂社會。

杜特蒂於 2016 年 6 月上任前，《Rappler》團隊就發現大量親杜特蒂的臉書帳號在散播恐懼與暴力。即便上任後，杜特蒂與其大量支持者的帳號也在臉書上持續且大肆散播謊言與假訊息，合理化了他充滿爭議的毒品戰爭。而臉書作為平台，遲遲沒有採取行動遏止。

Ressa 和團隊在同年 10 月為此撰寫了系列報導，談及了網路武器化、臉書演算法如何對民主造成衝擊，以及臉書上的假帳號如何製造現實。結果，這一系列報導發布之後，《Rappler》因為親杜特蒂帳號發起的運動，一夜之間消失了兩萬個追蹤，Ressa 平均一個小時收到了 90 條針對她的仇恨訊息，充滿暴力、厭女，甚至是死亡威脅的網路攻擊，排山倒海般襲來。

「我聞到 Rappler 和 Maria Ressa 被逮捕和可能被關閉。」

「也許 Maria Ressa 的夢想是成為輪姦場景裡面的終極色情明星。她非常渴望上床。」

「我希望 Maria Ressa 被反覆強姦致死，如果宣布戒嚴令時發生這種情況，我會很高興，這會給我的心帶來快樂。」

此後，她和《Rappler》更被控各項罪名，包括：逃稅、網路誹謗罪，以及受到外資控制。Ressa 背負的指控，加總起來可能面臨百年刑期——這也讓世界的目光開始聚焦在這一位與杜特蒂對抗的戰鬥者身上。她語帶鎮定地說，

「我想杜特蒂可能忘了，我為《CNN》報導突發新聞，我在戰區、南亞和東南亞工作，我可以應付（I am okay with that）。」

到了 2018 年，Ressa 指出，他們的保安人力增加了六倍，而她也是從這一年開始，身穿防彈背心，「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所以你必須要把一切準備好...當（網路上）這麼多麼多的暴力被釋放出來，意味著任何隨機的人都可能發動攻擊。...你知道，當這一些杜特蒂的支持者來到我們的公司、嚇壞我們的員工，我們必須要保護自己。但你也不能因此太多疑（paranoid），以至於無法工作。」

在 Ressa 的對外演講中，她時常告訴大家要為最糟的打算做好準備，並且「擁抱恐懼」：無論最害怕的是什麼，握著它、觸摸它、奪走它的刺，接著繼續向前走。

然而，杜特蒂六年任內所帶來的恐懼與殺害真實且血淋淋，每一晚總會有因為毒品戰爭而喪生的遺體倒臥在路旁，人權組織估計受害人數高達 27,000 至 30,000 人之間；期間，至少 61 位律師被殺害；記者保護協會統計，共有 24 位記者或媒體工作者被殺害，死因大多為謀殺；此外，在當地，女性記者被攻擊的情況是男性的十倍。

所以，真的可以擁抱恐懼嗎？最糟的打算，又該多「糟」？是坐牢，還是流亡？事實上，Ressa 擁有美國和菲律賓雙重國籍，但她依然選擇留在菲律賓、和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戰鬥的原因在於，她必須為《Rappler》和支持《Rappler》的人負責。甚至，她當然也想過最糟的結果，例如有一次當她在國外機場收到回國後可能會被逮捕的消息時，她聯想到了一個人：艾奎諾，那一位走出停機坪就被開槍擊斃的反對派領袖。

「我也想過萬一我被槍殺怎麼辦？但你知道，這是我和共同創辦人之間有點黑色幽默（gallows humor）的地方，例如我可能會被路邊的汽車撞到？我想，我選擇按照我的價值觀生活，並且降低危險。就像寧靜禱文（serenity prayer），上帝賜予我智慧去了解到，對於我無法控制的事，我會按照我的價值觀生活，而對於我可以控制的事，我會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這麼說有清楚嗎？」

在 Ressa 的回應裡，她始終貫徹了自己不斷對外訴說的價值觀：做好最糟的打算且為此準備，擁抱恐懼但不多疑，專注在自己能控制的事。

「所以，這是你願意為真相犧牲的事情之一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問你，你願意為真相犧牲什麼？我對我做的選擇沒問題。」她先反問了這麼一句。

「我過著我無悔的生活，你知道，就像在某個時候，你會決定你要不要孩子？我經歷了所有的這些事，我是睜大眼睛做出選擇的，我認為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所以我不想在職業生涯的最後階段，因為感到害怕而做出錯誤的抉擇，恐懼是你可以控制的。

▌那麼下輩子，還想再當 Maria Ressa 嗎？

結果在 2022 年，杜特蒂卸任之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獨裁者馬可仕的兒子——小馬可仕高票當選。Ressa 在大學畢業那一年完成了有關馬可仕和柯拉蓉選舉的劇本——一段有關惡與善對抗的故事——如果要她再為 2022 年的菲律賓選舉寫一齣劇本，她還真的沒想過可以如何下筆描述。

馬可仕一家在 1986 年被人民推翻、流亡到夏威夷之時，已經聲名狼藉，但誰都沒想到，小馬可仕在 36 年後靠著有組織的資訊宣傳戰，成功洗白家族的貪污腐敗歷史、捲土重來，當初的人民力量革命一夕之間似乎成了不存在的歷史。

「看來已經沒救了」，是 Ressa 在選舉開票當晚對自己說的話。

從馬可仕到小馬可仕的這幾十年來，她親眼見證和經歷了資訊戰如何影響她自己和她的國家，這也是她為何不斷警告世人，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已經摧毀人們對現實情況所共享的認知，

「如果沒有事實，就沒有真相；如果沒有真相，就沒有信任；如果沒有這三項，我們就不會有共享的現實，我們的民主就會死亡。」

然而，在如今如此撕裂的虛擬和現實環境裡，這段警世箴言能如何運作，尤其 2024 年，全球各地包括美國、台灣、印度、印尼等都會舉行大選，民主國家的下一步會是什麼？Ressa 的解法有三個：首先是創造有堅韌性的社群，確保這個社群將以事實與查證來運作；再來是立法，她認為這不能再被視為是「言論自由」，而應該是「安全問題」，因為假訊息已經在撕裂人們所共享的現實；最後，長期而言，她指出一切還是得回歸到教育，教育人們這背後所存在的操縱問題。

回看過去，走過危機和低潮，Ressa 依然抱持各種希望，因為《Rappler》還活著，因為她始終相信菲律賓能建立一個強大的民主機制，以及她的逃稅罪名在今年 1 月被駁回了，「我們被無罪釋放了，所以我有希望。」她在《向獨裁者說不》裡，訴說了她的生長經歷、信念、價值觀，尤其是她的戰鬥經驗。這一些戰鬥經驗曾經讓她挫折，但不曾將她擊敗，反而給了她挺身而出的力量。

她在訪談中，舉出了海盜的例子。她說試著想像海盜佔領了一艘船，人們這時只能做三件事：第一、戰鬥，但這需要其他人一起合作；第二、跳下船，但會死；第三是大多數人會做的事，躲起來。

這就像對抗獨裁者一樣。「你必須戰鬥，必須讓你的社群與你同在。...我的意思是，如果每個人都擁有同樣（要躲起來）的想法，就要有一支可以帶領眾人的海軍，要真正讓改變發生，一個人是不夠的，你必須要學會領導。你知道寫這本書有什麼樂趣嗎？就像是一種宣洩，就像我為什麼要成為一名記者呢？為什麼我會這麼相信新聞業？它的標準和道德，新聞業的使命與我作為一個人真正重視的事物有關， 它幫助我成為了現在的我。」

可是，長期的戰鬥累人也消耗人，她是否曾有過不想再戰鬥的時刻？或者換句話說，如果可以選擇，她還會想再當 Maria Ressa 嗎？

她先是自言自語了一番，

「所以，如果我有另外一種生活，會是什麼？」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作為一名記者，關注領導者，無論是一個新聞組、一個俱樂部還是一個國家，我想我喜歡社會學和一大群人，我們如何能變得更好？成為更好的自己， 因為人類有能力做到這兩點，對吧？我們可能會成為最糟糕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對社交媒體的激勵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如此不滿。 它獎勵毒素（toxic），它把有毒的污泥泵入我們所有人的體內。 然而，人性的善良也總是讓我在災區時感到震驚。 要知道，菲律賓是全球災害最嚴重的國家...」

說到這，她發現自己還沒真正回答問題，「我不知道。我喜歡領導所帶來的挑戰，我喜歡新聞業促使你要把私利放在一邊...好長的答案，但不是你的問題。我不知道。」她再次想了想，「挑戰造就了現在的你，失敗也造就了現在的你，對吧？」

Ressa 還是沒回答到問題，對吧？但答案應該已經顯而易見，她又再次說道，她喜歡她的生活，沒有任何遺憾。至今，她走過的每一步，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再一次向我們證明，這是她為真相所願意做出的犧牲。因此，她也把這一個問題拋給了身為讀者的我們：「為了真相，你願意犧牲到什麼地步？」

編按：影片為 Maria Ressa 2021 年的諾貝爾獎演講。

＊報導全文參閱：〈「身穿防彈背心，你要如何不恐懼？」專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Maria R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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