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逝世后

新闻实验室

北京时间 2022 年 12 月 9 日 出品

江泽民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和媒体报道

2022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海逝世，享年 96 岁。从 30 日下午官方发布消息开始，全国进入 7 天哀悼期，到 12 月 6 日追悼大会后基本结束。这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经历前最高领导人逝世。在很多 00 后乃至 90 后的人生中，这也是第一次经历。

对历史不了解的人或许会惊讶于这次悼念活动的高规格，但是如果和 1997 年 2 月邓小平逝世后的官方安排做个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次基本上是对当时定下来的一些规矩的重复与确认，甚至相比之下还有所收缩。通过两次悼念活动的重复，国家将一些流程和操作仪式化、规范化，由此形成改革开放后最高领导人治丧的礼仪制度。

本期会员通讯将回顾邓小平逝世时一些安排和本次的异同，并且将当时海内外媒体的表现和这次做比较。

对 1997 年的「像素级复刻」

一般认为，中国截至目前经历了五代领导集体。其中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于 1976 年 9 月 9 日逝世。由于当时中国仍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葬礼并非正常安排，民众反应也因个人崇拜而在如今看来显得夸张。

到 1997 年 2 月 19 日，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逝世时，显然不可能照搬当年的所有安排；但对于国丧又必须做到足够的礼数，能够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感情。因为除毛泽东外，中国还曾为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位外国领导人（斯大林）有过全国哀悼日的安排，所以为邓小平准备的哀悼活动，规格需要介于两者之间。

据《南方周末》报道，邓小平丧事的形式、级别和毛泽东同格，但没有像 1976 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也因此，全国各地并没有特地再举办追悼仪式，只是同步转播了中央的追悼大会。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的刘金田在 1997 年春节期间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刘金田和同事们用几天时间完成了三个文件的撰写，它们分别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领导人生平《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悼词》。如今，在江泽民的悼念活动期间也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悼词》这三份文件，跟邓小平时相比，篇幅一致、结构一致、用词基本一致，仅仅替换了人名和事迹。

与当年完全一致的安排，还包括在逝世消息发布当天同时播发《治丧委员会名单》和《治丧委员会公告（第 1 号）》，简述下半旗安排；在第二天播发《治丧委员会公告（第 2 号）》，简述追悼大会安排；在追悼大会后播发《治丧委员会公告（第 3 号）》，宣告悼念活动结束。

另外一些规矩包括：不邀请国外政要参加葬礼；不举办大规模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即不允许公众如英女王去世时那样瞻仰遗容，但在逝世后第 6 天（追悼大会前一天），举行有核心人物及亲友参加的小型告别仪式；之后将遗体运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运送途中安排群众沿途悼念。在对江的安排上，甚至也要将遗体从上海特地运往当年邓小平逝世处所的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再举办后续仪式，可谓「像素级复刻」。

30 日下午 6 点，央视新闻频道由「联播组」播音员、曾供职东方卫视的潘涛在电视端首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他位于屏幕右侧，在屏幕的左侧是白色黑体字标题，背景则沿用《新闻联播》的背景板。这个布置跟罗京播报邓小平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演播室的布置丝毫不差。

随后，新华社播发领导人遗像；在播发《伟大光辉的一生》同时，新华社配发领导人生前的 20 余张主要照片。在悼念活动初期，遗体从 301 医院运往八宝山的群众悼念，及追悼大会结束后，新华社分别配发长篇通讯，以「正确引导舆论」和总结悼念活动。这些也都和当年完全一致。

与 1997 年相比，现在互联网已经普及，也成为悼念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稍早前中共二十大期间，有传闻称国内互联网公司收到了准备将首页、首屏「置灰」及撤下娱乐内容的指令。悼念期间，主要的国内网站、App 均将首页及首屏呈现黑白色调，且连网购商品图片、其它新闻配图也是黑白的；只有习及中共二十大的相关图片除外。另外，国内（含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电视台都将台标和部分新闻节目包装变灰，而 1997 年因为技术条件所限，做不到这一点。

两次葬礼期间的媒体表现

邓小平逝世是江泽民执政期间的一个关键事件。《日本经济新闻》和《纽约时报》回顾称，在南巡谈话前，邓小平一度不满江泽民和李鹏政策相对保守，对改革开放态度不积极，甚至一度想要撤换他们，但因为健康状况恶化而作罢。江泽民得知后，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将更坚定的改革派朱镕基作为搭档，并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

本期会员通讯并不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只附上链接供读者参考（最近的一期不明白播客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中能得出的结论是，在邓小平病重乃至逝世之后，中国的最高权力才彻底转移到江泽民的手中。所以，在 1997 年 2 月的中国，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是一个足以影响政局稳定的关键新闻。抢先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对于国内外新闻机构而言，是一个证明自身实力的大好机会，他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南方周末》报道称，在北京驻守的路透社记者马珍反复向消息人士询问和确认。记者们权衡之下，减少了对同时发生的朝鲜「二号人物」黄长烨逃入北京韩国大使馆消息的蹲守。他们甚至通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大楼是否灯火通明，天安门广场加强警戒等模糊的信号来判断。

绝大部分消息可以相互印证，但马珍仍不确定。她和编辑部焦灼地等了两个小时，最后在 2 月 20 日凌晨 2 点 42 分，她拍板说：「算了吧，发了。」两分钟后，新华社发出了正式消息。

报道称：「天亮之后，来自路透社英国总部的消息说，在所有世界级通讯社中，路透是第一家发布邓小平逝世消息的。路透打败了美联、法新、彭博……闻讯之后，（路透）北京编辑部的一个男记者放声大哭。」

在世界级通讯社的竞争之外，拥有《明报》的香港商人于品海正和他手上另一家媒体「传讯电视中天频道」的总编辑曹景行坐在一起。他们「可以打的电话差不多都打了」。

「我们交换了最后的看法，只需要几句话，因为到这时我们都确信邓小平已经去世，不再有任何怀疑。『播吧』，我们走出办公室，向等候在编辑室里的同事说。」后来去了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回忆道。中天频道于 20 日凌晨 1 点 19 分发出消息。

「这一轮关于邓小平病故的传闻始于 2 月 13 日前后……此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不断听到有关邓的传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查证，半夜都会被电话吵醒。」曹景行说，「不断的查证虽然令人既紧张，又疲乏，但也使我们更加知道怎样去辨别消息的真伪。在查证过程中我们也弄清楚，这次邓小平确实病重，似已凶多吉少。我们须为如何报道邓去世的消息作最后的准备。」

在回忆中，他们很自豪作为华人的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播报这个消息，「我们没有让英文的或者日文的媒体抢先」。

余玮在《在邓小平逝世的日子里》提到：「邓小平辞世，让全世界为之动容。全球所有重要新闻传媒均以最快速度进行报道，许多报纸为此在 19 日连夜撤换了报纸的头版。第二天，各大主流报纸的头版均以黑色报头面世。全世界的新闻一时间似乎只有一个关键词——『邓小平』。」

很显然，这跟如今我们看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 11 月 30 日下午新华社首发新闻前，没有出现任何其它媒体抢发报道。甚至，在死讯播发后的半天时间内，海外媒体的报道优先级都同比下降。例如，CNN 当时的版面编排是俄乌战争头条、中国放宽防疫措施二条、卡塔尔世界杯限酒三条，最后才是江泽民的新闻。

根据史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都收到并体现了「中央的精神」、「中央提出的报道方针」——「隆重、庄严、深情、有序」。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消息（缺乏更多官方渠道证实），这「八字方针」同样出现在广电总局关于江泽民悼念活动的安排中。

在治丧期间「规定动作」之外，国内媒体的「自选动作」也比邓小平逝世时收缩不少。

报纸方面，《无限深情的凝聚——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同志逝世侧记》提及，当时人民日报 7 天内刊发了 39 版、近 30 万字的 230 篇稿件、89 幅照片，报道规模远超现在这次。其中，《小平，我们永远爱您——首都十多万群众挥泪送小平》《长街恸哭送小平》《如潮哀思在这里涌起》等均为自采报道。到江泽民逝世时，《人民日报》仅仅按「规定动作」刊发了《告人民书》《生平》《讣告》及新华社各篇通讯等。

广播电视方面，《中国新闻年鉴 1998 卷》记载，央视综合频道 7 天内播放 32 小时新闻节目，用上了当时所有的新闻时段，并制作播出了新闻特写《万众深情送小平》和专题《再道一声，小平你好》等。央广、国广各频率合计播放 142 小时、192 小时专题节目。相比之下，对江泽民逝世的广电报道，规模也均有大幅度缩减。现在央视已经开设了专门的新闻频道，但除「规定动作」之外，其余时段仍照常播报常规新闻。

上述《南方周末》报道提及，邓小平病重期间，其同名电视专题片已经拍摄完成，甚至「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而截至目前，也没有看到为江泽民拍摄或播出纪录片的相关安排。

前些年，如同猜测邓小平死讯一样，民间对江泽民逝世消息也多有传闻。其中可能最著名的一次是 2011 年 7 月 6 日，香港亚洲电视在未有得到官方及当事人家属证实的情况下，误报江泽民逝世的消息。尽管这看起来跟于品海他们决策的过程类似，但同样想做「亚洲 CNN」的亚视可没有前辈那么恪守职业道德。亚视主要投资人王征甚至说：「你们看亚视的新闻吧，我也是看电视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2014 年，中国外交部公开否认江泽民「因膀胱癌去世」的传闻，此后 2017 年又传了一次。上述传闻踊跃出现的时段，分别对应十八大前夕、对周永康等高官「打虎」及十九大期间，都跟国内权力交接更替，或有政局不稳的猜测有关。

如今，当前的中央领导层权力架构十分稳固，相对当年而言，是否确认江泽民的死讯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中国处理领导人后事的制度化、规范化

国际媒体对江泽民一生的评价基本一致：他在任期间保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能执行下去，通过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扩大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发展外交给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帮助中国在未来发展为「世界工厂」、实现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他本人鲜明的个性也是共产党领袖中少见的。对他相对负面的评价包括：没有随经济开放同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官员腐败严重，大下岗牺牲了工人利益等。

尽管如此，对江泽民逝世后续影响的评估仍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死讯之前，中国各地刚刚出现一波几十年来罕见的民众示威，矛头指向长期令人疲惫的疫情防控政策，而此时逝世的江泽民可能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甚至不排除演化为周恩来、胡耀邦去世时那种「借古讽今」的社会运动。

BBC 的一篇综述集中展现了此类猜测。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记者、编辑的邓聿文认为现任领导层对江泽民的礼遇之高「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并认为这是回应示威群众，对外释放党内团结的信号。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悼念活动并没有什么特殊意味，只是「萧规曹随」，跟随惯例而行。曾任南华早报副总编辑、CNN 中国问题顾问的林和立认为，在现今巨大的国家安全网下，重演 1989 年风波的可能性极小。

中国问题专家Bill Bishop认为，「周末（反对过度防疫）的抗议活动及其快速平息对习近平来说可能只是偶然，因为对抗议的回应提醒了许多人公开发声有什么代价」；「如果当局足够聪明，他们会放松在线审查，让人们有一个虚拟的感情出口。」

后一种观点更接近实际情况。中国非常平静地度过了悼念期。社会上的哀伤情绪相比 1997 年又大为淡化了一层，就像那时相对 1976 年一样。这只是一件必然会发生，且对政局没有影响的事件。

如果将江泽民的葬礼与邓小平的葬礼分割来看，可能会犯一些「捕风捉影」的错误。前述 BBC 报道中，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称「『军事家』的头衔在中央军委主席中较为罕见……给江冠以『军事家』的头衔反映了习近平强化中国的军事建设，稳定军心」。不过，将江泽民称为「军事家」仅仅是因为之前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都是「军事家」。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后去世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他的丧仪从很多方面确立了先例。对江泽民治丧的相关安排很大程度遵循了这个先例，体现出国家希望把领导人去世后的安排制度化、规范化的努力。今后再遇到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情况，有可能继续遵守这一套礼仪制度，也更有利于中国政局的稳定。另外，遵循惯例高度评价已故最高领导人，也有利于确立现任领袖的「正统」身份，正如中国官方多次举行纪念「辛亥革命」活动，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

当然，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党和国家的任何制度、规范和先例都有被推翻或者修改的可能。在未来，最高领导人去世之后的反应是否还会如此平稳？要下一个判断，还为时尚早。

（本期会员通讯由李书航主笔，方可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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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638）

江泽民逝世后

北京时间 2022 年 12 月 9 日 出品

江泽民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和媒体报道

2022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海逝世，享年 96 岁。从 30 日下午官方发布消息开始，全国进入 7 天哀悼期，到 12 月 6 日追悼大会后基本结束。这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经历前最高领导人逝世。在很多 00 后乃至 90 后的人生中，这也是第一次经历。

对历史不了解的人或许会惊讶于这次悼念活动的高规格，但是如果和 1997 年 2 月邓小平逝世后的官方安排做个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次基本上是对当时定下来的一些规矩的重复与确认，甚至相比之下还有所收缩。通过两次悼念活动的重复，国家将一些流程和操作仪式化、规范化，由此形成改革开放后最高领导人治丧的礼仪制度。

本期会员通讯将回顾邓小平逝世时一些安排和本次的异同，并且将当时海内外媒体的表现和这次做比较。

对 1997 年的「像素级复刻」

一般认为，中国截至目前经历了五代领导集体。其中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于 1976 年 9 月 9 日逝世。由于当时中国仍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葬礼并非正常安排，民众反应也因个人崇拜而在如今看来显得夸张。

到 1997 年 2 月 19 日，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逝世时，显然不可能照搬当年的所有安排；但对于国丧又必须做到足够的礼数，能够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感情。因为除毛泽东外，中国还曾为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位外国领导人（斯大林）有过全国哀悼日的安排，所以为邓小平准备的哀悼活动，规格需要介于两者之间。

据《南方周末》报道，邓小平丧事的形式、级别和毛泽东同格，但没有像 1976 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也因此，全国各地并没有特地再举办追悼仪式，只是同步转播了中央的追悼大会。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的刘金田在 1997 年春节期间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刘金田和同事们用几天时间完成了三个文件的撰写，它们分别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领导人生平《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悼词》。如今，在江泽民的悼念活动期间也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悼词》这三份文件，跟邓小平时相比，篇幅一致、结构一致、用词基本一致，仅仅替换了人名和事迹。

与当年完全一致的安排，还包括在逝世消息发布当天同时播发《治丧委员会名单》和《治丧委员会公告（第 1 号）》，简述下半旗安排；在第二天播发《治丧委员会公告（第 2 号）》，简述追悼大会安排；在追悼大会后播发《治丧委员会公告（第 3 号）》，宣告悼念活动结束。

另外一些规矩包括：不邀请国外政要参加葬礼；不举办大规模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即不允许公众如英女王去世时那样瞻仰遗容，但在逝世后第 6 天（追悼大会前一天），举行有核心人物及亲友参加的小型告别仪式；之后将遗体运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运送途中安排群众沿途悼念。在对江的安排上，甚至也要将遗体从上海特地运往当年邓小平逝世处所的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再举办后续仪式，可谓「像素级复刻」。

30 日下午 6 点，央视新闻频道由「联播组」播音员、曾供职东方卫视的潘涛在电视端首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他位于屏幕右侧，在屏幕的左侧是白色黑体字标题，背景则沿用《新闻联播》的背景板。这个布置跟罗京播报邓小平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演播室的布置丝毫不差。

随后，新华社播发领导人遗像；在播发《伟大光辉的一生》同时，新华社配发领导人生前的 20 余张主要照片。在悼念活动初期，遗体从 301 医院运往八宝山的群众悼念，及追悼大会结束后，新华社分别配发长篇通讯，以「正确引导舆论」和总结悼念活动。这些也都和当年完全一致。

与 1997 年相比，现在互联网已经普及，也成为悼念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稍早前中共二十大期间，有传闻称国内互联网公司收到了准备将首页、首屏「置灰」及撤下娱乐内容的指令。悼念期间，主要的国内网站、App 均将首页及首屏呈现黑白色调，且连网购商品图片、其它新闻配图也是黑白的；只有习及中共二十大的相关图片除外。另外，国内（含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电视台都将台标和部分新闻节目包装变灰，而 1997 年因为技术条件所限，做不到这一点。

两次葬礼期间的媒体表现

邓小平逝世是江泽民执政期间的一个关键事件。《日本经济新闻》和《纽约时报》回顾称，在南巡谈话前，邓小平一度不满江泽民和李鹏政策相对保守，对改革开放态度不积极，甚至一度想要撤换他们，但因为健康状况恶化而作罢。江泽民得知后，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将更坚定的改革派朱镕基作为搭档，并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

本期会员通讯并不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只附上链接供读者参考（最近的一期不明白播客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中能得出的结论是，在邓小平病重乃至逝世之后，中国的最高权力才彻底转移到江泽民的手中。所以，在 1997 年 2 月的中国，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是一个足以影响政局稳定的关键新闻。抢先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对于国内外新闻机构而言，是一个证明自身实力的大好机会，他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南方周末》报道称，在北京驻守的路透社记者马珍反复向消息人士询问和确认。记者们权衡之下，减少了对同时发生的朝鲜「二号人物」黄长烨逃入北京韩国大使馆消息的蹲守。他们甚至通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大楼是否灯火通明，天安门广场加强警戒等模糊的信号来判断。

绝大部分消息可以相互印证，但马珍仍不确定。她和编辑部焦灼地等了两个小时，最后在 2 月 20 日凌晨 2 点 42 分，她拍板说：「算了吧，发了。」两分钟后，新华社发出了正式消息。

报道称：「天亮之后，来自路透社英国总部的消息说，在所有世界级通讯社中，路透是第一家发布邓小平逝世消息的。路透打败了美联、法新、彭博……闻讯之后，（路透）北京编辑部的一个男记者放声大哭。」

在世界级通讯社的竞争之外，拥有《明报》的香港商人于品海正和他手上另一家媒体「传讯电视中天频道」的总编辑曹景行坐在一起。他们「可以打的电话差不多都打了」。

「我们交换了最后的看法，只需要几句话，因为到这时我们都确信邓小平已经去世，不再有任何怀疑。『播吧』，我们走出办公室，向等候在编辑室里的同事说。」后来去了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回忆道。中天频道于 20 日凌晨 1 点 19 分发出消息。

「这一轮关于邓小平病故的传闻始于 2 月 13 日前后……此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不断听到有关邓的传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查证，半夜都会被电话吵醒。」曹景行说，「不断的查证虽然令人既紧张，又疲乏，但也使我们更加知道怎样去辨别消息的真伪。在查证过程中我们也弄清楚，这次邓小平确实病重，似已凶多吉少。我们须为如何报道邓去世的消息作最后的准备。」

在回忆中，他们很自豪作为华人的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播报这个消息，「我们没有让英文的或者日文的媒体抢先」。

余玮在《在邓小平逝世的日子里》提到：「邓小平辞世，让全世界为之动容。全球所有重要新闻传媒均以最快速度进行报道，许多报纸为此在 19 日连夜撤换了报纸的头版。第二天，各大主流报纸的头版均以黑色报头面世。全世界的新闻一时间似乎只有一个关键词——『邓小平』。」

很显然，这跟如今我们看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 11 月 30 日下午新华社首发新闻前，没有出现任何其它媒体抢发报道。甚至，在死讯播发后的半天时间内，海外媒体的报道优先级都同比下降。例如，CNN 当时的版面编排是俄乌战争头条、中国放宽防疫措施二条、卡塔尔世界杯限酒三条，最后才是江泽民的新闻。

根据史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都收到并体现了「中央的精神」、「中央提出的报道方针」——「隆重、庄严、深情、有序」。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消息（缺乏更多官方渠道证实），这「八字方针」同样出现在广电总局关于江泽民悼念活动的安排中。

在治丧期间「规定动作」之外，国内媒体的「自选动作」也比邓小平逝世时收缩不少。

报纸方面，《无限深情的凝聚——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同志逝世侧记》提及，当时人民日报 7 天内刊发了 39 版、近 30 万字的 230 篇稿件、89 幅照片，报道规模远超现在这次。其中，《小平，我们永远爱您——首都十多万群众挥泪送小平》《长街恸哭送小平》《如潮哀思在这里涌起》等均为自采报道。到江泽民逝世时，《人民日报》仅仅按「规定动作」刊发了《告人民书》《生平》《讣告》及新华社各篇通讯等。

广播电视方面，《中国新闻年鉴 1998 卷》记载，央视综合频道 7 天内播放 32 小时新闻节目，用上了当时所有的新闻时段，并制作播出了新闻特写《万众深情送小平》和专题《再道一声，小平你好》等。央广、国广各频率合计播放 142 小时、192 小时专题节目。相比之下，对江泽民逝世的广电报道，规模也均有大幅度缩减。现在央视已经开设了专门的新闻频道，但除「规定动作」之外，其余时段仍照常播报常规新闻。

上述《南方周末》报道提及，邓小平病重期间，其同名电视专题片已经拍摄完成，甚至「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而截至目前，也没有看到为江泽民拍摄或播出纪录片的相关安排。

前些年，如同猜测邓小平死讯一样，民间对江泽民逝世消息也多有传闻。其中可能最著名的一次是 2011 年 7 月 6 日，香港亚洲电视在未有得到官方及当事人家属证实的情况下，误报江泽民逝世的消息。尽管这看起来跟于品海他们决策的过程类似，但同样想做「亚洲 CNN」的亚视可没有前辈那么恪守职业道德。亚视主要投资人王征甚至说：「你们看亚视的新闻吧，我也是看电视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2014 年，中国外交部公开否认江泽民「因膀胱癌去世」的传闻，此后 2017 年又传了一次。上述传闻踊跃出现的时段，分别对应十八大前夕、对周永康等高官「打虎」及十九大期间，都跟国内权力交接更替，或有政局不稳的猜测有关。

如今，当前的中央领导层权力架构十分稳固，相对当年而言，是否确认江泽民的死讯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中国处理领导人后事的制度化、规范化

国际媒体对江泽民一生的评价基本一致：他在任期间保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能执行下去，通过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扩大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发展外交给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帮助中国在未来发展为「世界工厂」、实现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他本人鲜明的个性也是共产党领袖中少见的。对他相对负面的评价包括：没有随经济开放同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官员腐败严重，大下岗牺牲了工人利益等。

尽管如此，对江泽民逝世后续影响的评估仍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死讯之前，中国各地刚刚出现一波几十年来罕见的民众示威，矛头指向长期令人疲惫的疫情防控政策，而此时逝世的江泽民可能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甚至不排除演化为周恩来、胡耀邦去世时那种「借古讽今」的社会运动。

BBC 的一篇综述集中展现了此类猜测。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记者、编辑的邓聿文认为现任领导层对江泽民的礼遇之高「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并认为这是回应示威群众，对外释放党内团结的信号。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悼念活动并没有什么特殊意味，只是「萧规曹随」，跟随惯例而行。曾任南华早报副总编辑、CNN 中国问题顾问的林和立认为，在现今巨大的国家安全网下，重演 1989 年风波的可能性极小。

中国问题专家Bill Bishop认为，「周末（反对过度防疫）的抗议活动及其快速平息对习近平来说可能只是偶然，因为对抗议的回应提醒了许多人公开发声有什么代价」；「如果当局足够聪明，他们会放松在线审查，让人们有一个虚拟的感情出口。」

后一种观点更接近实际情况。中国非常平静地度过了悼念期。社会上的哀伤情绪相比 1997 年又大为淡化了一层，就像那时相对 1976 年一样。这只是一件必然会发生，且对政局没有影响的事件。

如果将江泽民的葬礼与邓小平的葬礼分割来看，可能会犯一些「捕风捉影」的错误。前述 BBC 报道中，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称「『军事家』的头衔在中央军委主席中较为罕见……给江冠以『军事家』的头衔反映了习近平强化中国的军事建设，稳定军心」。不过，将江泽民称为「军事家」仅仅是因为之前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都是「军事家」。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后去世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他的丧仪从很多方面确立了先例。对江泽民治丧的相关安排很大程度遵循了这个先例，体现出国家希望把领导人去世后的安排制度化、规范化的努力。今后再遇到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情况，有可能继续遵守这一套礼仪制度，也更有利于中国政局的稳定。另外，遵循惯例高度评价已故最高领导人，也有利于确立现任领袖的「正统」身份，正如中国官方多次举行纪念「辛亥革命」活动，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

当然，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党和国家的任何制度、规范和先例都有被推翻或者修改的可能。在未来，最高领导人去世之后的反应是否还会如此平稳？要下一个判断，还为时尚早。

（本期会员通讯由李书航主笔，方可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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