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中式犬儒主义成为充满诱惑力的解药

小说《三体》问世已经快二十年了，不管你是否喜欢这部作品，都必须承认它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二十年中，《三体》持续占据中国各个电商图书排行榜的领先位置，相关影视作品也持续推出。“黑暗森林”、“降维打击”已经成为日常中文语汇，说这是一部塑造了当代中国社会和观念的小说并不为过。

当然，作者刘慈欣并不是一位在想象上富有远见的作家，更准确地说，《三体》与当代中国互相成就，这部作品的观念与社会观念互相应和共鸣。其与国人观念融合之深，尤其融合之处不在他们的希望和向往，而在于他们对现实的悲观和绝望，勾勒出的不是一个应然的世界，而是中国人沉浸其中的实然惨状。

正因为此，这部小说也成为一个难得的切口，我们得以从此一窥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和其心灵，这部以“宇宙社会学”为内涵的作品，其实更像是“人类社会学”的想象。

超出概念的三体解码

在理解三体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很多人关注于对“黑暗森林”等概念的辨析。但一部小说，毕竟不是一部哲学著作，作者真正的“社会学”想象可能更多隐藏在情节的编制中，所以本文我们不涉及书中的概念，而更多从书中的情节给出这个故事在方方面面的一个解码，并从中找到与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史的关联。

反智主义：懦弱与极端的科学家们

出现在《三体》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多以一种极端、懦弱、走火入魔的姿态出现，不管是导向人类灭亡的叶文洁。和以她为精神领袖的三体组织中一众科学家，包括缔造者“物种共产主义”者麦克•伊文斯，甚至包括因为对物理学心灰意冷而第一个触摸“水滴”的丁仪，都是这部作品中偏负面的角色。

相反，这部作品里的“英雄人物”，则全是以“硬心肠”为主的类军人角色，包括但不限于史强、章北海、托马斯•维德。甚至发现三体舰队的都不是科学家，而是通过逼迫科学家执行他意志的美国斐兹罗将军。

《三体》这部作品对知识分子有着独特的关怀，虽然作品中充满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其中知识分子角色却出奇得多，在这部壮阔的作品中，政客、商人、普通市民、一般官僚这些填充现代社会的人都鲜少出现。整部作品几乎被知识分子和军人填充，情节中极重要的张力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悲惨，与军人的杀伐决断间的明显对比。

说来奇怪，这是一部充斥着科学家和各种技术幻想的小说，怎么会有“反智”倾向呢？但如果你仔细回忆，这部作品最开始就充斥着浓厚的科技悲观色彩，且从头到尾，人类没有一科学家群体的努力发展成为科技进步。

书中有三次科技进展时期，第一次是大低谷时期（实际上就是影射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后，因为新的整体思想革命而出现一波科技发展，但这次的发展其实毫无意义，最后被水滴完全摧毁；第二次是罗辑在威慑成功后，三体开始向人类转移技术所至；第三次围绕曲率引擎研究展开，这次能够获得进展的唯一原因是维德接管星环公司，依然是军人的胜利。

在这部作品中，刘慈欣对知识分子有复杂的情感，他虽然对这个人群极不信任，却在道德上同情他们。在谈到里面第一悲剧角色云天明时，他描述道：“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父母都属于社会和人际的低能者，混得很落魄。“这当然可以理解，刘慈欣自己就属于这个拧巴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这部小说的第一主角“罗辑”，可以说就是一个“军人化的知识分子”，在这本书的前半段他是一个游离在体系外的知识分子，后半段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军人角色，他可以看作刘慈欣对于完美知识分子的想象。

这个“军人化知识分子”的想象并没有什么深意在其中，就是对鼎革后中国社会压力的一种条件反射。这本书的反智主义，直接沿袭自中国近代史中的反智主义，在一种阶级决定论中，工农兵是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阶层，而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是社会的食利阶级。在80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面临几十年的污名化，已经成了社会惯性。这个惯性如此强大，到2012年后大兴“公共知识分子”，却被社会和公权力将“公知”批判和污名化，理由与几十年前也一模一样，直到最近莫言被起诉事件，依然是这种陈旧的反智主义模式。

而与此相对，在知识分子另一边，站立在中国社会核心阶层虽然表面上是“工农兵”，但在改开前，其实就是军人，工农不过就是军人阶级的附属。这也是大多数威权极权国家的统治术，塑造军人作为道德圣徒和民族主义的至高象征物，这种崇拜之情，随刘慈欣生活的年代，也逐渐融入了他的血液中。

这组知识分子与军人的对应有时代深意。军人只有在社会失序时才会成为塑造秩序的关键力量，而在塑造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秩序方面，各类型知识分子却应该起到关键的作用。但一个充分的，依靠知识流通而形成秩序的社会，强调透明求真；而从《理想国》中就说明，一个依靠军人（护卫者）阶层维系的社会，天然地必须在“谎言”下完成秩序。恰恰这本书，就是以“谎言”和“阴谋”作为其核心。这是刘慈欣的生活体会，也是在官方高呼的”经济光明论“下，中国人对社会秩序构筑的想象。

反建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政府

除了"反智"，书中还有对政府组织建制的巨大质疑。其中象征以理性和道理进行统治的几乎所有组织，不管是行星防御理事会，其前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后的太阳系舰队联席会议，以及人类最末期的太阳系联邦。如果用一个词描述他们的特征，那就是——可笑。在逆境时这些机构束手无策，再境况稍有改善时，这些机构又轻率冒进，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书中几乎一切人类组织都以负面形式出现，地球三体组织（ETO）是一个典型的共济会型秘密会社；而联合国在其中，发起“技术公有化”运动，被常任理事国否决，又否决了人类唯一现实的“逃亡主义”，将其定为非法；行星防御理事会推行“面壁者计划”，却一手搞砸了几乎所有合理的方案；其后舰队国际建立，唯一做成的事情就是葬送人类所有舰队；然后是最后的太阳系联邦，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限制当时人类唯一的求生方法，云天明启发人类进行的曲率飞船研究。可以说，比起三体人，人类的所有组织和政府才是书中最大的“反派”。

这种极端反建制思想同样根植于中国近代史，毛泽东数次通过民间动员，发起对建制官僚体系的冲击。反建制也是所有民粹主义统治路线的特点，这个特点遍布现代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书中呈现出两位孤独的救世主，罗辑和托马斯・维德，他们在情节中与一切制度为敌，并与整体人类为敌。孤独和被误解是他们的宿命，人类通过反对和敌视他们完成自掘坟墓的讽刺。

这部分的内容混合了反乌托邦与政治悲观主义的内核。在反乌托邦的部分，《三体》小说在描写人类整体社会时，浓墨重彩的展示了在不同情况和背景下，人类都走入了社会不公与压制个人自由的境地，不管是何种社会和政治方案，对于里面的个体都是一种灾难。而书中更深展示的是政治悲观主义，即认为人的自私、短视、软弱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克服整体社会的这种顽疾。因此作为个体的人类可以伟大而刚强，而作为整体的人类却会因为其根深蒂固的缺陷而走向灭亡，尤其是人类设计的“建制”，如《三体》中描写的，不管是选举、监督、法律、协调这些古典政治学中用于克服人的问题，构成整体秩序的方法，在书中都只是一些可笑的操作。例如与执剑人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起到的效果就是放大了人的弱点，导致人类的灭亡。

反道德：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从程心作为执剑人的失败，就可以引入书中更大的一个话题，就是“反道德叙事”。这一部分最集中的体现在“面壁者计划”中。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四位面壁者的计划都是成功的。美国国防部长泰勒将自己部队自杀，化作量子态的作战计划，在书中技术上虽然有瑕疵，但未必全无可能，但真正触发的问题是行星防御理事会作出的“面壁计划绝不能存在伤害人类生命的内容”的决议。

其实委内瑞拉总统雷迪亚兹的计划和罗辑可以说一模一样，通过氢弹炸毁水星毁灭太阳系来威胁三体人，虽然也有技术上的问题，但继续发展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他触发的问题同样是毁灭人类，并招致被人民用石头打死的命运。

比尔・希恩斯的计划同样可行，实际上最后“保留”了人类文明的章北海，就是一个自我“钢印族”的悲观主义者。如果希恩斯计划成功，那么人类舰队就不会面临全灭的命运，更多人会以舰队的方式延续人类文明。

罗辑的方式和雷迪亚兹一模一样，实际上以三体人的科技，干扰和毁坏他的生命维持装置应该易如反掌，不过我们不必问一本科幻小说要完整的逻辑融洽。更重要的是去审视其“社会学”想象。也就是说，四位面壁人提出的方案都是合理的，而之前三位遭遇的障碍都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如果没有这种“妇人之仁”，人类应该早就在和三体的竞争中占据上风。

更大的反道德叙事落在托马斯•维德身上，可以说这个角色的存在以及与程心的对应就是为了完成反道德叙事。从他初见程心时说“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到运送一个地球人给三体的计划发现载荷不够，他直接提出只运送大脑，到他劝服程心的那句名言：“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到他比罗辑还拥有更高的威慑能力，刘慈欣用他展示了一个符合“宇宙社会学”的完美对象。

因此以“宇宙社会学”为核心的三体，其实是一部对“人类社会学”的想象：反智、反建制、反道德，而这些元素恰恰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一部分核心网民的最主要特征。

中式犬儒主义

由于反智与反精英高度相关，因此会拒斥传统知识，例如现在的“希腊伪史论”潮流，就是这种反智主义的典型特征。反建制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也是阴谋论的天然温床，我们能够遭遇的政治阴谋论者与刘慈欣在这里描绘的高度类似。

这两者形成了美式阴谋论者的典型特征，例如新冠疫情期间的疫苗阴谋论者，都可以符合反智和反建制的特征。但这种保守主义者一般持守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没有反道德的冲动。因此将反道德维度放入，就不再是典型的美式保守主义阴谋论者，而是中式的全面犬儒主义者。

产生这种思潮的环境，首先需要充分“被剥夺感”的社会，当然这在21世纪的环境下并不罕见，席卷全球的极右翼思潮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其次，需要对社会运行充分的隔离，在一个地方选举制度运营较好的社会，人们拥有一定程度上看到选票改变地方政治运转的实际经验，也不太可能产生极端的反建制倾向。因此规模越中等，透明度越高的环境，这种怀疑也越少，例如在欧洲，政治阴谋论的土壤就相对小于美国。

最后，极端反道德最难，需要彻底原子化的社会，不然人们很容易在社区等建制中感知到道德；需要激进的反对宗教，不然在宗教组织这样以道德为核心的机构中，人们也不容易彻底沦为道德虚无论；还需要完整消灭公民社会，不然在公民社会实践中，人们也可以对道德存在有感知。最后，甚至需要大面积的劣质“道德宣导”。社会主导的道德力量都被看作是虚伪的，人们才可能有”四大皆空“，堕入完整的道德虚无主义。刘慈欣在书中呈现的道德虚无主义是极端的，是一种宇宙论虚无主义。比现在反进步价值观的潮流还要极端许多，现在主导反进步价值观的，一般都是传统保守派，而非绝对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在西方社会，这种极端道德虚无主义，一般存在于网络亚文化。但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满足上述一起条件，成为绝对的主流观念。

这不仅仅是一种想法，上述环境——一种充分被剥夺的、毫无政治和群体经验的、绝对原子化的、道德土壤被彻底掏空的环境，正是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写照。当然，足够发达的互联网本身的回音壁强化，也会成为这种极端犬儒主义的助燃剂。身体力行浸泡在其中的刘慈欣和他的作品，也就因此才会在中国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共鸣。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现象，这种中式犬儒主义，像是一种思想上的传染病，对于任何一个与生活中遭受充分创伤和冲突，希望找到一个宏观环境解释的人，这种犬儒主义都可能成为充满诱惑力的解药。

早就被解决的“未来问题”

但不得不说，与这种“中式犬儒主义”所呈现出的智慧表象不同，在表象中，似乎人人都是现实、老练、残酷的马基雅维里。但这种中式犬儒主义的内核是浅薄和无知，因此严肃讨论“宇宙社会学”本身可能价值不大。在三体中被当作基础的问题，早就是被思想史抛弃的过于简单的假设，和过于简单的思路。

例如“生存是文明第一需要”，这个立论的简单程度形同中国在2022年为了论证暴政般的“动态清零”合法而使用的“生命至上”。在思想史中，可能只有反理性哲学的开端叔本华那里蜻蜓点水般的接触过这个命题。与其同时期的黑格尔已经提出了“承认”问题，在尼采那里，“生存意志”也被“权力意志”替代。“承认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因此才有政治学的丰富，这个早已经是广泛共识。甚至是生活常识，例如吴飞著名的社会学著作《浮生取义》，记载了大量华北农村因为激愤而自杀取义的故事，在这里面，生存远远小于“名节”。

然后是人与人的猜疑，我能理解从文革中一路走来的刘慈欣对言不由衷、谎言和猜疑的巨大能量。甚至据此构造出其反面，不止撒谎，“直接”用思想进行沟通的三体人，但这种思想直接沟通从语言哲学上并无可能。而人与人是否无法解决猜忌问题呢？我想说我们现在为何还可以每日安然生活，并不担心朝鲜或美国任何国家发动核打击，背后的机制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猜忌问题的成果。自人类有社会以来，尤其是国与国距离接近，谈判，条约，边界划分，国王对领主的调解机制到一战二战的国联和联合国设立。虽然康德设想的永久和平还远未降临，但我们早已经没有活在终日惴惴不安中。

再到个人层面，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陌生人与陌生人打交道的环境。法律，信用体系，居间组织，担保服务等，早已经实现了对陌生人之间信任的突破。很难想象这些实现了超光速航行的文明，武器发展到维度压缩等级，却落得完全无贸易交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的地步。

因此，《三体》中的担忧，是一种对社会和政治完全缺乏了解的幼稚担忧。这一点当然无需苛责刘慈欣，作为一个有充分时代局限的中国作家，写出这种虚构作品本身并不是罪过。但其中的话题，社会学和政治学想象被严肃讨论，成为很多人构想社会的基础，却反而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积累的贫瘠。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上述被认为早已解决过的问题，其实在今时今日汹涌回潮。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民主共和的怀疑论、反全球化、进步价值观都在大幅度退潮。尤其当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共同的场域中一旦出现一个“野蛮人”，就会起到劣比驱逐良币的作用。这种中式犬儒主义就会传染，这些“早已解决的问题”会不断重来。

文明过程需要在每个人身上来一次

所以我不敢说人类历史在无可争辩地前进，单向的，文明成果不断累积。很多所谓“文明共识”，例如法治、民主、透明求真。在经济与社会形式顺境时，一切都欣欣向荣。但当战争、经济衰退、贫富差距袭来，或者当一个严重的个人或社会变故，一次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所谓的“进步价值”还能坚守吗？

还是刘慈欣书中的主题在向我们招手，只要丧志接受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切就得到了解释；接受彻底的消灭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接受黑暗森林，则一切残忍都可以一笔带过，成为伟大正义和目标完成的注脚；接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不可能沟通和改变，则开始想象取得彻底的完全的优势，在“降维打击”下赢得不可挑战的胜利。

随着所谓的“极右翼抬头”，以上设想正在变为现实。因此可能没有什么“早被解决的问题”，文明共识是个需要不断被呵护和维持的脆弱状态，而维持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观念中。人类文明艰难的积累，如果不在我们每人身上扎扎实实地来一遍，那么那些自以为的文明共识，可能就会轻易败给怀疑论和犬儒主义。

好在这是一个信息与知识唾手可得的时代，也坏在这是一个信息极端爆炸，误导与谎言不仅唾手可得，也大踏步向每个人的思想积极进军的时代。克服中式犬儒的文明病毒，我们每个都是自己精神健康的第一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