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

做一双运动鞋需要两百双手。一切从一个裁断工开始，这个人把一大张网眼料子裁成一片片弯曲的不规则图形，就像孩子玩的拼图。接着是缝纫工。她们把布片缝起来做成鞋面，然后在适当的位置装上塑料的徽标和鞋带眼。随后，鞋底工用红外线炉加热鞋底的部件，并且用胶水把它们黏合在一起。组装工——他们通常是男性，因为这活儿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把鞋面套在一个塑料模具上抻拉。他们把鞋面紧紧地捆住，在鞋底刷上胶水，然后把鞋面和鞋底粘在一起。一台机器给每只鞋子加上四十公斤的压力，黏合紧密。整理工拿掉鞋模具，检查每一只鞋有没有瑕疵，把鞋子成对儿放到纸盒里。鞋盒装进包装箱，每十盒一箱，然后在三天内运往世界各地。每只鞋的鞋舌上都有一个标签：中国制造。

如果你穿运动鞋，多半就穿过一双东莞裕元厂做的鞋子。这家台湾老板的工厂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以及像彪马和爱世克斯等小一点牌子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这些牌子多年前就不再自己生产鞋子，而是把制造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工厂。裕元的秘密是垂直整合：它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初的设计到制作胶水，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断，缝纫，以及组装成品。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鞋子是广东的工厂里制造的，而裕元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裕元在东莞的工厂里有七万人。想象一下，就好比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所有的人口，都不足三十岁，都在做运动鞋。在这个大院的砖墙之内，工人在工厂宿舍睡觉，在工厂食堂吃饭，在工厂杂货店购物。裕元有一家幼儿园，专供员工的小孩上学，还有一家有一百五十名职工的医院；裕元有一家电影院和一个歌舞团，志愿组织活动，开英语学习班。裕元运营自己的电厂和消防队，有时候东莞市还会找裕元借用消防车的云梯来灭火，因为这是附近最高的一架云梯。裕元还灌装自己的瓶装水。当地人会告诉你，裕元自己种粮种菜，其实不是，但这个公司确曾一度与农民签约以保障厂里的食物供应。除非世界末日降临，否则什么也无法切断业内所谓“品牌运动鞋”向全世界源源不断的供货。

对于年轻的外来员工，裕元给予的是稳定。流水线的工作只是带来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资——根据东莞最低薪资标准，一个月能拿六百块——但是这笔钱每个月都发，还能按时发。每天最多工作十一个小时，每周最多六十小时，星期天休息，在这个通宵加班也很寻常的行业里这真算得上罕见。裕元的工人十个人睡一间房，床是金属的上下铺，这也比一般情况要好一些。年轻女工通常付给中介一百块买一个在这里上班的机会；男工则要多付好几倍。裕元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女性，大部分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在裕元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永远不会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这些年，她可能辞职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或是订婚，休息一段时间或是生个孩子——然后再回到裕元。一个工人可能会把兄弟姐妹，表哥表姐，又或是老乡介绍到厂里，而且厂里也鼓励这么做；例如，有一个大家庭，十口人都在厂里上班。员工的流动性很大——每个月百分之五的流动率，也就是说每年要替换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但这一统计没有考虑到有些人虽然辞职，但最终还会回来上班。1991年周银芳加入裕元，她那时才十七岁。她在厂里遇到她现在的丈夫，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和老板谈判升了职，现在是主管，手下有一千五百个工人。“我想在这里干到退休，”她告诉我；她今年三十岁，但声音已经像老妪一样嘶哑。用工人们的话说，裕元所有管理层的声音，都嘶哑刺耳，这是长年累月在机器的轰鸣中扯着嗓子喊话的结果。

向上流动是可能的；生产需求如此巨大，裕元必须从内部提拔。几乎所有的管理层，从生产线的监管到整个工厂的头头脑脑，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农民工。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管理层分为十三个等级，从培训生到总经理；他们通常以头衔相称，而不直呼名字。有一个食堂专属生产组的组长，而另外一个只给高一级的科长们开伙。孩子也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生产线的组长及以上级别的人，才能获准夫妻同住工厂并且带一个孩子。普通工人通常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

工厂的人际交往地域界限分明。同一个省来的工人粘在一起，说外人听不懂的方言。而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大省来的工人，则依据他们来自哪个县而进一步划分。省份接近的安徽，河南，陕西和山东可以用各自的方言沟通；他们互称为“半个老乡”，这样能带来一些亲密感。公司并不反对这些地域偏见：食堂给工人提供湘菜，川菜和粤菜。招聘也会带有地域色彩，如果一个老板认为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上亿人拥有同样的人格特质，他就能封杀一整个省的人。河南人爱打架。安徽人勤劳但靠不住。

工人们不用迈出裕元门卫看管的大门，就在厂里过日子，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说外面的世界混乱而危险。但是裕元大墙内的生活也可能动荡不安。小偷小摸猖獗，工人禁止在工作时间回宿舍，以此减少这类案件。车间里的口角也会带到宿舍，因为同一条生产线的工人被规定住在同一个屋里以确保效率。裕元厂里黑帮林立，一些帮派在发薪日抢工人的钱；另一些则专门偷窃鞋子的部件。黑帮团伙有他们自己的垂直整合。一伙人可能会把鞋带偷运到厂外，而另一伙则夹带鞋底出去。这些部件被组装成鞋子，然后分销到东莞的其他地方。在中国山寨货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独特的分类——正宗部件，非法组装。这些团伙往往根据省份划分而组成，大家最怕的是湖南帮。

三角恋和婚外恋很普遍，婚外孕和流产也一样。好几年前，一个姑娘因为感情受挫自杀；另一个女孩在宿舍的厕所里生下孩子，然后把婴儿扔进马桶。孩子死了，那个女孩则被送回了家。“我们有七万工人，像个城市，”裕元厂负责员工健康和安全的总管李路加说。“城市里有的问题，我们厂里都有。”

一到周末，生产线停工，裕元大院里的氛围就变了。那些平时走路带风面无表情的女孩们放慢节奏，变得懒洋洋的。她们和女友们手牵手散步，工牌挂在脖子上，或是拴在腰带的链子上。她们边走边用方言大声交谈；她们袒肩露背。她们穿吊带背心和牛仔裤，或是黑色洋装和高跟鞋；有时候几个朋友会穿得一模一样出门，向世界宣告她们彼此共同的忠诚。她们吃着卷筒冰淇淋，三三两两光脚坐在小片的草坪上，看杂志或者分享秘密。有时候一个姑娘独自坐在那里，对着空气发呆。

宿舍里没有隐私的空间。姑娘们在走廊里，镜子端在手里照着，梳理刚洗过的头发；有的姑娘穿着短裤和拖鞋，拉着水桶，拖宿舍的地板。楼上的人光着手臂靠在阳台栏杆上，查看一楼的动静，呼唤楼下几层的朋友。流行歌曲从磁带卡座里传出来，声音直冲清晨的迷雾。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空气里弥漫着晾晒衣服的味道；漂白粉，洗洁剂和潮湿味儿是裕元厂里永恒的气味。

2004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J楼805室的几个姑娘躺在床上聊天。房间乱蓬蓬的好似睡衣派对的尾声，虽然已经十一点了，姑娘们还窝在睡衣里。

“你要是在外面认识个男孩，”一个姑娘说，“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不了解他的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交男朋友，爸妈在家就没有面子。”

“你跟一些人交了朋友，然后回家就失去联系。”

“你回家的时候，发现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十个女孩住在J805，这个八楼的房间有二十个平米，里面摆了两排金属的上下铺。房间闻起来跟裕元其他地方一样，有湿衣服的气味。每个女孩有一格壁柜，放衣服、零食、化妆品和首饰；就像美国高中女生的储物柜一样，她们用电影明星的杂志图片装饰内壁。床底下是鞋子的墓地：高跟鞋，运动鞋，Hello Kitty的拖鞋。长长的走廊上，一模一样的房间一个个排开，J805是其中之一，走廊两端各有一个洗手间和浴室。这幢楼里住了两千个工人。

在老家农村，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忙的双抢季节，要忙着夏收和夏播。全球制鞋业的循环周期却在此时慢了下来。J805的姑娘们在裕元八厂工作，生产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鞋子。现在她们每天只工作十个半小时，外加星期六的半天或整天。在东莞制造世界，这就是淡季了。一些姑娘计划回家度假，但是走不走得成，取决于她们制造的鞋子部件是什么。做鞋底的女孩可以离开，但裁断工和缝纫工则必须留下。

二十一岁的贾纪梅冲进房间，炫耀她刚才出去买到的东西：火车上吃的零食和给家里人买的卡式录音机。她是河南人，在鞋底部打工，刚获准了一个月的假期，准备回家。“这两个晚上我都睡不着，”她说。“一知道要回家，其他啥事都不会想了。”她圆脸，塌鼻梁，双眼分得很开，笑起来脸会显得柔和些。她坐在下铺，胸前搂着一只毛绒的玩具熊猫。

张倩倩是安徽来的姑娘，她从楼下七层到八楼玩，看贾纪梅为回家做准备。她身材结实，肩膀很宽，生硬的脸上没有笑容。她穿牛仔裤，戴一块运动手表，这让她更显强悍。她是个裁断工，所以得留下来。“我在家里无聊得要死，”倩倩说。“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家里别的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整天就我一个人。”

“我奶奶一大早就起床做早饭，”她接着说，“叫我吃饭，有时候我还睡着。我爸爸就说我，‘你懒在床上，连奶奶给你做的早饭都不吃。’在家里，总有人在说你。”

“你在家里呆不住，”李小燕同意倩倩的说法。她是来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个裁断工。这些姑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复杂。在外的时候，她们很累，觉得孤单，一直说要回家；而一回家，她们很快就厌倦了，又渴望再出来。如果一个姑娘决定要离开工厂，会激起周围所有人的震惊和不安。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不断被最亲近的人抛弃。

倩倩是来来去去的老手。她三年前从家里出来，在裕元打工一年半，因为跟老板有矛盾而辞职，回家一段时间。再次回到东莞后，她进了一家小型电子厂，条件比裕元差很多。她再一次辞职回家，这次是为了庆祝奶奶的八十大寿。四个月前，她回到了裕元厂。“我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厂，”她说。

贾纪梅则没有那么肯定。“我可能会回裕元，但是我还说不准，”她说。一个星期后，她离厂回家，没有告诉室友们她会不会回来。

中国进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期已经有二十五年，而人群的总体情况也在改变。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是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陌生的未知。人们认为单身女性独自出门很危险，甚至有些丢人。这些早期的农民工常在农闲时分做一些季节性的零工。播种和收成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帮忙。一旦赚够了钱，他们就回村里不再出来。

在新一代农民工成长时，大多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出来，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迁移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现在待在家里才丢脸。

这一代农民工和老家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她们回家的行程也不再取决于农忙农闲，甚至于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相反，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来去间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换工作或请假，这些都同生产周期的需求有关。如今是厂忙厂闲来决定农民工的生活。

农民工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越来越像城里人。90年代推出的那些打工族杂志现在要么倒闭，要么为了寻找读者群伤脑筋。那些有关打工经历的歌曲在南方的工厂也不再耳闻；现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城里的青少年听一样的流行歌曲。如今，打工族随心所欲地在自己身上花钱——买衣服，做头发，挑手机——只有家里需要的时候才寄钱回去。新一代的打工族比上一辈更有野心，也更不容易满足。调查发现，90年代离家的打工族里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表示满意，而比他们早十年出来的，表示满意的人占到百分之二十七。这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的农民工想回老家。但也反映出他们在和城里人进行比较，也许，更高的期待能带来更大的成功机会。也许，这意味着新一代人注定要对此失望。

结识裕元厂的这些姑娘很不容易。她们跟我约好时间见面，却不赴约。之后如果我找到她们，也不会解释或者道歉。我主动送她们手机，但没有人接受，或许是她们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她们可能今天对我友好，明天又变得冷淡，如果我跟宿舍里某一个姑娘说话，房里的其他人会避开我。一个姑娘让她的室友跟我撒谎，说她已经离厂了，因为这姑娘的朋友跟她说，我不可信。工厂允许我自由出入宿舍楼，但要赢得住在里面的人的信任才是难点。她们在鞋厂巨大的阴影下来去匆匆，像飞蛾一样飘忽不定，比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难以捉摸。

女孩们彼此间保持警惕，相互之间常常不大友好。她们通常对一同工作、共居一室的人一无所知；我对她们的了解加深一些之后，她们会向我询问别人的消息。大多数姑娘都有一两个住得很远、或是在别家工厂的真心朋友。她们更愿意同这些远亲推心置腹，而不是身边的近邻。或许生活在这样一个遍布着陌生人的小团体里，她们需要这种自我保护：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头天晚上还睡在旁边铺位的人，第二天就会消失不见。

对于任何打工者来说，改变处境都需要意志力。但是像裕元这么大的一个工厂，随大流的压力感却更强。所有的姑娘都在彼此面前宣称，她们不赞成在城里找男朋友，尽管许多女孩已经找了一个；她们贬斥继续教育，认为再去读书毫无用处，尽管有些人正在悄悄地上培训班以努力提高自己。裕元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在那里上班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的想法稍有不同，它会吸走你所有想挣脱现状的力量。

农历7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裕元的生产节奏降至龟速。越来越多的工人回家休假，宿舍里空空如也。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每周五天。西方白领的正常作息在这里就好比是天堂。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看倩倩，她睡到十点过后才起床。她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慢慢地从上铺晃下来。她套上一件绿色的吊带衫，还有一条一边裤腿上绣满花直到脚跟的牛仔裤，和一双磨旧的尖头高跟鞋。“一年里，只有这几个月好玩一点，”她说。隔着两个床铺，一个室友坐在床上无声地练着英语。她在读厂里组织的每周一次的英语班。那本她常常翻的书里面的句子很奇怪。

这是卢。他从秘鲁来。

另一个有点意义：

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倩倩走到楼下，经过另外的宿舍楼，穿过工厂大门。人行道上，太阳光如此强烈，路面白得刺眼，就像曝光过度的照片。倩倩走进一家百货商场，径直被吸引到摆了亮片高跟鞋的货架那边。她把玩着一双黄色的松糕鞋，鞋绾带上有三颗闪亮的粉色桃心，就好像情人节的糖果一样。“今年这种很流行，”她说。在礼品区，她指着一个里面镶了假玫瑰花的相框说，她曾送过一个给朋友作生日礼物。

回到行人寥寥的大街上，她冲着一个路过的姑娘叫起来。“徐季梅！你去哪里了！”

一个头发挑染成红色的姑娘停下脚步。她背着一个尼龙的耐克双肩包。“我要回家，”她说。

“你要回家？现在？”

“现在。”

倩倩一把抓住那姑娘的手。“好吧，那再见，”她说。她看着那姑娘走远。“在厂里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她们就回家了。”

“你们还保持联系吗？”我问她。

“很难。有时候我们会交换地址。”她在东莞最好的朋友就是她第一次进裕元的时候认识的。她们同时从这家工厂辞职，回到各自的家乡，然后计划再一起出来。倩倩经常在不上班的日子去看这位朋友。保持联系要花费工夫和精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打工女孩的好朋友只有这么几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我们坐在百货商场外被太阳烤得火热的广场上吃甜筒冰激凌。一个穿着蓝白条厂服的姑娘刚好认识倩倩，和我们坐在一起。她懒洋洋地用一张明信片扇风，正准备去邮局寄掉这张卡片。“我离开厂了，”她宣告说。天太热了，没人反应。两个姑娘一言不发坐着，看我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你看得懂英语吗？”倩倩问那个姑娘。

她刺耳地笑起来。“我连小学都没上完！”

那个姑娘离开后，倩倩跟我说她们曾经在附近一家小厂一起打过工。“裕元比较好，”她说。“福利待遇都好一些。有图书馆和活动中心。可以下棋，还可以参加呼啦圈俱乐部。”我问她有没有参加过这些活动，她说没有。

她沿着街往前走，碰到另外一些要回家的朋友，跟她们打招呼，和那些完全有可能她再也不会见到的人道别。千里之外，倩倩的父母也要她回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她寄回去更多的钱。她在出来的头两年里给了他们近五千块钱，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寄过钱。在她们村里，传统上父母会给成年的儿子盖一幢房子，给他婚后居住；倩倩的弟弟才十四岁，但她的父母已经在为这笔开销着急了。

“村里其他人都盖了房子，”她爸爸跟她说。“我的怎么还没盖呢？”

“我还想这么问你呢，”倩倩反驳说。

家里人总想从村里遥控他们的女儿。寄钱回家。别在外面找男朋友。快点结婚。回来。

而大部分女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情。倩倩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她想和他们说话时，就会给家里打。他们总是在家。

裕元厂周围的街区有很多消费和提升自我的机会。周末的下午，希望电脑培训中心挤满了坐在电脑前学习Word和Excel的工人（外面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MICROSOFT WORB）。一家店里的男式白衬衫卖二十块钱，还有照相馆提供一系列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背景：田园风光，罗马石柱，乡村别墅。各个零售商也用地方特色聊解乡愁：河南周口芝麻饼。武汉剃头 。有一家店的一面墙上挤满了一排塑料的电话亭，只有在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才有这种生意。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时刻表：二十五小时到宁波，四十小时到成都。上江城健康站打出广告，一分钟妊娠检测，性病治疗和人流。裕元厂里的诊所也能做人流，但几乎没有人会去那里做。在街边的诊所做，手术是一样的，而且不会被别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裕元厂门外看到一个男人冲着一个耳麦，像老式马戏团揽客那样吼，话说得很快。“如果你胃疼，如果你背疼，如果你有风湿，这就是你需要的。”空气里弥漫着酒精的气味，人行道旁铺了一条毯子，上面摆着几条干蛇和一只海星的标本，还有一些装了冰茶一样黄褐色液体的瓶子。那些蛇，显然已经死了，在一个塑料篓子里纠结缠绕。男人拿棍子扒拉着蛇，好像在炖汤一样。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干咳连连，一点都不像有资格给别人提供医学咨询的。尽管如此，一群年轻的男女还是大声地叫他，冲他要手上的传单。

蛇酒补肾

药方：该产品主要构成包括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等全部七种毒蛇以及其他各味中草药。

用法：早晚喝，每次半两或一两。

另一天，同一条街上，一个男人匍匐在地，两条跛腿弯曲在身体下面，用一截粉笔在人行道上写字，一群外来打工者围成一圈，看他的故事：他的老婆死了，儿子病了，他从家里出来讨钱。男人的罐子里有几张钞票，我看的时候又有两个人给了他钱。

裕元厂前面的主街道上，两家商店隔开的窄墙缝间常有小巷子向后延伸出去。这些小路上四处散布着垃圾，楼房的墙壁上贴满了淋病梅毒诊所的广告。在中国，卖淫盛行的地方就有这些传单像皮疹爆发一样到处都是。在一条巷子里，我有次透过窗户看到一间平房里面。年轻的姑娘们坐在阴影里，埋头缝着东西。这也是个工厂，最差的那种。

在裕元工作的姑娘很少会冒险走到这种小路上来。这些巷子并不通往那些开着更多电脑班和发廊的街道；小巷的尽头是农田。就在工厂世界的边界外，已过中年的男女在绿叶菜田上劳作，天上的云，也保护不了他们免受日光暴晒。

中国传统的农历把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隔两个星期就有农作的指令。一年始于立春，这是春天的开始，在每年2月4日或5日，也是春播的时节。农历决定什么时候种瓜，种豆，种杂粮，甜菜，葡萄；什么时候收水稻，收小麦，收苹果，土豆，萝卜和白菜。农历还会预报高温和大雨。它指示农民在合适的时日防风，打虫，积肥，除草，灌溉，修栏，过年。农历标准在西汉时期已经确立了，有一些地区差异，从那时起它便一直统治着农村生活的节奏，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裕元厂里的姑娘对农业作息一无所知。回家的时候，父母通常不会让她们干农活；如果去田里帮忙，她们会晒伤，也会因为农活不熟练而起水泡。一个打工女孩向我描述在家里典型的一天：她和家里人一样按农民的作息起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电视。

我6:30起床。我看电视——新闻焦点，然后是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睡个午觉，周围散个步。吃晚饭，然后十点睡觉。

全球制鞋业的历法也在春天开始加速。3月，机器开转，4、5、6月加速运转，在欧美夏季海运季之前做好鞋子。7月——当农历催促农民们在雨季来临之前赶紧夏收的时节——制鞋业陷入萧条状态。8月的订单量下降到最低，有时候生产线只运转全部产能的百分之二十。9、10月的生意多了起来，机器不停转，显示生产紧张期即将到来。11月到12月初是拼老命的时间，每个人拧紧发条加班，全力应付圣诞节蜂拥而至的订单。圣诞节过后，节奏慢了下来，直到春天再次到来。

姑娘们很快就了解鞋子的节气，以及每天的节奏。在裕元巨大的车间里，做运动鞋是一种掐着秒表的科学。每个流水线的操作台前面都有一个塑料标牌，写明一个工人需要多少秒完成一道工序。裕元厂的流水线做一只鞋子的时间从四年前的二十五天下降到现在的十个小时，每个工人制鞋的产能增加了百分之十。

车间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最好的工作在研发部门，那里的工人做少量的样板鞋，没有多少生产压力。裁断工和鞋底工次之：她们是流水线上的排头兵，决定生产节奏，享有更多的自由。压力最大的是缝纫和组装工，她们夹在生产流程的中间，前后端都给她们施加压力——上游的工人给她们加码，下游的人催她们更快一些。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质检和消费者都瞄准了流水线的下游的部门，因为成品鞋上更容易发现瑕疵。工人们有个说法：

缝纫的骂死了

组装的干死了

裁断的玩死了

1989年裕元开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厂，那时候韩国占据着全球的运动鞋市场。前头的十年，裕元经常让工人们干到半夜，一个月只放一天假。“只要你给这些品牌报一个特定的价格，他们不会在意你怎么管理工厂，”裕元东莞的阿迪达斯生产运营主管艾伦·李说。“我们不讨论给不给加班费，不讨论厕所里放不放卫生纸，工人该不该洗手，或是一间宿舍里睡几个人。我们采用高压的管理办法：这是你的任务，就算三天三夜不睡觉，你也要干完。”

中国的劳动力廉价，而且积极性高，很适合缝制鞋子这种劳动密集的产业，在90年代中国成了行业领导者。美国的一些大品牌商因为工作条件恶劣而受到工会和工人权益组织的抨击之后，耐克和阿迪达斯也开始敦促供货商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裕元变成了一个每天只上十一小时班的工厂，每个星期日放假。许多工人辞职了，抱怨说加班费不够。公司为此还设立了一个事业部门监管工作条件，并开了一个心理咨询室，工人可以去那里寻求帮助，提交投诉。裕元也改善了安全措施，禁止使用有害的化学品，放弃了军队似的广播体操。但是在各大品牌商敦促工厂善待工人的同时，也对工厂施压以削减成本。这些目标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裕元的阿迪达斯部门过去会免费给工人发制服。但是因为阿迪达斯要求削减成本的压力，裕元开始向工人收取制服费，但阿迪达斯又同时反对这项举动。于是裕元干脆取消了制服，工人们现在上班只穿自己的衣服。

2001年，为了提高裕元的效率并削减成本，阿迪达斯发起了一个精益化生产的项目。工人说他们现在工作的时间变短了，但流水线上的压力更大了。生产目标被精确的打包分配，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一条流水线被重组为几个小团队，这样工人可以隔几天换一个活儿，而以前他们可能一整个月做同样的事。这使得生产更加灵活，但也让工人们筋疲力尽。同时以效率的名义，住宿安排也重新洗牌，工人们被规定和同一流水线上的同事，而不是和朋友们住在一起。

全球时尚的更迭周期加速增加了压力。十年前，大的运动鞋品牌给工厂九十天时间完成从订单到发货的流程；几年前这个期限变成了六十天，而现在只有三十天。订单量逐渐缩小，以备时尚潮流转变时能快速反应，而工人们就生活在这种难以预测的周期中。只有到星期四老板才会告诉他们星期六是否需要加班。旺季的时候，鞋底部门要两班倒；日夜轮流，一个月日班，一个月夜班。他们的生物钟被打乱了，也变得疲于奔命。

公司的高管们说市场需求只会让裕元变得更好。“如果没有压力，我们就不会进步，”艾伦·李说。“就像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阿迪达斯的一项调查发现，工人们最初会觉得精益化生产项目带给他们压力，但过一段时间，这项调查表示，他们就适应了。

8月是灌溉玉米和准备种植冬麦的时节。在裕元的工厂里，新的一季比预期要来得早一些：这是奔向圣诞节的长距离助跑。夏天的清闲日子过后，姑娘们的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星期六也一样。流水线上，她们干得更快，话也更少。但是她们的身体开始反抗了。

“我头痛死了，”倩倩在8月初的一天早上说。“本来应该是淡季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前一天，她刚过二十二岁；她本来打算去看最好的朋友庆祝一下，但后来只能在加班中度过生日。

宿舍楼的J805室里，贾纪梅刚从家回来。她坐在下铺，无精打采，面无笑容。

“家里怎么样？”我问她。

她浅笑了一下。“还好。”

“你都做了些什么？”

“啥也没做。我想过不回来了，”她慢慢地说，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但是家里没事干。如果家里附近有事干，离家近一点就好了。但是没有事做。回到这里我很不舒服。我真的不想回来工作。”

上铺的吴永丽，情绪要开朗一些。她十九岁，五官清秀，小脸，在这个夏天的早晨，她穿一条优雅的黑细带长裙，脖子上戴了一条有心形小盒坠子的贴颈项链。“别管她，”吴永丽说。“她还没调整回来呢。”眼下有更令人不安的变化：工厂每年都会重新分配宿舍。目的是为了顾及这一年新进和离职的人，以确保每个生产团队住在一起，但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天翻地覆。“我们在这儿已经有朋友了，”贾纪梅说。“现在可能又要散了。”

8月下旬，工人们搬往新的宿舍。在裕元这样规模的工厂里，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们突然不知道如何再找到她们的朋友。许多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搬完宿舍后，倩倩消失了，整个9月我都在找她。我多次拜访她的新宿舍——就在她从前的宿舍楼下第四层，但她的室友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们也问起我失去联系的几个姑娘的近况。我给倩倩在安徽农村的家里打电话，她爸爸说她还在裕元工作。根据厂里的记录，张倩倩，28103号员工，八厂，B楼，裁断二组，仍然是一个在册员工。从文件上看，她住宿舍，在流水线上工作，为阿迪达斯的鞋面裁断布料。但她本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工作日程和秒表似乎把工厂生活管理得有条不紊，她的消失不啻为一种讽刺。

从裕元厂大门出来，下到主街，穿过饮食摊和商店一溜排开的脏乱小路的迷阵，抵达一个红砖住宅的街区。住宅楼的门是用铁皮做的。这里满是坑坑洼洼的空地和烂尾楼，感觉太过拥挤，却又如同废墟。在珠三角漫长的夏日里，居民们穿着内衣或睡衣坐在室外搓麻将，鸡群就在脚下的泥巴里啄食。

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倩倩以前的宿舍里认识的一个姑娘带我到这里来。她领着我穿过巷子，来到红砖住宅，爬了好几层楼，然后穿过一扇铁皮门。我们进入一个单人间，里面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海报贴在靠床的墙面。

成功

成功感觉离你非常非常远，而失败，反而看上去总是跟随着你。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征服失败，然后成功就会向你走来。

海报旁是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图片，一个半裸女人怀抱一个希腊水瓮。坐在床上，穿T恤和牛仔短裤，光着脚的，正是倩倩。她看到我的时候，朝我笑了一下，那一丝微笑转瞬即逝有点勉强，好像她并不乐意被人发现。

8月的发饷日后，她退出裕元，离开流水线，没有获得离职批准，也没有拿回公司欠她的薪水。从那个时候起，她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住，她眼下借住的是一个名叫葛莉的女孩和男朋友同居的住处。她在考虑，是回家还是换一家厂。

“你为什么离开裕元？”我问倩倩。

“没意思，”她说。尽管我以不同的方式又问她几次，她都不愿意再说什么。

之后的几个星期，生产的压力持续增强，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在农村这时候是立冬，正是为牲口修栅栏的时候。11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我路过铁皮门的红砖房，问葛莉是否有倩倩的消息。

她有些日子没见这个朋友了。“她还在犹豫是要回家还是再进裕元上班，”葛莉说。

“那她到底在想什么？”我问。

葛莉摇摇头。“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没聊过。”葛莉最近离开了裕元，正在打算带她的新男友回家见父母。她一旦离开，我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倩倩了。也许这就是打工界对“失败”的定义——并没有什么说得出的意外或悲剧，而只是渐行渐远，直到一个人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最后一次去裕元是2005年的1月。打工女孩们身穿薄棉袄，冷得缩着肩膀。受冻看起来是个务实的决定：东莞的冬天不长，花钱买件暖和的外套并不划算。我进去的时候，贾纪梅刚好回宿舍，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笑。她的头发挑染成了深红色。

圣诞节一过去，厂里的活儿开始放缓，现在是传统农历占上风。刚来东莞的打工族，总是孤单而茫然地四处游荡，那些要回家的人就不一样。他们昂头挺胸成群结队地走着；他们看起来很开心，也认得路。他们口袋里有钱，手里大包小包拿着带给家人的礼物——CD唱机，被褥，给小孩子的糖果。在老家，现在是农历大寒，是迎接新年的季节，但在东莞的年历上，现在是收获一年辛苦所得的季节。这才是唯一重要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