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角警署的30个小时

我被捕了，在里面坐了30多个小时后保释出来。这里将经过写一下。

（对5月24号集会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参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國歌法、國安法大遊行）

被捕

24号下午4点左右，我以为游行已经散去，在铜锣湾骆克道告别朋友，打算走去时代广场。

这时路口有警察封路，并将人们赶上人行道。我跟着人流沿着崇光外墙向前走。没走几步，人们就往回涌，说是前面也有警察封路。但回头的时候后面的警察已经截断去路，将我们包围在一个狭长的范围之内。转眼间，他们就用橙色警戒线将50多位行人和外界隔开，禁止外面的人通过，也禁止里面的人出去。

这50多人里有大概十来位是救护员FA（First Aider），应该是在等待需要救援的人士。除了FA，还有一些记者、好几对情侣、一对老年夫妇，之后了解到他们也是路过，也是想向湾仔方向走。整队人之中没有一个穿着黑衫裤，没有一个人拿着标语或旗帜。

而包围我们的警察也有40至50名，多数是防暴警察，身穿灰绿色军装，戴着头盔、口罩，手持胡椒枪（上写大字Less Lethal）或者长筒猎枪（发射布袋弹），腰间系着防毒面具、胡椒喷雾，因为疫情还有一小瓶酒精洗手液。腿上绑着护膝，黑色圆头皮鞋，应该全是标准配置。唯一个人化的特征只有口罩了。

警察接下来的行为前后矛盾，让人难以预计将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警察问人群里有没有记者，然后将几个记者放了出去，这让人觉得他们会对剩下的人采取某种行动。

但警察却打开了右边的封锁线，人们以为是放行，立刻向前冲，没走几步又被截停。原来左边有催泪烟飘来，警察只是为了将人群（以及他们自己，有很多警察只带着口罩）移到安全一些的地方。

不一会儿从远处走来一名警官，高声命令道“截停搜查”。这也让人感到这只是一次搜身，完事后就可能放行。

搜查是分组进行的，每个警察负责5-6个人。我站在左边倒数几位，过了一会才轮到我。一名防暴让我拿出身份证，但没有搜我的身，只是让我打开背包，随便翻了一下。我想如果没有防毒面具（猪嘴），没有步话机、伸缩棒这类的东西，警察应该会很快放行。

我们前后被不同的警察搜查了两次。

不一会开来了一辆白色大巴。我说“旅游巴来了“，旁边的人惊讶“不会吧，这么大阵仗”。不止我一个人以为这只是搜查，而不是逮捕。

大巴在我们面前停下，开门，将这种误解击碎。

为首的警官走到人群面前，宣布“现在你们因被怀疑‘非法集结’而被拘捕，现在上车！”

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第一次。

上了车，我找了地方坐下，偷偷打开手机向老婆报信。车上的防暴警察很凶，吼叫着命令将手机关上。

巴士很久都没启动，直到将近100个防暴将怡和街的示威者冲散，并清理了路障。驶到中央图书馆时又有路障，但外面没有其他警察接应，车上的三个防暴如临大敌，戴上防毒面具，端着胡椒枪，三人背靠背组成樱花状队形下车拆障。

车窗外面没有黑衣人，只能看见大批举着相机的记者，还有一个菲佣拖着两个小男孩走过。

羁留

车在北角警署门口停下，我们一个一个地下车，并在里面的院子排成一排。随后被带到警局的停车场。停车场里没有车，但却熙熙攘攘。大型集会需要逮捕上百人时，警局报案室和办公室没有足够的地方，就需要利用停车场这种空间了。

此时已经有几十名“疑犯”在排队等待办理羁留手续。我们跟了上去，排在他们的后面。和搜查时一样，每5-6个疑犯被分配一名警员，负责他们的初步登记工作（收集身份证，填写表格）。

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不知是因为有太多证人还是因为警员严从操守，至少我没有见过直接的肢体暴力，而仅限于通过言语的暴力去管制疑犯。

比如我们前面那组的警员就非常凶狠，不仅不允许闲聊，不准碰手机，甚至不准”手插裤袋“。有一个犯人跟旁人说了几句话，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叫你不准说话，你没有耳朵吗？丢你老味！”

这种暴力是被默许的，理由应该是使犯人“服从管制”。但据我观察，犯人的很多动作和行为其实没有理由被管制。所以言语暴力可能是警察表达蔑视和宣示身份的方式。这一点我们大家在各种媒体上都看到过。

大部分疑犯遭受这种暴力时都忍气吞声，最多怒目对视。我和身边两位”同犯“就趴在栏杆上瞪着前面那组的警员，以致他骂了几声之后只能将头拧过去。但有一个被捕的区议员却一直用他自己的语言暴力予以回击。

他的声音特别大，脏字连篇，有时甚至能盖过周围几个跟他对吵的警员。他此时已经被上了手铐，没有冲撞周围的警员，单单只是声音大，对此警员们竟然没有太多办法，只能闭嘴或继续吵架。之后他被带走，并没有和其他犯人呆在一起，不知结局怎样。

手续

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们办理手续。我们每人被一个专职警员单独带领去做以下这些手续：

登记

第一关是进行登记。同时发了一件蓝色的背心，上面像篮球衣一样前后印了巨型的号码。我的号码是XX（不能说），最后一直排到180多号。从这件背心上来看，警察对大规模逮捕一早就有精心准备，不过不清楚这是这两年社会运动之前还是之后出现的。

搜身

登记完，由警员带入一个简易帐篷内再次搜查背包和身体。估计警方是怕在街上搜查完毕之后，犯人将一些物品转移地方（比如著名的“Prison Pocket”）。可能我的罪行比较轻，警员只是摸了一下我的裤袋。

照相

两名警员，一位用手机，另一位用数码相机对犯人进行正面、背面、左右两侧面摄影。每次在这种场合我都抬头挺胸以表态度，但警员们却例行公事，礼貌地说“请低头”。

这时感觉面对的不是个别的人或组织，甚至不是政府和国家。我的感觉是面对着一架不是那么有效率但却无法停转的机器。它去除了个人情绪，甚至将攻击性减到最低，但被这架机器“处理”的个人仍不免感到自己只是传送带上的一块肉。

证物

接下来的是整个流程中最关键的部分。大概3-4个警察围着地上两块白板，从犯人手中接过他们的背包和其他物品，在白板上摊开和分类。第一类是个人物品，比如我的钱包、充电器、充电线、耳机、水瓶、手机壳、两块三明治，它们被直接放入一个透明塑料袋里。第二类是证物：手机、隐形眼镜药水、毛巾、两只口罩、背包。他们将这些的物品在白板上排列整齐，从正上方拍下照片后，再放入另一个透明塑料袋。

前面的那个FA东西特别多，一整套急救装备，前后摊了三块白板。他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他们忙活，他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一支支盐水、一瓶瓶酒精、一捆捆绷带、几只药膏、几盒药片、各种棉球、小剪刀、镊子、胶布、头盔、面罩、胶手套、荧光衣、电筒、背包、腰包、小腰包… 都是他曾经肩负的东西，令人想起Tim O’Brien的书《The Things They Carried》。

换“囚衫”

拍完照还给了一套“囚衫”：一件绿色的T恤，一件灰色的半长裤、一对蓝色的拖鞋。警员将我带入之前的简易帐篷，叫我脱下除了内裤之外的所有衣物，换上“囚衫”。脱下来的衣物也同样放入“证据袋”，有汗衫、短裤、袜子以及鞋子。后来我意识到，如果被起诉的话，这些衣物会在法庭上配合警察的照片和视频，作为我在场的证据。

“证据袋”被收走，“个人物品”则还到我的手上。

录口供

于是警员将我带至另一个有桌凳的区域，开始录口供。

所谓录口供,就是在逮捕疑犯的时候让他了解到逮捕他的原因、让他知道他的权利（警诫）、并记录下他要说的话以作为日后的证据，然后将这一切用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以确保公正和透明。

但录口供也是例行公事，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因“非法集结”而被捕，而经历了这一年多来一万多次逮捕，甚至警察也认为不需要在录口供时套取嫌犯的证词，所以他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没有话说？如果没有话说，我就照直抄了。”

他拿出手机，开始从手机上抄写一段上级预先发来的警诫。可能和我一样，平时不常用笔写字，他所以抄得挺辛苦。整段话大概十几行字，他抄了有十几分钟，抄完看了一边，用毛巾抹了一下汗，将纸递给我说：“你先看看，然后在下面写‘我冇嘢講（我没有话说）‘“

我接过来看了一遍，提起笔突然有点紧张。好久没写过字，更久没写过粤语口语的繁体字，那个”講“字好像记不清怎么写了。于是我顺手在纸上写下“Nothing to say“。

那个警员接过去一看，大吼一声”啊？这是什么？Nothing to say? 你不认识字啊？不识字早点说啊！丢你老味！“

我立刻意识到这张口供纸是需要遵循某种语言规范的，比如不能中英混合，而不符合这个规范则需要重新写一遍。

估计他心里十万个骂娘，盯着这张纸仍然很激动，嘴里“丢你老味”不停地喷，而我、旁边的疑犯、他旁边的警察都忍不住笑。我说：”我可以再写一遍中文啊”，旁边的警察也安慰他：“让他在下面签个字应该就行了。“

他嘴里一边骂，一边递给我另一张纸，叫我试着先写一遍”冇嘢講“看看。

唔嘢讲

“唔？？？？丢你真系唔識字！（操，你真的不认字）“他几乎晕了，旁边围观的几个人也大笑，我于是笑着赶忙改成”冇“，然后抄到原件上并在两边都签了字。

（对广东话不熟悉的朋友：唔=不，冇=无）

第二次照相

录完口供，又照了一次像，我估计是为了留下穿囚装的样子，表示收监。这次摄影师更加细心，甚至可以用温柔形容。

“好！非常好！”

按手指印

这个手续由一个非常熟练的警官来操作。他叫我“放松手指，不要用力”，果然，我不需要做任何动作，甚至不用看，不用动一块肌肉，整只手交给他。最后不仅按了每个指尖，还有整只的手指，以及整个手掌的纹路，总共22个标本。

坐监

所有手续都办理完毕，我被带到停车场右上角的临时羁留区。这个区分左右两边，每边大概5米乘8米，有5到6排凳子，每排10张左右，可以容纳50、60人。凳子是像是老式火车站里的硬塑料凳子，不算小，但很硬，坐久了屁股挺疼的。因为是停车场，所以没有空调，但有马力十足并嗡嗡作响的风扇。这两天香港下雨，白天室外气温维持在26、27度，还算凉快，但入夜之后室内仍然比较闷热，停车场里有一股汗味。

我找了张凳子坐下，剩下的能做的事就只有等。

被逮捕之后，嫌犯在警局至少要坐24小时。24小时之后警察会根据情况准许保释，这时疑犯需要选择是保释还是“踢保”。

如果罪行不严重的话，疑犯可以在交了保释金后被放出来。保释的好处就是可以早点出来，但之后需要定期到警局报道，以延长保释时间，直到警方撤销对你的控诉，或者直到法院提堂。

法律规定警方只能拘留疑犯48小时，在此时间之内要决定是否起诉疑犯，如果不起诉的话就必须放人。如果嫌犯不选择保释，就是“踢保”，那么在警局内呆了48小时之后，疑犯就可能被无条件释放，之后也不需要定期回警局报道。但踢保也是一种赌注，因为警察也可能在48小时内做好了起诉准备。而就算释放了疑犯，警察在未来仍然可以再次上门逮捕并控告他。

当时我对这二者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很有可能要在这些凳子上呆一两晚。虽然情况不理想，但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

坐下之后大家就开始聊起来，在什么地方被抓，怎样的情形，一聊聊半天。有个老人家特别八卦，谁在说话他就跑过去凑热闹，他说自己和老婆吃完饭想找厕所，跑到崇光却关了门，没想到就被抓了起来。我周围的几个都是FA，对此场景已经颇熟悉了。其中一个16岁的男孩已经是第二次被抓，第一次也是在崇光门口，几乎同一个地方。

我们这边唯一一个女孩被FA包围着，叽叽喳喳，不时暗笑。她胳膊上有伤，那个16岁的男孩用没被收走的一小瓶紫色高锰帮她洗了一下，她轻轻叫了一声，然后捂住嘴笑了出来。纱布包扎得很专业，男孩很帅，染了金头发，说话老成，一点也不像16岁。这一年过的像十年吧，尤其对孩子来说。

睡觉

但更多的人经过一天的折腾之后，无力也无心聊天，坐在凳子上开始打瞌睡。我前面的两个孩子靠在一起，右边的那个几乎倒在了左边的肩膀上，每次快碰到对方下巴时又猛地抬起来，有节奏地反复。

我看了半天，觉得很赞，年纪轻真的在什么地方都能睡着。也觉得很神奇，究竟什么姿势可以舒服到在这里都能进入梦乡呢？

于是我将两脚伸直，叉到前面凳子底下，然后尽力后仰，使身体舒展开，虽然脑袋悬空，但并不至于耷拉下去。闭上眼，虽然周围还是各种噪音，但突然感觉并没有那么不舒服了。“现在”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成为了一种“状态”。

身体搞定了，接着是意识。

慢慢走进我的洞穴，多佛海峡上的树林，画面开始流动，起风了，意识就模糊起来。

可惜这洞穴维持不了多久。

平时睡觉时，你不管怎么辗转反侧，都可以安定到另一个舒服的“状态”之上。但在这椅子上，稍微一动，身体就失去了那个“舒适点”。猝然一下，洞穴倒塌，你又被拉回到闷热躁动的停车场。

厕所

上厕所也是麻烦的事情。首先要向警官报告，之后他会让你等一等，短则一两分钟，长则半个小时，直到某个警官有时间了。当他下一次问“谁要去厕所”的时候，有足够人举手，“如厕团”就可以成行了。

排好队后，警官会叫每个人将左手搭到前面疑犯的左肩上，领着他们穿过一个门，沿着楼梯上二楼，最后转弯走进一条狭长的过道。这就是电影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种监禁室。左手边一排有十个囚室，由铁栅栏隔开，但门都开着，里面空无一人。警官指着囚室说“一人一格，用完冲水。”

走进其中一格囚室，门口左侧有一个蹲坑，原来这就是厕所了。但通过铁闸，以及敞开的门，外面站着的警官可以清楚地观赏疑犯们如厕。

当然，他应该没有这个雅兴，我小解后就匆匆走了出来。

之后又上过几次，但一直没有上二号。不是没有这个需要，而是对外面有人看着心有余悸。

被拘捕之后，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就暂时被夺走。隐私权在监仓之内所剩无几，我原以为自己对隐私并不在意，但没想到尊严竟然如此重要。

監躉飯

我24号早晨出来之后就没有吃饭，背包里有两块三文治，直到被捕的时候都没吃。在排队登记的时候我问了带队的警官，他低声对我说“偷偷吃两口，别给人看到，看到了又会骂你。”

到了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终于吃上了“監躉飯（监狱饭）”。

说是監躉飯，其实比真正监狱的伙食差很多。真的就只是饭，除了表面薄薄一层汁。晚餐是“白汁饭”，午饭是“红汁饭”，我吃了两碗白汁饭，里面没有发现菜或者肉，而红汁饭里的确是有火腿的，虽然非常少，大概4-5片，每片1平方厘米那么大。

如果足够节省的话，几乎每一口饭都可以陪着汁吃下去，但如果贪图美味，吃多几口汁的话，剩下的就是半碗白饭了。

法律允许家人和朋友从外面送饭进来，所以到了第二天中午，接二连三地有人收到各种美食。我最羡慕的是叉鸡饭（叉烧切鸡饭），刚到香港时我几乎天天吃。还有人收到鳗鱼饭、牛腩粉、扬州炒饭、巨无霸、干炒牛河。干炒牛河因为太大盒，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在疑犯之间传递了好久。

因为我让老婆第二天不要过来，所以也没有期待什么。

到了下午2点多，突然有警官叫到我的号码，递过一个袋子。里面有一盒冷面、一盒鸡丝、一盒迷你色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鸡丝冷面可以如此好吃，酸辣汁袭击味蕾，面条爽滑弹口。后来听老婆说是一家老字号，我们打算下次报道的时候再去光顾。

我当时不知道，老婆其实同时还带来了甜甜圈、巧克力威化、炸鸡堡、可乐、维他奶、柠檬茶，满满一大包食物。但接收的警官却对她说只能送“正餐”，而这些只是“零食”，不准带进去。

“这些都是正餐啊！我老公好大食噶（我老公胃口很大）！”

怎么说都没用。

保释

我老婆得知我被捕时，立刻联系了民阵。民阵很快安排了义务律师，被捕第二天凌晨1点我们就见到了他。

和上厕所一样，见律师也需要排队等候，然后由一个警员带领，手搭肩膀，鱼贯上二楼，再穿过几扇门，走进一个会客小屋。同时见律师的有10个人。

律师和他的助手见到我们时，非常熟练地将每个疑犯家人的联系方式记录下来，随即开始打电话联系，让家人放心、让他们代疑犯请假、做各种嘱咐，比如“千万别告诉阿婆，她有心脏病”。律师还将具体情况和程序解释给疑犯听，再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但解决得非常利索。走的时候才知道他还要见下一批疑犯。

律师对所有人的建议是交保释金出来，并不建议踢保。原因是可以早点出来休息，就算警察打算控告你，你和律师也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踢保也不能保证日后它不再控告你，而你和律师还会面临立刻上法庭的可能性。

考虑了很久，第二天下午我决定保释。

这需要通知我老婆。

打电话给外界是被允许的，但和其他事情一样，要报告、等待、排队，并说出充分的理由。在办公台后面的警员将我的资料记下来，并问了我老婆的姓名和电话。他按照号码打了过去，问了对方姓名之后将电话递给了我。

“警察说了现在可以保释出去。我还是决定保释，保释金500块，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好，我马上过去。”

出狱

从傍晚到9点，陆陆续续有人保释离开，但到了9点，速度却慢了下来。

一直等到10点多，周围的人觉得没戏了，“估计要过了半夜才能走！”

我又开始找那个“舒适点”，想再打个瞌睡。

“喂，阿Sir叫你呢。”

睁开眼睛，警官叫我拿上个人物品过来排队。“拿好东西！不要留下任何物品！这次真的走啦！不会回来啦！”

令人精神一振。

最后一次走过那个门，上二楼，将所有政府提供的塑料袋、名牌、号码背心还给警员，再签了几张纸，交了500元保释金。

旁边的警员用那种很不客气的口吻说：“你们的手机、衣物、鞋子最后会还给你们的，但没那么快，这里是专线电话，可以打来询问，你们抄下来。别那么快打过来！别明天就打过来！大家都累了，你们回去也要休息，我也要休息！7月份再说！”

语气带着戏虐，竟然令人安下心来：可以休息一下，未来可以再说。

“出了这扇门就自由了，出门左边是厕所，前面楼梯通向大门。”

大门外有近百人人在声援和等待，有个记者问了我里面还剩多少人，一个小姐姐递给我一支水，又问我“想不想换一双舒服的拖鞋？”

我才意识到自己仍然穿着昨晚发的粉蓝色拖鞋。

”不用了，这双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