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無論如何艱難，我們都可以走在有陽光的那一邊

6 月 25 日

創作有趣的地方也在於此，導演的成長、所喜愛的事物，加加埋埋，便搓成了一個獨特的形狀。談及《白日青春》創作上的影響，劉國瑞提到奇連伊士活（Clint Eastwood）的《完美的世界》（A Perfect World），也有關犯罪、汽車追逐和一段「父子情」，但他希望事情在一夜之間發生，而且主角的關係要有一點距離感，「萍水相逢，仗義幫忙，旅程上大家都付出真心，但亦明白不會長久，我想寫這樣的一種關係。」

（原文刊載於電影薪火）

文｜小武

去年香港電影屢創票房新高，不少矚目作品更是由新導演掌鏡，彷彿迎來了另一個「新浪潮」。好幾部去年年底優先作有限度放映的作品，近日終於正式相繼公映，當中包括在去年金馬獎揚威，奪得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男主角（黃秋生）三項大獎的《白日青春》。

去年 12 月初我們訪問了導演劉國瑞，談的大多是電影創作本身，或會涉及一點劇情內容。既然電影已安排在 3 月 30 日公映，至今亦放映了不少優先場，訪問也是時候見街了。

詩與爵士

看罷《白日青春》，留意到畫面較暗，英文片名卻偏偏喚作「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於是訪問開始我就問劉國瑞導演，如此命名，靈感會否是來自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那也是一部很暗的戲，而英文片名又「離奇」地，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

導演否認有這個關連，但原來兩者也不能說沒有共通點，兩個英文片名都取自老歌。「其實這是一首 Jazz 的歌曲，我平時好喜歡聽 Jazz，我很多短片的（英文）名字都是 Jazz 的歌，第一部短片《九號公路》叫 Let’s Get Lost，Chet Baker 的歌*，我好鍾意 Chet Baker。第三部短片《夜更》叫 How High the Moon，也是 Jazz（歌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英文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取自貓王（Elvis Presley）經典〈Are You Lonesome Tonight〉的一句歌詞，看過電影的話相信會明白它的由來，這裡就無謂離題細談。

至於「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則取自 Jazz Standard〈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歌詞大概的意思是，不開心的時候便出門吧，走在街上，總有一旁陽光正照著。劉國瑞覺得聽起來好正面：「一條街永遠都有光明和比較暗的一邊，放在我對香港，或戲中的角色，意象上就是無論如何艱難，我們都可以走在有陽光的那一邊。」他說寫劇本會先想個名字，中文名多數來自詩（《白日青春》的名字取自袁枚詩作《苔》的兩句：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英文名就來自歌，「白日青春和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是一個對照，也是我寫這個故事的一些寓意。」

「但是呢，《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對我有好大影響的一部電影。」劉國瑞補充。所以，這個片名的觀察也不能說是亂來啊！

（*註：〈Let’s Get Lost〉是首 Jazz Standard，嚴格來說 Chet Baker 不是原唱，但他的版本肯定最有名）

都是異鄉人

《白日青春》有兩條故事線：黃秋生飾演的陳白日，是一名 70 年代從大陸偷渡來港的的士司機，與兒子陳康關係疏離；林諾飾演的莫青春（Hassan，戲中稱呼他作「哈山」）是個在香港出生的巴基斯坦裔難民，父親車禍後加入黑幫身陷險境，隨後展開了一場公路逃亡。劇本透過兩段父子關係相互對照，從而表達不同的主題。

兩個主角不同的背景，彷彿也在映照香港當下大眾的某種身份認同；如此比對，肯定不是一件討好的事。劉國瑞在馬來西亞長大，當要處理一個香港或香港人的故事，又會以怎樣的視角去切入？

觀眾會代入，或可以共情的地訪，卻不一定是導演最關心的事情。「我內心最 concern 的，可能是那種流逝的情感。」他說拍了幾部短片之後，開始找到自己的定位。「我第二部短片《末路窮途》就開始寫香港的巴基斯坦家庭，發展到拍長片《白日青春》，我的方向是很清晰的，就是想寫在香港，這些異鄉人家庭的故事。但這是否就等同香港家庭的全貌呢？當然不是，我也不會說自己在代表香港人。」

儘管大學時期就來港生活，至今已十多年了，妻子也是香港人，但劉國瑞強調，如果有人問他是否香港導演，他還是會答自己是一名在香港拍戲的馬來西亞導演。「所以我不會說我能代表香港人，我只是想 present 一個在香港生活十幾年的人，所感受到的一種香港社會面貌，而這種面貌可能是主流的香港人一生也不會接觸到的，但對我來說卻是一些日常生活。」他說可能自己在港也有很多不同國籍的朋友，當中也包括一些 asylum seeker（尋求庇護者），他們面對的處境、困難，雖非他直接要面對的，但那種令人不安的感覺、家庭關係上的複雜情感，卻很能感同身受。「所以這部戲其實是講家庭關係，特別是父子情，當中有關對難民的描述，是香港 community 裡面難民的一個處境，而不是要 challenge 背後的制度。」

Y 字形結構的劇本

既然是寫父子情，又有否想過黃秋生、周國賢的父子關係會作更深入的描繪？劉國瑞笑說這個問題很尖銳，大概他也曾有這樣的思考吧。「劇本有寫過更多的情節，一開始我是想有一個 Y 字形結構的劇本，就是兩個家庭的故事 intercut，展現兩種很不同的家庭，中間會有一些交集，最後因一場意外連結了起來，變成一條直線，兩個家庭的故事走在一起。」如今《白日青春》的結構也大概如此。「沒錯，但創作的時候你便要取捨，畢竟後面『公路』的部分才最有趣。」

劉國瑞說希望 Y 字的交匯點前後大概各佔一半，所以如果某一邊太長，另一邊便要濃縮。「我想整個故事是在一夜之間發生，也要考慮整部戲會不會太長，比例又是否平衡。周國賢的角色陳康，最初的想法是他的戲份會更重一點，甚至像有三個主角般，現時他就是一個 supporting role，去點出陳白日在父子關係上的遺憾和缺失。」

戲中陳康更說了一句「我都想好似哈山咁」，然而劉國瑞表示，陳白日不一定就因此知道兒子想得到的是什麼，畢竟二人成長的環境很不同，很多事情自自然然便會發生。訪問之時我問及一些角色的想法，比如哈山最終的去留問題時，劉國瑞往往會強調「唔係話我想點就點」，「做到情理之內、意料之外，當然最好，但故事的走向有時已有了定案，你必須跟住個角色行。」他說寫故事和創造角色不用太準確，觀眾可以自行投射、感受和解讀，「有時一個人做一件事，不一定有好明確的目的，背後有好多原因加加埋埋，反而真實一點。」

沒有人會拍的香港的一面

雖說是有關「難民」的故事，但觀眾不難從風格上找到熟悉感，警匪、汽車追逐、失鎗，都是港產片常見的元素。「警匪追逐是一開始便決定（要拍）的了，某程度上也是一種挑戰啦，想用我的視角、方法，去處理香港電影這種類型。因為我過往拍的都是 family drama，譬如拍《末路窮途》的巴基斯坦家庭時，也會想，香港觀眾會不會看呢？會否覺得這不是香港電影呢？」他說不是想證明自己有能力，只是不想重複又重複，「我不是紅褲仔出身，拍這些氣氛緊張的場面是很難的，我想嘗試冷處理這些動作場面，譬如鏡頭浪漫一點。追逐場面是拍了很多，但如果很 personal，以哈山的角度切入，又會怎樣？反正主角又不是車手，所以最後也沒有用好勁的 shots。」

問到想觀眾抱怎樣的心態入場，他說「最好無期望」。「通常有期望就會失望，我自己看戲一般什麼都不知道就入場。」他說能拍到《白日青春》是很幸運的，投資者、監製都給予很大的自由度：「我可以很任性地建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雖然是商業投資，但某程度上也如獨立電影，都以我想要的方式、角度去處理故事，結果還拿了獎就更加難得。我希望觀眾可以很 open 地去看這個香港獨特的一面。我明白大家看戲會有不同的原因，有些想深情，有些想娛樂，有些想有社會性，但這部戲呈現了一般人不會拍的香港的一面，我希望觀眾也能夠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