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主持人」，穿著一身黑的帽踢加牛仔褲，桌上放著成套的茶具正在泡茶，乍看之下不像我們所在的這家培訓機構的老闆。在台灣我們看到這三個字，想到的是瓜哥和憲哥，但這裡的主持人意義很微妙，有點像新聞主播和電台主持人的綜合體，可以在電視上播報新聞，也可以做廣播節目，所以主持人開的這家培訓機構，專門培訓小孩當小主持人，主要就是訓練口條，簡單來說就是正音班。

雖然都說我在蘇州，但實際上蘇州大得要命，圍繞著太湖東邊的蘇州市面積約8500平方公里，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個台灣，我所在的地方是最大的吳江區和北邊吳中區的交界，吳中區再往北就是所謂的市區，從西到東分別是高新區、姑蘇區和最多外國人和台灣人的科技園區，加上最北邊的相城區。姑蘇城外的寒山寺，就是在姑蘇區和它西邊的新區交界處。

因為吳江和吳中離得近，生活圈也比較緊密，沒有跨區的感覺，所以基本上只要快出吳中區的範圍，大家就會說去「蘇州」，我有時會開玩笑的說「進城」，因為很多人印象裡的吳江是那些小橋流水的景區。

來到吳江之後因為我爸的介紹認識了很多人，但通常在我有機會開口之前，他們就已經把我放進一個框框裡：「某某公司高階主管的女兒，來吳江做培訓，因為ＸＹＺ的原因，所以我要幫她」。

於是我和好幾個做不同種類培訓的人見過面，聽過好幾種不同的建議，知道我只想開一對一或一對二的課程之後，有的要我好好打響國外留學的招牌，搞個幾百平米的場地，開個一對十的團班，年收幾百萬不是問題；有的告訴我因為疫情和政策關係所以培訓不好做，反而問我英國有沒有認識人能幫忙辦移民；有的乾脆問我找對象的條件，要幫我介紹相親，因為女生嘛「錢賺再多反正最後都要嫁人」。

這裡典型的培訓中心就是團班戰，不管教什麼，開團班就對了，一間鼓教室有四五套鼓已經不稀奇，因為付錢的家長只在乎學費便宜，有地方把小孩放置play，定期拿到檢定證書就行。和越多人聊，我得到的能量越負面，就連我自己從來這裡的台灣人那裡聊到的，也只是告訴我市場已經飽和，言下之意是你還是回台灣吧，別來跟他搶餅吃（在這裡的台灣人真的很兩極），最後甚至只要有人說要跟我「交流一下」，我就會覺得很害怕很厭煩，會想辦法找任何可能的理由推託，因為，如果對我真的想做的事情一點興趣都沒有的話，我們到底還有什麼好交流的？

「你開這種小而美的小型工作室，說不定比我們還賺。」主持人聽到我的構想之後，半開完笑地說出我從來沒聽過的話。我其實根本不在意會不會很賺，畢竟我是個除了棉條牌子以外什麼都不挑的人，很多東西對我來說都是有就好，特別是來到這邊之後，因為很多我會用到的東西其實也沒得挑。

接著主持人仔細的幫我分析如何在收益和支出中取得平衡、如何定價、如何做簡單的市場宣傳、如何招生，除了得到了一些我沒想過的好點子之外，我第一次感覺到我的想法是可行的、被認可的，因為就連我爸也一直幻想我能開個收幾百幾千個學生的教室，能做到上市最好，但然後呢？變成另一個因為害怕退休之後變廢人，所以遲遲不敢退休的人？回想著來之前我掙扎很久，好不容易發動引擎開過來，再舉步維艱地走上樓，現在我更慶幸我沒有又用其他理由逃掉這次「交流」。

當然，我知道他說的話不會對我做這件事情有任何實質的幫助（最後還是要靠我自己去「做」），更不會讓做這件事情有可能遭遇的困難變少，甚至我以為我因為獨特性而在市場上能佔有的一席之地，最終都只會是我以為，但有時就是那一句「我覺得你可以」，能讓再困難的事情都變得簡單。

我們整整聊了四個小時，從當老闆人格的探討、中西方教育和父母態度的差異、關於個人技藝培養和教學方法，聊到國外的共享廚房在這裡有沒有發展的潛力。一直到談話中段，我們才發現主持人根本還不知道我是台灣來的。

「你沒從她的口音聽出來嗎？就是台灣人呀！」介紹我來這次會面的楊笑著說，「我以為在英國三年嘛，可能口音因此變得有點台灣腔，我還以為是吳江本地人呢。」主持人再度說出我從來都沒聽過的話。

於是接下來的談話內容轉變成中國的家長和台灣的家長對於小孩教育的態度，當然，還有很多台灣的小吃和風土民情。「所以說，我知道你對音樂教育很有方法和使命感，但這邊的家長和台灣的不太一樣，就算是那些一開始和你觀念相同的家長，最後還是多少會有他們主觀的要求，所以這之間你要有一些讓步，我覺得對你來說，應該是做這件事情最困難的地方。」已經走過五年創業艱辛，學生數快四百的主持人，用好幾個他自身經歷的故事，提醒我那件我內心中最害怕，也最厭惡談到的事情：考級。不過相對於以往聽到考級這件事，內心總會燃起一股「考級就是個垃圾產物，我就是要來改變家長的想法」的莽撞，這次我反而能比較平靜的接受這件事。

那天聊了這麼久，他們完全沒問我吃飽了沒，結婚了嗎，或是今年幾歲，桌上也一杯酒都沒有，聊的全是理想和現實，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找到平衡，實在是一場我好久沒有過的、意料之外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