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農民反布爾什維克的“袷袢戰爭”
袷袢戰爭(或稱袷袢起義,1919年3-4月)是俄國內戰期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反布爾什維克暴動。範圍包括辛比爾斯克省塞茲蘭、森吉列耶夫、卡爾孫三個縣和薩馬拉省斯塔夫羅波爾、梅列克斯縣。“袷袢”是當地農民普遍穿著的一種冬季束腰外衣,熟羊皮或厚呢料製成。
起因
引發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是布爾什維克當局的粗暴行為:政治和糧食專政、餘糧徵集制、劫掠村莊等。1919年初在辛比爾斯克省農村有3500名“糧食支隊”工人和1700名徵糧軍人,他們從中心城市下鄉徵購糧食,到2月份已經從農民手中奪取三百多萬普特穀物。與此同時,政府自1918年12月開始徵收“特別稅”。農民們紛紛議論:這回注定要餓死了。
過程
1919年3月3日徵稅特派員進入森吉列耶夫縣新傑維奇耶村(約1000戶8500人),要求向國家供應糧食和牲畜。因態度粗魯、蠻橫,激起農民強烈不滿,逃進教堂敲鐘示警,標誌著起義正式開始。村民們逮捕了鄉執委會成員、共產黨員和徵稅特派員,繳獲一部電報機,並解除了一個紅軍分隊(50人)的武裝。
3月4日鄉執委會改選大會召開。縣肅反委員會主任卡濟米洛夫和紅軍指揮員巴甫洛夫帶兵進入新傑維奇耶村解救被捕共產黨員。然而紅軍戰士紛紛倒戈站到農民一邊,卡濟米洛夫和巴甫洛夫反成俘虜。結果,卡濟米洛夫與副手、巴甫洛夫和前一天被捕的縣糧食委員會指導員一併槍決,屍體丟入窩瓦河冰窟窿。卡濟米洛夫死前曾遭拳頭、鏟子、皮鞭等狠狠暴打,原因是他平日行徑十分惡劣,喝醉酒動輒勒索肉和奶製品,吃拿卡要毫無顧忌,夜晚喜歡朝天放槍等……群眾民憤極大。
農民隨即組織自己的指揮部和委員會領導起義。附近不遠的烏索利耶村、烏辛斯科耶村和亞戈德諾耶村也於當天加入進來。1919年3月5日前往亞戈德諾耶村平叛的紅軍分隊遭包圍繳械,指揮員格林貝格被斃,戰士們就地加入農民軍。
當辛比爾斯克省和薩馬拉省起義成功的消息傳開後,農民戰爭之火迅速蔓延。莊稼漢雖然武器不多,只有自製梭鏢、草叉、斧頭、棍棒之類,以及身上穿的袷袢,卻能憑藉簡陋裝備推翻地方布爾什維克政權,挨個村驅逐貧農委員會,消滅契卡分子和共產黨員。
起義者從亞戈德諾耶村出發,經過波茨捷普基村、尼科爾斯科耶村、波爾科夫卡村等地,開始進攻斯塔夫羅波爾(今陶里亞蒂市),於3月7日兵不血刃將其佔領。他們在這裡把權力移交給選舉產生的城市指揮官——亞戈德諾耶村民、退役中尉阿列克謝·多里寧和兩位助手:貝羅烏索夫、巴斯特留科夫。斯塔夫羅波爾執委會通過自己的《消息報》呼籲全體市民:“公民同志們,快來支持人民政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蘇維埃萬歲!眾人的意志萬歲!”起義隊伍打算進一步奪取塞茲蘭和薩馬拉,加入從東面推進的高爾察克軍。此時參加袷袢戰爭的人數已達10-15萬。
3月7日在薩馬拉,省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和東方面軍第4軍指揮員伏龍芝倡議成立革命戰地指揮部,組建革命軍事委員會。他們制定了襲擊起義中心地區的計劃,避免同農民軍主力陷入混戰,直搗斯塔夫羅波爾,一舉消滅起義領導層。
辛比爾斯克指揮部派出了鎮壓起義部隊,主要由“糧食支隊”、預備役軍人和契卡分子組成。但這些人的力量不足以遏制農民軍,反而被擊退了幾支分隊。比如3月8日在烏辛斯科耶村,一支包括110名紅軍戰士和“糧食支隊”組成的鎮壓部隊被伏擊殲滅。辛比爾斯克指揮部只得調來紅軍正規部隊和馬扎爾人、奧地利人組成的“特種任務部隊” (ЧОН)。
3月9日在薩馬拉,一個紅軍預備役團殺死政委發動起義。省契卡大隊、紅軍指揮學校學員、工人糧食團、2個砲兵連、1個機槍連前往鎮壓。起義者沒有武器,錯失了奪取市內軍火庫的時機,結果被包圍消滅。3月10日“袷袢起義”達到最高峰,遍及整個窩瓦河中部地區。同一天,裝備機槍、大砲的紅軍正規部隊開始猛攻農民軍,起義中心斯塔夫羅波爾受到來自塞茲蘭和薩馬拉的兩路攻擊。
農民軍組織鬆散、武器簡陋,儘管在每個村莊同紅軍殊死搏鬥,仍擋不住正規軍衝擊。3月13日紅軍攻入斯塔夫羅波爾,經過一晝夜巷戰,於14日早晨佔領全城。除多里寧和殘餘守軍突圍逃脫外,起義領導層全部戰死。多里寧的助手貝羅烏索夫和巴斯特留科夫被俘槍斃。同一天新傑維奇耶村也被攻破。最後一次大戰鬥發生在3月17日,一支2000人的農民軍試圖奪取卡爾孫縣城,被辛比爾斯克派出的紅軍擊潰。
結果
隨著農民軍主力被擊敗,布爾什維克對起義者村鎮的住戶進行了大規模鎮壓:農民被趕進集中營,被槍斃、絞死、淹死,村莊也遭焚燬。斯塔夫羅波爾和新傑維奇耶失守後,農民軍殘部各自為戰,從1919年3月底頑抗到4月初。
米哈伊爾·伏龍芝向列寧彙報自己反農民起義“成果”的報告中寫道:“當運動被鎮壓時,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斃敵1000人。此外,逮捕處決了600餘名頭目和富農。運動初期消滅我們110人分隊的烏辛斯科耶村已經焚為白地。”
時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斯基3月21日給列寧和史達林發電報,指出:“辛比爾斯克省和相鄰幾個省發生暴亂的原因之一是鄉蘇維埃機關和黨的機關工作極其糟糕。參加暴亂的大部分人對中央政權是尊重和信任的。必須派蘇維埃突擊檢查團來這裡。最好從莫斯科來一位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授以全權的權威人士。要對付反革命和利用不滿情緒興風作浪的陰謀家,全俄肅反委員會的重要代表必須坐鎮東方面軍特別部和窩瓦河流域的主要地點。”
1919年4月6日,當“袷袢戰爭”基本平息,托洛斯基在薩馬拉發表講話,強調:“窩瓦河地區農民起義是對我們的嚴厲警告”。
1919年4月契卡工作人員提交捷爾任斯基的報告稱:“從財產狀況看,暴動村莊裡面中農占絶大多數,每個村富農人數平均不超過5-10名”。
1919年5月13日薩馬拉市執委會向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指出暴動的兩個基本原因是:無視農民的需求進行徵收和動員,以及公職人員胡作非為。當地濫權現象嚴重到什麼程度呢?鎮壓起義期間薩馬拉市執委會被迫公開表態,承諾“濫用手中權力的公職人員一律立即送交革命軍事法庭”。
尾聲
阿列克謝·多里寧逃離斯塔夫羅波爾後,在朋友的庇護下東躲西藏,最終返回老家。他在村裡遇見老朋友、紅軍戰士阿列克謝·沙巴諾夫,此人休滿假不想歸隊。於是多里寧就以沙巴諾夫的身份進入紅軍服役,曾跟鄧尼金部隊交戰。蘇波戰爭時負傷,住院期間向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交聲明,解釋了自己是誰、參加“袷袢起義”的原因,並要求赦免。
1920年4月2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對阿列克謝·多里寧進行特赦。有報導稱他甚至升任33騎兵師第2旅旅長。內戰結束,多里寧歸鄉,1951年11月5日逝世。1988年6月薩馬拉州檢察機關為其平反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