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八佰》】否认与反省：日本人眼中的侵华战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日抗战既是苦难，也是型塑民族认同的关键；于日本而言，这场战争更像急速狂飙的飞蛾扑火，既让东亚诸国留下侵略梦魇，也亲手为日本的国家不正常化写下序章。

如今战乱脚步已然远去，但发动侵略的后遗症仍令日本持续扰攘，不仅媒体与政界屡就“历史”、“靖国”、“整军”、“修宪”等议题激烈交锋，日本社会也深陷史观博弈，至今难以停歇。

战败初期，日本曾是反省与反战思想的天下；然而60年代始，右翼史观渐次回潮，不仅冲击日本的舆论版图，也令蛰伏已久的政治势力东山再起。《八佰》即便未在日本上映，由侵华战争引发的立场之争，仍将在这个岛国上持续博弈。

被战争割裂的反省史观

幕末以降，在美国黑船叩关、各藩心怀鬼胎的内外交迫下，日本开始了以政变与扩张为支柱的改革进程。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例，其本身就是萨摩与长州两藩对德川政权的武力政变，日本也因此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伪装下，开始了以天皇为名的独裁专政。

此后，接连的对外战胜与并吞无碍，让日本的民族情绪一路飙涨，从1872年并吞琉球、1874年“台湾出兵”引发牡丹社事件、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0年并吞朝鲜、1914年青岛战役、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战线越拉越长，却也越陷越深，终于在1945年宣布战败，并被战后的《和平宪法》体制束缚至今。

不论由牡丹社事件、甲午战争或九一八事变始计，“侵华”都是日本近代的对外战争主线，并让其迷走在称霸与亡国的危险边缘，成败诸举也在时间递嬗下，炼成了自信与耻辱的雌雄同体。故而如何定调侵华战争，便成日本政界与知识界的共同难题。

自二战结束以来，和平主义一度令日本社会风行草偃，原因一来是美国在日强推“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二来民间也受核爆、经济崩溃、亲族流离等苦难席卷，因此“一亿总玉碎”能剎那化为“一亿总忏悔”；反战人士、知识分子带领全国共省侵略时，几乎没有遭受强烈抵抗，自愿放弃侵略能力也成了理所当然的国家路线。

然而上述反省氛围看似弥散四方，实则仍有程度之分。对当年的多数日本人而言，十五年战争（九一八事变至战败投降）应当反省，但1904年的日俄战争则不在此限。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中，日俄战争被描述为“日本受俄迫害下，为求生存而竭力开展的防卫战”，这般论述后因小说连载而遍行民间。故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5年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说出“为反抗俄国殖民统治，日俄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鼓舞了广大的亚非国家人民”等字句时，民间多无强烈反感。

此外，1895年的甲午战争同样处于反省的失语下。同样与中交战，日本知识界虽对十五年战争感到愧疚，却普遍将甲午战争描述为“文明”与“落后”的对决，暗替明治维新的现代化之功加冕；尽管有学者提出“明治维新便是十五年战争之源”等批判，却仍难撼“维新促成日本强大”的主旋律，日本政府还于2018年隆重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

而在上述有条件的反省氛围下，右翼暗自蓄积能量，并于1960年代际，以一抹幽暗的身影窜出，化作熊熊焰火，在社会各角延烧。

当右翼逐渐回潮

早在1955年，日本民主党（自民党前身）中的部分右翼便力抗政治正确，发表《可忧虑的教科书》一文，主张把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所载的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虽遭社会抨击，却也悄然引发某些有志者的拍手叫好。1958年，日本文部省将教科书中涉及“侵略中国”的语句，改为“进入中国大陆”，正式为右翼史观的卷土重来立下标竿。

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出版《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重炮抨击日本国内流行的三种“畸形”史观：一是来自苏联与共产世界的“共产国际史观”，其将二战定调为英美帝国主义与日德帝国主义的冲突，并直指天皇为罪魁祸首；二是来自欧美列强的“东京审判史观”，其认为战争源出日本的征服野心，但法西斯终究不敌民主；三是受中国、朝鲜、韩国控诉而成的“谢罪外交史观”，日本必须无止境地对这三国感到惭愧。

在林房雄看来，上述三种史观皆为战胜国强加日本而成，乃是列强对日本的战后复仇。故其首先以带有军国色彩的“大东亚战争”一词，取代相对中性的“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再而开展出诸多“惊世论述”，例如在诠释大东亚战争上，其认为：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既成功阻止苏联南扩，也让中国东北建立“民族自决政府”。而日本之所以在1937年出兵中国，为的实是保护受中国暴民攻击的日本侨民，中国民众也因此摆脱国共内战之苦，汪伪政权更在日军协助下由欧美列强之手收回租界。由最终结果观之，“大东亚战争”实践了孙中山所提倡的“大亚洲主义”，并帮助亚洲各民族摆脱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暴政。

上述论述或许曾是某些参战者的理想，却无法为现实中的残暴屠戮开脱。但尽管书中说法不见容于日本主流论述，林房雄的观点仍成一代日本右翼经典，并为后世所承继。

1969年，日本文部省二度出手，删除教科书中对战争责任的反省；1982年，其再度删改教科书，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全数改为“进出”，“南京大屠杀”则改成“占领南京”。与此同时，带有军国色彩的“自由主义史观”也在80年代渐次崛起，其以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首，自林房雄的著作中引取思想火种，并以“多元化”之名，力争右翼史观的话语权，既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强迫论，也痛批过往的反省思潮为“自虐史观”。

曾被战后和平体制重压的右翼势力，如今显然已难再遏抑。而其回潮看似荒谬，却可谓是日本经历战后政治格局变动的直接产物。

侵华反省何去何从

1950年代起，受惠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大国意识也逐渐萌发，保守派政治人物对《和平宪法》的不满渐生，加上日本在1990年参与海湾战争，不仅负担20％以上的战争经费，也首次将自卫队的扫雷艇开往波斯湾，成为日本参与国际社会的象征。在此氛围下，国内开始涌动修宪声浪，甚至出现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呼声，右翼市场自然拓展不少。

另一方面，曾为和平与反战支柱的日本左翼，在经历中国文革、苏联崩解等外部事件后，逐渐丧失社会话语权，无形中也向右翼让位不少。宫崎骏、大江健三郎等左翼艺文界泰斗看似风光，却皆已是白发老者，正如反省侵华的思潮，论述虽在，却已渐有时不我予的喟叹。

如今的日本青年多未经历冷战与安保斗争（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签订的运动），面对不时窜出的立场拷问，其选择了退而不答，不愿过度参与上一代的论述之争。在“自虐反日”、“极右爱国”的两顶大帽子间，其最终隐遁至“政治冷感”的遮蔽下，避免碰触动辄得咎的敏感神经。

而在一片苍白的麻木外，侵华战争仍被立场所围绕。如今的日本既有参拜靖国神社的右翼政治人物，也有新冠疫情爆发后，以中文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吶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松山芭蕾舞团。前者受战后的反省氛围压抑多年，如今已非吴下阿蒙；后者则创立于日本的左翼兴盛期，象征与中国的全面友好，却已渐成少数。

两种精神底蕴消长间，尽显舆情流变。《八佰》的问世，既是对两岸的一声叹息，也是对日本侵华观的再次聚焦。电影终有落幕时，但日本的精神焦虑，仍在持续。

原文發表於2020年8月26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