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10）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管理者顾盼自雄，睥睨四海，轻则四处撒币、挥金如土，重则虚耗院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交以及医务人员收入难以提高等；二则随着管理机构的迅速膨胀，人浮于事，于是敛收重罚、竭泽而渔，医疗环境逐渐恶化；三则，在医院某些领导的滥权笼罩下，医务人员要生存要发展，都必须通过服从和贿买与上级机构、监管部门、保护伞等和谐相处。一些医务人员因受恶法限制，不得不用行贿来润滑管制通道，从而获得恶法下相比其他受管制者的某种特权，赚取财富。但是，这也使得管制者（上级机构，保护伞等）从对规则的破坏性管制中获益，这也成为对他们滥用权力破坏医疗环境的一种激励。于是，医患双方的成本将随着滥权腐败成本的提高，而不断加重分摊滥权腐败成本的生活成本，直到医患双方无法承受而互相伤害，却仍然没有意识到滥权腐败的危害。尽管上级机构，保护伞及监管部门在维持滥权腐败与稳定的均衡方面可谓殚精竭虑，甚至发现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腐败特权反噬统治本身时，往往会进行权宜性反腐、运动式反腐。由于官僚机构的非中立性，这种反腐从未逃脱过大清洗式派系斗争的宿命，古今皆然。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在上级机构，监管部门及保护伞的支持下，向来只干两件事：一件是鱼肉医患，飞扬跋扈；还有一件，就是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摇尾乞怜，再荒唐的政策，他们也敢往下执行。这样的所谓医院精英，自然不会对这个医院的未来有任何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当技术“作恶”时，我们知道这不完全是技术的“锅”，所以不该死的患者死了，不该伤的医生伤了；而当技术“创造奇迹”时，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医务人员为什么就都禁不住跟着感动雀跃，而丧失了理性判断的能力呢？大概是因为，技术创造的“奇迹”让某些医务人员——位于技术“近端”、教育天平倾向一侧的人——不免获得了一种良好的感受，仿佛是武汉市第四医院以及某些领导所代表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教学拯救了那些挣扎着寻找出路的患者和学生。这一奇迹的本质，是无需动摇任何既得利益者（上级机构，保护伞等）的利益就能掩盖滥权和腐败。如果不能让武汉市第四医院既得利益者放弃这种虚幻的良好感受、不能让某些领导及保护伞反思自身的特权，那么监管部门，宣传部门对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盛赞和反腐，既符合极权的意志，又糊弄底层的屁民，盛赞与反腐一方面让极权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又让屁民获得虚假的希望。＂只为君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这是上级机构，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真实写照。其实，公平正义的管理不是没有腐败，而是敢于揭露腐败；不是没有假话，而是让人敢说真话；不是没有滥权问题，而是能有效解决滥权问题；不是没有损害医患利益之事，而是医患有权捍卫自身的利益。自由的发问和追问，不必害怕被噤声；践行专业主义原则，只为真相负责，不问身份和立场，这才是医学界中外籍院士及高级知识分子的风范！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