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胜春的爱与抗争（上）：一个新公民的个人史
文｜Will McHale
原文发布时间｜07/09/2024
在2014年4月23月的日记中，罗胜春想象着一个“伟大的妻子”会如何向身处牢狱中的丈夫写信：
“亲爱的老公，你不知道受你的感召，我现在也变成新公民队伍里面的一员了，我帮助整理你的录音，散发你的录音，而且我从你的录音里，更多的理解了公民的理念和你的理想，你在一天天把我从一个只知缠绵爱情故事的小女人变成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有理想有广博胸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女人⋯⋯我将继续忘我的支持你，理解你，直到你出来的那一天。”
其实罗胜春觉得这个投入建设民主中国的“伟大的妻子”形象是自己的反面：一个小女人。2013年，在她的丈夫丁家喜被判三年半监禁后，罗胜春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中国来到了美国。那时候，她觉得只有通过压抑自己的情感，迎合丈夫的期待，她才能成为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大女人”。
2023年4月10日，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再被判处12年徒刑，他的新公民运动同伴、法学家许志永也被判处14年徒刑，三周后，记者在纽约的“民主沙龙”（现已改名为“热风”）遇到了罗胜春。随后，记者在她位于弗吉尼亚的公寓里采访了她。罗胜春说，她依然深深地、痛苦地爱着丁家喜，思念着他，但她的世界现在已经远比此更为广阔。“我相信现在我站在与他同等的高度上，我决心继续我丈夫和许志永的事业。我决心成为一个有声音和态度的女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现在，罗胜春唯一的期望是把她的家喜从中共的牢狱中带到美国，带他回家。
罗胜春生命中的丁家喜
罗胜春的丈夫丁家喜现年56岁，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他出生并成长在湖北省一个普通的村庄。丁家喜最初在北京的北航大学攻读喷气发动机工程师专业。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89年的民主运动，并深受反腐败和民主的理念影响。在镇压发生的6月3日晚上，为了完成一份紧急论文，他被老师召回学校，躲过了解放军的杀戮。
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丁家喜返回北航大学攻读研究生，并于1992年结识了罗胜春。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自学。1994年通过司法考试后，丁家喜开始了他以民法为主的律师职业生涯。2003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德鸿律师事务所。
罗胜春回忆起，作为一名商业律师，丁家喜曾经生活得很奢侈。他每年在高尔夫上花费10万元人民币，享受五星级酒店的住宿，喜欢吃燕窝和鲍鱼。
作为一名成功的律师不仅为丁家喜带来了舒适的生活条件，也让他接触到社会上的不公正。他对社会新闻中普遍存在的言论自由缺失和不公正现象感到越来越沮丧。与此同时，丁家喜与人权活动家和法学家许志永等人在新公民运动中合作，并接受了新公民运动的原则：自由、公义和爱。
2013年，丁家喜在中国对于活动人士和律师的大范围打击行动中被捕，被控“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并判处三年零六个月的监禁。释放之后，丁家喜曾在2017年到美国看望罗胜春和女儿们，逗留了两个月。2019年12月26日，丁家喜再次被捕，并于2023年4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二年徒刑。
这是丁家喜的故事。他是中国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也是罗胜春心中“此生唯一”的挚爱丈夫。这是罗胜春一次又一次向记者讲述的故事。在丁的故事中她只是一个配角，然而这个故事已经深深定义了她的身份。
要理解罗胜春，丁家喜的事迹是不可忽略的一章。然而，这只是罗胜春故事的一个片段。在下面这个属于罗胜春的故事中，她首先是罗胜春，其次才是丁家喜的妻子。
“我越是了解家喜和他的理想，我对他的爱就越深。”罗胜春说。“我们的爱起初是肉体的、充满激情的，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连接。在他身边，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我们孩子的母亲，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现在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应该成为谁：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充满激情，愿意牺牲，肩负使命。”
罗胜春今年55岁，身高略过1.5米，体重不到120斤。她留着一头卷卷的短发，眉毛细而长，总是笑眯眯的。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她会精心打扮，画画眉毛并涂上口红，穿着5厘米高的黑色高跟鞋来增加气场，尽管她经常抱怨这些鞋子穿起来很痛苦。她家里铺着木地板，夏天时她喜欢赤脚走在上面的感觉。每当我们进行采访时，她总是细心地泡上一壶绿茶，削一个梨，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轻轻摇晃着，一只脚搁在椅子上，裹着一条毯子。
热恋
1992年秋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物理热学实验室里，24岁的罗胜春遇见了25岁的丁家喜。而丁家喜带着她曾见过的“最迷人、最阳光的微笑”走进来时，她正在为论文而苦苦挣扎。对罗胜春来说，这是一见钟情。
“嗨，师姐！”丁家喜热情地向罗胜春打了个招呼。
罗觉得丁家喜的微笑中有一种很亲切、真挚的东西，她在其他人的笑容中从未见过。不是一种像面具般的客套微笑，而是一种她可以感受到并信任的真诚。“他的微笑完全融化了我，”罗回忆道。
不久之后，丁家喜热烈地追求罗胜春。此后，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成为一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校园恋情。春天来临，新学期开始时，罗胜春常常会坐在丁家喜的自行车后座，双臂紧紧搂住他。当罗胜春需要熬夜写论文的时光，丁家喜也始终陪伴在她身边。
1993年2月，罗胜春开始在国防工业部304所工作。她全心支持当时志向成为律师的丁家喜。尽管丁家喜的约会时间有限，但与他在一起让罗胜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幸福。
2022年第14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罗胜春说道：“家喜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开始恋爱后，我的大学朋友几乎认不出我了，家喜让我整个人都阳光起来了。”
从文革到六四
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二年，罗胜春的母亲想要做流产。当时她已经39岁，她的丈夫刚被送到农场进行劳改。
当时，罗胜春的母亲靠在农村村里担任会计，独自抚养着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不知道如何再负担一个孩子的开支。但当她站在医院门前时，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她想，万一上面的人看在新生儿的份上心一软，会看在新生儿的份上不下放罗胜春爸爸了呢？
十月份，罗胜春在江西省出生了。她的降临并没有改变她父亲在劳改农场工作的命运，他住在臭气熏天的牛棚里，曾一度陷入自杀的边缘。她的母亲独自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每年春节，父亲偶尔回家一两天，他们会一起躲在被窝里，一起阅读唐宋诗词。
罗胜春理解母亲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文化大革命初期，她的姐姐被强制剃了阴阳头，她的一个哥哥上不了初中。另一个孩子曾经嘲笑罗胜春哥哥是“劳改犯的儿子”，他爆怒，差点把那个孩子打死。后来他被诊断出患有躁郁症，经常离家出走，依赖药物入睡。罗胜春的母亲为他日夜哭泣，因为买不起公交车票，步行二十公里去医院取药。
在街坊邻里中，其他女人似乎都有许多朋友，总是聚在一起聊天，而她的母亲却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夜复一夜，母亲长时间工作后回家，匆匆吃过晚饭后，继续做副业来养活他们七口之家。罗胜春觉得母亲一定很伤心、很孤独。有时候，她会想，如果自己出生在另一个家庭，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呢？
在充满政治狂热的时代里，罗胜春逐渐长大了。她经常哭，即使原因已经记不得了。她能感觉到她生活中的某些方面缺乏意义和连贯性，她在这广阔的世界中感到渺小、无足轻重。她想知道，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呢？她找不到答案，总是有些淡淡的忧伤。
“忧郁多愁的性格是从妈妈肚子里带来的，是妈妈文革思念爸爸的产物，现在我想放也放不下。” 罗胜春在2014年2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
她在学校最早学写的字是“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她当时并不理解这些字的含义，但她始终是班级里的尖子生，从不与老师顶嘴。罗胜春是中国教育系统中典型的好学生。小学时，她是最早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之一；初中时，她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学生之一。这些政治进步被视为对听话且学业优秀学生的奖励。
“我当时真的就是个乖乖女，” 罗胜春笑着说道，“老师惩罚全班抄写一个词语一百遍，我就会一丝不苟地写一百遍。我妈妈过去常说我对待老师的话就像是圣旨一样。”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罗胜春只有七岁。她看到周围的人们深陷于哀嚎和悲伤之中，似乎对这个消息感到悲痛欲绝。她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在哭？这位人物又是谁呢？
“你知道毛主席吗？”有人边哭边说道。“他怎么能死呢！他不能死啊！”
罗胜春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能强挤出些眼泪，融入哀悼的人群中。
从小，罗胜春的母亲就教育她莫谈国事。她认为人应该遵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进入高中后，罗胜春在文理分科时选择了理科。尽管她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罗胜春认为追求文学是一种她负担不起的奢侈。学习理科将帮助她从经济上更好地支持家庭。
1989年的春天，罗胜春是大连理工大学动力工程系的大三学生。当时，在北京爆发了学生抗议浪潮。4月27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学生们进行了抗议绝食，“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响彻北京城，也影响到了罗胜春所在的学校。
阅读过大量的伤痕文学，罗胜春几乎立即认同了这场运动所代表的价值观。她总是第一个参加当地抗议活动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她带头制作标语和高呼口号。与许多认为要到北京参与示威的学生不同，罗胜春认为，要让这场运动产生真正的变革影响，需要动员全国人民，让它遍地开花。
当时，罗胜春对于6月4日的清晨发生了什么并不确定。在她想象中，军队可能是开枪了。很多年后，她才偶然看到了坦克碾压手无寸铁抗议者的图片。她决定停止在大连的活动，同时将精力转向在北京攻读研究生，她想要去北京亲自看看真相是什么。
当罗胜春在1990年来到北京时，六四事件的讨论已被严格禁止。在学术压力的重压下，她逐渐将对真相的追求放在了心底。然而，她内心深处仍存有对中国未来的不安。她刻苦学习英语，渴望能够走出国门，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直到她在1992年遇到丁家喜。
实践抱负的丁和扮演贤妻良母的罗
和丁家喜谈恋爱之后，罗胜春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想做一名律师？”
“我从小就见过很多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丁家喜说。“我想成为一名律师，为他们发声。社会上有很多丑陋的事情我想改变。我打算先当律师，然后成为法官，最终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
罗胜春觉得丁家喜非常有抱负。他是她所认识的唯一一个愿意探讨这些宏大社会理想的人。当时的罗胜春虽然还没有自己的理想主义，但她喜欢听丁家喜谈论他对自由民主社会梦想的设想，就像一位小学生听讲一样，钦佩地望着他。罗胜春记得他曾经说过，中国的皇权体制从未真正终结，而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日瓦戈医生》，因为它深刻洞察了人性与婚姻的本质。
罗胜春也关心社会。每当她路过街头的流浪汉时，她都会因为自己没法帮到他们而感到窘迫，她同时也在想，为什么政府似乎对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的帮助如此之少。在上大学之前，她曾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将教育带给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在每年的家庭聚餐中，他们总会谈论最近听到或看到的不公事件。然而，她觉得没有人能像丁家喜那样表达自己的想法。
当时，她从未把丁家喜的理想与现实世界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也从未想象过他们的家庭会因为他对公民社会的追求而付出代价。24岁的罗胜春只知道她喜欢丁家喜的理想主义和乐观的天性。她觉得自己愿意为了支持他而不惜一切，于是暂时搁置了出国深造的计划。
偶尔她会问丁家喜：“你整天脑子都想着这些事，不会觉得很累吗？难道你就不能放松一下，和我一起好好享受生活吗？”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必须留下点什么。” 丁家喜会回答道，“否则，存在的意义何在呢？我们必须做些事情，产生影响，为世界的进步贡献力量。”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从小就萦绕在罗胜春的脑海中。在结婚的头二十年里，她相信自己存在的目的是支持丁家喜和他们的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1993年10月8日，罗胜春和丁家喜在民政局正式登记结婚。就像许多90年代的年轻夫妇一样，他们无法负担奢华的婚礼仪式，没有盛大的宴会和华丽的婚纱。他们只是买了一袋糖果分给了罗胜春在304所的同事来庆祝，在民政局拍了一张简单的黑白结婚照，用于结婚证书上。
照片上，丁家喜穿着罗胜春用自己的第一个月工资给他买的一套西装，而罗胜春穿着碎花上衣，戴着一副圆眼镜，留着及肩的卷发，恬静地笑着。
婚后不久，丁家喜也被304所录取。起初，他们有限的预算只够买一些必需的家具：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电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两年后，当罗胜春怀孕时，丁家喜开始在街头摆摊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将所有收入都交给罗作为奶粉钱。
“我们当时真是一分钱掰成两份花”，罗胜春说。
罗胜春在物质和情感上都没有太多要求。“我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她说道。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罗胜春不得不用自己颤抖的双手签署剖腹产手术同意书。当丁家喜最终赶到医院时，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豆豆已经出生了。当时他们负担不起私人病房，所以丁家喜不得不在晚上离开。但第二天当她看到他端着一锅鸡汤和炖蘑菇回来时，所有的委屈都消失了。
生完孩子两个月后，罗胜春回到了工作岗位。她喜欢每天与丁家喜一起送豆豆去304所提供的幼儿园，并接她放学。1997年，丁家喜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律师来信》工作，他在那里回复了超过140封来自听众的信件，涉及各种法律案件。在2017年接受China Change采访时，丁家喜说这对他作为律师的专业技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一切简单而稳定地运行着。这是罗胜春婚姻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暂别
“在他面前，我感觉自己像只丑小鸭，但我想要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我想要自己成长和改变。……我觉得他总是在教育我，总是像一位导师般引导我，而我只是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他知道他是我的整个世界，而我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0年左右，罗胜春和丁家喜结婚的第七年，罗胜春感觉他的关注从她转移到了对事业的追求上。他希望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赚取更多的钱，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后，便能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
丁家喜常常加班到深夜，罗胜春坐在家里，想象着丁家喜是否对她不忠。她无法找到怀疑的根源，但心头始终萦绕着一种深深的恐惧——怕有一天，丁家喜会不再爱她，背叛她，离开她。她不断追问他和谁在一起，做着什么事。她意识到自己的频繁盘问让他感到厌烦，也感觉到他们的婚姻已经成为他的负担。
"他专注于工作，而我全部的关注点却是他，" 罗胜春叹了口气。“这太傻，太可怜了。我深爱着他，正因如此，我需要暂时远离他。”
罗胜春决定与丁家喜暂时分居，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是可能对他们俩都是最好的选择。她在婚后一度搁置的出国留学、体验中国以外的世界的梦想，此刻重新浮现。她重新翻开了GRE考书。丁家喜欣然支持她的决定，并鼓励她去体验世界。罗胜春相信，他这样的回应部分源于他自己的虚荣心，希望有一个曾经留学过、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妻子。
2000年秋季，凭借全额奖学金，罗胜春来到了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她很快爱上了在美国的新生活，特别是那里的自由和友好的氛围。她探索当地的教堂，宗教的氛围给自小接受严格无神论的她带了一丝慰藉。当她聆听牧师的布道，研读圣经时，她发现自己与基督教强调的家庭观产生了共鸣，并体验到一种新发现的内心平静。
来年的冬天，丁家喜带着五岁的女儿豆豆来阿尔弗雷德看望她。2001年，罗胜春怀上了她和丁家喜的第二个孩子，沙沙。这个小名是豆豆给妹妹起的，她还希望妈妈可以再生个弟弟，叫包包。
来美国看罗胜春时，丁家喜经常去附近城镇的法庭旁听。他渴望了解美国的司法系统，回家后，他会兴奋地与罗胜春分享他的见解。罗胜春珍惜丁家喜每次来看她的机会。仅仅聆听他激情洋溢地讨论以美国模式为基础改革中国法律体系的想法，就让她感受到了甜蜜。
失温
2013年，听到丁家喜被判三年半监禁的判决，罗胜春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的婚姻“又要完蛋了。”
分离三年半的想法让她害怕。
十年前的2003年，他们一起看了电影《手机》，电影中描述了一对因不忠而分手的情侣。丁家喜告诉罗胜春，人们常常认为离婚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但爱本身也可以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
“我真的很爱你，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回中国，” 丁家喜说。“为什么要回去呢？你在美国这么快乐。你再也适应不了中国的生活了。那里已经没有什么自由的空间了。”
“而你应该留在美国，”丁家喜接着说道。“但是我想要改变中国，我需要在实地工作。”
罗胜春心碎了。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在那次谈话之后，丁家喜很少联系她。她能感觉到他有意疏远她。
罗胜春的确还不愿意离开美国。毕业于阿尔弗雷德大学后，她在法国跨国公司阿尔斯通工作得很愉快。但她能感觉到，丁家喜就像一棵树，越来越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2003年，丁家喜和他的同事在北京创立了德鸿律师事务所。事务所迅速发展壮大。罗胜春感觉她的命运在呼唤她回到中国，与丁家喜在一起。
2004年，当罗胜春回到中国时，丁家喜已经习惯了独自生活。他冷若冰霜，像块石头一样，有一次他告诉罗胜春：“那三年半的分离之后，我对你已经没有了感情。”他搬出去住了几个月。即使在他回来后，他也更沉迷于打高尔夫和读书，而不是与罗胜春交流。
罗胜春决定放下工作六个月，希望能专注照顾丁家喜和女儿，同时重新适应中国社会。中国的社会规范让她感到陌生：人们不习惯说或听到“谢谢”，在中国参加教会、用母语阅读圣经未能让在她在精神上感到联结，就连在马路上开车上不了主干道都会让她一身冷汗。与此同时，她忙于装修刚购置的公寓。装修好了之后，这套公寓却成为了丁家喜躲避罗胜春的空间。
丁家喜经常提到离婚的话题，但罗胜春无法理解如何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爱。
“求求你，不要再说这些伤人的话，” 罗胜春恳求道。“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只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我不需要别的什么。你就是我的幸福源泉。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足够了。”
罗胜春相信她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丁家喜。他不再提离婚的话题，渐渐对她也不再如此冷漠。虽然他们曾经热烈的爱情已不复存在，罗胜春觉得至少他们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情。对罗胜春来说，接下来的十年过得平静而幸福。她在公司连续晋升，丈夫的律师事务所蓬勃发展，两个女儿也在茁壮成长。
“新公民”与“贤妻良母”
2011年10月，丁家喜在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项目结束后回到了中国。他与著名的公民权利活动家许志永会面，并开始参加几位律师和学者组织的每周宪法讨论研讨会。
以“自由、公义和爱”为口号的新公民运动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中国应和平过渡到宪政政府；其次，社会应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2012年5月，该运动开始组织许多同城新公民聚会，人们在这里可以讨论政治和公民议题。丁家喜是这一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罗胜春本能地赞同这一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但她对新公民运动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
“共产党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原子化，” 丁家喜对她说道。
“是的，我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罗胜春答道。“我知道一旦公民团结起来，那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你真的觉得你能团结所有人吗？”
“别担心，” 丁家喜自信地说。“让我一个一个来。”
据罗胜春回忆，在几个月内，因为新公民运动的影响，超过二十个城市举办了公民聚会。2012年9月，他们的主要议程是呼吁全国人大立法要求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根据丁家喜在2012年聚会上的讲话，他们积极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分发了数十万传单，制作了一百多面横幅，组织了两次街头抗议活动，收集了七千多份签名，并正式向全国人大和法制办提出了财产公开立法的请求。
罗胜春对那些新公民餐聚会很感兴趣，但由于丁家喜忙于在全国范围内联系人，她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她去买菜、做饭、打扫房子，照顾丈母娘，并送她的两个女儿去上钢琴课、乒乓球和游泳训练。尽管罗胜春希望参加活动，讨论她作为公民的权利，但她从未有机会去参加。在成为新公民之前，她首先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
抄家与去国
2013年4月17日晚上，警察来到罗胜春的公寓搜查。她试图拍下警察的样貌，但是他们警告并要求丁家喜安抚她，否则将面临后果。愤怒、无助和困惑充斥在她心中。在警察仔细搜查他们的书籍、文件、照片和硬盘，搜查床底、柜子内部和电脑文件的过程中，罗胜春默默地站在一旁。当警察继续搜查丁的办公室，她坚持要跟去。
在警察带走丁家喜之前，他抱着罗说：“回家吧，老婆，留在这里对你没有好处。”他偷偷地传了一张纸条给罗胜春。
“别担心，老婆，”丁家喜尽可能保持平静地说道。“相信我。”
罗胜春无法回忆她是如何挺过回家的那段路程。她到家时仍在颤抖。丁家喜被捕的前一天，他们刚刚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自从四个月前丁家喜要求政府官员公开财产以来，他一直处于警方监视之下，并被多次传唤审讯，其中一次长达48小时。他告诉罗胜春，他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危险，并敦促她带着女儿们去美国，以策安全。罗胜春同意了，但她从未预料到丁家喜会被逮捕，尤其是这么快。丁家喜曾答应跟她一起去美国一段时间，帮助她安顿下来。罗胜春一度抱着乐观的想法，希望能说服他留在美国，与她和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
“看，我告诉过你我会没事的，” 丁家喜在第一次被喝茶后安抚罗胜春。“我给他们上了十个小时的课。他们就像是我班上的学生。或许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我，但我必须向他们分享公民社会的理念。”
罗胜春无法像丁家喜那样对给警察“上课”感到兴奋。“我简直吓死了。”
“相信我，你男人我全是正能量！” 丁家喜自信地回答道。尽管经历了数小时的审讯，罗胜春看不出丁家喜有任何疲惫的迹象。他的自信暂时安抚了她。
罗胜春支持新公民运动的理念，但她很难接受是她的家喜在冒这么大的风险推动它。当罗胜春和丁家喜的家人试图说服他选择一条更安全的道路时，丁家喜总是反驳道：“为什么你们不去劝说坏人停止做坏事，而是告诉好人不要做好事？”
当罗回到他们一片混乱的公寓时，她注意到警察留下了几件印有新公民运动口号“自由、公义和爱”的衬衫。她觉得丁被捕应该通知相关朋友。她打开了丁的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名字：“梁小军”，一位人权律师，和“王功权”，一位支持新公民运动的企业家。
接下来的几天仿佛是一段蒙太奇。起初，她没有哭。第二天，她照常去上班。当她收到丁家喜的刑事拘留通知时，她自然地问律师：“他们真的不让他回来吗？”丁家喜被拘留几天后，她驾车载着一群想探望他的律师去了看守所。同行的律师都对她的镇定印象深刻。
"我只是想赶快见到我的丈夫，" 罗胜春说道。
"你真的不知道吗？" 律师们吃惊地问道，"你见不到他的，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行。"
在中国，被刑事拘留的人不允许接受家庭探视，只能接受律师的探视。
罗胜春想要直接质问与那些带走丁家喜的人。她想要带着丈母娘和女儿在看守所门前静坐抗议。然而最终，她什么都没有做。她想起出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遇的痛苦。她记得当局可以有多无情。
往后的日子，罗胜春都在泪水中度过。她无法接受丁家喜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的事实，无法再与他交谈，无法再看到他灿烂的笑容。
后来，她在公园里与王功权见面。王功权告诉她丁家喜留下的指示：如果丁家喜被逮捕，如果罗胜春不想忍受警方的持续骚扰，她应尽快申请签证，带着女儿们去美国。
“在中国保持低调，不要让自己和孩子陷入刘霞那样的境地。” 罗胜春记得王功权的警告，但她意识到如果继续为了女儿和自己在中国保持沉默，丁家喜早日回家将毫无希望。
也许现在该去美国了，她想到，或许在那里能找到解救丁家喜的希望。
2013年6月5日，罗胜春拿到了签证，立即预订了四天后的飞往美国的航班。接下来的四天，她日夜不停地打包行李。她将他们旧公寓里一切对她有意义的东西都寄往了美国——她的毕业证书、结婚证书、丁家喜的西装、丁家喜为她买的昂贵衣物、女儿们的荣誉证书、玩具和成绩单。
罗胜春知道这将是她与中国的永别。
女儿和缺位的父亲
今天带孩子们上完小提琴课回来，突然觉得非常不开心，事情实在太多了，每一件都很急，让人没有喘息的机会，很想休一休假，可就是放不开，放不下。税表，豆豆的推荐信，PDU的积攒，办政治庇护……
豆豆你总认为我没有对她放开，我则认为是我们对她放得太开了，没有原则没有规矩，把她娇惯成了一个不能说不的孩子，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思路来。有时像个大人，有时又能把人气个半死。想到你要是判四年的话，你错过了多么珍贵的教导她和她在一起的时光？
沙沙真是我们的小天使，不仅耐心地陪我唱歌，而且看我填税表为难，还真心想帮我，最后看来帮不上我，又给我找来了好听的音乐让我放松，在美妙的音乐里，我终于擦干了眼泪平静下来写日记，补日记。
——2014年2月18日，周二
丁家喜被捕后，罗胜春的大女儿豆豆在母亲节为她买了一束鲜花。多年后，罗胜春才得知豆豆当时无法理解父亲的行为。她每天都会偷偷地哭，不想在同学面前展示自己的脆弱。她认为父亲不爱她的母亲，也不爱她和她的妹妹。她觉得自己和母亲很可怜。
罗胜春说，由于丁家喜在她们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她的两个女儿都有很严重的心理创伤。豆豆拒绝阅读丁家喜写给她们的任何信件。“我不知道该如何与她们谈论父亲这个话题，” 罗胜春坦言道。多年来，她最大的遗憾就是与女儿们的关系。在采访过程中，罗胜春偶尔会在她谈到她的两个女儿时哽咽。
远方的抗争和对话
这三年我会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我会参加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也会尽量照顾好自己，尽管实在很难，因为我放不下心里的这份无望的爱。每天我都会很充实，我也会大声的笑，不留下任何悲伤的痕迹，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一点幸福的感觉了……整整一年了，说实在的我很不开心，很不辛福，你聪明的，教教我。如何走过剩下的两年多？
——2014年4月23日，周三
罗胜春不愿意让阿尔弗雷德的邻居们认为她是单身母亲。她害怕这个标签会让她显得与众不同，似乎她很奇怪或不完整，因此她总是努力告诉别人她确实有一个丈夫。她讨厌别人询问丁家喜的下落，但她尽量用最欢快的语气回答，说丁家喜在中国忙呢，但会定期来和她们团聚的。
在她搬到美国的最初六个月里，罗胜春发现自己无法参与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电影、小说或音乐，所有这一切都让她想起丁家喜。罗胜春经常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女儿们的存在把她从自杀的边缘挽回来，提醒她作为母亲尚未完成的责任。她努力不在她们面前哭泣。她必须冷静自持，专注于日常工作，找到合适的住所，买车，为女儿们办理入学手续，适应美国的文化，申请政治庇护。
忙碌的生活之外，罗胜春提醒自己丁家喜必须回家：这就是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为了给我和女儿们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为了更好地为丁家喜呼吁。
2013年7月23日，罗胜春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了“请不要继续制造冤案错案了！”，致北京市公安局和检察院丁家喜案件的承办人员的公开信。她写道：“我冒昧给你们写这封公开信是想以和家喜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妻子的身份，明确的告诉你们我的先生丁家喜律师他没有犯罪，也不可能犯罪。他有的只是一腔的爱国热血和普通人的良心。他没有你们所设想的那些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政治目标，他有的只是每一个希望中国不被没有底线的腐败吞噬的担忧。他只是个堂堂正正行得正站得直的中国律师，他只是在做一个良心律师该做的事情，做一个普通公民该做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够公开透明地办案，不要去推测去假设去强加。如果我的先生真的犯了罪，请你告诉我。告诉所有关注他的家人朋友们们，不需要通过删除网民的呼声，不要通过删除网上的评论来遮掩耳目。”
“我先生办事向来不隐瞒不造假，希望你们也一样。”
在与丁家喜的朋友们共同努力关注丁家喜案件的过程中，罗胜春开始每天都关注新闻，并思考丈夫曾经强调的价值观：“自由、公义和爱。”
“我开始像家喜建议的那样，将追求民主和自由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把它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罗胜春说。
罗胜春说她的转变始于一个简单的想法：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正直和有原则的、关心中国未来的律师。如果像丁家喜这样慷慨和善良的人会被当局逮捕，那么这个国家肯定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2014年10月，罗胜春代表丁家喜接受“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时，讲了这样一番话：
“自从家喜被抓，我仿佛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中国，看这个我们小时候教科书里描述的伟大的国家，看这个当今中国的报刊上宣扬的稳定的民主法制的和谐国家：她被强权凌辱，她被暴政统治，她的官员腐败没有底线，她的大地上的孩子们随时面临被失学、被吃药、被强奸的可能，她的人民房屋被掠，土地被夺，她的人民在街上被打，在黑监狱被折磨，她的人民随时面临无故被监视被跟踪被搜索的现实，她的公民的嘴被直接或间接的贴上了封条，只允许做一个没有声音没有态度没有想法的满足于每日三餐的猪民。她的中国梦原来是中国当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恶梦啊！我看到的哪里是我可爱的祖国，我看到的是分明是一座巨大的监狱！我的耳边一次次回想起当家人劝家喜不要参与时，家喜简单而温和的一句话：你们怎么来劝好人不要做好事而不去劝坏人不要做坏事呢？是啊，这个国家已经远离我们的理想，这个国家已经不属于她的人民，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怎么能闭上眼睛当作没有看见呢？”
在那些难得的独处时刻，她会写信给丁家喜，想象自己仿佛在监狱探视他。在他们的通信中，丁家喜向她保证他吃得好，睡得香，甚至在监禁中继续锻炼。他有大量时间阅读手头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并深入探讨人类、自然、社会和存在等深刻问题。2015年3月，丁家喜甚至将他对36个问题的思考写下来，涉及从“人类如何理解世界？”和“宗教是否会消失？”到“我们能消除战争吗？”和“民主会成为全球主导体制吗？”等广泛主题，并与他的女儿豆豆分享。罗胜春感到宽慰；仿佛丁家喜一进入监狱，便瞬间立地成佛，与自己的处境和解。
“这三年半来，当没有他的信的时候，我就会枯萎。”她一遍又一遍地听着丁家喜律师带出来的录音信息，并把它们转录成文章发表。“但每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或读到他的文字时，我又重新活了过来。”
远方母亲的离去
“妈妈没有到我梦里来和我告别一定是很生气我没有回家去看望她老人家。感到心里很痛，很木。”
2014年3月15日，罗胜春哥哥发来消息，经历了两周病危后，罗胜春母亲陷入了数天的昏迷。
罗胜春在清晨的雪地里奔跑。寒风掠过她的耳畔，她的思绪回到了母亲——母亲一手抚养六个孩子，而父亲则在偏远的劳改农场度过了十年。
“如今，我作为她的女儿，与她的两个孙女一同痛苦地等待着我无辜的丈夫回家。六十年过去了，历史仍在重演。”
罗胜春渴望回到中国，再最后见母亲一次。她知道母亲在生命最后，最担心的仍是她和丁家喜。然而，她不能冒这个风险。“如果我回不了美国呢？”她想，“那么我的孩子们会怎么办？” 她祈求母亲的原谅。怀着沉重的心情上床睡觉，她希望母亲能在梦中向她告别。
第二天，她接到通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
“上午去教堂，想象着妈妈可能会在天国里听我唱圣诞的歌曲，能知道我在无奈地思念她，向她忏悔我的不孝...”罗胜春在日记里写道。
在阿尔弗雷德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罗胜春皈依了基督教。自幼以来，她一直在探寻世界和生命的意义。当她阅读圣经时，她与其核心教义感到了共鸣：诚实、善良、家庭的重要性，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罪，都需要忏悔。
有时，她忍不住会想，为什么全能的上帝不直接消灭中共及世界上的所有不公。她想知道，上帝明知她如此深爱丁家喜，为何让她在两人的关系中经历这么多艰辛，这么多变数。
罗胜春告诉记者，她最近受到了《出埃及记》的故事启发。当摩西试图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他们起初充满怀疑、恐惧和不满，而这是长期受到压迫的结果。有些人犹豫是否相信他，而其他人在他们穿越荒野的旅途中发牢骚。她想，也许中国需要经历独裁统治的痛苦经历，才能真正珍惜民主，就像她需要忍受与丁家喜分离的痛苦，才能完全品味到他们之间爱情的甜蜜。
四年的分别和两个月的重聚
一点点侥幸的再见到你的希望都没有了，再次让我陷入抑郁的深渊……OK，我亲爱的政治家，我知道如果你的理想没有实现，即使到了美国，你也会觉得像蹲监狱，我可不想把家变成你的监狱！
——2014年6月22日，周日
2017年9月，丁家喜和罗胜春在罗切斯特国际机场团聚。对罗胜春来说，这一刻如同梦境般不真实。她没有特意打扮化妆，走向机场的路上仍不确定这是真的。
当丁家喜打开车门坐进去时，他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老婆，你好。”他们没有拥抱，在整个回程的旅途中，他们两人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自从丁家喜在2016年10月释放后，他申请访问美国的签证一直被拒，直到2017年9月才获批。当他最终拿到签证时，他要求罗胜春帮他预订往返机票。他只打算待两个月。
“我已经等了你四年了，”罗胜春恳求丁家喜。“但你只愿意给我两个月。”
在他们重聚的最初几天，罗胜春在丁家喜身边感到失落，迷茫。她害怕靠近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慢慢地，她开始感受到，尽管分开四年后丁家喜变得陌生，但他仍然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家喜。然而，同时，她痛苦地意识到，她很快又将不得不与他分离。
罗胜春说，在那两个月里，丁家喜扮演了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他料理家务、做饭洗衣，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她们的女儿们都惊叹于家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干净。他和她一起散步，参加社交聚会和教堂礼拜，想要认识罗胜春认识的每一个人。他们一起跳舞、参观艺术展览，享受音乐会，漫步阿尔弗雷德的每一座小山。他还早早起床和她一起练习瑜伽。九月和十月恰逢阿尔弗雷德最热闹的时候，他陪伴她体验了每一个细节。
罗胜春说，丁家喜在这段时间里与沙沙的关系有了进展。他们一起打网球，他还去学校看过她的网球比赛。然而，豆豆对他仍然心怀芥蒂。丁家喜来看她的时候，她正在康奈尔大学上学，他们只在校园里一起吃过几顿饭。
有时候，罗胜春发现自己很难忍受丁家喜在监狱期间养成的习惯。他吃饭总是狼吞虎咽，几乎罗胜春一坐下来他就已经吃完了。他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和沉思，让罗胜春看着头晕。他觉得所有的食物都很新奇有趣，即使是罗胜春认为最普通的巧克力，他也想买来尝尝。
罗胜春想说些什么，但考虑到他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在一起，她觉得还是算了。为了短短两个月，去改变他的行为并没有意义。
在一起一个多月后，罗胜春注意到丁家喜开始显得心不在焉。他显得焦躁不安，渴望回到中国，仿佛如果再在美国待下去，他可能就不能回去了。
“你为什么非要回中国呢？” 罗胜春问他。“作为个体，你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中国。你可以留在美国，远远地见证中国的变革。”
“我在这里感到不安，” 丁家喜回答道。“如果我在这里享受自由和民主的生活，而中国14亿人民却在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下受苦，我会有负罪感。我不能离开中国。”
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他是该留下还是离开，但罗胜春知道这些讨论是徒劳的。她知道自己不能强迫他留下。她只是希望他能多在她身边待一会。她想，如果他能再多留两个月，到圣诞节的时候，女儿们就会放假回来，他就能和她们一起度过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那将会多美好啊。
罗胜春记得当时丁家喜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搂着沙沙，说：“帮我想想，我怎样才能两全呢？我想和你们在一起，但我的心在中国。”
罗胜春说，每个见过丁家喜的人都劝他留下来。她在阿尔斯通的同事们甚至建议她采取极端措施，比如把他的护照藏起来，撕了，甚至是烧掉。
最终，罗胜春还是决定遵从他的想法，让他离开了。她明白如果强迫他留下，他们的家将成为丁家喜的监狱。
“我觉得上帝注定他要回到中国。” 罗胜春说。
她的女儿不这么想。罗胜春说，豆豆不愿原谅丁家喜。她认为丁家喜抛弃了家庭，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或丈夫。沙沙在写大学申请论文时不愿提及丁家喜。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会说爱她们，却选择离开她们回到中国。最后，只有罗胜春开车去机场送丁家喜。她看着他向她挥手告别，潇洒地把包往肩上一甩，向她飞吻，“回去吧，老婆。没事的。”他带着他一贯的灿烂笑容说道，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罗胜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回去的。她心如刀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