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4月：变老意味着什么？（2025年，总第34期）
我有白头发了。每当这个事实被人提醒，关于变老的惶恐总是自心底幽幽泛起，尽管我表面上试图不动声色。
鲜有人希望自己的“老气”受到调强。在社交场合，夸人青春永驻，显然才是一段其乐融融的谈话的更优开场。仿佛越从外界获得“感觉你没怎么变，还跟以前一样”这类反应，我们便越能确认自己的未来——我还年轻，我有无限可能。
但怎么会一样呢？从树轮、马齿再到我们的肌体，时间已经留下难以复原的印记。如果这件事情注定发生，失落感本身或许才是问题所在。
《求剑：年纪·阅读·书写》一书中，台湾作家唐诺写道：
我把年纪这个（其实还不断在前行、变化的）东西加进我每天的阅读和书写里，是我读和写的新视角，以及更实体更遍在的，是新元素，每一个思维每一段文字之中都有它 ；而且，正因为年纪是稳定前行的，它因此给了阅读和书写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感、一种你从容跟得上的转动，好像每一次都多揭露一点点，更探入一点点。
此处，暮年并非一种束缚，反倒成了自由的起点。唐诺开始逐步去理解变老是怎么回事，而纵观浩如烟海的文学史，老了的阶段恰是尚未被巨细靡遗地穷尽。
实际上，文学之外的现实大抵也类似。几乎谁都可以笃信自己对童年的感受，论及老年却不然。不过，倘若我们想要摆脱流行的莫可名状的情绪，找回安定，乃至为置身老龄化社会的自己提前练习，就有必要努力向今天的长者靠近。
4月的“结绳”，尝试通过乡村养老、长者乘车等切入口，讨论一个良善社会该如何处理与老人的关系。关注部分，将介绍香港、日本的老人处境。
讨论
01丨乡村养老困局
4月8日晚，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的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造成20人遇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次日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对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要求河北省尽快查明各环节原因和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结案后，调查报告将向社会公布。[1]
值得注意的是，国恩老年公寓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在2024年2月发布了“消防疏散演练与员工教育培训”相关内容。另据极目新闻报道，网上还有不少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前往该养老院进行慰问的相关视频和稿件。[2]
另外，界面新闻走访发现，出现火灾的是国恩老年公寓院中唯一的楼房，而尽管有关部门提出过禁令要求，老人还是随意被安排在二层和三层居住。[3]
对于这样的悲剧，公众当然可以追问，背后是否弥漫着管理上的“形式主义”。
事实上，稍加检索还会看到，2024年4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通报，该市万江街道康怡护理院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10人受伤。按照《东莞万江康怡护理院有限公司“4·4”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说法，康怡护理院日常管理混乱，消防设施未有效发挥作用。[4][5]
但在此处，我且将可预期的“举一反三”式的经验总结按下不表，转向养老议题的主体，乡村老人。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国恩老年公寓是隆化县最大的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他所在的村就有三位老人事发前住在那里，“各个乡的老人都有”。
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老年公寓，床位共300张，事故发生时已入住260人。2022年，该公寓被河北省民政厅评为一级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的评定分为五个等级，一级最低。饶是如此，事故发生前，能来公寓的老年人算有不错的待遇了。
《凤凰周刊》文章介绍，国恩老年公寓每月收费800元，要是增加“包月打饭”的服务，则再多缴100元。
“在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老人有病无钱医，他们最需要的、摆在第一位的可能是吃饱一顿饭、能多活一天。”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王桂新在采访中表示，有的农村贫困家庭患病老人，为了不给子女增加负担，竟快求一死。[6]
而倘若把视野放大，农村老人“寻死”的消息并不少见。
有博主整理，“老人长寿是吸了家里人福气”这类观点，正通过许多自媒体制作的视频——从“现身说法”，到包装成权威的专家、主持人评论——被广泛传播。
“死不了咋办？”“要怎样才能舒服地去天堂？”……当留言中出现老人的“求助”，我们很难对迷信不屑一顾、一笑了之。[7]
尽管没有研究调查其中关联几何，但是，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却已昭然若揭。2014年，《中国青年报》专门刊文，介绍了严峻的现实。
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刘燕舞的话来说，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2008年到2014年，他走访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得出这样一条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8]
不过，紧随其后的另一篇评论认为：“农村老人的自杀，常常是物质和精神双重问题叠加的结果。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精神赡养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文章写道，“不光国家层面有新农保政策”，而且“很多地方”随着家庭农场发展，不少家庭能拿到“地租”，不工作的老人也有一笔“收入”。作者并未言明，“很多地方”的范围究竟多大，这笔“地租”和“收入”到底多高，好在新农保有据可查。[9]
所谓新农保，指的是从2009年起开展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根据当年国务院的指导意见，2020年之前要“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养老金待遇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
其中，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10]
一些农村老人告诉刘燕舞，国家推行的新农保，让他们有了盼头，“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经过十年发展，农民养老金达到什么水平？[8]
首先，2014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将新农保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城居保）合并实施，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1]
《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文章介绍，城乡居民养老金仍以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2024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上涨至123元。在此基础上，各省份均有相应的地方财政补贴，补贴后大部分省份每月城乡居民养老金超过200元。[12]
3月，人民网报道，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同时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13]
虽然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数字上涨，不少评论认为涨幅偏低。3月7日央视网《两会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就表示，对于农民，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显然不够。
“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年都涨20，十年过去可能就翻倍。”白岩松提议，“我觉得小步快跑是我们应该实现的一个节奏。”[14]
可这套“为民请命”的论调也遭到批评。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指出，“小步快跑”背后，“是1.73亿老人在菜市场为几分钱讨价还价的日常，是乡村卫生室里‘小病拖、大病扛’的无奈，是无数家庭因医疗支出返贫的悲剧循环”。[15]
科普博主项栋梁同样提醒，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20元，看似同比增长超过10%，却仍有很大不足，尤其是跟退休人员的绝对值相比。
“以湖北省为例，2024年农民养老金标准是每月172元，这次提高20元折算下来涨幅11.6%，可以说是力度相当大，”项栋梁写道，“（2024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是上调了3%，……以湖北省为例，2023年退休人员养老金（每月）平均值为3808元，适当提高3%也就是平均每月增加114元。”[16]
我毫不怀疑，此次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20元的政策，将收获大批农民的感恩戴德，正如《中国青年报》2015年刊发的报道所呈现的那样。
彼时，上海财经大学组织对21个省份537个村的养老状况进行调研，分析上万个样本后，发布《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在一半以上的农村家庭出现空巢化、三成老人生活上需要得到照料的背景之下，仍有将近八成农村老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
调研过程中，“有每月领取60元劳保的老人”，感慨“从没想过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问题是，农村老人“流着眼泪说满意”是一回事，我们如何设计制度是另一回事。[17]
哪怕以200元为基数，每年“小步快跑”涨20元，十年后，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人均每月也才400元。400元是什么概念？抛开十年间的物价上涨，即使像国恩老年公寓这样“高性价比”的养老院，每月也要收800元。
或许，我们可以事后诸葛地分析，幸亏没去养老院，恰好躲过火灾。但那些留守在农村家庭的老人，那些鲜被看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生活就更好吗？
每个人的答案，将揭露各自的认知与道德水准。
02丨长者乘车之争
“接县交通局通知，自2025年起，取消老年人公交乘车优惠补贴。由于我公司经营困难，无力承担此项开支，拟自2025年4月1日起，不再办理老年卡，所有乘客均按照正常票价收费。”
这则落款为张家口通泰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赤城公共交通分公司的通知，3月18日发布后引起一阵热议。4月初，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赤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人员回应，该事件还在协调解决，此前通知并非最后的解决方案。
一些受访者称，取消老年人的免费乘车权利，可能只是扬汤止沸。
例如，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指出，在缺少政府购买相关服务的情况下，公交企业运营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也表示，目前老年人是公交系统的重要客流，一旦免费政策取消，整体或将走向服务变差、客流更少的恶性循环。[18]
并非小地方才面临资金困境。根据端传媒汇总的消息，2022年至2023年，国内至少20个城市曝出部分公交停运或欠薪、停缴社保事件，覆盖东北、华北、华南和中西部地区，不乏超大城市天津和广州。[19]
2月，香港公布2025年《财政预算案》，控制开支成为政府主要财政手段，削减公共福利，包括限制长者及残疾人士的两元乘车优惠，一度成为社会焦点议题。
端传媒介绍，两元乘车优惠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提出，旨在让所有65岁或以上的长者及残疾人士在任何日子、任何时间，以两元乘搭港铁、巴士及渡轮，鼓励他们多走进社区。
2012年开始，该政策按交通类型分阶段推行。到2020年，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优惠计划扩展至60至64岁人士，并最终在2022年3月落地。
2025年新方案中，受惠资格维持不变，不过改为“两蚊两折”——每名受惠人将每月限乘240程，即平均每日8程；车费不再划一收2元，将改为10元或以下续收2元，10元以上改以两折计算。[20]
同样在2月，华商网报道，广州市开始实施“积分兑换”制度：60岁以上老人每月有300积分，乘坐公交车在非高峰时段消耗1积分，高峰时段消耗3积分。积分用完后，可享受半价优惠。[21]
广州市的改革指向了一个常被提及的争议，即老人挤占了高峰期交通资源。
2023年，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回应，对70岁及以上人群高峰时段乘坐地铁不免票的政策，是为避免“加剧交通压力”，以及给老年人“更好的乘车体验”。按照《楚天都市报》梳理，河南、重庆等多地同样有类似安排。[22]
澎湃新闻发起的一项调查——八〇后、九〇后和〇〇后参与者占比超九成——显示，有近60%的群体认为，限制老人高峰期免费乘车的政策不需要被取消。
然而，一篇发表于2015年的论文中，研究者通过追踪长沙地铁2号线的数据发现，老人和其他群体在工作日的出行高峰并非完全重合。在工作日早晨和上午，两个群体出行高峰的重叠时间约为45分钟。而在工作日下午和晚上，二者的出行高峰则是基本错开。[23]
来自2018年《北京晚报》的报道，也解释了所谓老人增加交通负担的误会。
根据大数据统计，“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刷卡量仅占北京全市上车刷卡总量的10%左右，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高峰时间为每天9点30分至10点30分，非工作日的乘车高峰为10点到11点。
此外，北京老人出行集中线路与公园的关联性较强，并不在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二环、三环、四环路，未对城市拥挤线路构成明显运营压力。[24]
严格地说，资源挤占不明显，不等于没有挤占，特别是对身处重叠时空的那部分上班族，他们的感受并非臆想。
理论上，单位时间内容纳空间恒定意味着，每多一个老人乘车，就会少一名非老年乘客的位置。我们似乎也无法回避，不少老人确实滥用乘车制度，例如香港两元乘车优惠面临的“长车短搭”，受惠长者“见车便上”。[20]
围绕优待老人群体的质疑，在2024年某些“让座”案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
去年11月，上海地铁上，一名老人强迫女孩让座，女孩表示身体不舒服，老人就强调这属于爱心专座，然而事实是，女孩的位置并非爱心专座；10月，南京地铁上，同样有老人将孕妇强行拉起，要求对方让座；6月，北京地铁上，也是老人要求一位女子给其让座，遭拒后不仅出言指责，还出手袭扰……[25]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这样的滑坡谬误：要么说坏人变老了，要么说老人变坏了。前者假定，一个人之所以为老不尊，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坏人；后者失之过宽，把个例放大到整个老年群体。[26]
倘若我们坚持个人经验的必要性——纵然宏观数据方面，老人的出行并未造成上下班高峰期资源的严重挤兑，但“我”所在的时段确实出现重合，因此“我”的不满是情有可原、需要被重视的——那么，同样的逻辑，也应在“让座”事件上得到坚持：出言不逊、动手动脚的，只是眼前的这个老人（甚至可以抛开年龄），而非“老人”二字指向的全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超过18%。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老人的生活势必会越发成为一项核心议题。[27]
如何建立正义的社会，确保包括对待老人在内的各项制度安排是公平的？约翰·罗尔斯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思路，无知之幕。
罗尔斯假设，我们做出决定前，被一块厚重的幕布遮挡，以至于每个人都不知道各自性别、年龄、健康水平、文化程度、家境等信息。换言之，我们有相同概率成为任何一个人。当幕布揭开，身份才明了。[28]
考虑到自己完全有可能是一位老人，你会怎样看待乘车优待的问题？
关注
01丨何以“打工至死”？
4月，BBC中文发布视频，尝试讨论香港迈向“超高龄社会”过程中基层老人的晚年生活。
两位背景不同的受访者，尽管年纪都超过65岁，却仍在辛苦工作。其中，做保洁的虹姐因为丈夫没有工作，需要独自撑起两口之家，还要照顾100岁的母亲，不敢想象自己生病。
在香港，没有全民保障的养老金制度，老人退休后，主要靠强基金、政府福利和个人储蓄生活。强基金制度自2000年开始实施，不少长者和低收入者面临拨款不足甚至无款可拨的情况，导致退休之后缺乏保障。
入行30年、被大家称为“一哥”的巴士司机孙诚一，早年为扩张业务向银行借款，然而随着行情走低，背上一身债务，每月只能靠着政府津贴、子女给的家用以及自己的收入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我觉得香港被迫工作的处境很悲哀，”孙诚一说，“如果香港是号称一个仁爱关爱的社会，那么政府有责任确保老人有选择，我想有尊严地退休。”[29]
02丨在日本做“介护”
要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日本一定榜上有名。而与之相伴发展起来的一种工作，就是负责照顾老人的“介护”。为弥补劳动力缺口，日本从2017年开始放宽外籍护工签证限制。
4月，极昼工作室发布的文章中，就采访了在日本做介护工作的年轻人——九〇后居多，也不乏〇〇后。很大程度上，这部分群体是冲着永居身份去的，但与此同时，日本如何对待老人的观念，也在他们心中泛起涟漪。
作者介绍，日本从2000年开始实施介护保险制度，40岁及以上群体必须缴费。当被保险人迈向老年，身体发生状况，就可以申请介护支援。
介护常与煎熬相伴。有的老人拧开水龙头，让水漫到走廊和房间，然后踩进水里玩；有的患了认知症，夜间频繁上厕所，总把紧急按钮误当作冲水的开关，还搞得被子、墙壁、栏杆上到处都是排泄物……
然而，《介护保险法》要求下，轻易约束老人身体会被视为虐待。日本对虐待有细密的规定，例如长时间忽略老人需求，可被定义为“放任虐待”，而上厕所、洗澡换衣服不关门，也是性虐待的表现。尽管如此，养老机构里的虐待仍难避免。2022年，日本发生在养老设施的虐待案件为856件，占比虐待高龄者案件的5%。
一位受访者在给老人们洗澡时，目睹“就跟屠宰场一样”的场面后感慨：“如果你能马上去死，那也是一种享福。”
无论大半生有何成就，或许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生命不堪的一面。[30]
参考备注：
从瘟疫期间的差别对待，到基于资源视角的称谓改造，有关老人的话题，我在既往的“结绳”里也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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