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回到人事已非的现场|《野兽爱智慧》
撰文：野兽爱智慧
这是心灵自由号写作船的第五篇作业
端传媒的这个”川震十年“的系列报道，2018年5月就读过。记忆犹新。遗憾这样的报道由于言论审查制度，没能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没有通过自由的讨论和交流，形成公共理性，变成集体的智慧与共识。于是，悲剧继续发生。
回顾这二十年，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天灾呢，大多是人祸而已。从2003年广州和北京的萨斯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从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到2019年武汉新冠肺炎，多少苦难转眼就完，官方媒体上，永远只有抗灾的宣传，没有灾难的见证。唯有一些公民，要为苦难作见证，但命运坎坷，”为众人抱薪者，大多冻毙于风雨中“，只因新极权主义已学会让他们的所作所为消失于大众的视野里，尤其对于那些不会爬墙甚至不敢爬墙乃至不想爬墙的内地人来说，巨大的信息鸿沟造成了爬墙人和墙内人的巨大分裂，两类人彷佛生活在不同的中国，同一地方，不同世界。
徐贲先生在”《鼠疫》与记忆“一文中提到：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象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
卡夫卡讲过一个《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故事。“由于我们不撰写历史，她很快就会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样，在更高的解脱中被忘却。”
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哈维尔都是拒绝接受女歌手约瑟芬命运的人。他们走出极权的黑暗洞穴,即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洞穴,向外张望,看到来自洞穴之外的光亮。
他们并没有就此独自庆幸地离去,而是执意要回到洞穴里,告诉还在洞穴里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们,外面才是一个有光亮的世界。这个光亮就是与纳粹或者其它极权专制政治不同的民主道德政治。
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的对象是灾难和邪恶。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
“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
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秦晖先生在他的《实践自由》回应到：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
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1949年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储安平一类人，而不是陈寅恪、钱锺书一类人。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
争取自由常常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就不能强制别人去支付这种代价（这与别的“主义者”可以以“革命纪律”、“理想主义目标”的名义强迫别人付出代价是不同的），而只能自己去付出代价。然而作为斗争成果的“自由”又是一种最具“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财产可以专有，权力可以专有，唯独“自由”不可专有。“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可以以“革命需要”的名义多留一些“劫富”所得然后才去“济贫”，即使对财产毫无所留而全部“共产”，也可以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中得到权力这一报酬，唯独为自由而斗争者可能比别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却不可能比别人多得任何东西。
斗争的结局不可能使他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会使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而斗争若失败他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被人遗忘——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群体的记忆是需要组织的，“无组织的自由记忆”更容易被遗忘。因此组织严密的革命党比松散的自由主义运动往往更能记住自己的殉道者。
人们经常责怪中国人没有记住王造时、林昭……等等，这的确令人心酸，然而并不奇怪，这与“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未必有多少关系。不信你去东欧看看，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些当年受迫害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因此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比做别的主义者要难得多：不是难于论证，而是难于实践。自由主义并不是犬儒主义（尽管有些人往往把自由主义描绘为犬儒主义），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说他是“真正的”，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律己而无法律人的理想。他与某些主义的“理想”长于律人却决不律己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主义的“消极”和“低调”是指自由主义者对人性局限（“性恶”、“性愚”等）的理解，他不指望人人是圣徒，甚至他不排除人人为犹大的可能，然而自由主义者自己必须做圣徒，必须有殉道精神。
自由主义描绘的未来可能是十分平庸的：那是个俗人的世界而非圣人的天国，那是个有缺点但可免于“最坏”的场景。但为了这一“平庸”的未来，——为了人们都有过“平庸”生活的权利而不至于在“崇高的强制”下陷于非人境地，却需要付出最崇高的奋斗。
一句话，自由主义者不能指望别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它应当假设别人都是庸人而且完全有权理直气壮地当庸人，但他自己却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他必须准备为“庸人们的权利”付出牺牲，而且不能指望“庸人”们有任何回报。——还有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能甚于此呢？
由此我们也就可知何以自由秩序的实现是如此困难。这困难不是由于论证的悖论，而是由于实践的悖论：世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和尚无自由。前一句讲的是自由主义论证之易，后一句讲的是自由主义实践之难。这两点其实都是普世的，与“文化”或者所谓民族性的优劣无关。
我不同意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但如果要在“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两者中进行选择，我以为后者的谬误肯定比前者小。人们如今讲的许多“文化”之别实际上只是制度之别。比如许多人说西方人爱好自由，而东方人爱好道德。初听之似是，深究之实非。所谓不自由毋宁死，在西方也只是一种极致之言，有几人能做到？
人类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无论西方东方，监狱如不上锁，犯人都要跑掉。但人类也有追求安全、希望受保护的本能。无论西方东方，牺牲自由而换得保障、接受束缚而获得庇护、放弃机会而躲避风险、都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束缚多而保护少，或者只有束缚而无保护，人们便趋向于争取自由；保护多而束缚少，机会小而风险大，人们便趋向于“逃避自由”；而束缚与保护达到平衡，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就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契约。
但广义契约由于没有形式化，其结清的成本很高：如果君不君，不能给臣民提供保护，则臣不臣就只能以“水能覆舟”的方式摆脱束缚了。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自然比“统治者权力来自被统治者授予”的形式化契约要大。
对一般社会成员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专制制度通常是束缚多而保护少，自由民主制度通常是束缚少而保护多，因此只要超越特殊利益，无论从自由的本能还是寻求保护的本能而言，人们都会认为后者比前者公道——后者也有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至于东方人的道德爱好之说，只要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折腾克林顿性丑闻而中国古代帝王有多少墙茨之丑却没有谁为此下台，就会明白真正的区别只在于专制制度下是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讲道德，自由民主制度下则是被统治者要求统治者讲道德，如此而已。
自由比专制好，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而且自由主义对人性的期望值又是如此低调和“现实”：“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应当说这种要求比“社会主义新人”要好做得多。
然而几千年来各种独立发展的古文明都未能“自发”形成“自由秩序”，而是“自发”地走上了各种各样的“受奴役之路”。而真正形成原创性自由秩序的只有西欧，今日世界其它地方的这种秩序也直接间接都是从那里扩散的。为什么古往今来，能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社会是如此之少呢？
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消极自由主义有个要命的悖论：它一旦实现，是可以成功运转的，而且其生命力比人们预期的更强；然而它本身却难以使自己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它又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
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
如果这个人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不仅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中国人所讲的“三个和尚”困境，更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鲁迅讲的那种吃“人血馒头”的悲剧：某人为自由而付出牺牲，而享受了自由的人们非但不感谢，还会朝他泼脏水。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精致的贡献，甚至讲的话还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规范，然而他们对自由秩序的贡献无与伦比。
究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蛮傻之风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奋不顾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于是他们这种“第三种自由”的实践，使社会有可能走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再残暴的专制也不会杀掉一切人，最后轮到自己被害只是一种几率有限的可能性，但站出来抗议招致受害则几乎是必然的。而如果别人冒险抗议成功，自己不付代价照样可以免除专制的威胁。不说话之害是大家分担的，而说话的代价则是自己承担，于是大家都明白不说话之害，但大家都不说话，于是大家都受害。 古往今来禁止异议的独裁者之所以得逞，固然有时是因为人们不知言论自由之可欲，但更多情况下恐怕还是因为没人、或只有可以被轻易镇压下去的极少数人愿意自付代价为大家争发言权。
专制主义有时依赖于人们的狂热，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依赖于人们的冷漠。人们的冷漠有时是因为无知，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恐惧和自私；专制主义的建立也许需要原教旨主义，但专制主义的维持，通常只需要极其世俗的犬儒主义。专制主义建立它的集中控制时需要臣民的“集体主义”，但维持这种控制时更需要臣民的“原子化”，需要他们“黄牛过河各顾各”。
古代帝王所以懂得“法道互补”，商君韩非之流所以通过分异令、推行瓦解族群自治的伪个人主义来实现“利出一孔”的国家经济统制，“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所以比具有自组织传统的俄国村社社员更容易“被集体化”而变成“一大二公”，都是这个道理。
在自由秩序中做自由主义者，低调律人，亦低调律己可也。在非自由状态下做社会主义抗争者，可能需要高调律己、高调律人——以道德感召与纪律约束双管齐下来组织运动。而在非自由状态下做“社会主义主子”，完全可以低调律己，高调律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惟独在非自由状态下做自由主义者，高调律己、低调律人恐怕是必具的品格。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
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诚老妇”。在逆境中圣徒勇于舍身殉道，但在得势时他们通常并不以势压人。
圣徒并非神学家，甚至有的干脆目不识丁，在宗教理论上谈不到什么原创性发明。他们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但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贡献决不亚于神学家，而圣徒之难得则远过于神学家。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成批“培养”圣徒，但中世纪的经院制度曾经系统地培养了大批高造诣的神学家（所谓经院哲学家）。他们无疑是有贡献的，但是无庸置疑，当时神学家的众多并没有改变宗教暮气沉沉、教会腐败不堪的危机局面。
后来的宗教复兴恰恰是从恢复早期圣徒传统开始的。新教方面固然强调“因信称义”，天主教方面的人文主义者也强调“朴素的虔诚”。被认为是近代自由制度创造者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有许多远远超出“消极自由”的高调追求，五月花号的船民到美洲时甚至过着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但正是他们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
在这里所谓的圣徒并非某一特定宗教的概念，更与教廷封圣名单无关。圣徒是具有某种品格的人，一是拒绝专横，二是宽容待世。有前者无后者就成了霍梅尼，有后者无前者便成了犬儒，这两种人在许多社会里都不缺（甚至有些过剩），但两者都做到的实在不多。
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宗教，但在历史上自由秩序的实现过程的确与宗教有关。没有这样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动力，就很难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疑是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宗教观则是多元的，它不可能仅仅与某一种宗教、某一种文化相联系，更不可能对其他宗教其他文化持排斥态度。自由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宗教审判都不相容。但是自由主义者完全可能是异端迫害的火刑柱上的殉教圣徒，自由主义这种世俗制度的建立需要某种宗教精神或曰终极关怀的土壤。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秦晖先生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反右”以后，90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实践原创性”。就以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的哈维尔来说，他作为深受卡夫卡式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剧作家，很难说对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认同市场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少热情，甚至他（如同甘地等人一样）的某些言论与如今一些所谓左派愤青也不无形似。使他与后者截然有别的不就是他的实践吗？
2020年3月5日，庚子年二月十二，周四，00：18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附录：
端传媒记者花了近一年时间奔波各地，策划、采访、制作的专题，只是希望为你从时间的缝隙里，留下有意义的细节，让记忆的执念，跨过时间。
端传媒2018-05-05
“四川地震十年”专题将从 5 月 7 日开始持续更新，我们也会及时在此文中更新报导链接，以作阅读导览目录。若你对该专题感兴趣，可收藏这篇文章，方便后续阅读重磅内容。若你想阅读更多深度报导，欢迎成为我们的付费会员。
十年生死两茫茫。在经历了近十万人死亡的四川地震灾区，十年时间，意味着什么？
时间覆盖了伤口。失去了伴侣的人们重组了家庭，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再次生育，失去了四肢的人们被称为幸存者，学习与义肢和机械手相处。
时间暴露了庸常。灾区是景点，伤痕是最佳的挣钱道具。死难者的冤屈与幸存者的自尽都只是意外。要感恩，要表彰，要在纪念大会热泪盈眶。
时间掩埋了真相。碎成粉末的学校了无痕迹，死难学生的名单永不完整，心碎的家长逐渐失散在上访的路上，坐了牢的抗争者困在原地。
也有人和事跨过了时间。在绝大多数志愿者与机构逐渐离场后，有人选择留下来，没有走。他们的经验给灾区上了一门长长的“复康”课。地震中失去了孩子的妈妈，开办幼稚园，养育了很多丧子母亲的第二个孩子。震后的“援建工程”，成了跨地区、跨部门合作的试验田，香港和内地从官方到民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全面合作，在四川尝试“一国两制”也从这里开始。
根据官方数据，在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地震中，有68712人死亡，17921人失踪，其中包括5335名学生。
十年过去，我们能做的不多。端传媒记者花了近一年时间奔波各地，策划、采访、制作的专题，只是希望为你从时间的缝隙里，留下有意义的细节，让记忆的执念，跨过时间。因为记忆，就是抵抗。
专题目录
失孤父母
消失的学校
香港 NGO
康复治疗
记者手记
香港援建
“肯定是斗不过他的，我们想给孩子讨公道，肯定很难的，但肯定要去争取。”李艳一连说了三个肯定，她12岁的女儿杨丹在四川大地震中被埋在粉碎的富新二小。
这一群父母，他们的孩子十年前死在粉碎的校舍里，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从政府到法院，没人愿意给答案。今天，他们四五十岁了，积极维权的人越来越少。缠绕住他们脚步的，有贫穷、病痛、年迈，更实际的各种利益，还有再生育的新生命。但痛苦与愤怒，从未减少。
当年被广泛质疑为豆腐渣工程的学校，今天变成了什么？当年惨烈的、悲恸的、让人激愤的，如今都换上了平静的妆容，所有的拷问都没有答案。
我们重访了十所校舍倒塌之地，原址在地图上已经无从得知，只能靠当地人的记忆，给不甘心的访问者带路。除了零星的纪念碑，所有遗址都被有意无意地擦去，连带着真相的蛛丝马迹。
72小时是生死之间的黄金救援期；而90天则是截肢病人未来康复的黄金治疗时间。在大地震面前，中国有足够力量投入生死救援，却没有经验与储备应对幸存者的康复。
香港力量在此时进入，帮扶伤员康复的各类NGO进入灾区，用十年时间在四川建立起康复系统。
政府不能做（康复治疗）、也没有想过去做，基金会来做了。给你医院买设备、出治疗费，你医院还在想这样做了能给我什么好处。——一名福幼基金会志愿康复治疗师
2008年，汶川地震以极其惨痛的方式唤醒了中国民众的志愿者精神，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涌入灾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后来陆续回归原来的生活轨道，但少数人留了下来，帮扶地震伤员走过漫长、艰难、枯燥的康复之路。
至今留川的康复师、心理辅导员、社工和他们的患者。时光或许像滤镜一般，虚化了泪与血、痛与恨，但回看历史的目光不该轻飘飘地落在“感恩”上，凝视康复十年，看见宏大叙事外、小人物的每一步挣扎，看见人、记住人、记住伤痛。
我们的陪同就是 make a difference 。——什邡在地震中失去了159个孩子，来自香港青年发展基金的金高英帮扶妈妈们再生育。
端传媒过去一周推出汶川地震十周年专题，记者走访多个灾区，在这篇手记里，记下了他们还没写进新闻报导的所见所闻，他们一路上遇见的幸存者和遇难学生家长。
一个十年前被埋在北川中学废墟之下的男生告诉记者，他不明白为什么每逢5月12日，大家总是把“黑色的日子”过得喜庆，“这天是我们的灾难日，不是他们的感恩日，”他郑重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们都是踏着别人的鲜血走过来的，这应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记者在手记中写道，“假若有一个由民间设计的汶川地震纪念馆，这些来自幸存者的话，该被永久的好好收藏。其中会有痛苦的的话，阴暗的话，无奈的话，也会有欢快的，充满希望和感激的话。
但所有的话语，都该是人们缓缓说出的，不该是扩音器里重复播放的口号。”
四川重建，时任总理温家宝曾下令“三年任务两年完成”，而香港援建四川的工作花了整整八年。这是内地与香港两地政府第一次全面、深入的大规模合作，主事官员说，是“在内地讲一国两制”。港方表示要对批准拨款的香港立法会和市民负责，而川方最担心的，是“上面”是否满意。
政府是会改变的，国家是不会变的，我们的土地、人民是不会变的。——麦齐光，时任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建，投资超过100亿港币。它集结了香港社会四面八方的力量：除却牵头的香港政府，还有工程、建筑、康复医学等各界别的资深人士和大大小小数十间NGO。图为香港特区政府资助援建，都江堰大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中心。
中国大陆川震10年
校舍粉碎十年后：背着死去的孩子和新生的孩子，活下去
他们的孩子十年前死在粉碎的校舍里，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从政府到法院，没人愿意给答案。今天他们四五十岁了，积极维权的人越来越少。缠绕住他们脚步的，有贫穷、病痛、年迈，更实际的各种利益，还有再生育的新生命。但痛苦与愤怒，从未减少。
端传媒记者 陈倩儿 发自 四川绵竹2018-05-06
桑军又一次在上访路上被拦下了。他从四川绵竹出发，这一次，仅仅抵达郑州，离北京信访办还有近800公里。他悔恨自己为了省钱没坐飞机，火车跑到半路，维稳人员已经乘飞机追上来了。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上访。自2008年以后，他和妻子刘孟瑛的生活主旋律之一，就是为自己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维权。他们要求官方立案彻查四川地震中的倒塌学校，给5335个逝去的学生一个说法——天灾中有没有人祸？倒塌的校舍是不是豆腐渣工程？
十年过去，寸步未进。桑军从39岁变成49岁，已经从盛年提前跨入衰老：耳鬓斑白，痛风剧烈，出去上访一次，回到家便痛得下不了床。但仍不肯放弃。
2018年4月底，桑军“被劝回”绵竹市富新镇之后，端传媒记者在深夜的村里见到了他。手机通讯被监听，家周围被严密布控，桑军在短暂的通话里反复叮嘱记者要小心避开“外面的维稳人员”。于是，在一切都没入黑暗的凌晨，记者进入桑军生活的村庄：这条村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小路环绕，没有路灯，稍有人声，狗吠声此起彼伏。
凌晨一点，记者轻敲桑军家门。来开门的桑军动作很快，仿佛早已熟悉这种“接头模式”。在客厅中坐下，茶几上放着四页纸的上访信，夫妻两人就在一旁，悲苦满怀，睡意全无。
桑军讲起许多个这样的夜晚，自己和刘孟瑛在月光下偷偷出门，与其他家长碰面，去赶那趟奔往北京的火车。他讲起永生难忘的2008年5月12日2点28分，他和妻子从打工的外地飞奔回家，在绵竹富新镇的富新二小，见到了碎成粉的学校，和11岁儿子桑兴鹏的遗体。这一年，富新二小有301名学生，126名遇难。他讲起，孩子们往生后，这200多位心碎了的父母，曾经汇聚一起抗议的故事，讲起他们曾经怀有的希望。他没有预见到这10年将经历的失望和折磨，是如此超乎想象。在同路人渐渐离散、新生儿渐渐成长的日子里，他也不知道，一群家长还会坚持多久，维权之路何时才见曙光。
面包学校
2018年4月25日，下午三点的富新二小回荡着孩子们的笑声。汶川地震过后，在各界捐助下，这所乡镇小学快速在原址完成重建，并更名“顶新小学”，如今，除了门口悬挂的两块金色纪念牌，已经找不到任何往昔的痕迹。“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巴蜀地动，校园倾覆，华夏哀痛。民众团结，爱心共汇，台湾顶新集团铸资建校，两岸连心，大爱永续。”纪念牌上如此写道。
每次路过时，44岁的刘孟瑛都会忍不住多看这所小学几眼。十年前的地震发生时，老富新二小的三层教学楼碎成了“一堆面包状的土堆”。她和桑军从打工的绵竹市骑摩托车赶来，一路看到许多新老民宅屹立不倒——富新镇在当时并非重灾区，他们曾乐观觉得孩子一定没事。可赶到时，他们发现，学校整个“不见了”，数百家长在废墟上悲恸哀嚎。
桑军和刘孟英从废墟中挖出了10具遗体，最终在一个角落发现了蜷缩成一团的11岁儿子。
后来据媒体报导，这座教学楼在地震中摇晃了不到10秒，就轰然倒塌，而对比之下，邻近的一家公办幼儿园和几座老民房，均没有倒下。
刘振荣和熊远英的孩子也在富新二小。刘振荣是富新镇镇政府公务员，熊远英是民办幼儿园月芽幼儿园的园长，地震发生时，距离富新二小数百米的月芽幼儿园没有倒塌，只有外墙有些裂痕，其中的160多个幼儿毫发未损。可等她安顿好幼儿园的孩子们，冲到富新二小时，却发现9岁的小女儿刘新月已经死在了废墟里。她和丈夫懵了。
悲痛和愤怒同时堵住了两百多位家长的心。他们在废墟上搭起蓝色的临时帐篷，在里面安放了所有逝去孩子的遗像，学校倒塌后的连续数月，他们天天来这儿守候，要为孩子讨个说法：“为什么附近的房子都没有倒，富新二小倒得这么彻底？”
看到孩子埋在废墟下面，当时感觉就是零，生活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想着给孩子讨公道，才活下来的。
遇难学生母亲李艳
富新二小倒塌的教学楼落成于1989年，最初是五福镇中学，刘孟英恰好是第一批使用的学生。“那时候十五六岁，男生把篮球什么的拿到上面去拍，那个房子都好像有轻微的晃动。然后老师就让我们不要在上面进行过于激烈的运动。”刘孟英回忆，当时没有人嗅觉其中的危机。十多年后，五福镇和邻近的富新镇合并，中学生迁走，学校变成了富新二小。
为什么学校质量这么差？后来政府和校方为什么没有评估和改善楼房质量？过去将近20年，政府两次发起危房整改工程，为什么这座教学楼没有被加固？带着无数折磨心头的疑问，家长们组织起来，调查、发声、抗议。
做建筑工程的父亲熊永豪在废墟调查，寻找证据，他发现，现场没有看到一根混凝土浇筑的柱子，砖块从墙体分离的样子，就好像里面没有水泥；倒塌的大梁中藏有碎红砖和木料……有专业能力的熊永豪和桑军、刘振荣，和另外两位家长毕凯伟、刘玉国，一起被选为了富新二小的家长代表，代表小镇里伤透心的中年父母，踏上“讨公道”的征途。
“看到孩子埋在废墟下面，当时感觉就是零，生活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想着给孩子讨公道，才活下来的，”母亲李艳向端传媒记者回忆说。她12岁的女儿杨丹在富新二小身亡，每一次集体行动，她都一定要“站前头”。
家长们曾聚集在废墟现场抗议；在富新镇中心挂上写着“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的黑白横幅；步行至31公里外的德阳市政府请愿…… 这些行动在最初获得了积极的回应：2008年6月，德阳市副市长张金明接待了家长，并现场承诺一个月内完成调查，给家长们一个回应；德阳市随后派出调查组去现场调查；中央政府一度发话，要追查豆腐渣工程；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都陆续刊发了关于学校质量的报导。
然而，事态很快逆转。7月，官方统一宣称：经调查，不存在豆腐渣工程。没有任何一名官员为此事道歉。德阳市政府的调查结果是“承认校舍建筑质量有通病，但并非绵竹独有”，给每个家庭发放六万元的救济金，但没有任何赔偿。媒体被噤声，针对“豆腐渣”调查报导被撤下，“豆腐渣”从此成了“敏感词”。
7月21日，德阳政府直接清理了富新二小的废墟。在清理前的黑夜里，刘孟艳还记得，一群家长曾经偷偷潜入，把一些砖块、钢筋、预制板等一一带回家，那是他们唯一还抓得住的证据。他们将部分材料寄给了成都信访办和北京信访办，然而，一切石沉大海。
聚散家长
谈及往事，桑军说，十年时间过去，当年选出的五个家长代表，仍在活跃的只有他一人。
头几年，桑军记得，即使政府结束调查，关上大门，一大帮家长依然非常活跃。总是几位家长代表作出行动的决定，其他家长跟随，去跑各地政府，去上访。上访前，大伙儿在外面见面，约好碰头的时间地点，然后拿掉手机SIM卡，防止被监听，并趁着深夜离家，避开耳目，偷走出村子，再到约定地点碰面，一起乘火车。在2009年至2010年间，他们一共成功抵达北京上访三次。
2009年11月，一众家长出发上访，途中，桑军在绵阳被捕，理由是他在工厂打工时涉嫌盗窃，300多位家长赶到派出所声援他。关了一夜之后，桑军被放出，并被警告：“总之你不能到北京去，你到北京就把你抓起来！”
震后，政府很快宣布支持失孤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富新二小127个遇难家庭中，仅仅有十几个家庭没有再生育。在2009年、2010年，新生命陆续到来，但没有阻挡家长们上街上访。“那时孩子是哺育期，妈妈走孩子就走，”桑军的妻子刘孟英说。2011年，桑军一家也诞下小儿子桑睿峰。
2011年，富新二小的大量遇难家属纷纷抱着幼儿到德阳市政府请愿，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并调查家长们在震前缴纳的“校方责任险”为什么没有理赔，邻近地区遭受同样困境的东汽中学、洛水中学遇难学生的家长也大批赶来，在现场聚集了500多人，最终遭到特警驱散和殴打。
在四川大地震中，富新二小的悲剧并非孤本。北川中学、聚源中学、新建小学、什枋红白镇的红白中学、红白小学、映秀小学...... 这些倒塌学校同样掩埋大量孩子，其工程质量被广泛质疑，遇难学生家长在各地纷纷组织起来，上访请愿。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失去独子的家长们逐渐步入中年。缠绕住他们脚步的，有贫穷、病痛、年迈，更实际的各种利益，还有他们后来再生育的新生命。
地震过后，李艳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出身农村的丈夫和她以前都在工厂打工，自从12岁的女儿去世，丈夫终日低沉，没有再去上班，天天坐在女儿坟头发呆。两年之后，35岁的李艳生下第二个女儿杨佳凝，这个家庭迎来短暂的曙光。2014年，她的丈夫查出肺癌晚期，医治半年后去世，为了医药费，李艳欠债7万元。几个月后，小女儿高烧不止，被查出肠系膜淋巴结有异常血流信号。近来，她年届七旬的父亲又查出胃癌。
地震过后，李艳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两年之后，35岁的李艳生下第二个女儿杨佳凝，这个家庭曾经迎来短暂的曙光。
记者见到李艳时，她避开了每逢周年就会出现监控的维稳人员，带着8岁的小女儿一同前来。“年轻的家庭，是几个大人供养一个孩子，我们这种家庭，就是我一个大人，供养一个孩子，还要养几个老人。”李艳说，除了孩子，她现在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和丈夫的父母四人，身心疲惫，无法像以前一样“走前头”跟家长们一起抗议：“他们知道我没有经济来源，很多行动没有通知我，知道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也怕我伤心。”
自2014年开始，小女儿每个月都要去成都华西医院看病，每个月医药费近千元，李艳承担不起，只好去找镇政府申请支援，但镇政府借此威胁她：“你要听话，我再给你想办法，你们不要跑了，把第二个孩子带好，时间也这么长了，以前的事，慢慢就忘了。”
“我只听，没有回答，我心里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李艳说，“我肯定忘不了，永远不可能。等我时间充裕些，只要我还能走（上访），我一定要走出去。”
不过，政府的强硬压制与“怀柔政策”双管齐下，也迫得一些家长逐渐放弃。
桑军和刘孟英说，地震后不久，镇政府宣布可资助受难家庭进行人工受孕的费用，并且再生育的孩子在基础教育中学费全免，还一一到各家去“做工作”，特别是对于家长代表。“他要给我们一个沙场（来经营）。地震之后（重建），对沙的需求量很大。那时候沙场简直是源源不断的财路。”刘孟英说。夫妇俩明白，这是交换，断然拒绝了，但也有传闻上访群体的某些人承包了大量的政府工程。
后来，熊永豪和富新镇副镇长再婚，后来和家长们断了联系，没有再参与行动。毕凯伟和刘玉国也逐渐退出。而在政府体系和教育体系工作的刘振荣和熊远英夫妇，也渐渐离开了行动的人群。
“有些人也是被迫，有人是公务员，有单位，好多来自单位的压力，我们也理解。”刘艳说。但结果是，除了桑军，其他家长代表陆续“不和我们一起走了”。
桑军回忆，政府也会在家长群体中“造谣和挑拨”，有些家长转达政府人士的话——“你别去闹，让他们去闹，他们闹到的你还是有份”。“好多家长，现在不信任什么代表了。”一些家长后来认为，家长代表站出来，不过是为了替自己向政府讨好处。
抗议的队伍松散了，压力也大了。为了防止“聚众闹事”的帽子，桑军说自己也不敢“组织家长”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要交材料，我们到北京见面都可以。”桑军说，“如果我叫你，你就会说是桑军叫我来的，那政府就会给我扣很大一顶帽子。”若接受外国媒体报导，他们会被相关人员约谈。“如果你和境外媒体联系，你就是法轮功。”桑军说，他曾被这样告诫，有一段时间，他也改变了态度：“我们中国的事，我们中国来解决吧。不让境外媒体参与进去也好一点，这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有好处。”但后来，他还是接受外媒采访，因为中国内地没有一家媒体接触他们。
2016年，多年上访无效之后，桑军和一群家长决定改为起诉，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富新二小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但他们到了法院，法院则以“案子过去8年，已经失效”为由，不予立案，亦拒绝出具书面回执。
而另一边，多位什邡市洛水镇的遇难学生代表也曾向什邡市人民法院提出《校方责任保险》民事赔偿诉讼，不过立案申请都遭到拒绝，法院更口头通知——凡是地震的案件都不予立案。桑军说，目前家长们几乎找不到可以协助他们的律师。
“我们的家长，后来还是一直想往外走，去上访。”桑军缓缓说，“到北京嘛，自己心里觉得离那些领导又近了一步。在我们家乡的话，就觉得太远.....离北京太远了。”
维权这些年，桑军和李艳都记得，谭作人、黄琦、艾未未、艾晓明，以及一些律师、学者都曾以做民间调查、拍纪录片等不同方式协助他们。2011年，李艳还和几个家长一同去北京见艾未未。李艳记得，艾未未为家长们安排好所有食宿，临别还要给每个家长钱，没有人愿意收。“他们这么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还能要他的钱！”
转眼到了今天，桑军说，他们已经和艾未未、艾晓明失去了联系，而黄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囚禁数年而刑满释放后，2016年底，再次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捕。目前，还在协助他们的只有谭作人，谭曾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囚禁五年。而这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地震中的工程质量问题而被问责。
保护孩子
和积极维权的家长们不同，熊远英很少往外跑。
过去十年，大部分日子，她都在自己开办的月芽幼儿园忙碌。2018年4月，端传媒记者在月芽见到她时，今年40岁的她正埋头和一群年轻老师开会。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儿以后，熊远英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儿园，现在，这家民办幼儿园有200多个学生。
这天阳光灿烂，幼儿园的庭院里树影婆娑。午休刚结束，孩子们冲出庭园玩耍，爬上爬下，翻筋斗，高喊着“熊婆婆”，熊远英微笑着回应——她喊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
“这里全是钢结构，每一根柱子都埋了这么大的钢柱一直到地下面。地震的时候，房子就这样，晃来晃去的，但不会有损伤的。”熊远英指着幼儿园的墙身给我们介绍。她说当年在富新镇上，大部分房子都是混砖结构，月芽几乎是第一座采取昂贵的钢铁框架结构的房子，她和丈夫当时一共投入70多万。
这所幼儿园，是熊远英2006年开始的创业事业。当时，有幼师资格的她租用了一座民宅的一层，开了两个幼儿班，到了2007年，学生人数急增，她和丈夫向政府买下一片荒废猪圈，又跑到外地学习完善的幼儿园建筑设计，最终打造出月芽幼儿园。
08年的大地震中，公立学校富新二小倒了，民办的月芽幼儿园没有倒。教育局之后来检查，告诉熊远英，这所幼儿园可以作为避难场所，再一次地震，可以迎接周围的居民来避难。熊远英回忆，她听了既自豪，又觉得讽刺。但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儿以后，她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儿园——那里有160多个孩子和十几个老师等着她。每年，月芽都要进行好几次地震安全演习。
地震三年后，2011年，月芽开始迎来一批又一批失孤父母再生育的孩子，前后一共有70个，熊远英后来再生的小儿子也来到这儿就读。为什么不约而同选择月芽？熊远英说，一来，父母们不再那么相信公办机构，反而更信任月芽的质量；二来，富新的公办幼儿园就在富新二小旁边，家长们都不愿天天去面对伤心之地。
熊远英尽可能把月芽隔绝在黑暗之外。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心愿。许多震后新生的孩子，长大一点便会问：我的哥哥姐姐去哪里了？“去很远的地方读大学了。”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回答。
相处几年下来，熊远英觉得，这群孩子除了比较容易生病，与别的孩子没什么不同；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大多因为郁结、悲痛而老态龙钟。“地震前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地健康，然后就是孩子没了，就那么一年之后，就慢慢地身体不好。”
熊远英总是提醒老师们，见到家长来了，不要脱口而出：“某某小朋友，你看你的爷爷或奶奶来了！”“搞不好其实就是爸爸妈妈，那样家长听到，会心里很难过，会更难过的。”熊远英说。
而困于病痛、小孩照顾和老人照顾，许多家庭也日渐失去收入来源。这几年来，熊远英曾经招聘四位富新二小遇难学生的母亲来幼儿园做保育员，其中包括刘孟瑛和李艳，不过她们工作三四年后，都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小孩或照顾患病的家属，而辞职了。
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没有我？
震后出生的小儿子曾经这样问桑军
最好的纪念
转眼，这一群父母再生育的第二个孩子都七八岁了，疑惑也多了。桑睿峰小时候，父母告诉他，哥哥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了，孩子问，为什么哥哥不回来过暑假、过春节？父母又说，哥哥很忙，去打工了。
突然有一天，睿峰回家后对父母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哥哥已经死了”。桑军和妻子愣住了。睿峰又问：“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没有我？”
“我说不是，我怕他心里难过，我说就是你哥哥不走，我们还是会多生一个，还是你。他心里就有点高兴了。”说起这些，桑军哽咽了。
他们没有告诉小儿子，爸妈们为什么总是要东奔西跑，但小儿子总看到父母有各种来电和记者来访，多少也明白。刘孟瑛心里矛盾，她不想让小儿子接触“黑暗的东西”。“等他长大了，进入社会的时候……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他慢慢地或许也会知道，爸爸妈妈坚持那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多数时候，这对夫妇把“黑暗的东西”留给自己。维权多年，他们两人就是最佳战友，几乎没有吵过架，意见一致，就是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
不要说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圆满的答覆，我们也跟孩子一样，死不瞑目。
刘孟瑛说
“他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孩子，他的去世，我们心里面的那种伤痛，可能是……只有失去过孩子的父母，才能够理解。只要是为了他的事情，哪怕是我们倾家荡产，我们都不会觉得后悔。”刘孟瑛说，“不要说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圆满的答覆，我们也跟孩子一样，死不瞑目。”
困于生活的李艳也没有放弃。“肯定是斗不过他的，我们想给孩子讨公道，肯定很难的，但肯定要去争取。”她一连说了三个肯定。她今年43岁，认为自己以后还有时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为前一个孩子讨公道的时间肯定是有的。”
大女儿去世十年，李艳还是将孩子的生活照摆于家中，从来没有给女儿烧香拜祭。她说这是她的抵抗：“我从来没有给孩子烧香，烧香就感觉孩子真的走了，不烧香了，感觉她还在，她一直活在我心中。”
“肯定是斗不过他的，我们想给孩子讨公道，肯定很难的，但肯定要去争取。” 困于生活的李艳说，她还没有放弃。图为李艳和小女儿杨佳凝。
回想2008年的悲剧，熊远英不愿意再提起细节。月芽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说，老师们都不敢在幼儿园里提及地震，因为熊远英的丈夫刘振荣“始终没有走出来”。
“我们作为一个弱小的群体，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熊远英缓慢而悲伤地说。
今年的5月12日是星期六，熊远英准备在5月11日，给月芽幼儿园的200多个孩子组织一次地震安全演习。“这就是最好的纪念吧。”
熊远英不想再说下去，起身走出办公室，“孩子们放学了，家长们都来了。”这也是一个下午。窗外，一大群嬉闹着的孩子涌向幼儿园的大门，那里，站满了微笑等待的父母。
（张洁平参与川震十年系列策划及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端传媒实习记者刘家睿、卢凡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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