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与另一种行动主义

作为一个潮州人，汕头的市区我只去过一次，但澄海我却去过两次。

严格来说我是潮安县人，潮安和澄海挨得很近，两地的口音也十分相似，具体的分别我也不知道，也许问陈椰兄，他可以细细道来。

2023年初我回潮州见外婆最后一面，回程的时候顺道去了一趟澄海的樟林镇，在椰兄的祖宅喝了两杯茶，又听他给当地的学生讲侨批的历史，然后吃了这辈子最难忘的两碗猪脚饭。前阵子他的朋友圈刚解封，我在他的视频号看到他这两年在樟林做的事：除了修缮祖宅，他还邀请广大学术界人士到他祖宅开学术会议，在其中一张照片，我还看到了甘阳。

16号我去澄海那天，他正好去潮州韩山师范学院做讲座，讲他的老本行薛侃（王阳明门人，潮汕人），而我也正好要在他的老家做个小讲座，同样是讲我的老本行自由主义。这次邀请我的，是椰兄的澄海同乡植钿，让我惊讶的是，以椰兄在澄海的活跃度，植钿居然不认识他，后面还要我来引介。

植钿一开始说，大家最想听你讲项飙，于是我在路上把项飙这两年的访谈翻了出来，越看越觉得没有什么好讲。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感觉项飙离我最初批判的那个样子，似乎越来越远了。我当时批评项飙，是怀疑他想借“附近”这个让人心生好感的意象，偷偷植入一些国家主义的思想钢印。这并不是我捕风捉影，除了他早年写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和《直面香港》，《把自己作为方法》中的“乡绅”，也非常像“国家”和“附近”之间的中介概念。他讲的“乡绅”，似乎不太可能代表小共同体来抵制大共同体的渗透，倒更像是大共同体在小共同体的代言人，或至少是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的调解人。

然而这两年，我好像很少再看到项飙提“乡绅”，但“附近”依然被谈论得十分频繁。在某种意义上，“附近”这一理论如今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与其说是项飙的独创，不如说是他和广大青年受众合力的结果。2022年以来，作为项飙受众的那部分青年，对国家主义意味过强的内容有相当的抵触，这或多或少影响了项飙表达的侧重点。“附近”和项飙，当然是可以分开来谈的。我在这一点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思想是一种客观实在，每一个思想者，只是一种或多种思想的暂时宿主罢了。面对如今的“附近”，我确实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当晚活动的前半部分是观影，在植钿的朋友泓博开的黑石餐吧，看娄烨的《未完成的电影》，后半部分才是我的讲座。有人在边听讲座边晃动着酒杯，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一场学术酒吧活动吗？我对潮汕地区的潮流敏锐度感到钦佩。

我的讲座，内容是我2015年已经批评过的“自由保守主义”。如今再讲，既非痛打落水狗，也不是重新对其表示认可，而是想回顾一下，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苦心孤诣、群策群力地筹划一套本土化的自由主义方案，以期再度用书斋里的思想来影响历史政治的走向，为这个民族逆天改命。它是一场低调的、与体制内的改革派一唱一和的当代思想运动，值得为其书写篇章。我曾经在深圳的读书会讲过一次，但这次在潮汕讲，不仅应景，而且可以说得上收获颇丰。

说应景，是因为我在ppt里提到了“基督教保守主义”，而植钿恰好是基督徒，从自由保守主义转向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几个人物，如王怡、冉云飞、李英强等，都是他非常熟悉的。我在讲座里说到，自由保守主义是一种“赌国运”的立场，如果现实政治没有任何迹象在往“渐进改良”的方向走，那它则会变得的极其脆弱，很容易就蜕变成另外两种立场，一种是政治-文化保守主义，另一种就是基督教保守主义。

在来的路上，我就向植钿和泓博打听澄海乃至潮汕地区的“意识形态状况”。粗略了解下来，我感觉潮汕地区的民间自治具有相当深厚的潜能。我知道这边的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但不确定这些势力和当局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这些宗族的领导人，都是之前项飙说的那种“乡绅”，那“民间自治”只会是海市蜃楼。但听泓博说，这边的宗族绝非只是“代理人”的角色，有时恰好相反，一些乡镇的一把手必须得到当地宗族领袖的肯定，才能把位置坐稳。植钿还补充说，潮汕地区的家庭教会，近年势头也不容小觑，汕头澄海两地，就有几百个家庭教会的成员，以福音派为主，不过连改革宗（加尔文宗）这样冷门的派别，在这里也能找到牧师。

我对那些从自由保守主义跳到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依旧没有好感，但对那些为了谋求自由主义的出路而转到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则颇为同情。在我看来，前者是一条太轻松的选择，除了被一些学界同行暗中鄙夷，不会有什么消极后果，幸运一些的还从此仕途坦荡，而选择了后者的人，不少如今面临着巨大的人身危险，更甚者已经身陷囹圄。让我意外的是，讲座以后有一些听众表示，听完我的概括，感觉自己依然是一个自由保守主义者，即便我已经强调，自由保守主义的许多涉及历史演变的预设或者预期，可能已经被现实政治被否定。他们究竟是认同那些预设或者预期，还是认同自由保守主义更为原则性的部分，我无从得知。在抛弃掉那些预设或者预期以后，自由保守主义似乎依旧是可以成立的？

以前的我以为，左翼自由主义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最符合智性真诚的一种立场，然而我后来发现，我所理解的左翼自由主义，和大部分人理解的根本就不一样。在实践中，左翼自由主义很难和“白左”理念（身份进步主义）区分开来，而我在面对进步社群的同伴压力以及团结的需求，也很难时时刻刻坚持其中的区分。但我知道，真正的身份进步主义者对其中的区分洞若观火，而且很快就看出我和他们并非同道。如果说左翼自由主义可以艰难地和身份进步主义区分开来，那似乎将中国的自由保守主义和渐进改良主义区分开来也并非绝无可能？

说到这里有些人大概已经有点晕了，正如在讲座中有的人问我，一场讲座出现这么多抽象概念，究竟与现实有何关涉？我当时说的是，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浓缩的是这四十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实践，他们并非空洞无物的语言游戏。我虽然是研究罗尔斯出身，但从罗尔斯那里直接继承的东西并不太多，如果要说有的话，除了“公共理性”和“交叠共识”等概念，那就是作为方法论的“反思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反思均衡一方面要求理论家根据现实或具体的判断调整理论原则的推演，另一方面又根据理论原则调整对现实的诠释。大部分罗尔斯主义者都是侧重后者，而我刚好相反。

第二天植钿要上班，泓博开车带着我在澄海兜风。他给我道歉了几次，说昨晚去的许多听众没有受过太多思辨和社科训练，才会问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让我不要放在心上。其实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但从他的道歉中，我看得出他对澄海的人文环境还是失望的。他的那种苦闷，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范爱农，也难怪他对植钿如此厚爱，两个人一起做了许多这类型的活动，与其说是合作伙伴，不如说是知己。

下午泓博带我来到朋友开的一家咖啡馆，去到的时候大概一点多，朋友还在睡觉，他自己拉开了闸门，用咖啡机给我做了一杯冰美式，然后对我解释说，对，我们就是熟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两家店用的咖啡豆都是同一个供应商。

整个下午陆续有店主的朋友过来，看得出这里是他们的一个根据地。咖啡店的另一边，可以说是一个乐队排练室，所以来的大多是玩音乐的朋友，也有一个是店主的健身教练。中间我被一个读过我文章的女生认出来了，我和泓博都颇为吃惊，因为我在深圳也很少被读者认出来过，小粉红倒是有一些，还好他们并没有去举报我。

很快女生的男朋友也过来了，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也许是因为除了我和泓博，在座其他人都是他认识的朋友，他非常大方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职业和经历。杨展正职是一个土木工程师，现在和女朋友一起开了一间自习室，正准备盘下咖啡店附近一个店面，弄一个公共空间。说到公共空间，泓博的兴趣来了，两个人马上交换了联系方式。

在昨天去餐吧的路上，泓博一直问我深圳的读书会是怎么组织的。我说我本人只是参与者，并不是组织者，深圳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很多，但大多仅限于自娱自乐，说到公共性和影响力，和成都没法比。这两个城市都以“包容”出名，如果非要我去定义一下的话，深圳的包容是“工具理性”的，而成都的包容是“价值理性”的。这和主政者的主观动机有一点关系，但归根到底还是民间自发性和国家的基层治理互动的结果。

以我短暂的观察，植钿、泓博和杨展做这些活动和空间，在气质上倒是更像成都而非深圳。杨展说他要弄的空间，完全不考虑盈利，就是让年轻的朋友有一个聚会聊天的地方，参与聊天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上的差别，所以也不会设主讲人，每一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他没有提到“公共性”这个词，但我从他整体的表达中，感觉他有这样的意思。其实我在深圳也有这样的朋友，不过他们没办法同时兼顾赚钱和做活动，很快因为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赚钱去了。

杨展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讲到与这个理念相关的一切个人经历，比如他的亲戚一直觉得他不务正业，在外面编造跟他有关的各种谣言。他也是硬气，当面对人家说，大家亲戚一场，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谈，但是你不要随意评价我的生活，“孬住是孬（不行就是不行）！”他在抱怨的都是亲戚，不是父母，这一下让我有了兴趣。他说他的父亲倒是对他干涉不多，主要还是一些亲戚。从他的话可以看得出，母亲一般在这种问题上不发表太多意见，这点很有潮汕特色，另一方面，潮汕的宗族确实对一个人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他听出我对宗族兴致浓郁，又提供了许多信息。他说他们澄海杨氏是福建杨氏的一个小的分支，几百年前来到澄海，如今宗族也只有几百人。最近他收到通知说，他们宗族所在的村，已经累计了几千万债务，像他这样的边缘人，都要分到四千块的债务。他笑着说，我以前拿到的分红加起来都没有一两千，现在要我承担四千。我问怎么会亏这么多呢？他说这里面当然是有人手脚不干净，比如说，村里修祠堂修路，给其中一些人承包了，成本可能就十万，但他报的是六百万。我说，如果你们不承担的话会怎么样呢？他说，那你在村里的地就有可能被收走，拿去抵债。

不过这种事情并不是不能申诉。一般来说，宗族内有各种纠纷，纠纷的双方经常非常自觉地不诉诸司法，而是求助于宗族的裁决。“跟政府人员有实际利益苟且，积累强大社会资本的企业家，会作为宗族内部仲裁者出现。现代宗族仲裁并不是像仲裁机构一样一锤定音事情翻篇，存在许多被当事人否定的情况。但当事人不认同乡绅的裁决就会被资源隔离，被孤立。事实上，孤立是最强有力的惩罚。”

杨展所说的一切，对我来说确实新鲜。以前我认识的那些比我年轻的朋友，有不少因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家里关系极其紧张，今天听前半段的时候，我以为他也是这样，但杨展和家里人似乎没有特别大的矛盾，而且，当家里和宗族的另外一些人有土地纠纷，他还代表家里接受了宗族领袖的调解和裁决。这样的选择，并非由于他在道德上完全认可宗族，而是出于一种非常实际的考虑。他对当局也同样抱有这样的态度，那就是在自己的权益可以让步的范围内，尽量不与当局对抗。

我问他，以他的了解，潮汕宗族有没有可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一代，改变原有的那种父权制结构。他说这个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暂时不大，因为一方面，他们的宗族没有宗族资产，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因此愿意留下来的宗族领导大多是退休老人，进行族谱梳理、文件撰写保存、祠堂修缮维护，以及举办宗亲联谊活动。另一方面，据他的观察，宗族的管理层似乎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最后能做到领导的，一般都不是宗族里最聪明的，优秀的年轻人也很少参与。不过他话锋一转，又说，虽然他并不是最聪明的，不过却是能把宗族内部事务处理得最妥帖，最能让各方满意的。

17号晚上，我从澄海打车去潮安的金石镇，到我姑妈家。近年姑妈一家的遭遇，用“飞来横祸，祸不单行”来形容也不为过，因为他们一家人本本份份，既没有人沾染黄赌毒，也没有人炒股炒房，创业失败的更加谈不上。毋宁说，那是普通中国底层人最有可能遭遇的困境，那就是过度劳累，把身体和精神熬坏了，然后出现了各种问题。我表弟一个月在工厂做满三十天，一天做十二个小时，只放三个晚上的假，工资二千多。我姑妈七十岁的年龄，退休金一千多，还要偶尔去工厂上班帮补家用。姑丈也有一点退休金，但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都不太好。全家的希望都在表姐身上，但她只是个护士，丈夫也只是普通的劳动者，两人收入都不高，她工作之余，照顾两个孩子，照顾夫家，还要回来照顾娘家，终于累出大病来。

今年提前还完一笔贷款之后，我给我妈转了一万，她回头就把一半给了姑妈，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姑妈确实是整个家族里最需要帮助的。像我这样在深圳长大的潮汕人对宗族的唯一概念，就是前阵乡里修祠堂，我爸硬是让我捐了五千块，但亲戚之间的情义比宗族要实在得多，我们家当年在深圳过得有上顿没下顿的时候，正是依靠潮州亲戚的接济挺了过来，现在境况好转，有义务回过头去扶别人一把。

这几年经济下行，一二线城市裁员降薪、公司倒闭，但小地方却出现了所谓的“县城婆罗门”。这样的县城婆罗门在潮汕地区也是有的，听泓博说，那天来听讲座的人里，有几个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当年澄海发展迅猛的时候，有一批人土地被征用，房子被拆迁，大发横财。现在澄海的房价在潮汕地区也是数一数二，而且这两年未受太大影响，有些人的日子依然过得不错。

很可惜，我的亲戚里没有这样的县城婆罗门——如果有的话，大可指望由他来荫庇其他亲戚——只有像我和表哥这样在外发展却牵挂着家乡的潮汕移民。海哥已经移居美国十余年，他孩子出生以后，大舅和大妗轮流去美国半年，帮他照看孩子，但他在潮州还有一个弟弟阿泉，听说最近海哥正打算给阿泉买一个房子。

然而我觉得阿泉并不是缺一套房子，他缺的是朋友，或者说，精神上的伙伴。他现在在联通的一家外包公司上班，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月只拿个三四千，但相比源弟（姑妈的儿子），并没有多大的经济压力：吃住都是家里，也不需要给媳妇上交工资。我上次回来的时候，阿泉刚出来不久，向我询问了许多哲学历史的问题，我感觉要是他在周围有一批可以在精神上交流的朋友，他的幸福感应该要比现在高得多。在回深圳的路上，我在微信上拜托植钿给阿泉一些照顾，如果有活动，一定别忘记跟他说一下，毕竟潮州到澄海，跟盐田到宝安也差不了多少，还是值得一去。

18日下午，姑妈和表姐陪我回沙溪，看看在大莲池的老房子。上次来看是2021年10月，我们从门缝外往里面望，看到院子长满了杂草，已经比一个人还要高，旁边的房子变成了造纸厂，发出刺鼻的气味。这次回去，发现沙溪变化很大，道路变得齐整了，而且铺上了水泥。回潮州听阿川说，这两年潮州市政府花了不少钱在乡村振兴方面，沙溪受益不少。我们家的老房子，让我爸租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一年五六千。我们这次回去，看到满屋的充电器零件，但墙总算是重新刷过了，站在天井边，能让我回忆起过去的许多事情。

晒谷场不远的地方，起了一栋十层左右的高楼。在另一套老房子附近，修了一个人工湖。我站在一边往人工湖的另一边望，看到沙溪一村综合市场，不远就是我的母校沙一小学，旁边还有一间庙宇一样的建筑，写着“社口巷”。在路上我问姑妈。我们沙溪的陈氏，是从哪里来的？姑妈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机缘凑巧，我手头有一本陈春声写的《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讲的就是潮汕地区的社会史。第四章《宗族、庙宇与地方商业化》里的一节《宗族整合：东凤陈氏的个案》引起我巨大的好奇，因为东凤镇就在沙溪镇不远的地方。回来以后我问我爸，我们和东凤陈氏有什么关系吗？他说，我们原本就是同宗。

1924年重刊的《潮州陈氏有庆堂族谱》上写道，宋代绍圣年间陈诰（号泰初）来潮任通判，遂在潮州定居：

“吾东凤陈氏系出自宋之泰初公。公由闽仕潮，为潮通判，这以为家。其初也卜居于揭邑之蓝田深浦洋，既而转创于古家。至二世进士公（即承风公）因娶凤塘周妣于海邑，相其形胜救佳，故复改创。传至五世东溪公，乃移居东凤，即吾乡开创之始祖也。公之本支分四派：长三公，其裔远徙不可考；次松岗，今时亢宗东凤乡；三振岗，回居凤塘以守祖；四仰东，分创普邑之垾塘是也。迨后子孙众多，流芳衍庆，或者直接移居，或者间接转创，今如潮、普、澄、揭、庵埠、郡城，以至广、惠各属，莫不有吾东溪公之支派焉。然东溪公（公在吾乡列二世）既为吾乡之始祖，而一世为秉彝公者（即致政公），盖追祀也。”

陈春声从陈氏族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东凤陈氏以东溪公为始迁祖，并以东溪公之父秉彝公作为本乡的一世祖，但目前定居东凤的陈氏族人，全部是本乡第五世祖庸鲁公的子孙，长房、二房、三房和四房共四个房派的划分，也是以庸鲁公的四个儿子为名。”他根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东凤陈氏与凤塘陈氏的“同宗”关系，可能是一个在较长的历更发展过程中人为“重构”的结果。“也许陈氏家庙最初祭祀的始迁祖就是来自普宁垾塘乡的庸鲁公，后因需要一个有功名的祖先，才把凤塘的秉彝公神牌请人拜祭。为了建立需要的系谱，又有了庸鲁公过继给无嗣的梅岗公为子的故事，而东溪公、松岗公和梅岗公等的存在也就成为必要的了。”

除了这些，陈春声还提到，在陈氏来东凤定居之前，该地已有柳、萧、郑、陈、林、黄、张、洪、董等姓人家居住。“在宗族发展和社区整合的过程中，小姓不但被赶走，而且也出现了改姓的情况。” 我爸说沙溪陈氏和东凤陈氏是同宗，不知道是两者真的有血缘关系，还是说，又是建构的结果。

这两年一二线城市工作机会萎缩，有不少家在三四线城市以下的青年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家乡也不一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除了上面说的那些县城婆罗门，其他人的体面出路只剩下考公考编，但更多的是在家啃老。如果说如今985毕业生和世界名校的海归，觉得时代红利已经被前几代的人榨干，机会在锐减，学历在贬值，那小地方的青年人是否应该更加绝望？这一次回来我发现情况并没有想象中悲观，不是说这边有什么大城市没有的工作机会，而是说，对于这边的青年人，他们有另外的资源和可能性，去帮助他们探索主流生活以外的生活方式。

在大城市中拼搏的人，深陷于优绩主义之中，不进则退，在小地方，许多青年人和阿泉一样，吃住在家里，只要没什么烧钱的爱好，生活并不拮据，但他们和大城市的青年人一样，在赚钱和家庭生活之外，需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对于那些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活动、组织和资源，如果当局像以往一样，一味打击和压制，那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向上的通道缩窄，青年人本身对社会就充满怨气，这种怨气可以有多大的能量，主政者在2022年底还没见识够？

在潮汕，我发现了另一种行动主义，与我在2015-2019年遇到的青年行动者不同，与受项飙影响的“附近”一代也不同。这里的差别既不是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尽管我前面说的那两个群体，确实基本都是进步派——也不是大城市青年精英和小地方草根青年的区别——尽管那两个群体，985学生和名校海归占了大多数。植钿是青年活动的发起人，但他也是基督徒，同时还是家族里的大房的长子；想要做青年公共空间的杨展，尽管自嘲在宗族里处于边缘地位，但他对宗族事务的了解，恐怕非一般潮汕青年能比；泓博没有离开潮汕去外地发展的原因，也有家族的因素，现在一边在经营电商，出售自家生产的玩具，另一边，则对黑石餐吧的活动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于他们来说，宗族、教会、生意，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东西，即便他们能说出其中的千百点不好，他们也不想与之划清界限，必要的时候，那是可以给他们提供实际支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润”对于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这几年来，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出去？且不说我受到限制，即便我没有，我对那些过于轻松的选择总是充满怀疑的。将“润”作为答案，有一种“走不了的人只能留在这片土地等死”的荒谬感。有没有一种可能，留下来的人，真的是可以自救的？而自救的办法，并不一定来自那些声称从西方取得真经的人，也不一定来自那些声称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人。

我对刚认识的这几位朋友的敬意，大部分源于我对各种探索的开放态度，并非有意对他们进行美化。我也充分意识到，宗族、教会和商业，有其压抑人性和平等的部分，如果它们不能适当克服自身的弱点，无法在时代变革中保持蓬勃的生命力，那它们既无法再提供组织和精神资源，它们自身的消亡也并不可惜。我虽然对进步主义的教条已经祛魅，但不是说，我就得全身心投入到保守主义那里。

在这个时代，将某种学说、某种道路、某个组织、某个群体，视为答案，在我看来，都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