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打仗是怎么筹措军费的？

#据《千年金融史》整理

公元12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人凭借强大的商业头脑在地中海一带游走行商，迅速积累财富成为航海大国，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当时威尼斯街头：哥特式教堂、拜占庭艺术、繁华的交易市场、优美的音乐和嘈杂的旅馆酒吧……繁华而富足。

当时，眼红的拜占庭帝国想收回曾经特许给威尼斯政府的经商特权，要在与威尼斯的商业竞争中博回优势。于是双方产生冲突。

1171年，拜占庭皇帝捏造罪名抓了首都的所有威尼斯商人并扣押了他们的货物。

当时的威尼斯总督维塔莱二世.米歇尔希望筹措资金建立庞大的舰队对战拜占庭帝国。以往经验，政府筹措资金往往是以当时最火热的集市预期多少年的收入作为担保品，向当地的航运企业家、商人、财团、银行家或者投机者借钱，甚至是以某一块领地的行政权和收入抵押，获取贷款。而这一次，总督米歇尔设计了一种新的筹资方案，先将威尼斯分成六块区域，根据每个区域的纳税册来估计当地公民的财富情况，然后再按相应的比例征收战争资金，但它与一般的征税又有不同，除了强制性外，政府还许诺：每个公民可以在政府还清他们所“借的钱”之前定期收到5%的利息。这一方案也就成了当今”国债”的雏形，由全民出资，把钱借给政府，政府承诺付息还本。对于政府来说，战争、修教堂、修皇宫等要事，可通过“国债”迅速集中金融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目的资产；对于公民来说，将往期贸易或劳动获取的资金借给政府，有国家政府信用做担保，从此也就高枕无忧，坐享源源不断的利息，特别对那些体力脑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了人群来说，可以对冲掉衰老带来的资金不足，不失为一份稳稳当当的养老规划。

但是，如果这笔资金买了一堆哑弹或者全部打进地中海里，那么本金亏损带来的痛苦，也免不了由所有威尼斯人来承担。后来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米歇尔组建120艘舰队扬帆出海，准备解救人质并拿回货物。拜占庭皇帝见对方来势凶猛，假装通过和谈来拖延时间。这谈判一拖再拖，拖得威尼斯舰队没耐心，准备发起攻击，不料一场瘟疫袭来，瘟疫击垮了威尼斯海军，拜占庭不战而胜。

米歇尔带着一蹶不振的舰队回到了威尼斯，除了坏消息，还带来了瘟疫，他立刻被愤怒的暴民们乱刀砍死。威尼斯共和国从此再也没还上这笔“国债“，但这种别具创新的筹资模式——国债，却保留至今。

也是要从战争说起，同时期遥远的东方，有个名叫宋朝的盛世王朝，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一窥当时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

唐末宋初，文化商业走向繁华，但群雄割据，战乱不断，尤其是西部北部外夷侵扰，导致宋代整个领土都是军事缓冲区，缓冲区，意味着军队一直处于警戒状态，部队要不断进驻，而将领说进驻，当兵的就开口要军饷（白银铜钱），所以需要经济支持。

那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宋军在四川和西夏打得正火热，要向东京开封请求军饷增援，军饷能及时批复，运送到这些边缘省份，但保不定随时被那些蛮夷洗劫，白花花的白银流进敌人的口袋，这是问题一。其次是如果运送不顺利，半道不保证会被叛军打劫，这是问题二。这些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好在庞大的中央集权系统养了一大批聪明闲散的文人，他们只要在书房挥洒几个文字，完毕就可以想出一些办法。

要让白银铜钱不落蛮夷之手，那就由军事缓冲区的当地官员组织打造重量更重的铁币，颁发相应的行政法令，将铁币作为法定货币，铁内在价值低，便宜，洗劫了不心疼，还可以把敌人的黄金白银换回来。官方通过政府明令，规定一枚铁币可以买几个鸡蛋，通过掌握铸币权，控制铁币流通数量，而且铁币铸造、发行的成本很低。唯一不好的就是铁币重，价值低，导致买个鸡蛋需要大堆铁钱。这些观念在人们思想中传播萌芽，最后引发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金融创新——纸币。既然官方可以明文规定、可以掌控铸币权，为什么不用更轻的纸来代替呢?于是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正是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系统，才让边缘省份依然和中央政府直接有强有力的联系，这不能浪费，可以由军事缓存区的官员组织直接给军队写收据，这些收据分两部分，一半由领饷的人持有，一半由官方专门部门持有。打完仗回京，持有人向相关部门出示持有的一半，验证成功，即可获得全额的付款。（注意，这时候另一半早已由特定部门批量携带回京城，这种分离减少了被劫风险且运输轻松。）而京城里白花花的银两哪儿来，不得不想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有学者指出，宋朝时期这些金融观念的产生、这些等到600年后西方亚当斯密才解释清楚的“看不见的手”，其实早就可以从春秋战国的思想著作中觅寻踪迹。（《管子》）

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以及叹服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度。

话又说回来了，打仗要烧钱，烧谁的钱，不都是纳税人的钱吗？还是要少打仗，双方劳民伤财，自己搞不好还会被送断头台。何必呢？

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