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做万邦来朝的大国崛起梦？

有次和一位来自挪威的朋友聊天，说起出生在中国和挪威究竟有啥区别，除了自然景观、气候、饮食、服饰等等，自然也聊到婚姻观、家庭观乃至政治体制。我说到这些年来国内媒体所渲染的伟大复兴梦，他突然激动的指出这是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出生在像他们这种小国的人，从来不会有什么希望自己国家崛起为世界大国强国的梦想，更不要说很多中国人会在心中念兹在兹的盛唐气象，万邦来朝的图景了。那么，这样一个不管是狂妄还是美好的梦想，究竟是如何在中国人心中扎下根来的呢？

我想先从唐代开始说起。

公元753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二年，距离安史之乱还有两年），有一位中文名为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的日本人，站在镇江北固山之上，望着远处的东海留下了一首诗：“天の原、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出でし月かも（翘首望苍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准确的说，这应该是一首和歌，后来被收录在著名的《小仓百人一首》中。如果玩过日本的竞技歌牌，就一定背过这首歌，因为该歌牌所选的牌恰好就是《小仓百人一首》。然而，一个日本人，怎么会在中国镇江的北固山上，留下了这么一首诗歌呢？

阿倍仲麻吕是在开元五年（717年），作为遣唐留学生，随日本遣唐使团一起来到唐朝长安的。然后他就留在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并且成为第一个考取进士的外国人。接着他又在中国结婚，当官，一直做到唐玄宗手下的秘书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吧），经常伴随玄宗左右。中间他几度想回日本去，但玄宗一直不肯放他走。直到753年，也就是他整整在中国呆了36年之后，唐玄宗才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回国。他准备从苏州那里启航出发，所以临行前就在镇江北固山留下了那首著名的《三笠山之歌》。可惜他运气不好，跟他同行不同船的鉴真成功到达了日本，而他的船却被风浪冲走，还遭遇海盗打劫。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活了下来，在755年回到长安。接下去又经历了安史之乱，但所幸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最后还一直做到正三品的安南节度使。770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去世，享年72岁。

不过我这里重点要说的倒不是阿倍，而是他的朋友王维。阿倍在长安城结识了许多当时的文人名士，比如大名鼎鼎的李白（阿倍的船出事后李白还误以为他死了留下一首《哭晁卿衡》）。所以当阿倍要回国时，一群人都去送他并且写诗赠别。王维当时也写了一首《送秘书晁监回日本国》，其中最有意思的倒不是该诗，而是该诗的序，洋洋洒洒，共645字。对于今天的中文读者而言，王维的这个序堪比天书，因为里面都是典故，就算你每个字都认识，恐怕依然不懂啥意思。不过我选取了其中三段，大致说下意思。

“舜觐群后，有苗不格。禹会诸侯，防风后至。动干戚之舞，兴斧钺之诛。乃贡九牧之金，始颁五瑞之玉。我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广运，涵育无垠……”

这一段其实是在拿唐玄宗和传说中的君王舜和禹作比较，讲舜和禹这样的君王还是要靠暴力来使得其他国家的王归顺臣服于自己，而我们家玄宗皇帝不需要使用暴力，而是遵循天道，就使得四面八方的邦国都来归顺臣服。

“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同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

第二段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呢，在大海东面算是最大的一个了，而且一直以来接受中国圣人的教诲，礼仪服装都跟汉人一样，跟我们中国关系很好，不惜万里迢迢也要向我们天子进贡礼物，而我们呢也给予它特殊待遇，不把它当成蛮夷对待，大家和睦相处。

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

第三段呢是说阿倍仲麻吕呢为了向中国的圣人学习，不惜离开父母，来到大唐，专心学习道家、儒家的思想云云。这里可能大家会有疑问，为何先老聃后子夏呢？这可能是跟唐高祖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下诏排定三教次序，明确老子第一，孔子第二，释教末次有关。

之所以我要重点聊聊这个序，乃是因为它体现了唐代知识精英的一种世界观。即唐朝是世界的中心，无论是文章道德还是财富国力，我们都是最牛的。然后四方的国家呢，都应该向唐朝表示归顺臣服，一心渴望唐朝的文化典章。最好呢就是像日本人那样，连服装都学我们的，这就脱离了蛮夷的队伍，可以算是我们自己人了。

今天看这样的文字也许会觉得很浮夸，不过对于唐代的知识精英而言，这恐怕是最真实的心态，因为对生活于盛唐气象中的他们而言，万邦来朝根本不是什么梦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西域最强大的势力东突厥被唐军所灭，其他小国一见立马给唐太宗送上“天可汗”的尊号。李世民也不谦让，就下令从今往后，给那些藩国酋长们的国书里“皆称皇帝天可汗”，另外“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史称“统制四夷，自此始也”。

从此之后，来中国进贡的国家络绎不绝，总计有70多邦国。单单贞观十五年一年里，就有15个国家来进贡。而且由于来进贡的使团太多了，接待和运输工作非常繁重，以致于魏征就向唐太宗建议说：“前者文泰之来，所过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

从魏征的谏言可以判断，其实唐朝政府为了接待这些朝贡使团所付出的开销超出了贡品的价值，反而是劳民伤财了。比如当时规定向各国使团回赠的礼物价值要高于他们送的贡品，“以不失远人向化之心”。不仅如此，唐朝还会根据来使国的路途远近，包吃包住给小费。也就是说，在朝贡关系中，唐朝得到的是面子，但这是用钱买来的。虽然有识之士如魏征等早就指出了这一问题，但这种朝贡制度并没有因此得到改革，只是适当控制了下数量和频率罢了。毕竟，朝廷花费的钱财也都是从民间搜刮来的，皇帝和整个官僚集团并不会对此有切肤之痛。

所以回到王维的那篇序上面，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其字里行间弥漫的那种天朝大国，万邦来服的心态。毕竟，这确实是当时的现实。

不过在王维写这篇序之后两年，便爆发了安史之乱，王维自己被叛军所俘，晚节不保，当了伪朝官员。而唐朝从此一蹶不振，不复贞观开元年间的盛况，那么唐人的天朝大国观念可有变化吗？老实说，并没有。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距离唐王朝覆亡还有86年，那时候的大唐已经无力对外征伐了，所以边境地带总是不太平。当时在广西钦州地区，壮族人黄少卿时常叛乱，于是负责岭南一带的地方军政长官严公素上表请求讨伐。

而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吧）的韩愈立即反对。他认为“大抵岭南人稀地广，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禦，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

韩愈这话虽然是主张安抚，认为对这些少数民族没必要劳师动众赶尽杀绝。但是他的用词明显带有强烈的歧视。什么“贼”啦，“禽兽”啦，而且说什么“尽杀其人，尽得其地”云云的，语气中充满轻鄙。

可惜他的看法没得到穆宗认可，导致后面岭南叛乱不止，直到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下诏赦免叛军罪行，释放抓获百姓才告平息。

那么自认为承接了儒家道统的韩愈为何要如此歧视生活在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呢？其实这倒不是韩愈的个人偏见，而确实是继承自儒家经典《周礼》的核心思想，也即是尚书五服（《尚书·禹贡》）或者周礼九服（《周礼·夏官·职方氏》）。

按照儒家的理想设计，天下应当按照由内而外的原则分为天子管辖区和若干个不同等级的地区。并且随着与天子管辖区距离越远，那么地区的文明开化程就越低，所以无论是五服还是九服，最外面的都是属于野蛮之地，那里的人像野兽一样，只需要用棒子和糖果来驯服，不听话就打，乖的话就给吃的（也就是所谓的“羁縻”）。韩愈既然是继承了儒家道统的人，当然也一定会认可这种思想。

再举个例子，东汉和帝时候，车骑将军窦宪上奏要攻打匈奴，当时担任侍御史的鲁恭就提出异议，其理由跟韩愈也差不多：“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言下之意就是那都是些野兽，如果他们住到我们中国，连天气都能给错乱，所以没必要去打他们，只要用羁縻策略就可以了。当时还有个叫做乐恢的议郎也一样反对打匈奴，他说：“春秋之义，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羁縻而已。”你看，韩愈简直就是抄袭人家的台词么！

所以从唐代开始，中原王朝就正式设置羁縻州来管理控制那些愿意依附的少数民族，也就是汉人口中的蛮夷之人。这一政策历代沿袭，一直到明清。虽然在此期间，中国的版图一直在向外扩大，原来羁縻的地方后来会因为逐渐归化而彻底成为汉人的州县。但就观念而言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然是自诩文明中心，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之邦的心态，这点得直到两次鸦片战争被打得满地找牙才有所改变。

而且对于中原王朝而言，不仅看不起四周的蛮夷之国，更看不起跑出国去的汉人，哪怕其中有些汉人也干下一番丰功伟业。

例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大清的藩属国暹罗（即泰国）被缅甸入侵，国王被杀。不过有一位叫做郑昭的华人二代，收拾残兵坚持抵抗，并在泰国南部逐渐站稳脚跟，并渐渐收复失地。1768年，郑昭向乾隆请求册封为王。一般人也许会觉得有个华人当泰国国王岂不正好，没想到乾隆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而且还在谕旨里这样谴责郑信：“甘恩敕（即郑昭），本系内地微贱之人，飘流海徼为其夷目。与暹罗国王谊属君臣。今彼国破王亡，乃敢乘其危乱……辄思自立，并欲妄希封敕，以为雄长左券，实为越理犯分之事！”就是说，你这个从我们这跑出去的卑贱家伙，竟敢趁人之危，妄立为王，实在是犯上作乱啊！

虽然后来郑昭打退缅甸，收复暹罗，再次进贡请封。乾隆也只是接受了这个既定事实上的泰国国王，不过正式文件中仍只以“暹罗国长”称呼。后来郑昭晚年不慎被手下所害，篡位者登基后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郑华，到这时乾隆才正式册封篡位者为暹罗国王。

关于华人歧视出国同胞这点，甚至连西班牙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16世纪任菲律宾总督的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桑德就在给腓力二世的征服中国计划书里提及这样一条开战理由：他们禁止出国的人民回国。

说了这么多，对于为何许多国人总是要做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梦这一问题，我想可以给出我的结论来了：这种观念最早来源于儒家的理想天下蓝图，即礼仪之邦中国是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并由内而外扩散其文化影响力。然后在最外围生活着一群不受教化的野蛮人，对待他们只需要像对待野兽一样控制就可以。这个理想蓝图大致在唐朝的时候臻于完善，可以好景不长，很快随着安史之乱就重归梦想。但由于历代王朝依然都处于儒家的思想控制之下，所以基于该蓝图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是中原王朝对待周边国家的一贯方针。

那么为何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是继承了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吗？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天天嚷着要中华复兴，大国崛起呢？这就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专门讲传统观念如何与中共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和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