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謬的圍城中，點燃人性的微光——重讀卡繆《鼠疫》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的《鼠疫》（La Peste, 1947）無疑是二十世紀文學星空中一顆恆久閃耀的星辰。它不僅是一部描寫疫病圍困下城市眾生相的紀實小說，更是一則關於人類生存境況、面對荒謬世界的深刻寓言。七十多年過去，當世界再次經歷全球性健康危機的洗禮，《鼠疫》的文字超越了時空的限制，以其冷峻的筆觸、深邃的哲思和對人性光輝的堅定信念，再次向我們發出振聾發聵的叩問。

故事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港口城市奧蘭（Oran）。這座「缺乏靈性」、「只知埋頭做生意」的現代化城市，在突如其來的鼠疫面前，顯得脆弱而不堪一擊。起初是死老鼠的異常增多，接著是人類病例的出現與死亡。官方的遲疑、民眾的麻木，使得疫病如野火般蔓延。當城市最終被迫封鎖，奧蘭成了一座巨大的監獄，居民們成了被流放的囚徒。卡繆以一種近乎臨床報告的客觀、冷靜語調，鉅細靡遺地描繪了這場災難的全過程：從最初的否認、恐慌，到逐漸的適應、麻木，再到漫長隔離中的絕望、掙扎與反抗。

《鼠疫》的敘事者，直到小說結尾才揭示身份的貝爾納·里厄（Bernard Rieux）醫生，是小說的靈魂人物。他務實、堅韌，不相信任何超驗的解釋或虛無的英雄主義。面對肆虐的瘟疫，他所做的只是盡其所能地履行醫生的職責——診斷、治療、記錄。他代表了卡繆式的「荒謬英雄」：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終極意義的世界裡，人唯一的價值在於直面荒謬，並以行動反抗它。里厄的反抗並非基於對勝利的期望，而是源於一種基本的「誠實」和對人類尊嚴的維護。他與同事們組建的防疫隊，象徵著在絕望中燃起的集體責任感與人道微光。

與里厄並肩作戰的，還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們共同構成了奧蘭城內複雜的人性光譜：

• 讓·塔魯（Jean Tarrou）：一個神秘的局外人，他記錄著城市的日常，思考著「如何在不信上帝的情況下成為聖人」。他尋求的是一種純粹的理解與同情，最終組織起志願衛生防疫隊，身體力行地投入抗爭，展現了道德良知的力量。他與里厄的友誼，是亂世中理性與良知交匯的溫暖慰藉。

• 雷蒙·朗貝爾（Raymond Rambert）：一個意外被困的記者，起初一心只想逃離奧蘭，回到愛人身邊。他代表了個人幸福與集體責任之間的掙扎。然而，在目睹了里厄和塔魯等人的奮鬥後，他最終選擇留下，意識到「一個人若只關心自己的幸福，那會是可恥的」。他的轉變，揭示了困境中個體道德覺醒的可能性。

• 約瑟夫·葛朗（Joseph Grand）：一個卑微的市政府小職員，默默無聞，卻執著於修改他那部小說的第一句話。他代表了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卻堅守崗位的普通人。他的堅持，看似微不足道，卻是維繫社會運轉的韌性所在，也是一種對抗荒蕪的微小反抗。

• 巴納路神父（Father Paneloux）：一位博學的耶穌會教士。起初，他將鼠疫視為上帝對罪惡的懲罰；但在目睹無辜孩童痛苦死去後，他的信仰受到巨大衝擊，佈道內容也轉向了更為複雜的、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抉擇——是全盤接受，還是奮起反抗？他的掙扎，呈現了宗教信仰在殘酷現實面前的困境與演變。

• 科塔爾（Cottard）：一個因害怕被捕而感到孤立的罪犯，鼠疫的到來反而讓他感到一種病態的「歸屬感」，因為所有人都成了他那樣的「流放者」。他從混亂中漁利，代表了人性中陰暗、自私的一面，也反襯了其他人的犧牲與奉獻。

卡繆透過這些人物的抉擇與行動，深入探討了其核心哲學思想——荒謬（Absurd）。鼠疫本身就是荒謬的具體體現：它隨機降臨，不分善惡，摧毀生命，剝奪自由，使一切價值和意義顯得脆弱不堪。然而，卡繆並未止步於揭示荒謬，他更強調人在荒謬面前的「反抗」（Revolt）與「團結」（Solidarity）。反抗，不是要推翻荒謬本身（因為死亡和苦難是存在的固有部分），而是拒絕向其屈服，堅持人的尊嚴與價值。團結，則是在共同的苦難中，人們超越隔閡，互相扶持，以集體的力量對抗共同的敵人。正如里厄所言：「對抗鼠疫的唯一方法就是誠實。」這種誠實，既是承認現實的殘酷，也是忠於內心的人道責任。

《鼠疫》的語言風格極具特色。卡繆採用了一種刻意壓抑情感、力求客觀的「零度寫作」風格，彷彿一份冷靜的社會學調查報告。這種看似疏離的筆法，反而營造出更強烈的真實感和普遍性，使得奧蘭的故事超越了地域和時代，成為人類面對任何形式的「瘟疫」（戰爭、極權、災難、甚至存在的虛無感本身）的普遍寫照。許多評論家認為，《鼠疫》是對納粹佔領下法國的寓言，封鎖的城市象徵被佔領的國土，鼠疫代表法西斯主義的恐怖，而市民的反抗則呼應了地下抵抗運動。這一解讀無疑為小說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

小說的結尾，鼠疫悄然退去，城門重新開啟，倖存者們歡慶解放。然而，卡繆並未給予一個廉價的樂觀結局。里厄醫生在人群的歡呼聲中，意識到「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亡，也不會消失」，它們只是蟄伏起來，「耐心等待著」，有朝一日會再次喚醒它們的鼠群，將死亡帶到某個幸福的城市。這是一個清醒而沉重的警示：荒謬與災難是人類生存中永恆的潛在威脅，而與之對抗的努力，以及在對抗中建立起來的理解與同情，必須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