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竹幕
第六章 竹幕
每年的陰曆七月十五是中國傳統的鬼節。這一天，人們會為還未轉世的孤魂野鬼舉行特別的儀式。一九五一年的鬼節是西曆八月十七日，但是在北京，大家並沒有像以往那樣掛起燈籠、表演歌曲或戲劇，而是成群結隊地在馬路上晃蕩，似乎在等待著什麼。其實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眼看著一輛輛汽車往天橋駛去，大家知道又要殺人了，因為大部分死刑都是在天橋執行的。然而，當正式的遊街隊伍終於出現時，眾人還是驚呆了。第一輛車上站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緊隨其後的是一輛敞篷吉普車，車斗裡站著一名外國人。只見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留著長長的白鬍鬚，頭髮向後梳，眼睛凝視前方，雙手則被緊緊地綁住。另一輛吉普車上是一名日本男子，也被綁著站在車斗裡。後面還跟著幾輛車，裡面坐著興高采烈的警察。北京廣播電臺報導說，當時大街上擠滿了人，大家高呼「打倒帝國主義！鎮壓反革命！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但是，據當時身在現場的一名外國人以及英國領事館的說法，人群中一片沉悶，大夥兒都默不作聲。
李安東（Antonio Riva）和山口隆一（Ruichi Yamaguchi）是最早被共產中國判處死刑的外國人。前者是一名義大利飛行員，一九二○年代來到中國幫助國民黨訓練空軍，而後者則是一名日籍書商。經過一個小時的審判，當局認定這兩人圖謀暗殺毛主席。官方媒體披露說，他們陰謀趁國慶活動之機，用迫擊炮轟炸天安門的檢閱臺。除了這兩個人，還有幾名參與策劃的外國人也被判處了很長的刑期，其中包括六十四歲的義大利籍主教馬迪儒（Tarcisio Martina）——他是河北易縣天主教區的負責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後於一九五五年被驅逐出境，未過幾年便去世了）。
這個案子的主要證據是從李安東家中搜出的一門迫擊炮，以及從山口隆一的筆記本裡發現的一幅手繪地圖。那門斯托克斯牌的迫擊炮是一九三○年代製造的，其實早就不能用了，是李安東在天主教會的一堆廢棄物中發現的。那幅圖則是北京消防隊繪製的天安門廣場地圖，山口隆一曾向消防隊出售過消防用品。官方宣布這個特務組織的頭子是名美國軍人，名叫包瑞德（David Barrett），其實他只是曾經碰巧住在這兩個人隔壁，而且一年前就已經搬走了。這個案子審訊期間，包瑞德在臺灣抗議說：「我從來沒有……試圖暗殺或者策劃暗殺過任何人。」二十年後，周恩來總理向他表示歉意，並邀請他重返中國。其實，整個事件都是捏造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威脅外國僑民，並恐嚇中國人不許跟外國人接觸。
李安東和山口隆一被處決後，他們的屍體被草草掩埋在北京城外一處農場裡，除了瓜田和菜地裡插著的幾根木頭和幾塊墓碑外，這個農場看上去毫無特別之處。大部分墳墓都已被荒草掩蓋了，個別比較新的還能辨認出來。這裡埋葬的就是在天橋被處決的反革命分子們。李安東的妻子認為她的丈夫應該安葬在天主教的墓地裡，經過幾番交涉，她最終從公安局要回了他的屍體。那副用薄木板釘起來的簡易棺材又被挖了出來，李安東的屍體被重新安置在真正的棺材裡。那一天晴空萬里，人們將棺材抬上一輛騾車，上面罩著一塊印有白色十字架的黑布。在塵土飛揚的小路上顛簸了五個小時，騾車才抵達了掩映在柏樹、松樹和白楊樹下的柵欄墓地。這塊地最早是一六一○年由明朝的萬曆皇帝賜給耶穌會士安葬利瑪竇的。李安東終於在這裡得到了安息。這次事件後的第二年，耶穌會受到中國政府的譴責並被趕出了中國。一九五四年，這塊地被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占用。文革期間，大部分墳墓都遭到了破壞，極少數倖存下來的，今天也很難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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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是一五八三年來到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為了傳播天主教，他學會了這個國家的語言和文化。一六○一年，他成為獲准在帝都居住的第一位外國人，此後他的餘生大都致力於傳教、翻譯以及與京城第一流的學者們交遊。不久，其他傳教士也來到中國，但能留下的並不多。一七五七年後，外國商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先後來到中國，但他們只能待在廣州城外一小塊指定的區域。只有到了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以及一八五八—一八六○年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才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開始在中國長期定居。他們大都住在上海和天津等通商口岸由外國人管轄的租界內。外國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只需遵守本國法規。他們可以在通商口岸買賣土地和房產，也可以因公到內地旅行。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他們還獲准在通商口岸建造工廠和經營店鋪。
中國城市的現代化就是從通商口岸開始的。比如上海，一八四二年之前只是一個以紡織和漁業為主的寧靜小鎮，如今卻發展成為大都市，從排水系統、港口設備、通訊網絡、保險業務到醫院、銀行和學校，都是國際一流水準。再如大連，也先後在俄國人和日本人的主導下，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滿洲地區重要的深水港。
租界內也湧現出一批中國本土的一流企業，但為了保證人身和財產的安全，許多中國的企業家都謀求與外國人合作。歷史學家郝延平認為，十九世紀末中國出現了一波「商業革命」的浪潮，中國的買辦與外國商人合作，在自由貿易的體制下共同尋求商機。匯票的使用使得信貸更加便利，墨西哥銀元和中國紙幣提供了充足的資金，貿易額隨著國際市場和全球貿易的擴張正經歷一次革命性的飛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本土企業常常處於有利地位，其產品占了中國商品出口份額的七成。
然而，直到一九一一年清王朝終結後，中國才真正迎來經濟的蓬勃發展。不到十年的時間，中華民國境內的外國僑民增長了三倍，已經超過了三十五萬人。甚至當租界交還給中國後（這個過程從一九一八年開始，直到一九四三年結束），外國人仍不斷湧入中國。雖然許多外國僑民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跟中國人並沒有太多接觸，但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已經在這個國家扎下根來。無論是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有全家幾代人共同生活在中國的情形。對很多外國人來說，儘管他們對當地人瞭解不多，但都將各自生活的城市當作自己的故鄉。許多外國僑民的小孩並沒有回到本國入讀寄宿學校，而是在租界內就讀於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日本人開辦的學校，這些學校的課程同母國的學校是一樣的。許多小孩出生於傳教士或商人的家庭，他們從小在中國長大，有些能講兩種語言，對中國養成了深厚的感情。正如歷史學家費正清所言：「在通商口岸的墓地裡，隨處可見對中國熟悉到『生於斯、死於斯』的外國人。」
中國政府完全清楚，外國人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文化和技術。袁世凱、蔣介石等政治領袖任用了一批外籍專業人士，包括國際聯盟的技術人員、日本的法律顧問、德國的軍官、英國的建築工程師、法國的郵政職員和美國的運輸專家等。中華民國剛成立沒幾年，政府就聘請了一批著名的外國專家，其中包括國際法學者有賀長雄（Ariga Nagao），公共管理專家喬治．帕杜（George Padoux）、對鐵路實行標準化管理的亨利．卡特．亞當（Henry Carter Adams）、治外法權專家亨利．德．柯德（Henri de Codt）、著名政治學者威廉．富蘭克林．威洛比（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法律顧問弗蘭克．詹森．古德諾（Frank J. Goodnow）以及軍事專家阪西利八郎（Banzai Rihachiro）等。此外，還有許多名氣沒這麼大的外國雇員——從工程師、職員、會計、律師到教師和翻譯，都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做出了貢獻。
在中華民國，還有數千名傳教士活躍在宗教、醫療和教育領域。基督教吸引了近四百萬信眾，成了這個國家的第三大宗教。教會創立了數百所中學以及十三所學院和大學，如杭州基督教大學、嶺南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上海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蘇州大學和燕京大學等。二十世紀初，傳教士在中國尤其活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同中國國內的改革派進行了多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在教育改革和公共衛生領域。歷史學家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寫道：「在那些一九一○年代和一九二○年代出生的『中國的年輕一代』中，許多人都是接受教會學校的教育長大的。」他們當中出現了城市規劃師、一流的記者和社會學家等。一九一九年，全中國（包括滿洲在內）的一千七百零四個縣當中，傳教士未曾涉足的只有一百個。他們許多人都會講各地的方言，並與當地居民保持著密切的連繫。
此外，還有超過十萬歐洲難民也輾轉來到了中國。最早到達的是一九一七年逃亡到中國的八萬多名白俄難民，之後是一九三○年代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地逃亡來的兩萬多名猶太人。他們帶來了各門知識、經驗和技術，使中華民國的社會構成更為豐富。這些人經營著各種生意，如美容院、麵包房、猶太餐館等，有人甚至獲得了中國國籍。
這一波波移民潮帶來的結果是，從北方的北京直到南方的廣州，中國沿海的各座城市正變得和歐洲及美國的城市一樣國際化，上海的外國人口之多，在全世界範圍內僅次於紐約。
然而，在共產黨統治下，並非所有外國人都受到歡迎。最早體現這一變化的，是一九四八年十月解放軍占領瀋陽後發生的一件事。埃爾登．埃里克森（Elden Erickson）回憶說，他當時正站在美國領事館的屋頂觀看解放軍進城：「我記得他們開槍打死了一位老婦人，然後徑直從她身邊走過去。後來，他們發現我們站在樓頂往下看，便開始向我們射擊。」幾個星期後，根據史達林的建議，共產黨派士兵把美國領事館圍了起來。他們指控美國領事安格斯．沃德（Angus Ward）和他的職員將領事館當作情報總部，並以此為由將他們軟禁了長達一年之久。領事館與外界的所有通訊全部被切斷。沃德回憶說：「就連向我們揮手致意的行人也會遭到逮捕。」水、電、暖氣和藥品也停止供應。當氣溫降到零下四十度時，大家仍不得不用水桶從外面挑水。在領事館外面，每天都舉行反美遊行，人們一邊呼喊口號，一邊揮舞標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產黨逮捕了沃德和另外四名職員，控告他們「煽動動亂」。美國政府向包括蘇聯在內的三十個國家提起申訴，一天之後，判決下來了：立即遣返出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他們坐上冰冷的火車——所有車窗都開著，而且無法關閉——經歷了四十個小時的車程，最終到達天津，隨後被移交給美國外交官。
類似的事件還有許多。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當共產黨橫掃中國時，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經常成為被騷擾的對象。一九四九年四月，一隊解放軍士兵進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的住所。大使在二樓的臥室正臥病在床，見到有士兵闖入，連聲問：「你們是什麼人？」當時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很少，司徒雷登是其中之一，他當時正滿懷希望想和共產黨達成協議。司徒雷登於一八七六年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長老會的傳教士，他的中文甚至說得比英文好。他一生的事業都在中國，一九一九年成為燕京大學的首任校長。就在士兵闖入他的住宅幾個月後，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諷刺性的社論〈別了，司徒雷登〉，將他斥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其實早在解放前，外國人就開始成批地離開中國了。許多人看出了種種跡象，決定趁早離開。早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就從上海撤出了好幾船難民。不過，直到解放軍在北京和天津城外聚集時，大多數國家仍未做出撤僑的決定，因此那時想離開中國的話，運輸工具還很夠。一位當時住在上海的英國人回憶說：「不管是上班還是在家裡，或者在聚會上，大家都在議論這件事——走還是不走。」頭一個從中國全面撤僑的國家是美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就在共產黨打下南京半年前，司徒雷登大使向美國國務卿建議「從全中國緊急撤僑」。駐紮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美國海軍承運了數千名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公民。
美國政府撤僑的決定在外國人當中引發了軒然大波，其他國家也隨後跟進。例如：菲律賓派了一艘經過改裝的坦克登陸艦，將一群樂手以及他們的家人撤出了中國。馬尼拉慷慨地接納了六千名白俄——他們當初來到中國，就是為了逃避蘇聯的迫害，因此對共產主義原本就沒有好感。儘管如此，英國政府仍樂觀地認為中國不會發生社會動盪，因此主張「暫時不動」。一九四九年，英國皇家海軍的護衛艦「紫石英」號遭到炮擊後擱淺了十個星期，這件事讓英國人頗為震驚。就在這次事件發生一週後，當時在聯合國工作的埃莉諾．貝克（Eleanor Beck）寫道：「大家一個接一個地都下定決心要走了。」
然而，還是有許多人不甘心放棄自己的房子、工作和財產，決定靜觀其變。可是不久，市場開始迅速崩盤，這些人拖的時間越長，損失就越大。很快報紙上就登滿了出售房屋、汽車、冰箱和其他日用品的廣告。
解放之後，一開始似乎一切都還好，並沒有因此產生太大的衝擊，許多外國人都鬆了口氣。共產黨反覆聲明會保護外國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而且在占領各地時似乎確實信守了這個承諾，城市裡也沒有發生騷亂或搶劫。有些外國人甚至熱情地寫道，士兵們非常有禮貌，偶爾借用一些生活用品，很快就會歸還，這一點跟國民黨士兵的流氓作風真有天壤之別。
然而，共產黨政權對外國人的敵視卻是顯而易見的，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言辭刻薄的文章，對過去那些所謂「不公正」的大事小事加以批判。與帝國主義有關的一切，無論是真的還是臆想的，似乎都會激發民憤。結果，外國人在中國的經濟、宗教、教育和文化等領域所做的一切，從教會學校、民主制度、跨國銀行到外資企業、法律術語和英文路名，統統被視為與新中國的奮鬥目標不一致，甚至連上海的電費單繼續使用英文也被斥為「深受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表現。有一次，一名外國人到電報公司發電報，公司職員卻扔給他一塊紙牌，上面寫著「只講中文」，他的同事們則在一旁笑得喘不過氣來。
歷史學家貝芙莉．胡珀（Beverley Hooper）就此寫道：「那些長期遭受屈辱的人們如今抓住一切機會來羞辱別人。」現在外國人變成了弱者，哪怕一個小小的過失也會被媒體無限上綱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又一個佐證。上海曾經發生過一起很惡劣的案子，當事人是美國駐上海的副領事威廉．奧利弗。這個瘦弱、謙遜的年輕人被當局拘押了三天三夜，只供給少量的麵包和水。關押他的理由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這一天，他開車闖進了一條因為要舉行慶祝遊行而封鎖的馬路。他在關押期間遭到毒打，卻得不到治療，最終被迫簽署了幾份悔過書。上海的報紙對這起事件進行了大篇幅報導，並趁機讚揚共產黨將上海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了出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這天，一家晚報刊登了一首短詩（帝國主義大限已至），聲稱中國人從此再也無須仰仗外國人，帝國主義的好日子一去不返了。
當形勢扭轉後，
我們中國人不再需要你們這些無賴，
帝國主義者當心了，
你們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
跟外國人有關的事件多得數不勝數，有些瑣碎而不引人注目，有些則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各國領事此時已不受中國政府重視，而且還常常受到侮辱和騷擾。外國記者也被禁止活動，稿件必須接受審查。外國人的一切活動都受到種種限制。不久，所有外國公民都被要求前往當地公安部門登記備案。一九四九年，一名外國學生從北京報告說：「登記的程序冗長而複雜，而且不得不去好幾次，得用中文填寫一式四份的問卷，內容相當瑣碎（答案不全或錯誤都會被打發回來重寫），此外還要交六張照片。最關鍵的一步是面談，從一刻鐘到一個小時不等，所有問答都被記錄在案。」負責面談的人有些曾為國民黨政府工作過，但是面談時，總會有一名共產黨幹部一言不發地坐在一邊。登記之後，公安局經常會派人上門檢查。怡和洋行的一名雇員回憶說：「客廳裡時常會出現黨的幹部，他們想瞭解你個人的全部歷史。」
解放不到兩個月，許多外國人對所見所聞就再也無法忍受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當局批准一艘救濟船駛入上海，撤出了一千兩百二十名分別來自三十四個國家的公民。每個人都得申請出境簽證，手續煩瑣，得好幾天才能辦成。當這艘名叫「戈登將軍號」的輪船駛離黃浦江時，埃莉諾．貝克在她的日記中寫道：「我現在身在此處，真是有生以來最幸運的事。千萬別上共產主義的當。」上海的一家報紙卻以勝利者的姿態宣稱：「別了，戈登號的旅客們。」
不過，仍有一些外國人咬著牙想堅持下去。一九五○年，巨額稅收摧毀了外國僑民的文化和慈善機構。醫院、學校和教堂因不堪重稅而紛紛關閉，連那些風光一時的各種俱樂部也關門大吉。外國企業被壓榨到了極致，中國雇員變得非常強勢，他們對外國人充滿了階級仇恨，工會又進一步煽風點火，要求全面增加工資、縮短工時，致使外企的日子更加難過。最終，外國的企業主們再也無力承擔各項開支，企業被政府接管，卻沒有任何補償。於是，「戈登將軍號」再次來到中國——這次是在天津，接走數百名神情沮喪的外國人。
一九五○年十月，就在中國參加韓戰後的幾個月內，外國人在中國所受的不公平對待達到了頂點。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凍結中國居民在美國的有形和無形資產。作為報復，人民共和國也凍結了所有美國在華資產，全部由軍管會接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許多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被指控「為帝國主義國家充當間諜」，這些人當中既有學生和傳教士，也有企業家和外交官。到了一九五一年三月，數十名美國公民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被判入獄，而且被單獨關押。有時候，抓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所有教堂、學校、醫院和慈善機構的資金全部凍結。不久，政府接管了境內所有的美資企業。中國的報紙報導說，工人們以「放鞭炮、掛國旗」等方式熱烈慶祝這一改變。
除了美國人，其他國家的公民也受到指控。許多人的出境簽證被扣押了好幾個月，直到他們將財產全部自願上繳中國政府後才獲准離境。比爾．休厄爾（Bill Sewell）當時是成都一所大學的講師，他回憶道：
那些打算離開中國的人必須在當地的報紙上宣布這項消息，如果過去的傭人或其他人對他們提出控訴，當局就會進行調查，這樣會使申請出境的過程拖得更長。幹部們必須確保學校財產和個人財產沒有混在一起，所有的私人行李都得進行登記，每樣東西都要反覆檢查。有些人認為，不少政府官員就是想故意刁難他們。更糟糕的是，許多人取不到足夠的現金。大家本來就很焦慮，這下子更加憤怒了，同時又感到很絕望，毫無辦法。那些等待出境的人每天的心情就是這麼複雜。
獲准離境後，政府對帶出國的私人物品有嚴格的數量限制：不准帶汽車，不准帶自行車，不准帶金、銀、銅製品，只能帶數量極少的毯子、畫卷、墨鏡和其他物品。每人只能帶一件首飾或一只手錶。如果海關官員覺得某些私人物品比較可疑，但又不屬於機密的話，就會將其沒收。許多人不得不放棄用了一輩子的東西，離開時只隨身攜帶一只裝衣服的箱子。莉莉安．威倫斯出生於上海，父母是俄裔猶太人，為了逃避布爾什維克革命來到上海。她在出境時，不得不交出個人相冊和集郵簿接受檢查。謹慎的檢查員沒收了一張她小時候和姊姊以及家裡女傭的合影。照片中的女傭身穿白上衣和黑褲子，姊妹倆則坐在她身邊。很明顯，在檢查員看來，女傭的穿著是帝國主義剝削中國人民的標誌，因此不能讓這樣的照片流傳到國外。
有些人即使持有簽證，出境時仍會受到阻攔。戈弗雷．墨爾（Godfrey Moyle）在怡和洋行的保險部門工作。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從天津出境時，一名海關官員拿著他的護照看了許久，然後抬頭望望他，一言不發就將文件撕得粉碎。墨爾只記得這名官員衝他喊道：「吊銷了！」他無言以對。「我當時完全說不出話來，一個詞都迸不出來。」他至今也沒弄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出境許可被吊銷了，之後他不得不等了兩年才拿到新的簽證。
對許多商人來說，離開中國可能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共產黨不承認有限責任的原則，因此只要公司破產，任何個人——無論是股東、辦公室主任、會計，甚至保管員——都會被政府扣押，要其承擔責任。面對政府的巨額稅收和工會的過分要求，許多大企業主和實業家根本無法令其滿足，因此都被關進了監獄，直到他們繳納足夠的錢或設法從境外匯來鉅款後才被釋放。倫諾克斯（H. H. Lennox）是公和祥碼頭有限公司（Shanghai and Hongkew Wharf Company）的經理，因為海上封鎖和業務量下滑，這家公司於一九五○年宣布破產，結果因為工人沒有得到分紅，倫諾克斯被抓了起來。「跟他關在一起的還有四十多名遭到短期拘押的中國人。牢房裡什麼都沒有，只有他隨身帶進去的幾塊三明治和一條窄窄的長條凳。」
新政府的財政政策具有追溯力，因此不僅適用於外企當前擁有的資產和利潤，還可用來追究過去的問題。透過仔細核對帳目和強迫企業員工作證，政府官員總能找到各種理由，認定公司或企業欠政府的錢。為了逼其就範，政府控制了所有銀行。特別是中國銀行，在被共產黨接管後，成為審查帳目的主要部門，而且是唯一一家可以進行外貿結算的銀行，其他眾多銀行的業務卻一落千丈。
人們無法尋求法律的保護，因為法律本身即被視為帝國主義剝削的工具而遭到極力貶低，甚至連律師也被禁止出庭，整個審判過程完全由忠於黨的法官裁決。上海有許多曾為外資公司和企業提供法律諮詢的著名律師，如今卻全部銷聲匿跡。所有現行的法律條文（包括民法和刑法）一律廢止。
與此同時，政府還希望迫使外國人放棄房產，使用的手段還是老招數：徵收巨額的土地稅和房產稅，如果逾期不交，就會產生高額滯納金。此外，所有房產一律不准買賣，就算價格合理也不行，結果許多人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利益受損。當然，政府還可以用延期辦理出境簽證要脅。迫於這樣的壓力，外國人通常只能將自己的財產送給人民政府。
例如：在面對渤海灣的豪華度假區北戴河，各國使館和代表團等機構修建了數百座漂亮的海景別墅。十九世紀末，英國人建了條鐵路，將這座小漁村與天津和北京連接起來，從此北戴河便成了有錢人和外國外交官們消夏避暑的勝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內戰期間，許多外國人被迫離開了中國，因為走得匆忙，沒來得及變賣房產。到了一九五二年九月，北戴河的外國人只剩下一位姓鮑爾溫（Baldwin）的先生，他每日裡釣鱘魚、種果樹，過著「安靜而憂鬱」的生活，而其他外國人的房產大都變成了共產黨幹部的療養中心。一九五四年，毛寫了一首與北戴河有關的詩，從此這裡便成了黨的領導人最喜歡去的度假勝地。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全國開始清理外籍人口，這樣做部分是因為公開處決李安東和山口隆一所產生的擴大效應。在北京，警察逮捕了數十名不同國籍的神父、修女、學生、教授、商人和醫生。被捕後，他們與外界的連繫全部中斷，許多人從此杳無音訊。哈麗雅特．米爾斯（Harriet Mills）的父母是長老會的傳教士，她獲得富布萊特獎助學金前來中國研究魯迅，但因為擁有一臺軍用無線發報機，而且與山口隆一有來往，結果被抓起來關了近兩年。同是富布萊特學者的阿林（Allyn）和阿黛爾．里基特（Adele Rickett）那天正與哈麗雅特共進晚餐，結果也遭到逮捕，關了好幾年。他們在監獄裡不斷接受思想改造，到最後幾乎真的相信自己是間諜了。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日，北京祕密通過了一項決議，下令將所有外國人（除了已經被捕的）全部驅逐出境。到了那年夏末，外國人已被驅趕殆盡。全中國唯一還可見到較多外國人的地方只剩下天津。那裡曾是華北地區最繁忙的港口，如今成為官方准許外國人離境的唯一通道，就連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也必須先坐火車到天津，然後才能登船。天津城裡擠滿了等待上船的人。那些曾經風光一時的大飯店如今淒涼地矗立在那裡，彷彿訴說著昔日的輝煌，住在裡面的都是些急於出境的外國人。在其中一家飯店裡，有一間用金色與紅色裝潢的舞廳，如今已經廢棄，與它相連的餐廳裡，桌上的鮮花早已枯萎，窗戶上還能見到內戰時為了防止空襲而貼上去的紙條。
至一九五一年底，上海的外國人已經被全部清空。北京也是如此，曾經繁華一時的外國人聚居區如今已經破敗毀壞。耶誕節前夜，參加英國大使館聚餐的只有三十六個人——這就是當時仍留在北京的所有英國外交官和平民。
兩年之後，其他國籍的外國人也面臨著被遣返的命運。首先是從戰後即被關押的大約兩萬五千名日本人，隨後是一萬兩千名白俄。許多人已淪落到赤貧的境地，有些甚至「死於嚴寒、饑餓和疾病」。從一九五三年底開始，這些人都被陸續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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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湖南的農村正處於動盪之中，基督教教堂籠罩在不祥的陰影之下。年輕的毛澤東記述道，在革命風暴中，當地的神父被拉著遊街，教堂遭到洗劫，傳教士們噤若寒蟬。動盪很快就過去了，但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地區，到了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早期，傳教士依然是被鬥爭的目標。內戰期間，共產黨軍隊所到之處，沒收教堂的財產，關閉教會學校，控訴並殺害了數十名當地和外國的教徒。
一九四七年七月，共產黨游擊隊來到北京北面一個偏僻的山谷，占領了楊家坪聖母神慰院。他們焚毀了修道院，將修士們關起來審問和拷打。一九四八年一月，在大冬天裡，六名修士戴著手銬和鐵鍊，被押上一座臨時搭起來的檯子。他們身穿白色僧袍，上面長滿蝨子，並染著片片血跡。修士們被迫跪在地上，憤怒的群眾紛紛往舞臺前面擠。一名當地的幹部宣讀了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槍響處，六名修士逐一倒下。「他們的屍體被拖到附近的溝裡，然後扔上一輛破車，一個疊著一個。」幾個月後，另外二十七名修道士（其中大多數是本地人）也被虐待致死。到底有多少傳教士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間在中國被殺害，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但估計大約有上百人。
在中國的四千多名新教傳教士中，有一半在解放前就撤離了駐地。其中有些人曾被日本人關在集中營裡好多年，因此害怕共產黨來了會遭受同樣的命運。另一些人離開是因為生病或年紀大了。但與此同時，卻有超過三千名天主教傳教士聽從羅馬教廷的命令堅守崗位。這些人的宗教觀各不相同，其中既有生活樸素、與世無爭的特拉普教徒（Trappists），他們對物質沒有任何欲望，從不說無用的廢話；也有思想比較新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成員，他們在城市裡從事各項社會公益活動。這些留守的傳教士中，仍有少數人對與共產黨合作抱有一絲希望，但大多數則認為，與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都是「向魔鬼妥協」。
從解放後頭一年的情況來看，這些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的決定似乎是對的。雖然新政權要求外國人進行登記，試圖向教會學校滲透，經常檢查教會醫院，而且譴責宗教信仰，甚至審訊基督徒，但許多傳教士對前景依然保持樂觀。然而，接下來的形勢卻變得越來越不妙，各種壓力也與日俱增。約翰．歐歇（John O’shea）主教的教區位於江西南部，共產黨來到那裡半年後，他寫道：「套在脖子上的繩索每天都在收緊。」與其他外國人一樣，傳教士面臨著各種限制，有些人實際上已遭到軟禁，無法隨意進出教會駐地。隨後，共產黨又徵收了教會的房產，用作駐軍、屯糧和集會，試圖一步步將教會趕走。
此外，同其他外國人一樣，傳教士們也面臨著經濟上的壓力，包括巨額的房租、稅收和罰款等。根據梵蒂岡的說法，一九五○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對其教會課以毀滅性的賦稅」。結果，中國的天主教會很快便紛紛倒閉了。
不久，韓戰爆發了。中國於一九五○年十月參加戰爭。不到一個月，傳教士便開始遭到大規模逮捕。他們被控以間諜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許多人接受了公審，並被迫遊街。新教傳教士們開始成群地離開，至一九五一年底已經剩下不足百人。
然而，羅馬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仍命令天主教徒們不惜一切代價加以抵抗。於是，儘管受到審判、遊街和聲討，兩千多名天主教傳教士依然堅守崗位，企圖抵抗官方的滲透。一九五○年九月，義大利籍主教馬迪儒被捕，當局指控他參與了暗殺毛澤東的陰謀，並以此為藉口禁止羅馬教廷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馬迪儒後來被判無期徒刑，而在此之前，黎培里也已經被軟禁在家，警察每晚都要上門檢查，還經常找他談話，這樣的情況持續了數月之久。一九五一年九月，他因「從事間諜活動」被驅逐出境。在將他從南京押解到中港邊境的一路上，當局組織了許多次批鬥大會，大街上、火車站、旅館和飯店裡的高音喇叭反覆播放宣傳廣播，斥罵這位教皇的代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毛個人對梵蒂岡也很關注，尤其對它能吸引如此眾多不同國家的信徒感到好奇，但天主教徒的頑固也令他感到不安，其中最讓他擔心的一個組織是「聖母軍」（Legion of Mary），因為它的名字聽上去像是個軍事組織。許多聖母軍的成員都面臨著被捕的危險，但他們堅決否認從事任何反革命活動。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四日，公安部下令，要在「一年之內」消滅這個組織。
黎培里被押赴香港途中，在上海被迫遊街兩天。過了不久，聖母軍駐遠東的代表莫克勤（Aedan McGrath）就被十一名手持輕機槍的警察帶走了。關進監獄前，他的手錶、念珠、宗教聖牌等全被沒收，鞋帶和褲子上的鈕扣也被摘掉，他被迫赤身裸體連續站了幾個小時。幾個月後，他被轉到英國人於一九○一年修建的提籃橋監獄。牢房裡沒有床，沒有椅子，沒有窗戶，除了一個桶子之外，一無所有。看守每天兩次從鐵欄杆裡遞進食物，倒在一個骯髒的罐頭盒裡。莫克勤在監獄裡經歷了無數次審訊，有時候看守不許他睡覺，有時則被迫在刺骨的寒冬裡光著身子。過了三十二個月，他終於被帶上法庭，被宣判有罪。兩天後，當局將他釋放，押上火車驅逐出境。
有些人就沒這麼幸運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馬利諾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六十二歲的福爾德（Francis Xavier Ford）被捕。他是這個美國天主教會的一名主教，當局控告他從事「間諜活動」並「私藏武器」，但從未對他進行審判，而是將他拉到村子裡——從一九一八年開始他就在那兒傳教了——遊街示眾。他的脖子上勒著一根潮溼的繩子，繩子乾了就會收縮，差點將他勒暈過去。暴民們用棍子和石頭毆打他，直到將他打倒在地。福爾德最終死在監獄裡，屍體就埋在廣州城外。
警察還對許多教會發動了精心策劃的突擊行動，並大批逮捕這些教會的傳教士。例如：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二十七名聖言會傳教士在青島被捕，在監獄裡關了兩年後遭到驅逐。警察不僅將傳教士們抓走審訊，還拿走他們的聖杯、禮服和其他聖物，此外還破壞了教堂的墓地，挖開墳墓，移走神龕，撬開地板，毀壞柱子，以尋找藏起來的武器和發報機。最後什麼都沒找到，警察們只好拿走鐵絲、舊念珠等廢棄物當作存在發報機的證據，甚至連藥品也被說成是毒藥。傳教士們被關在條件惡劣的監獄裡，面對無休止的審訊和荒謬的指控長達數月，普遍產生了被迫害的妄想症狀，有些人幾乎快被逼瘋了。被關在蘭州的保羅．穆勒（Paul Mueller）神父就拒絕進食，因為他覺得食物裡有毒，並聲稱看守用死亡射線對付他。最後他在監獄裡因感染而不治身亡。
即使那些準備離開中國的傳教士也會遭到騷擾。阿道夫．布希（Adolph Buch）是一名法國神父，他於一九○六年來到中國，成為一名遣使會傳教士。一九五二年十月他打點行裝準備離開中國，但是海關沒收了他隨身攜帶的大批蝴蝶標本——這些都是他在業餘時間收集的。「他們指控我想把標本寄到美國，然後再裝滿細菌寄回來。」當這位八十七歲高齡的老人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過羅湖大橋進入香港時，他的助聽器也不見了，因為攜帶任何機械設備出境都是違法的。
當局對教會的許多指控都是惡意編造的。例如：政府沒收了數百家教會醫院，並指控部分外籍院長虐待病人，因此將他們逮捕，但事實上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在洛陽天主教醫院，曾有一名奄奄一息的婦女被送進來，她的丈夫央求醫生動手術，手術沒有成功，但醫生事先已經反覆警告他成功的機率很小。過了幾個星期，當地幹部強迫這名男子對醫院的院長索蒂（Zotti）神父提起控訴，結果院長被判了一年徒刑，外加一年監視居住。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
當局還大肆指控傳教士們故意殺人，並以此為藉口侵占了兩百五十多所教會孤兒院。解放後，有些病得很嚴重的小孩被家人或陌生人送進孤兒院，但是修女們無法將他們全都救活。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廣州有五名修女被控謀殺了孤兒院裡的兩千一百一十六名兒童，結果她們被拉到大街上遊街示眾。審理此案的法庭設在紅牆圍繞的孫中山紀念堂，審理過程用五種語言在廣播上播出，持續了好幾個小時。公訴人用尖銳的嗓音朗讀著起訴書，指控內容包括非人道地虐待兒童和非法販賣兒童。除了這些頗具煽動性的言辭外，當局還傳喚了幾名證人，其中有幾個小孩，一邊作證一邊對著麥克風抽泣，他們的話音很快就被群眾的哭喊聲淹沒了。這次表演性質的公審大會最後達到了高潮：兩名修女被判處徒刑，其他被告則被立即驅逐出境。
一個星期後，在另一所孤兒院裡，兩名法國修女和一名神父被控殺害兒童，士兵用棍棒毆打他們，並逼他們挖出肢解後的兒童屍體。挖掘持續了十二天，每天勞動十二個小時，有荷槍實彈的士兵看守，根本不許有任何拖延。在南京，教會興辦的聖心兒童院被當局稱為「小布亨瓦德（一納粹集中營名）」，當局指控修女們虐待兒童，不僅讓小孩挨餓，還折磨他們，並把他們賣身為奴。北京、天津和福州等地也發生了類似針對教會孤兒院的刻意攻擊。
至一九五二年底，有數十名外國傳教士被捕入獄，許多人的手腳都鎖著鐵鍊。僅一九五二年一整年，即有近四百人被驅逐出境，另有一千多人也迫於各種壓力離開了中國。一九五三年夏，政府對教會殘存的影響進行了進一步肅清。一年後，新教傳教士除一人外全部離開了中國，另有十五人被拘押正等候遣返。三百名天主教傳教士依然堅守在中國，但其中有十七人被捕，六十人接受調查，三十四人已經啟程離開中國，更多人則做好了離境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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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蘇聯的影響在中國就已隨處可見。鮑大可（Doak Barnett）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寫道：「在北京的公眾場合，蘇聯領導人的畫像幾乎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畫像同樣重要。」在標誌性的建築物樓頂，經常可以看到蘇聯和中國的國旗並肩飄揚。各大城市都大張旗鼓地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甚至連街道也以蘇聯的名字命名。哈爾濱的主幹道被命名為「紅軍街」，長春的主幹道叫「史達林大街」。瀋陽用大理石建了一座高大的「坦克碑」，用來紀念蘇聯人將滿洲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占領下解放出來。無論書店、車站、學校或工廠，都可以找到翻成中文的蘇聯文學作品，連中國共產黨使用的部分教科書也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報紙和廣播長篇累牘地宣傳要忠於蘇聯，要追隨莫斯科的外交路線，並且歌頌史達林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北京還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展覽，「系統性地介紹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發表談話，宣布中國應該「一邊倒」。在此之後，蘇聯的影響一發不可收拾。毛宣稱「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訓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一邊是帝國主義，一邊是社會主義，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所謂的中立其本質是虛偽的。雖然有人認為，為了獲取外國的貸款，中國應該更接近華盛頓和倫敦，但毛澤東奉送給這些人一個詞：「天真」。毛認為：「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幾個星期後，《時代》雜誌這樣評論道：「這個聲明讓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態度。」同一個月，毛派了他的二把手、個性比較嚴肅的劉少奇前往蘇聯，與各位部長會晤，並參觀了各個政府機構，他還與史達林見了六次面。劉少奇在蘇聯待了兩個月才回國，隨行的還有數百名蘇聯顧問，有些人跟他坐同一列火車來到中國。
在過去的二十八年裡，中國共產黨一直依靠莫斯科的經濟援助和意識型態上的指導。毛澤東本人的命運也因蘇聯的資助而改變——他在二十七歲那年，第一次得到共產國際發放的兩百元現金，這才得以前往上海參加中共的成立大會。他對接受蘇聯人的資助感到心安理得，而且正是利用了莫斯科的支持，他最終率領一群衣衫襤褸的游擊隊員奪取了政權。然而，在此過程中，毛與蘇聯的關係時好時壞。蘇聯人總是不斷指責他，而且因為與蘇聯顧問就黨的政策意見不合，他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曾受到過排擠。史達林總想迫使毛澤東與他的死對頭蔣介石合作，甚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在上海對共產黨大開殺戒後，莫斯科仍繼續公開支持南京政府。蔣介石的軍隊對毛圍剿追擊了近十年，最終迫使共產黨轉移到山區，並跋涉了約一萬兩千五百公里撤退到了北方——即後來所謂的「長征」。但即使在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仍繼續得到蘇聯的資助。共產國際向他們提供了數百萬墨西哥銀元。要是沒有這筆錢，共產黨人不可能走那麼遠。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史達林本著一貫強硬的實用主義作風，與國民黨簽訂了一份同盟協定。雖然他仍在暗中幫助毛，於一九四六年將滿洲交給了共產黨，但蘇聯並未直接插手中國的內戰，只是警告毛要當心美國——美國當時支持蔣介石，而蔣介石因為領導抗戰勝利，已是大家公認的世界領袖之一。
甚至當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已經勝券在握時，史達林對毛仍心存疑忌。史達林的警覺性一向很高，他害怕毛會成為第二個鐵托——這位南斯拉夫的領導人因為反對莫斯科的領導已被踢出了共產主義陣營。史達林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對毛更是視作潛在的對手，因為他知道毛對他早就心懷不滿。為了爭取史達林的信任，毛對鐵托大加批判。他後來回憶說：「史達林懷疑我們在贏得革命勝利以後，中國會像南斯拉夫，而我會是第二個鐵托。取得勝利後會變得像鐵托一樣。」毛因此對史達林竭力奉承，試圖讓他相信毛個人以及他的黨都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追隨者，都是蘇聯虔誠的學生，因此值得史達林施以援手。
儘管努力向史達林輸誠，毛對莫斯科過去對待他的態度終究還是耿耿於懷，但除了蘇聯又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求助。一九四九年，毛的政府亟需國際社會的承認以及外部的經濟援助，來重建被戰火摧毀的國家。毛首先宣布了「一邊倒」的政策，隨後便開始謀求與史達林會面，但幾次要求都遭到莫斯科的拒絕。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蘇聯人才終於同意毛前往莫斯科。
因為害怕遭遇不測，毛乘坐的是一輛裝甲列車，而且鐵路沿線每隔一百公尺就布置一名崗哨。不過，就在他到達中蘇邊境時，還是被掌管東北大權的高崗惹火了。據說當時在東北，史達林的畫像比毛主席的畫像還多，而且高崗幾個月前剛訪問過莫斯科，並與史達林簽署了一份貿易協定。當毛得知高崗在他乘坐的火車上特意掛了一節車廂，裝的全是送給史達林的禮物時，他下令留下那節車廂，把禮物都退了回去。
這是毛第一次出國，所以顯得很緊張。經過長途旅行，火車到達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毛在上下列車時，渾身是汗。到了莫斯科，毛主席得到的卻是冷漠的對待。他本來以為，作為一場偉大革命的領袖，將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帶上了共產黨主義大道，蘇聯人肯定會熱烈歡迎他的到來。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幾個月了，蘇聯人對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勝利卻一直抱以詭異的沉默。史達林派他的兩名忠實追隨者——莫洛托夫和布林加寧——到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迎接毛，但他倆並沒有將毛送到下榻處。毛主席在火車站發表了一番談話，其中回憶了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如何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什維克革命後被廢除的——事實上，這些不平等條約的廢除，要歸功於五年前國民黨與蘇聯根據雅爾達協定簽署的同盟條約。那天，史達林簡短地接見了毛，並恭維了他取得的勝利，但同時又以戲弄的態度，假裝不知道他來蘇聯的真實目的。蘇聯人就這樣讓毛在莫斯科待了五天，好像他這趟來，跟許多其他外國代表一樣，只是專程來為史達林慶祝七十大壽的。
五天之後，毛被趕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幢別墅。為了得到史達林的正式接見，毛不得不等上好幾個星期。會議安排總是被取消，打電話也沒有人接。毛終於失去了耐心，大聲怒罵，說他來莫斯科除了「吃飯、拉屎和睡覺」，其他什麼事都沒做。史達林正在磨耗毛的耐心，他堅持中國必須遵守雅爾達會議達成的協議，讓蘇聯控制旅順港、大連以及東北的中東鐵路等。
毛無計可施，只好讓周恩來前來解圍。儘管周頗具外交手腕，但雙方經過六個星期的談判，才最終達成了協議。蘇聯人堅持認為，二戰後國民黨政府被迫讓渡給蘇聯的所有權益必須繼續維持下去。蘇聯方面參加談判的是米高揚和維辛斯基，這兩個人都很難對付，提出條件時毫不留情。例如：他們雖然同意於一九五二年底將港口和鐵路歸還中國，但同時又堅決提出，蘇聯可以繼續在其本土與滿洲和新疆之間任意運輸軍隊和設備。毛對蒙古的設想也很快落空了，他原來以為蒙古本是清朝的領土，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理所當然擁有其主權。但史達林和蔣介石於一九四五年已經達成協議，承認蒙古獨立，所以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商量的餘地。此外，周恩來還不得不就新疆和滿洲的許多重要權益做出讓步，如給予蘇聯在新疆十四年的開礦權等。米高揚還糾纏周，要求中國每年向蘇聯出口數百噸的錫、鉛、鎢和銻。當周委婉地表示中國缺乏開採設備時，米高揚打斷他的話，說蘇聯可以提供幫助，中國人只需要告訴他們：「缺什麼？幾時要？」
二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終於簽字，但毛得到的好處僅是蘇聯承諾在五年內向其提供三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為了獲得這些有限的資助，毛卻不得不在領土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這頗像十九世紀時列強同中國簽訂的許多不平等條約，都包括了割讓領土的祕密協定。此外，中國還承諾向數千名蘇聯顧問及技術人員支付高額工資，而且是用黃金、美元或英鎊結算。正如歷史學家保羅．溫格羅夫（Paul Wingrove）所說：「毛取得了勝利，贏得了中國的獨立，並成立了革命政府，但蘇聯人對待中國的方式，與對待被其占領的東歐國家並無二致，都是要這些國家用自己的關稅來換取蘇聯『專家』的服務。」一九四三年，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就已廢除了治外法權，但如今中國的法律對蘇聯人卻毫無約束力。毛向蘇聯臣服，也是為條件所限。中國是個弱國，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下，需要強有力的保護。有了這個條約，萬一中國將來受到日本或其盟國（特別是美國）的攻擊，就可獲得蘇聯的援助。但除了表面的風光，毛和周在離開莫斯科時，對他們所受的招待肯定感到忿忿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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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五○年開始，數百名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開始陸續來到北京、上海等城市，有些是獨自前來，有些人則攜家帶眷。他們起初住在以前的租界內，但很快就占據了解放前其他外國人的地盤。在上海，他們集中住在城外往西幾公里的一處地方，那裡風景如畫，並未受到戰爭的破壞，到處分布著公園和別墅，外國人在那兒可以打野鴨、玩高爾夫，還可以沿著小溪漫步。這塊位於虹橋的世外桃源很快就被解放軍占領了，他們奉命將這裡的外國人全部趕走，好讓蘇聯人搬進來。當局通知當地居民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搬走，將房產上繳政府。「那些反對的人被強行趕走，傢俱也被搬出來，裝上卡車。」新房客都是來自蘇聯的技術員、飛行員、裝配工以及在虹橋機場工作的其他蘇聯人。整個住宅區都有哨兵日夜看守，周圍豎起高大牢固的竹籬笆，轉眼變成了當地人口中的「俄租界」。
在每個主要的城市裡，蘇聯顧問都集中住在由士兵守衛的社區裡，與當地群眾嚴格分開。在廣州，沙面島曾是外國公司和領事館的聚集地，沿江建有許多石頭砌的樓房，如今成為政府官員的生活中心。蘇聯顧問們就住在廣州俱樂部裡，這裡以前只有英國人可以進出，裡面有私人花園、網球場和一座足球場。在天津，有些蘇聯人住在倫敦道上的別墅裡，入口處有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巡邏，其他人則住在老的蘇聯領事館內，裡面進行了重新裝修，外面有一堵三公尺高的圍牆，牆頭拉著電網。
除了外出購物，蘇聯人平時很少上街。他們一個個表情嚴肅，穿著長的皮外套，褲腿很寬，足蹬皮靴，頭戴寬邊呢帽。「當他們走進商店時，其他顧客都被要求離開。」他們的工資很高，而且中國對外匯出口又有所限制，因此他們非常喜歡購買普通人買不起的奢侈品。羅寫道：「蘇聯顧問出沒在上海的每一個商業區，他們熱衷於購買美國和歐洲的手錶、鋼筆、照相機及其他各種進口的奢侈品。這些東西商店裡仍有出售，但沒有中國人買得起。」不久，他們又開始搶購古董傢俱、東方的地毯、法國利摩日生產的瓷器和其他藝術品，然後裝滿一只箱子空運回蘇聯。
到了一九五○年十月中國加入韓戰的前夕，在中國的蘇聯軍人和平民達到了十五萬。在旅順港的蘇聯海軍基地，駐紮了大約六萬名蘇軍。另有五萬人駐紮在從旅順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沿線，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守衛鐵路。此外，滿洲北部還駐有蘇聯空軍。一群群身著制服的蘇聯軍官分布在全國各地，擔任中國陸軍和空軍的教官。
然而，蘇聯人活動的範圍遠不止軍事領域。數千名來自蘇聯的技術人員來到中國，幫助各地修橋築路、建設工廠、發展工業。在北京的各政府部門中，聘用了數百名蘇聯顧問，他們將蘇聯的一套做法帶到了中國，影響很大。其中高等教育部的蘇聯專家人數最多，達到了一百二十七名。
交流是雙向的。中國也派出無數代表團前往蘇聯參觀，其中少數是貿易代表團，絕大多數則是去學習如何運作一黨專制的國家。例如：王耀山和張秀山參加了一個大型代表團，到蘇聯各地參觀了四個月，學習如何組建政治組織，其內容包括如何培訓城市幹部以及組建北京的中央委員會等。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率領一支五十人的代表團，考察了與宣傳有關的各個方面，提出了一千三百多個正式問題。在三個月的逗留期間，他們去《真理報》參觀了六次。中國正在所有領域——從國家安全、城市基礎建設、幹部培訓、經濟建設、意識型態工作到重工業——全面複製蘇聯模式。
與此同時，由於韓戰期間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中蘇雙邊貿易開始迅速增長。中國的外匯和黃金儲備有限，只好透過出口貴金屬、工業產品和食物來換取信貸、資本貨物和各種原材料。例如：用豬肉換電纜，用大豆換鋁，用糧食換鋼軋輥等。因為像銻、錫和鎢等金屬的開採量有限，所以中國出口到蘇聯的大都是農產品，包括纖維製品、菸草、糧食、大豆、新鮮水果、食用油和罐裝肉類等。很快地，莫斯科就成了絕大部分中國出口商品的目的地。
「向蘇聯學習」在中國成了一句流行口號，幹部和知識分子們都要學習史達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本書被中國人當作《聖經》一樣來讀。一名隨中國籍丈夫居住在廈門大學的英國婦女記述道：「當時有很多培訓班和培訓中心，在所有學校和所有年級中，俄語變成了第一外語（實際上是唯一一門外語）。在教育戰線，教案的每一個細節都是從蘇聯人那裡不加批判地複製過來的，甚至連午飯時間也向後推遲了三個小時，以保證上午能連續上滿六節課。」
中蘇友好協會在全國設有十二萬個分會，負責發放書籍、雜誌、電影、幻燈片和戲劇等文化製品，以及發電機、收音機、麥克風和留聲機等設備。這個協會組織了數十場展覽會，主題包括「蘇聯的婦女」、「蘇聯的兒童」和「蘇聯的建設」等。後來，甚至連中文的新聞資訊都主要來源於蘇聯官方的塔斯社了。每一個中國人都被反覆告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