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门

毕业后，我艰难地成为了伦敦博物馆行业中的一员。对于一个在中国西南小城长大的普通人来说，获得这份工作已是毕生的奢侈，我不得不鞭策自己每天吸收这份工作所提供的养分。每个通勤的早晨，我会坐在红色双层巴士的最前排，确保没有其他上车的乘客会经过我，他们也就无从知晓我的喃喃自语，没有人能看到我在练习耳机里的英语对话。在一个小时疯狂摇晃，几乎至人晕厥的巴士里，我会跟读所谓时髦的英语词句，希望自己能够迅速融入伦敦年轻人的阵营之中。

这样一个活在别人眼光中的中国小孩，自小习得了隐藏和揣摩的技艺，养成了一颗偷摸又格外较真的心。我竭尽全力去应对伦敦生活派发给我的每一项课题，尤其是在如何使用英语和人对话这个事情上——我渴望如同小说一般的对话发生，指引我走向某种不凡。

然而我记得刚来英国的第一年，我甚至做不到自然地说“How are you？”，每次用英文打招呼时，嘴唇会异常紧绷，身心会像爬满蚂蚁一样瘙痒。好不容易适应礼貌问候的开场白，对话也开始有了真正的内容，又开始学着解读对方的表情，性别，衣着，口音，然后做出许多或许完全不符实际的预判，祈祷它们能指引我在对话当中不感到迷失。

而我时常在对话的迷宫中走到尽头，无论如何也无法到达这座迷宫的终点，或者说这个终点到底是什么，是否存在，我都完全不清楚，只是在里面一个劲乱转，渴望找到那个假想的终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我，遇见了西门。

西门是一个身高偏矮，身材佝偻的白人老年男性。他的长相实在算不上令人愉悦，以至于我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时就楞住了。关于西门的外貌，我只能给你们最精准但是又最不至于伤人的评论：他长得很像老友记里的钱德勒，只不过是在年轻时就经历了大面积的整容，然后一直活到快七十岁的钱德勒。

总之我对西门的外貌抱有直觉性的厌恶，即便我知道这样非常无礼，但我真的很少出现某人的外貌令我不适到无法抵抗成见的情况。

西门的皮肤会因为阳光而过敏，因此他白色的脸孔上总是泛着斑斑点点的红色。他的单边耳垂上挂着一颗小巧的银色耳钉，暗示着一丝不符合他年纪的微妙叛逆。从一旁观察他放松的表情，你会感觉他的神情之中充满愁苦。可一旦他回过头来和你发生眼神交汇，他的五官就会瞬间舒展，笑着对你说：“You alright/You OK？”。

“还好吗？”，这是西门的口头禅，也是大多数英国人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多数情况下，没有人想知道你是否真的好，大家只是出于礼貌，说明自己注意到了你的存在，没有完全忽视你罢了。但西门的“还好吗？”几乎到了一种疯癫的程度，很多时候几秒前我才听见他的“还好吗”，可他下一秒再经过你时会像失去记忆一样，继续扔下一句“还好吗”，然后连带着没有完全消散的社交热度飞速地离开，这样不断往复，让人怀疑自己是否进入了某种时空循环。

你时常能见到西门在博物馆上下巡逻，他为此感到骄傲。西门有一块黑色的运动手表，如果你碰巧在中午或者下班之前见到他，他都会很乐意向你提起今天的步数：日中一万，傍晚两万。他的身体就是一个高压气罐，不断向内灌注远超身体负荷的气体，进而至使热气溢出。西蒙似乎从未感到寒冷，伦敦的冬日寒风对他来说不过是清凉，他总是喜欢穿着短袖衫站在10度以下的室外。这奇异的体质总是惹得周围的同事连连称奇，对于我们这些亚热带和热带的移民而言，他的存在几乎代表了不思议本身。

我和西门的交集几乎产生在任何其他员工之前。西门是最先来找我说话的那批人，他明显对我的亚洲脸庞和我身后所代表的文化有所期待。我已经不记得和他的第一个话题具体是什么，只隐约记得他问了我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之类的问题。我的回答大概是我从四川来，我来这里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姑且刚刚离开学生身份，喜欢弹琴和运动。

他显然对我的答案很感兴趣，回应道：他很喜欢料理，尤其喜欢中国料理，他很喜欢来自四川的花椒，尤其是青花椒，他曾经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现在只想做一个轻松愉快的工作，每天下班能玩玩自己喜欢的音乐。在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几个回合之后，我变得经常能够抛开对他外在的成见，只觉得他是个热情又有趣的怪老头。

直到我注意到他和另外一位年轻南亚女员工之间非比寻常的感情。

我至今都无法给他们的这段感情下定义，我唯一知道的是，他们亲密无间，是这个博物馆里为数不多彼此依赖的人。有时候这种亲密会迎来旁人的猜测，因为他们的性别，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年龄差异，更因为他们之间无限接近暧昧的互动。

西门和这位女性的相处是如此自然，比起职场上的长辈和晚辈，他们更像是学校里一起嬉戏打闹的同龄人，西门的手经常搭在这位女性的身上，这位女性也经常用指责的口气来和西门开玩笑，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玩，互相帮对方搬家，隔三差五就会给对方做饭吃。我时常觉得是自己的西南小城思维太过狭隘，没能用以前见过的人际框架套用到他们身上，所以才会格外在意他们。

在工作闲暇的八卦当中，我们偶尔会聊起同事关系，然后就会有人提到西门和这位女性的事，我发现所有人都有着和我类似的感觉，甚至比我更加大胆地给这段关系下了定义。

有一次同事们讨论到一半时，其中一个人突然转头问我：“哎，你觉得西门和她关系如何呀？”

我会说：“他们真的关系很不错呢！”

同事们会惊奇地质问我：“你这没看出来吗？”

“看出来什么？”

“他们俩的关系？”

“有什么特别的吗，难道不是那种忘年交的关系？”

接着我的回答会引来众人的大笑，所有人都会说我是一个多么多么单纯，甚至有点傻的女孩。然后我开始回顾过去所看到的一些事情，重新仔细在心中界定它们到底有没有进入暧昧的范畴——毕竟那个女生订婚了，她后来还结婚了，而对象显然不是西门。

不过即便他们存在事实上的暧昧，我也不是很想指责他们什么。我也不是什么特别老土的人，结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婚姻所做出的承诺也从来没有它宣称的那样伟大。但是我确实对他们两个感到好奇。

我特别喜欢那位南亚女性，她身材精瘦娇小，五官俊美，是典型而不落俗套的南亚美人。她总是微懒散地岔开脚笔直地立在地上，手掌的虎口随性地支撑着整个后背，与她相后延展的弯曲手肘相对，她的整个身躯会轻微地向内蜷起，让人觉得她有一些骄傲，骄傲外面包裹了着充满现实色彩的“无所谓”。

但正是因为如此，当她和西门站在一起，总是让人产生世俗意义上最普遍又最廉价的联想——年轻漂亮的亚洲女性和丑陋的白人老人，如此亲密，背后一定是有不风光的东西。我从内心深处尝试拒绝这种轻松的判断，但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不适，我说不清这种不适究竟是来现实中的西门，流言中的西门或者是社会本身,还是说这些感受在我这从来都是同时显现。

后来我能听到的传言越演越烈。好像有人举报过西门性骚扰女性，又好像有人觉得西门和馆里的领导有超越普通友谊的关系，之后开设的馆长助理岗位，也是为他本人量身定制的……诸如此类我等草民无从验证的消息不断传入我的耳朵。无论我在何种程度上选择相信或者怀疑这些传言，但它们确确实实进入了我的耳朵，而我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单纯”地看待西门和那位南亚女性。

尤其是对西门，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注意他的肢体动作，我发现他有时候会我引导我触碰他的身体，但是仅仅是当他受伤了，或者希望向我说明他的奇异身体温度。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些过分的热情使人不太自在。种种流言和猜测之后，西门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可疑的对象，但我和西门之间关于料理和音乐的话题还在继续，我也欣赏西门在这两个领域上的博学和开放程度。西门仍然热情地和我分享着他最近在听的乐队，多数是一些老派的英式摇滚乐队，而我在回国休假的时候，为他带回了他一直念叨的四川青花椒。

然后是除夕夜前的三天，因为再也无法忍受抑郁症的痛苦，那个从高中开始最令我骄傲的女性朋友选择了自杀，她在遗书当中将自己的离开比作登出一场她原本就从不擅长的游戏。而我经常觉得她那清醒却坚守理想的人生是一场刺激的徒手攀岩，在某一个节点，她松开了那条粗燥的生命之绳，细腻和温暖的手还没来得及结茧，就因为锥心的痛而义无反顾地坠进我未曾见过的风景当中。

第二天我失魂落魄地来到博物馆，努力克制自己去追问一些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我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呆站在同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到我的意志正在离我远去，我的大脑在替我筛出它认为我不该有的情绪，而我很讨厌这样。

“你还好吗？”西门再次带着这个问题出现在我面前。

我在试图回应“yes, i'm good."的前一刻就开始哽咽，很久都不能正常地发出声音，一直到最后我颤巍地说道：

“不，我不太好，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

西门的眼眶当中突然生出一种不会让人怀疑的悲伤，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他的表情，他眉头轻皱，眼眶当中饱含了克制但是温柔的眼泪，像是直接看穿了我内心深处最大的痛苦。那短暂的一瞬间，西门一句话也没说，他往日的热情在一瞬间化成了一滩清澈见底的湖水，我在那湖水中看见到了哭的不成样子的倒影。

他陪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的眼泪决堤，我只能盯着地板，感受我周围的环境被浓雾笼罩。他告诉我他很抱歉听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不应该来上班，应该去找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我只是摇头，再也说不出什么，我没有力气向任何人再哭诉什么，一宿没睡，我只想休息，但我又不允许自己休息。

西门非常温柔地说：“你不应该站在这里，我先带你去休息。”

我跟着他回到了员工休息处，抽搐着向经理们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他们怜悯地准许我提早下班。紧接着在短短的半年内，我的心情就逐渐变得麻木。我也不愿意一味咀嚼这种悲伤，使它成为某种远超于哀悼的自残。

在这半年内的某一天，我去参加了一位同事策划的展览，那位我很喜欢的南亚女生也去了，我这才从她口中了解到她和西门的事情。他们两个都是足球迷，经常约着去酒吧喝酒看比赛，一次酒醉之后，西门向她透露了自己妻子去世的事情，从此以后，但凡门蒙喝醉，就一定会在南亚女生的面前哭，这是他们成为好友的契机。

由此，过去的种种猜疑也变得卑鄙。

然后不记得是哪一天，西门突然消失了，据说是生病了，要暂时住院一段时间。后来接连好几个月，博物馆里都再没有他忙碌的身影，不过大家都说西门正在好转当中，我也会偶尔看见他在工作群里回消息，甚至会偶尔收到一两条他发来的问候消息，所以我一直预想着西门会有回来的那一天。

那一天确实来了。

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博物馆的商店里，突然有一位非常活泼的美国女同事突然找上我，开心的地告诉我：

“你知道西门回来了吗？”

时隔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理由，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体温突然上升，我并不那么喜欢西门，但是我是那么期盼重新见到他，再一次重新认识他。然后我冲到博物馆里面，试着寻找西门的身影，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一直到我最后回到商店，我看见博物馆的经理推着一个轮椅，我立刻认出了那个坐在轮椅里的背影。我兴冲冲地走到轮椅前面，正准备开心地向他打招呼，而我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已经很难一眼辨认出那个西门了，那个热情四溢的西门呆呆地笑着，眼神没有在聚焦。他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脸颊上有了一大片恐怖的凹陷，他的脖子和四肢都相当无力，整个身体没有任何支撑地瘫缩在轮椅当中，像一团被揉烂了又丢掉的纸。死亡的气息就这样笼罩在他周围，而我需要用最大的努力和勇气来正视他，和他对话 。

“你好吗？西门？” 我在问出口的那一刻就开始后悔。

西门瘦弱的身躯上挤出一个轻松的笑容，说：“こんにちは” （konnichiwa)

西门已然不省人事，而他的潜意识在让他看到一个亚洲女性面庞的时做出了一种非常自信的判断。我不知道作何回应，和推着他的白人男性经理对视，经理对我抱歉又悲伤地笑了笑，眼里包了一些泪花。

于是我也说：

“こんにちは（konnichiwa），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