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辉 vs the World

一个人“赢了”，一个时代“输了”。



为了写出这篇文章，作者花了一年时间准备。从正式动笔到写作完成，断断续续用了 10 天。然后，像许多创作者都会做的，他把文章拿给同事、关系紧密的朋友和律师看，改，再看，再改，不到3200 字的文章经过了几次打磨才最终写就。

7 月 13 日，作者为它的面世特地选了一个日子。那天是星期二，正是一个周期里人们工作状态渐入佳境的时候。定时到晚上 8 点发布——也是特地挑的——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差不多吃完晚饭的时间。作者坐在电脑前，手指颇为郑重地滑动电脑触摸板，让光标按下了微信公众平台里的发送键。

文章发在一个平时单篇阅读量在 1000 次左右的公众号，作者估计 “最多能到个 3、5 万阅读”，结果收获近 12 万次阅读。那篇文章的标题：《当阿里云涉嫌侵权，还直接从客户变成竞争对手，你会怎么办？》，内容指控阿里云 2020 年 3 月上线的 IP 数据库产品涉嫌抄袭他的公司天特信（IPIP.NET）的数据。

人们留言声援；有同样备受侵权困扰的小公司创始人大吐苦水，抱怨有大公司在利润丰厚又容易抄袭的游戏领域肆意妄为；阿里员工也来表达愤怒和支持，只不过，他们中的许多叮嘱不要放出自己的留言。

时隔二十年，那篇文章的作者高春辉，再一次和中国最成功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并列在一起。只不过，这次是结局一边倒的对抗。

这是一个有年代感的名字，中国最早一批网民基本都听过。当它出现时，总要牵连起一段中国互联网简史。

高春辉 1975 年出生，初一接触计算机。年龄和资历让他默许别人调侃自己为 “互联网活化石”。若是去搜索 “高春辉”，会得到一长条创业轨迹：天特信、爱壁纸、手机之家、ECShop、天下网，都是创始人。再往前，他受雷军邀请，一起创办卓越网——后来的亚马逊中国。

再再往前，他是中国第一代个人网站站长，1998 年唯一进入 CNNIC 首届网站排名的个人网站（www.paulgao.com.cn）。要是没有这一茬，他不会像日后经历的那样，每一步选择都备受关注（当然也包括这一次）。

不同于同期被常青藤毕业生（和辍学生）牢牢把持的硅谷新秀，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们背景多样，走出来的大佬有清北毕业生、海归精英，也有参加两次高考才考上师范学院的马云。那个年代，勇气和机遇可以替代一切资历甚至关系。

20 年后，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资历单一程度和美国已经没什么区别，从巨头夹缝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远比硅谷更少。

高春辉赶上了第一代中国互联网人创业潮。他高中毕业，这些年几乎是 “安分守己” 地做一个国内市场规模不到 2 亿元的生意——还不到阿里 0.1 天的收入。这几年，好不容易做出了起色，大公司员工突然冲进来，把他给 “卷进去了”。

大公司抄小公司极不平等。他们可以一夜之间跨越创业初期的沟沟坎坎，成为最具优势的竞争者甚至最终赢家。高春辉一位朋友形容：“人家拿着你的产品，说自己又多了一个新业务。团队的人升职加薪，而小公司连活都活不好。” 很多人替他鸣不平。

文章发出的次日凌晨一点多，阿里云高层主动联系和解。一周后，双方发布联合声明，阿里云承认有员工违反公司规范，并将下架、整改 IP 数据库产品。

与此同时，高春辉又发现一家互联网大厂的 IP 数据库产品、另一家大公司旗下产品的搜索入口，都违规使用了 IPIP 的数据。他一一公证并向几家公司发出通知。前者已经接近达成和解，后者正在接触中。

曾经在同一时期活跃于互联网，之后又分化开来的老朋友们，因为抄袭重新产生了碰撞。高春辉一人之力，一一 “扳倒” 那些大公司。

在今昔对比中，我们看到，市场通过奖励一些人，建立了新的原则和秩序，而一些曾经备受向往的精神追求，早就在极致的竞争和扩张中逐渐消亡了。

整个行业 5 家公司

4 家都在抄

“老高的数据肯定会被抄的。” 好朋友朱峰这么说，可不是因为什么神机妙算。他也是技术出身，在互联网领域走了看了 20 年，清楚一款产品做到怎样的程度就会被 “借鉴”。

高春辉也不是钝的，两三年前，就有朋友好心提醒：你的数据在外面已经被传得满天飞啦！

抄就抄了。他感觉没必要非得计较。能这么想的理由来自于他对自己的 IP 数据库质量的信心——抄的没有他的好——反正有眼光的客户会挑最好的买。

普通用户不太能感知到 IP，就像正常情况下，人感觉不到空气。当用户连接网络时，设备会被分配一个地址，表现为一串 10 位或 16 位的数字。IP 是数字世界的邮政编码，但比邮编随机，且变动非常频繁。

高春辉的 IPIP.NET 2013 年成立，主业是将全球互联网 IP 地址和用户所在地理位置（精确到城市）关联起来。有这个数据库，互联网产品就能知道用户具体在哪个城市，以就近分配缓存服务器（CDN)，缩短用户的等待时间。

大互联网公司都极其在意产品网速。用户每多等一秒，放弃使用该产品的可能性都会增加一分。特别是视频、直播类产品，“慢” 带来的糟糕体验更直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的耐心不会超过手指划过屏幕的时长。

目前 IPIP 的数据库有 800 多万条数据，收录了全球所有的 IP 地址。每天， 40 多人的数据编辑团队都能查出并更换数万个 IP 位置。IP 数据库的建设不是 “短平快” 风格，也不能靠 “大力出奇迹”。这是一个绝大部分人不会愿意碰的 “脏活累活”。创业头半年，高春辉一个人贡献了十万行数据。

因为口碑足够好，前些年，IPIP 从未受到竞争威胁。直至阿里云的出现。

2020 年 3 月，阿里云在官网上线了 IP 数据库服务，提供 IPv6（即网际网络协定第六版）版本的数据，3 个月后，IPv4（即网际网络协定第四版）版本上线。这个发展速度不太正常，同事和朋友提醒高春辉，是不是有可能被 “借鉴” 了。

他们猜测，阿里云不会一直闷声做新品。2020 年 11 月，高春辉的朋友收到阿里云的促销邮件。许多老客户开始对续费 IPIP 动摇。销售负责人 Sarah 接到许多尖锐质疑：“你们和阿里比，有什么优点吗？”“阿里比你们大，都没要这么多钱，你凭什么卖这么贵？” 她只能无力地重复：“我们的数据更好”。

在此期间，他已经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阿里云抄袭进行取证。律师提醒过，取证期间，必须确保阿里云不知情，否则万一对方下线数据，就告不成了。

最憋屈的时候，他就想：大不了我不干了，反正需要好数据的是你们这些大公司。我带着家人回沈阳。之后，谁来劝我，我都不会再回来。

抓到阿里云，还是挺吃惊的。据高春辉了解，控诉文发出的当晚，链接就被阿里员工转到内网，帖子被数十人点了 “扣分”。阿里还动用了廉政部门来调查。

他们本觉得，大公司没必要抄一个规模不值一提的数据类产品。一旦被发现，“损失肯定大于收益”。后来，高春辉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大厂内部竞争激烈，如果能快速做出一款能产生收入的新产品，就可能更快晋升。“等于说他们内卷，把我给卷进去了。”

之后，高春辉访问了几家大厂的 IP 数据库产品，大部分都 “或多或少走了不该走的捷径”。“总共这个行业就 5 家公司，3 家抄我们，最后一家抄的是国外的同行。” 他说。

“大抄小” 经常发生。

2020 年 2 月，报税软件 “自记账” 的创始人胡立峰用三篇知乎长文举证被阿里云抄的证据，包括相似的 UI 界面、完全一致的文案、以及自记账的后台上，有人上传了一张发票，背景是一位阿里云员工对着电脑屏幕研究自记账的网站。

第一次开庭当天，阿里云一股脑提交了几百份证明文件，没人能当场处理这么多材料，法官只好宣布休庭。高春辉听了生气：“大家都在耍赖，都是一种你奈我何的想法。”

但曾经，事情没有这么复杂。

早期创业者的精神源头

中国互联网精神的起点之一是中国惠多网（CFido）。惠多网 1991 年出现，1993-1998 年在国内盛行，之后的超级创业者求伯君、马化腾、雷军、丁磊等都是 CFido 的活跃用户。

CFido 的 “好玩”，对那一代人无可替代。

高春辉初一去少年宫的电脑培训班，电脑还不能联网，他学习用 BASIC 语言写简单的程序。输入几行指令，黑色的页面就会出现一个亮色三角形，学得再久一点，还能让三角形在屏幕上移动。

再小一些时，他随返城的父亲搬回沈阳老城，住平房，玩的最多的游戏是用手搂起一把泥，捏成碗状，朝墙上 “啪叽” 一拍。谁拍出来的泥碗印子大，谁就赢了。那就是他们最触手可及的快乐。怪不得他会觉得，见到惠多就像 “蚊子见到光”。

资源匮乏的年代，使用网络得像用零花钱一样精心规划。惠多每个区的拨号线路只有一两条，像马化腾那样愿意拿出一笔 “巨款”——五万元——也只能为深圳惠多站搭起奢侈的四条电话线路。大家快速上线，再快速下线，就能保证更多人拨进惠多网。要是有谁一直占着线路发一些 “水贴”，准会被吐槽——那才叫真正的 “占用公共资源”。

惠多实名注册。有很多人用 “英文名 + 姓” 作为用户名，比如深圳站站长 Pony Ma。后来演变成只有惠多网友知道的外号：“卫生球”——求伯君（ID：Vincent Qiu），“破锣糕”——高春辉（ID：Paul Gao）。在一个小范围的虚拟世界，大家以真诚示人。几乎人人都自称为 “俺”，是一种冒着土味但是实在的平等。

那年代能上网逛惠多的 “层次都不低”，大家相互看着，形成了无形的约束，也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小环境。高春辉打了个比方：“10000 个人里，就你一个人干了坏事，那你就低劣，你就有压力。”

于是，出于自律以及对一个好东西的珍惜，人们自发地维护惠多，“生怕这个氛围没有了”。“不像现在，我跑到一个地方骂人，平台把我封了，我再换个号继续骂人。” 高春辉说。

中国在 1994 年正式接入互联网，但最初仅覆盖少数城市和单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 1997 年 10 月，中国只有 62 万人能上网。

在那段时期，中文互联网不存在今天所谓的信息过载。能看到的信息要么是这 62 万人自己创造的，要么是他们搬运上去的。——哪怕是几封抱怨腰痛的闲聊信件，也是当时互联网为数不多的可读内容。

高春辉可能是 “互联网搬运工” 里最勤劳、口碑最好的人之一。

1997 年，高春辉在沈阳的一家软件公司做开发，业务是向辽宁地区以及哈尔滨、长春的重点高中校长售卖阅卷评分软件。一有空，他就去网上各种找新软件，破解后，上传到个人网站上。这是当年不得已的选择。那时，连银联都没成立，也不可能有双币信用卡方便地购买海外正版软件。

网站做到后期，他能得到月均 4000 元的收入。高春辉辞职，每天花 10 个小时来运营主页。后来沈阳网民越来越多，网络资源有限，他不得不在后半夜两点后更新网页，那个时间网速最畅通。

现在在网上搜索一个资源，能在毫秒内找到万里之外的陌生人多年前上传的链接，但在当时，要想找资源，得依靠人们的 “共享精神”。

高春辉也是靠纯离线的软盘拷贝来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问题。对话是这样发生的：“你认识 XXX 吗？你要是认识他，帮我带一个话给他，看他那个软件，能不能借我拷贝一份。”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 “互联” 和 “互惠” 有真情实感的理解。

从外星人到普通人

从创造者到消费者

一位经历同样资深的互联网人听说我们要写高春辉，一下子被打开了怀旧开关，讲述了许多早期故事，言语间是老一代互联网人今天多少都会有的情绪。看到过互联网萌芽的人，对于这个新鲜小物都曾经充满理想化的期待。

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99 年接受 BBC 采访时，将互联网比做欧美 1960-1970 年代兴起的摇滚乐，期待它为这个社会注入不同的声音：

“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生活在一种单一而又绝对化的社会伪装之下，到处都是已知的真理和已知的谎言，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并不具有多元性。互联网让每个问题，有了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答案和标准。单一性消失了。互联网不是工具，它是一种外星生物（alien）。”

认为伴随互联网会有新秩序到来的，大有人在。

数字民权机构 EFF 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1996 年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里写道：“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90 年代末，在天津生活的朱峰在《大众软件》上看到高春辉的个人网站，之后成为它的 “活跃用户”。20 年后，他将和高春辉一同创办开发者社群 “DevLink”，办了很多次颇具规模的开发者大会，并做出一个有 300 万粉丝社群的技术播客《津津乐道》。

在一期节目里，朱峰、高春辉以及另一位主播高磊聊到当年大家对互联网的热情和信心：“人类对信息的渴求没有止境，这绝对是一个伟大的东西。”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杀毒软件名为 KV300，创造者王江民苦于盗版横行，于是在最新版本的软件中设计了一个 “逻辑炸弹”，使用盗版的用户硬盘就会被锁住。

但高春辉的破解版规避了这个攻击包。加密和破解是技术高手们的隔空过招，很容易让陌生人之间惺惺相惜。之所以能结识雷军，也是因为他破解掉了雷军在大学期间设计的一个加密软件。

90 年代末，高春辉刚来北京时，这座城市里聚集了很多对技术有着单纯热情的人，都 “相对理想化一些”。在咖啡馆、在小餐厅，他们热切地碰面，聊新鲜事、新东西、新技术。大家共同的偶像是网景，靠不正当竞争而获得市场的微软则被批 “很烂”。

现在聚会，谈论的是谁又发现了一个新机会——“能值 100 个亿！” 创业不再全凭兴趣爱好，而是各种数据综合分析后的理性判断：拿融资，做高市值，掠地攻城，上市，把空间都吃光。

不要以为这些话是用愤怒的语气、扼腕叹息着说出的。虽然当年没料想过剧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高春辉能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事实的铺陈和对比下，我们看到，一些精神被消解了。

直到 2010 年，互联网还是一个小世界，“QQ 做到同时几亿用户在线，已经很了不起了。”互联网评论家洪波（keso）回忆说，那时他们不认为互联网会是一个 “能够大到改变每个人现实生活的东西”。

万维网出现之时，它开放、共享、平等的精神，感召那些人投身当时并不火热的领域，期望用技术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后来，智能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把那个 “人人可被互联网惠及的时代” 带来了，但却不似开拓者们想象得那样美好。

技术爱好者所畅想的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博客说话、每个商家有自己的电商。最终变成所有人被聚集在一个社交网络里，由算法决定每个人看到什么信息；所有商家被捆绑在平台上，缴广告费让消费者看到自己的商品。

如今没有任何公司会拒绝在单一产品上聚集尽可能多的流量。做一个中心化的产品，当一个领域的巨头，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一个个山头林立而起，赛博王国之间 “互不联网”。

微信出现之后，公众号内不允许加外链，聊天框里不能转发竞争对手的商品或内容链接，小程序无法跳到外部应用。这个封闭生态，有创立者最早对于产品的思考，但也越来越被竞争支配。

封闭时代的短视频、电商平台分享文案，创造了一种具有荒诞性的 “特殊汉语”，几十年之后，会被后人当作本世纪互联网领域最大规模的一场行为艺术。

当互联网覆盖整个世界，它也必然投射出世间的一切美好与丑恶、冲突与矛盾。

如同耕种一般的连续创业

早期互联网创业者是最近 20 年快速跃迁为巨富阶层的一批人。高春辉从那个时代而来，却过着另一种生活。2002 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加入过员工 100 人以上的大公司。自从来到北京，做了 6 家公司，并没有让他成为 “那种大佬”。

夏天，他总是穿能看出来旧的 Polo 领 T 恤衫、休闲短裤和轻便的运动休闲鞋。他喜欢吃简单的东西，最常去的是望京的一家烤鱼店，熟悉到能一下子吃出换了厨子。在北京买的第一个房子，首付是他爸出的，卖公司没赚到媒体上说的那么多钱。2016 年，踩在房价低点，他卖了老房子，加上之前分到的一点钱，在望京换了一个 100 多平的新房。他还和很多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一样，在未来一些年之后，将要面对小朋友在哪里参加高考的难题。

这些琐事没有让他变成焦虑人群的一员。他是一个有适度欲望的人。

一场大雨过后的工作日上午十点，北京东四环四惠附近的一处高层住宅区，年轻的上班族已经离开他们的出租房。小区内安静整洁；老年人推着婴儿车，里面躺着他们刚降临不久的孙辈；有明显旧痕的健身器材静静地杵在地上，行人零星地穿行而过。

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单元楼前，高春辉推开一扇小铁门。不太灵活的合叶发出 “吱嘎” 一声尖叫，铁门的下边缘摩擦着地面，顿挫地张开一个弧度。创始人先生不以为意，探出半个身子，大声给我们指明方向：“从这儿进！”

办公室门厅很窄，随意地堆着杂物，没有灯，窗户是不透明的，阴天和傍晚都足以让半个办公空间变得灰暗。选一楼是因为进出方便，选民宅是因为网络方便且便宜，在那里，他能同时安装三家运营商的网络。网费按民用标准缴纳，要是在写字楼，得贵上十几倍，还更慢。

200 多平的跃层，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工区。会客室在一楼夹角处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两张这家公司最常出现的深棕红色木质办公桌，一台黑色显示器，灰色铁柜立于墙边，里面凌乱地塞了些天蓝色塑料壳文件夹。这些堪称有限的陈列，据销售负责人 Sarah 说，从公司搬进来起就没变过。

高春辉固执地认为他应该只关注数据本身的质量，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比如，营销、运营、设计等。

老朋友朱峰对此无奈极了。有一回，他劝高春辉：“IPIP 网站太丑了，连个手机版都没有，是不是找个设计搞一搞？不然用户不都流到竞品去了？”

“不搞。” 高春辉像堵墙一样堵回来：“我不做那个表面功夫。”

不搞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 IP 位置服务的市场空间有限，要求低的企业可以直接找免费数据，无论怎么投放或营销，都不可能让市场翻倍。

两年前，高春辉把目标转向了全球化。出海之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再做一遍，而且情况更复杂。光是美国就有数以百计的虚拟运营商，它们从大运营商手里租下网络资源，再包装成自己的产品，出售给特定需求或特定地区的客户。还有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由区域小运营商承建，厘清海外的 IP 库要难太多了。

高春辉考虑过一个更轻松的可能：不用大团队梳理全球数据，两个销售当 “坐商”，也能有两千万的收入。做全球业务还是因为有野心，好不容易找到一件喜欢的事情，值得认真投入，也有做大的可能性。

一个人的选择体现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高春辉的个性从他来北京的第一段职业生涯——卓越网——高亢的开始和落寞的结束，就有所体现。

高春辉想把卓越网做成 CNET 的模式：即，一个计算机爱好者网站，提供软件、资讯和下载。而雷军看到的是亚马逊的机会。那时，上市刚两年的亚马逊股价已经从不到两美元，跳到最高超过 100 美元。两个核心缔造者的分歧从产品筹备之日就出现了。

上线五年后，2004 年，雷军把卓越网以 7500 万美金卖给了亚马逊。而高春辉，早早离开了卓越网，一路去做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

回到黑客生活

40 岁之后，高春辉为自己确认了以后的人生：他不要当一片大海里的鲨鱼，也当不成。他就在一个中型池塘里趴着，当里面最大的一条鱼。小鱼不敢惹，大鱼瞧不上。

来北京不到两年时，他经历了离乡后最落魄的日子。天下网倒闭，自己手上又没钱。《中国经营报》2000 年的一篇报道把他出走卓越网解读为 “中国互联网泡沫的起点”。马上就要撑不下去了，他真的想过回老家。

要是把高春辉放到投资人们常用的 “创业者人格模型” 里，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出色的创业者。天下网、手机之家、ECShop、爱壁纸，四个项目做完，十年就过去了。每个项目都没有诞生在最合适的时候。

2013 年筹备其它项目时，高春辉找到了 IPIP 这门生意。目前并没有成熟的单一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梳理 IP 地址的人，需要像早年的黑客一样，用尽自己能想到的各种窍门，去验证一个地址的位置所在。

他验证一个地址标注结果是否准确的方法是：用某地所在的服务器去联系该地址，如果时间超过若干毫秒，就说明该 IP 原来所指代的地址已经 “跑了”。这种类似“撞库”的方法，和他当年破解掉雷军的加密软件师出同门，都算逆向工程。

以上只是他用来更新 IP 库的方法之一，他没找到一个新办法就写成代码，让这个流程能相对较为自动地运行。

验证 IP 地址成了高春辉生活习惯里的一部分。有一次去新加坡旅行，住在酒店里，高春辉打开电脑，去测试酒店的网络质量，他发现从酒店连接自己在中国的服务器丢包近 25%，根本没法工作。诉讼期间去公证处办理手续时，他也打开电脑测 IP，结果发现那栋楼的网络是先跳到东北某个地点，再接入互联网。

在这种近乎于生活模式的习惯下，8 年，他已经能做到每天很快就梳理完中国区的 IP 库。keso 评价高春辉身上有一种特别认真地把一件事情做好的韧性。

高春辉既在这个最受关注的行业里，又与它保持距离，以一种观察视角来审视这个领域。朱峰说，高春辉每天都活跃在十几个播客社群里，大家热切地讨论，就像从前那样。在那个主要受众是技术人员的节目里，他们严肃地讨论 “鸿蒙到底算不算一个新的操作系统”“阿里的价值观为什么会走样”。

30 年过去了，电脑仍然是高春辉最好的朋友之一。它给了他事业、名望和单纯的快乐。

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是高中的周末，一群小伙伴相约去电脑城。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大家凭借相互信任，到点集合，然后一人骑一辆大自行车，从铁西区呼啦啦骑到三好街上的电脑城。光是挨家挨户把新电脑都看上一遍，就足以让他心情雀跃。

2018 年 5 月，高春辉和朱峰专程去硅谷的山景城参观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把自己当年听说过但没见过的计算机都看了个遍。

他始终觉得，人就应该找一个自己愿意干一辈子的事儿，或者至少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否则天天想着早点下班、摸鱼，那有什么意思？”

每天晚上十点陪完家人，他会回到电脑前继续研究 IP 数据。家里的工作台有两块屏幕，一块显示数据，一块用来播放老电影，就听个声儿，每天循环一部，一周就能把《速度与激情》系列全看一遍。

他尊敬认真做业务的对手，多一个好团队，对行业不是坏事。“只要你肯花两三年认真做，都是你的一手数据，大家可以公开、公平、公正地竞争。”

阿里云相关人士在内网帖子下公布了处罚方案：涉事五名员工有的被处分，一年内不可晋升，有的给予警告。有员工不满意：抖抖索索原帖回复，是自己也知道结论不能服众吗？还有人更直接：“就这？”“罚酒三杯？”

在处理和阿里云纠纷期间，他发现另外一家大厂的 IP 数据库产品也涉嫌抄袭，只不过抄的是国外同行。他准备出差时，去那家公司提醒一下。“这种抄来抄去，或者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这个行业没好处。”

高春辉没有变。世界却从未停止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