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7 “喝茶”的流行及祛魅：一种克服恐惧的必由之路｜歪脑

野獸按：近來聽了不明白播客的幾期節目。想到互聯網有很多內容已經和正在消失，乃至一些機構也在消失。搜索過往的資料時，常常發現已經打不開了。故而，在這裡做一些備份，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重温】歪脑｜“喝茶”的流行及祛魅：一种克服恐惧的必由之路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文发表于2024年4月5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最近，在X（原“推特”）上，著名大V“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了一条贴文，称自己掌握了不少案例，关注他账号、给他发爆料信息的网友，在中国正在被有关部门约谈和“喝茶”。有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李老师”提醒自己的粉丝注意安全。在特意发出的这条通知里，他告诉粉丝：如果感到危险，可以取消关注自己，或者采用更安全的“翻墙”等上网手段，尽量不要留下痕迹。

他善意的提醒，让他X账号的关注者从160万短时间内减少了20万。一时间，在X上“取消关注”成为一股风潮。包括王志安、“二大爷”、蔡慎坤、方舟子等著名账号，关注者在短时间内都出现显著下降。

这或许是近些年“中文推特世界”最大的“集中退出”风波，对看重流量的博主来说，可能算是不小的挫折。但在“墙内”，也引发了诸多对“喝茶”的普及和讨论。对很多已经习惯“翻墙”到自由世界获取信息的中国年轻人来说，这不啻为一次“安全教育”。

吊诡的是，李老师出于善意的提醒，可能起到了中国当局希望看到的作用：相当多的年轻人认识到“翻墙”上X是危险之举，从此谨言慎行。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的公安部“专项行动”，这也是这样的行动所期待的最好结果。

但对那些已经在墙内习惯“科学上网”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样的事件却也可以认识到：“喝茶”可能不可避免，任何自由都不是无偿的。一个人应该学会判断责任与风险，并且试着承担属于自己的风险。这是“克服恐惧”和极权创伤的必由之路。

“李老师”的象征意味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在X上是一个标志性账号。这个帐号在“白纸抗议”之后崛起，成为X上最受欢迎的中文帐号之一，也成为一个中国网友在墙外爆料信息的重要集散地。

实际上，“李老师”并不是个人风格突出、靠输出观点为主的博主，而只是一个“信息集纳”账号。自2023年11月起，很多中国网民遇到荒唐事而又没有地方可以发泄和投诉，就选择爆料给“李老师”，这让“李老师”在短时间内获得超过100万的粉丝用户。

“李老师”不但会第一时间发布“猛料”，还会持续更新，有时甚至纠正自己发布的信息，这体现出自媒体上一种罕见的客观性。“李老师”的价值，当然是百万翻墙网友赋予的，是大家的“共创”，但是这种“信息集合”其实恰恰是中国互联网所缺失的：发布未经审查的、第一手的现场内容。

可以说，“李老师”是当下最能代表“翻墙”这一行为的账号，包括它的价值和风险。

所谓“翻墙”，就是翻过信息防火墙到“墙外”获得信息，有时又称“破网”。是指“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规避国家网络监管，突破IP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访问被国家禁止的境外网站行为。”早在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就明确把“翻墙”称之为非法行为。近年来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更为“翻墙”戴上了紧箍咒。

在中国，“翻墙”是一种禁忌，也可以是一种“特权”。最近上海媒体“澎湃新闻”招聘财经记者，在应聘者“应该具备的素质”这一项中，明确指出应聘者应该掌握“翻墙”的能力。而大家都知道的一点是，在中国，承担海外宣传任务的官方媒体，是可以“合法翻墙”的，但对那些渴望得到真实信息的个人来说，“翻墙”则意味着风险。

2023年9月，河北承德的一位互联网从业者被官方处罚，他“翻墙”为国外软件平台工作，当局没收了他利用“翻墙”获得的全部劳动收入，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一案件引起很大反响。因为即使在中国，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和政治反对有关的“翻墙”才是危险的，其它行为，包括娱乐（观影）、理财等，当局并不会严格约束。

说到底，设立“防火墙”，就是为了造成信息区隔，但也并非要完全切断与外部世界的链接。这是一个很混乱的地带，也是“权力”可以拿捏的领域。在这个背景下，对中国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利用VPN翻墙，其实也已经是一项基本技能。

人们渴望看到墙外信息，这是“墙内”信息管控的自然结果。很明显，如果中国拥有言论自由，“李老师”的价值就大大减弱。他是“信息自由流通”的象征和代言人，也因此付出代价。据此前媒体的报道，他在意大利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骚扰，甚至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李老师”本人能够代表年轻一代的经历：在白纸运动中觉醒，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并且愿意为追求自由付出代价。他不敢回到中国，也不得不切断和故土的联系。就这一点来说，“李老师”对粉丝的“取关”可能多少有些失望，他应该能体会到一个对自由的追求者通常会体会到的孤独，往往真正的“同行者”没有那么多。在其后的帖文中，他写道：至暗时刻，愿你我进退也共鸣。

“喝茶”背后的“国保”权力扩张

网友的恐惧当然可以理解，被有关部门约谈或者“喝茶”，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一时间有近20万粉丝取消关注，这还是让人吃惊。它也意味着如此众多的人，其实此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翻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有些人在X上使用自己的真实头像，或者在“黄推”下面留下自己的住址。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原本就存在的风险。

在中国，所谓“喝茶”就是被相关部门约谈。“喝茶”是一种威胁和恫吓，但是还没有上升到法律意义上的处罚。这里的“相关部门”通常是“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现在改名为政治安全保卫，“政保”），一个隶属于公安部的警种，在各地公安局都有分支。

“国保”不属于任何派出所，有时候会选择在当事人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约谈，但是“双方熟悉”之后，也可能约在茶馆和咖啡馆谈话，这可能也是中国内地“喝茶”一词的由来。

“国保”所负责的“国内安全”，和法律没有多大关系，现在的新称呼“政治保卫”其实更形象，它就是政治性的约谈，指出当事人“政治”或者“思想”上的问题，并要求改正，因此称其为“思想警察”是合适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被“国保”长期关照的，往往是涉及“民运”的敏感人士，大众对这一警种所知甚少。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的普通人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犯忌”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可以说，习近平执政的这十几年，也是“国保”大规模扩张、扩权的时期。

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要求“国保”出面，去找发帖人删帖。疫情时代，各地在管控中的荒唐事很多，互联网舆情不断，“国保”成为地方政府用来威胁市民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并没有多少真正有“政治性”的事件，“国保”被泛化和滥用，相当常见。有人在省会城市发帖抱怨核酸检查，都可能被老家县城的“国保”电话约谈。

“国保”需要承接更多业务，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一些“敏感”的“重要人物”，因为经常被“喝茶”，从此成为“国保”的一个项目，可以向上级申请经费。这甚至会导致一些奇怪的互动：“国保”和“当事人”变得熟悉，不但“喝茶”，还可能会吃饭。有“当事人”甚至可以拜托“国保”帮自己处理一些纠纷。对“国保”来说，这种“当事人”，甚至有点像商业上的“客户”。

这就是“李老师”发帖的背景。向“李老师”爆料的网友，很多内容都是地方的“负面新闻”，各种维权案件自不必说，即便是火灾、凶杀案这些常见的、普通的突发事件，在当下的地方政府看来，也可能是负面的、敏感的。

因此，尽管从常识看，有关部门约谈“所有李老师的关注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统一行动，而且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是，就像“李老师”自己所说的，在过去一段时间，不同地方的“国保”都有约谈他的爆料人，这是可信的。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管控的现实。

“喝茶”的普及、流行以及祛魅

这次X上有不少大V现身说法，向自己的粉丝讲述自己曾经的“喝茶”经历，算是一次全民性的“普及”。

如上文所述，过去几年，有过“喝茶”经历的人越来越多，被“喝茶”的理由也五花八门。通常都是因为在网上发帖涉及政治，在群里聊天涉及到领导人，或者“翻墙”到国外社交媒体上发言。有些内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布，未必会喝茶（因为会被“及时”删除），但是在X上发帖则有可能被约谈。

白纸抗议中，相当多的参加者都被“喝茶”了。有些参加者离开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回到家乡想“安静”一下，结果反而被当地“国保”掌握，遇到更多麻烦。这是因为在大城市，“喝茶”的事是如此之多，不管是“国保”还是“当事人”，都不再把它当回事儿。而回到了家乡这样的小地方，反而成了“大事”。

可以说，在中国的大都市，“喝茶”正在变得祛魅。被思想警察约谈，其神秘性本身就是造成恐怖和威慑效果的一个原因，如果它变得“过于日常”，人们就不再害怕。过去，被“喝茶”的人，很有可能会受到工作单位和周围人的孤立，现在由于过于平常，它已经失去这种恐怖效果。

还有一种倾向，被“喝茶”在一些年轻人中间，已成为勇敢和正义的象征，甚至成为可以向周围同伴“分享”的经历。年轻人聚在一起，交流“喝茶”的经历，就是一个克服恐惧的过程。“白纸抗议”让更多人认识到“反抗”的后果，那就是多次“喝茶”，甚至有人失去自由好几个月。但这才是新的“社会运动”的全貌：它一定包括“代价”，包括恐怖和惩罚，人们必须谈论它，才能慢慢消化它。

对当局来说，这是一个悖论：大规模“喝茶”，在事实上降低了“喝茶”的恐怖效果。而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年轻人而言，“喝茶”则是一种从网络走向“现实”的经历，是见识和学习。人们必须明白，追求自由是有代价的，正是因为“代价”，自由才变得珍贵。

包括“李老师”在内的X上的大V，经历了这次“喝茶”传闻带来的“取关”风波，尽管粉丝一度有所减少，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缓慢增加），因此，这并不是什么让人沮丧的事件，相反，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学着面对恐惧，克服恐惧。

【重温】歪脑｜“喝茶”的流行及祛魅：一种克服恐惧的必由之路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文发表于2023年11月23日，记录了白纸运动如何催生海外华人公民组织。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莽莽》 这一年：直面并试着战胜恐惧

独立杂志《莽莽》的页面底色是一种深绿色，不是那种抽芽的嫩绿，是随处可见的劲草之绿。

2023年初春，彼时白纸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莽莽》杂志的创刊号“留白留自由”在世界各地成为话题，歪脑记者曾经在德国对《莽莽》进行专访。未几便得悉其内部成员出现安全问题，网站遭受攻击下架，再见他们已经是8月。

中国官方对海外呼应国内白纸抗议的运动一直很关注，持续通过各种渠道对海外参与者施压。今年二、三月份开始，有《莽莽》参与者国内家人被警察联系、问话，投稿作者也被有关方面寻找。作为一份诞生于海外抗争热潮中的独立中文杂志，官方的警惕间接显示了《莽莽》的影响力。

《莽莽》的成员之一Frank提到了一件事：一位成员在回中国时遭到了海关盘问。“莽莽诞生于集会，所以跟集会的行动者也不无关系。 其中一位集会的行动者，回中国的时候就被找到了，他在入海关的时候被盘问了很多——这个人还是一位德国公民。”此事在德国引发媒体报道，震荡也蔓延到了团队内部。

据Frank介绍，这件事之后，大家都感到害怕，一些成员选择了退出。“当时给编辑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Frank说。他认为，这种退出本身未必严重影响编辑工作，但“恐惧”本身对于团队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

对于《莽莽》内部来说，编辑团队通过树立更高的安全规则、分析危险来源、确认工作流程的方式就能够逐渐化解危机。“但是在《莽莽》诞生其中的社群那里，就会产生更多的疑虑。社群不是一个工作团队。社群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安全的规章。来要求大家做什么样的事情。”Frank说。而当社群出现安全系数不一致的情况时，相互猜忌便随之产生，有些公开活动也被迫取消，不少成员都变得杯弓蛇影。而另一反面，大家在当时没有一个共同疗愈的方式，恐惧很容易转化为猜忌和担心。

“因为这个（监视）系统是未知的，所以大家对于蛛丝马迹都很敏感，很多的人都在此期间就消失退出，然后就再也不说话。再加上当时的浪潮本身也走到了一个很低的状态，导致想要留下来继续做事的人就遭遇到了新的打击。”Frank回忆。

“很无力。”对于当时的状况，Frank坦言，“其实白纸运动也好，四通桥也好，就是大家相互看见，相互走到人群里面，并且能够去信任，这是一个一起去做事情从而获得力量感的过程——而恐惧带来的这种猜忌，就好像看着你亲手搭起来的这座塔，一点点塌掉了。”

Frank转述一位家人遭到骚扰的朋友所谈到的“恐惧的形状”：“当这个恐惧没有降临到身上，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样貌和轮廓的时候，是最可怕的。它会让你自己去放大恐惧，会让你想象极权政府无所不能。”

另一反面，“如果这种恐惧变得有形，比方说你的父母真的被骚扰了，反而有可能你就不害怕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恐惧变得可见，它已经不再是你脑海里那个想象的无所不能了。”

Frank说，在这之后，反而有一些真的被找过的人，开始慢慢安心，从恐惧当中重拾勇气，回归生活。

他认为，克服恐惧更需要的是集体的努力，“工作团队内部，你要去向你的亲密的战友和伙伴去表达你的恐惧，你需要相互倾诉。在看见彼此都是恐惧的人之后，我们就能够相互协助缓和情绪。接下来大家就会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Frank认为，这是团队合作非常重要的步骤，它意味着从浪潮中崛起的零散的抗议者向行动者转变的过程。“因为它让你意识到自身所有的风险、面对怎样的对手，以及这个事业可能是长期的，所以你开始要学习各种工具和知识去武装自己，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和一般的抗争者区分开来：你可能得接受自己永远默默无名、永远是以假名的身份活在世人面前、可能得放弃公共表达等等。”

对于《莽莽》团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确认，也就是从创办杂志的开始，他们正式成为了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国际行动者。他们要去学习如何建立亲密团队、如何进行安全工具的训练，并把大量的国际经验内化成适合中国行动者的方法。

春风吹又生的《莽莽》已经在筹备第二期的纸质杂志。“纸质杂志是我们的初衷，它一旦生产出来就不会被磨灭，它的存在就有了证明。”Frank说。网络改版同时也在进行中，《莽莽》早期的网站遭到大量网络攻击，导致不得不被撤下。其后便有义务专家来协助他们构筑更安全的网站。Frank认为，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横向联结，“中国的抗争者也要向阿富汗、伊朗的运动者，俄罗斯、香港的独立媒体去学习。”

流散媒体、素人写作和行动者

再次出发的《莽莽》在自身定位上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首先，作为“流散媒体”。香港的《如水》给了他们颇多启发，他们如今将自己定位成“服务于流散在海外的，与主流叙事不符的社群”。这同样也是他们团队自我的身份建构。“我们远离故土，同时又关注着故乡的议题；但我们又必须关注我们身边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

他们明白流散媒体、流散社群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必须要去关注到世界上相似的人和事以及类似的模式，然后去建立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理解伊朗阿富汗等国际议题、也要去了解港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的族群议题。

《莽莽》的第二个定位是“素人写作”。除了用专业新闻主义去检视问题，《莽莽》也期望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 以行动者的口吻去讲述新闻和事件。

“我们并不会自认为我们一定要以很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去检视新闻，而是从行动者自身的视角去了解我们所处的社群，我们所处的同温层。了解大家在关心什么，感兴趣什么 ，成为为这些人服务的一个信息媒介。”

他们的第三个身份认同还是行动者。“我们从行动者而来，也会以行动者的视角和身份去定位自己、看待世界。我们会更加关注社会运动的流变、关注社会正义的内容。”《莽莽》团队未来也要从义务工作尝试转型为一个专业的NGO，以此推动长期运营。

“当下大家会更重视在中国没能实现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而不是单纯去复刻老一辈的政治反对行动。并非那种组党、建军，也不是写个革命纲领再设计个运作模式。我们观察到的是，大家会把重心放在自己的附近，比如说聚集在这个地区的，其他的有类似政治抑郁情绪、有公共关怀的华人，大家会试图去建立一些平台，提供给大家一个交流讨论的空间。”Frank说。

在一篇黄台仰（香港本土派人士）的访问文章下，有读者留言，“作为自我认知无家无国，并且是最后一代的内地dissident，如何寻觅并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离散中自由，在离散中边缘，在离散中寻找家园……如果有这样一种家园，真实不虚，公义自由，我便是这样的家园里的一民。”《莽莽》的成员川这样回应道。

纽约民主沙龙的“热风”

藏汉交流电影放映的活动（受访者提供）

纽约民主沙龙在近期将名字正式改为“热风”。“‘民主沙龙’这样一个宏大的名字并不能真实反映我们的活动内容和组织宗旨。所以，我们决定以鲁迅文集的标题为名，继续组建关心中国议题、温暖包容的多元社群，邀青年们扶持互助、一同摆脱冷气。”在改名声明中，创办者如是说。

鲁迅《热风》这一杂文集的创作时期正是“五四运动”过后的数年间，思潮蜂起、争论纷纭，在文化界满是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当时鲁迅自觉“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故而乐于自说自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在白纸运动一周年之际，各地都在面对运动热情退潮、青年回到“冷气房”的当下，《热风》的名字，不免让人联想到，它是在玩了一个“双关语”，邀请青年们继续关注中国。

秋婧和James是热风主理人中的两位。中国的疫情管控和白纸运动，让过往更关心美国本地议题的两人重新捡回了自己有关中国的身份认同，秋婧说道：“疫情一爆发，我发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你的故乡还是会影响到你。”

“白纸抗议结束之后， 大家的想法有一点像1970年代初。就是大家对这个权威有了批判性的思考，不那么相信了。1970年代那些知青，开始搞一些读书小组，那些参与者后来也都参与到了四五运动、民主墙等很多的社会运动当中。”James如此对比历史和当下的相似状况。而他们开始做民主沙龙，就是想做代际之间的桥梁，想要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人用中国话题串联和延续。

野餐会的活动上的周边小物（受访者提供）

“不是说疫情整个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回到所谓的正常生活，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正常过。”秋婧补充说。“在中国境内，人们已经被封禁的那么厉害了，信息传递那么困难，那么多人被判刑，（言论和行动）环境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海外相对更自由，又是讲中文的，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有背景、有知识 、有理解能力，我们不去谈中国问题的话谁去谈？”

有赖于纽约既有的华人社群氛围（民运、女权、劳工和艺术等），从第一期请胡平、王军涛等人谈1980年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到最新一期请到黄雪琴、王建兵的朋友谈中国国内的行动和实践，热风至今已经在纽约组织了十多场讲座活动，话题从劳工到女权、从香港到新疆，涉猎非常广泛。

当然热风更期望拓展的，是更加开放的群体，每次活动最重要的底线原则就是反性骚扰和反歧视。话题也就顺理成章就谈到了王丹性骚扰事件。“在王丹出事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发声明出来反对（他的行为）。”六四前夕，王丹被指控性侵和性骚扰的消息一出，作为和王丹以及六四纪念馆联系甚为紧密的民主沙龙旋即做出声明：对性暴力幸存者表示关怀和支持；并呼吁王丹积极回应事件，承担法律及道德责任——而此举令王丹和六四纪念馆方面旋即取消了民主沙龙在纪念馆的活动。

这个波折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民主沙龙的运作，反而令团队明确了共同的底线和原则。“虽然遇到王丹和纪念馆的挫折，但实际上他们反而帮助了我们，我们整个队伍更加的凝聚了。我当时都说我们有了‘团魂’。大家真的越做发现理念越相近，越做越有感觉。”秋婧也是越说越起劲。

民主沙龙从一开始，就想要去做线下的面对面交流，他们做过野餐会、万玛才旦电影放映、齐唱《愿荣光》，期望参与者能够抛下标签分享个人经历，令听众有共鸣感。 令秋婧记忆犹新的活动，是邀请被中国官方判处无期徒刑的政治犯伊力哈木之女——菊尔伊力哈木去谈她的父亲，谈流亡维吾尔人的状况。

菊尔伊力哈木在民主沙龙（受访者提供）

菊尔伊力哈木除了介绍她父亲温和的政治主张与遭受牢狱的状况之外，也介绍了自己作为被迫流散的维吾尔人的个人故事。

秋婧忆述自己和菊尔刚开始商讨交流的时候，“还是比较有一点点疏离的”，但是她们都很认真地一起开了准备会议。“我看她在Instagram上有发过一个短视频，是教我们Uyghur维吾尔这个英文单词到底应该怎么发音，因为很多人就是发Vegar， 美国人都可能叫Yogurt，就很莫名其妙。”他们邀请菊尔在现场进行教学，从这个小细节开始，双方的合作越来越顺利。沙龙请求菊尔讲中文，她也表示理解，没有抗拒；怕她担心中文不畅，沙龙使用主持人提问的方式进行，先行和菊尔沟通好了问题清单，让她能够有充足的准备。

正是在这种相互尊重理解的氛围内，造就了民主沙龙自认为最成功的一次活动。“菊尔自己也说，白纸的时候她还是对这个运动抱有怀疑、观望的态度。因为以前很多老的民运人士，是以汉族为中心的社运，‘有点高高在上’，甚至觉得关心他们的问题是在帮他们、给他们一个人情。”当菊尔看到沙龙发给她的问题，令她感到了进步和尊重，她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起了“北方广场”的账号。

菊尔个人的故事分享令秋婧感同身受：“她希望大家消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去买可能是新疆出来的东西。因为她看到这些东西，就会想到可能是亲戚阿姨、舅妈在监狱里面做出来的。每当她想到这些，就没有办法去买。”这些小小的个人故事，就这样被热风的一个个沙龙活动串联起来。

鲁迅在《热风》里的话，他们只引用了一部分。原文是这样的：“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China Deviants：在进化中寻求延续

“10月29日，中国人在伦敦的抗议是我们的第一次活动，200人赶来呐喊的样子就像是夜空中突然绽放的烟花。”这是在英华人组织China Deviants在社交平台上发放的第一个帖子。去年十月起，英国有三场声援“白纸运动”的活动，China Deviants在抗议之后又筹备了李文亮悼念活动、六四广场戏坊。每次，成员Evelyn都会到现场拿着扩音器高呼口号。一年过去了，昔日的学生组织，有意发展为更有规模的慈善法人组织；众成员由“一张白纸”，成长为现在搞活动的熟手…

过去，海外华人一向低调，除了每年“六四”的悼念活动外，甚少看到有组织性的抗争活动。Evelyn认为，女权的思想是成为公民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年轻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可能是在国内接触女权意识形态开始的。到了‘白纸’时，也是有很多女权主义者们在，包括我个人；所以我会想做女权工作，因为女权活动是一个很能够自我赋权的过程。”

白纸运动后，唤醒及团结了海外留学生中沉寂多年的反抗想法，如何将这股热度维持下去，则成为一些组织的策略重心。“从四通桥以及人权日活动后，大家都觉得需要做一些工作坊，来维持社群连结。”Evelyn说。最近他们举办了工作坊，让参加者讨论在中国受压迫的群体，如台湾、香港、西藏及维吾尔族，以及女权主义群体，看大家怎样在一个官方叙述的压制下，产生他们各自的叙述。

适逢白纸抗议一周年，China Deviants与欧洲其它组织及学生，包括曾在法国声援“白纸抗议”的活动组织者之一——巴黎艺术学院学生蒋不合作，向全球创作者征集与“公共议题”和“社会行动”相关的艺术创作。作品将由货车装载，由伦敦驶至巴黎、柏林至米兰等地展出。

蒋不向《歪脑》透露，目前收集到四十到五十件作品，当中七、八成来自于欧洲的留学生，其余来自中国国内本土。“有一个艺术家，采访了七个白纸的亲历者，然后把他们的经历用VR眼镜的形式，做了3D建模，让观众恍如亲历其中。”不过他坦言，有部分已投稿的中国艺术家表示受到某种压力，撤回了作品。

China Deviants运作一年，也注意开始到线上安全问题。在网上报名的人，他们都会作简单背景审查。Evelyn自己曾怀疑被跟踪，甚至被中共大使馆盯上，“我收到一个很奇怪的电话，就是中国大使馆打过来，他问我‘你身体还好吧？’ ，我说‘我挺好的呀’，然后就挂掉了。这个就好像在说‘我知道你是谁，自己小心点！’。”不过她认为，因为白纸抗议是天安门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全国性抗议，“如果说一周年不记念，就不会有第二周年出现，所以要是那样子的话，它就会消失掉…所以我不会因为它的一点威胁，感觉到害怕，反而会更加激励我们去做这件事的一个动力，因为有压迫就代表活动是成功的。”她又透露，China Deviants希望将来成为慈善法人组织（Charitable incorporated organisation），除了收益及支出更透明，也可以从事更多政府游说工作。

China Deviants的社交平台由一年前只有数百人追随，如今已升至逾二千人，目前成员人数未见大幅增加，这可能与伦敦社群流动性强，以及与中国留学生群体为主有关。不过白纸运动后，今年出国的中国留学生，更积极充当线下活动组织者，当中包括Winsor及404这对情侣。

404毕业不久就遇上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多月，“当时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没有足够的食物，食物质量又不过关…大家的愤怒就开始积攒起来，然后就到公寓门口聚集，要求政府解封，或者让我们能够自由活动。”那时候404反政府的思想开始萌生，后来发生北京四通桥事件。“它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震撼，但还是没有这个勇气。白纸那一天，就是人群的裹挟，让我能够第一次参与进这样的行动。”

404忆述，当天11月26日晚上10时左右，他离开了公寓，走向人群独自默哀，当时有人点上蜡烛，也有人递上白纸。他一直待到翌日清晨五、六时，那时候警察开始驱赶人群，甚至暴力对待示威者，他成为被警察拘留的一员。他说自己“反政府的心”在那一刻达至临界点，“我知道这个政权很烂，但是没有想到，会一直发展到最后，出现很多人被带走、被殴打的情况。”今年9月到英国留学，他第一件事便和同样出国念艺术的女朋友Winsor，跑去参加10月1日反中共的集会游行。他们由此认识了China Deviants的成员，并主动提出，可以筹备“四通桥一周年”活动。

他们两人都认为，国外参与公民运动更自由，亦没太多掣肘，不过参加人数仍不太理想，例如“四通桥一周年”时在伦敦桥挂横幅的“快闪示威”，就只有十多人出席。他们认为，国内的白纸运动，可能大家被压抑太久，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而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国内白纸的影响力很强，波动范围比较广，但在海外的话，主要是一个纪念活动，以引发更多国际上不同组织的关注。”

他们希望将来可以在英国继续参与公民运动，也希望可以唤醒更多人的政治觉醒，令公民运动遍地开花。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文中的受访者皆为化名。

【重温】歪脑｜作为思想犯的王建兵与黄雪琴：在互助与连结中获得滋养的灵魂

2025年4月30日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文发表于2024年8月21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标题：作为思想犯的王建兵与黄雪琴：在互助与连结中获得滋养的灵魂
作者：张泰格
发表日期：2024.8.21
来源：歪脑
主题归类：雪饼案
CDS收藏：公民馆

2021年初，处于国保严密监控下的卢昱宇正过着东奔西顾的生活，“年关难过”对于他来说有着另一番味道。他每到一处，当地的国保必然会闻风而至跟踪、骚扰，他就只能再搬一个地方。卢昱宇曾两次去过广州，两次都被当地国保强行驱赶，“广州不欢迎你！”——国保只是说。当他老家贵州的警察仍然无休止的骚扰时，他决定再去广州。

那个经朋友介绍可以收留他的人叫“煎饼”，望文生义，于是他初初在脑子里给王建兵构建的形象是个圆鼓鼓的大胖子。王建兵去火车站接他，卢昱宇看到的却是“一副硬核摇滚形象，还留着小山羊胡的西北大汉。”让他这个南方人有了一些压力。所幸，短暂的交流后，“他就露馅了”。——和外表相反，煎饼语调柔和，从不高谈阔论。自言性格孤僻的卢昱宇，却很快和王建兵成了朋友。

在王建兵家暂居的三四天中，王建兵对卢的照顾无微不至，“吃饭什么的都是他做，我觉得一定要去帮忙刷碗，他也说‘不用我自己来就好了’。”卢昱宇暂住的地方，就是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房——这里也是后来被官方列为组织聚会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地点。王建兵也顺理成章在之后邀请了因收集记录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而系狱4年的卢昱宇来做分享会。

卢昱宇是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在2016年中被捕后，最初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后因证据不足，改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四年，最终的定罪依据，仅仅是他发布的8条微博。4年的刑期，卢昱宇光在看守所就度过了1年4个月，在监狱度过了2年8个月。——卢的这一切经历与当下黄雪琴王建兵二人所经历的，又是何其相似。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公民社会风浪中的“夜航船”

2024年6月14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雪琴有期徒刑五年，王建兵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两人曾分别以独立记者、公益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多个社会公共议题的倡导。黄雪琴曾参与多起#MeToo案件的报道和为性侵害性骚扰受害人提供帮助和支持；而王建兵则长期在中国公益领域工作，从事过农村教育发展、残障社群赋能和尘肺病工人权益工作。

而他们被当局抓捕并判刑的核心原因，则是在广州组织的见面和聚会活动，这令黄雪琴和王建兵成为了政府眼中“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雪饼案”的刑事判决书有27页，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13日发出，上面盖上了法院的大红图章，案件号“(2022)粤01刑初298号”提示着全案不寻常的处理时间——黄雪琴和王建兵于2021年被捕，在上庭前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拘留。而2023年9月的庭审却仅用了一天时间。而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延宕了九个月之久，这早已超过了刑诉法规定的最长等待判决时间。

判决书显示，两人在境外平台及社交网络的言论表达被视为攻击政府、诋毁政权的煽动行为；此外两人还参与和协助“非暴力运动”课程，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组织的“夜航船”每周聚会，被视为重大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雪饼案关注组认为，正是“雪饼组织的每周聚会，深耕催化行动者社群，并试图重建多年来被打压的公民社会网络。该聚会所凝聚的社群网络及其衍生的社会批判，令当局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雪饼案判决结果

黄雪琴和王建兵的共同朋友祥子忆述，每周四“夜航船”的聚会，从2020年11月开始，一直举办到两人被捕的2021年9月。公安机关则更详细地为聚会统计了次数：“202分享会’总共办了20至30场左右，其中大约20次是有主题的”（见判决书第20页）。”祥子说，聚会的主题包括安全空间的互相支持：朋友间分享困惑、人生挑战，其他朋友互助提供建议等。也有一些针对社会事件的建设性、批判性讨论。也包括一些知识分享，例如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专业人士，分享经历和感受，学习新知识。另外也有一些关于社群的能力建设培训和讨论，比如处理性骚扰危机，工人维权等。当然还有打麻将、桌游等娱乐活动和身心关怀。

“曾经有一个具体主题，比如安全空间的支持，提到有些伙伴被喝茶，会提供建议，按照判决书，这些都被警方视为‘鼓励与警察做斗争’”。祥子说。最终，这些原本正常的活动，都被法庭约化成为了“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构成要件（见判决书第25页）”。

“夜航船”的名字是王建兵起的，劳工行动者祥子在接受公民媒体WOMEN我们访问的时候曾提到，“名字很像在夜里摸黑航行的感觉，即使没有方向，大家也还是要抱在一起向前走。”——为此，王建兵还设计了一个小logo。那是三个人挤在一艘小小的木帆船上，海面波浪汹涌，上面的人却似乎仍然安然的坐定对谈着。然而这些意象和期待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中，则是：“王建兵、黄雪琴等组织“夜航船““艄水”群组中， 借讨论社会话题之机，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政权的不满，传授反侦查方法，交流如何开展煽动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等（内容见判决书第15页）”。

“夜航船”的logo。曾经热络的聚会群组，在“雪饼”被捕之后变成“0 members”。

王建兵力所能及的“小事情”

近期，王建兵的亲友向记者转述了他本人对于聚会活动的初衷和看法，他说2019年后言论环境越来越差，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大家已经习惯了网上的交流。他觉得“人始终要有些活生生的互动”，期望大家不要因此隔离，“不要就这样散了，所以就做了这个挺小的事情。”王建兵说，这是他力所能及的小事情，“特别大的我也做不了，就只能做这种小事情。”

狱中的他，也仍然在记挂着一些未完成的“小事情”。他曾经在2021年探访过十多个湖南株洲攸县的尘肺病人，他了解到两个月之间便有两名病友去世，当时他就期望能够给他们做一些筹款工作，但是因为被捕最终没有进行下去。他还有些懊悔，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也不知道剩下的人怎么样了。因为共同打工的关系，尘肺病往往会让一整个村的男性都成为患者，这个不可逆的病患会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这些患者需要长期吸氧，因为躺着呼吸不畅，只能趴在桌子上睡觉。因此，这些病友更需要社群的陪伴和心理支援，这也是当时王建兵的主要工作。而他每月花2600人民币租下的202房，本就是为了能够请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里的工人多来聊天而准备的。还因为尘肺病工人们大多呼吸不畅，无法爬楼，他选择的也是价格更高的二楼。

王建兵惦记的，还有那桩社群内没有解决的性骚扰事件。他的朋友王欣、木斓曾经在社群内遭遇过性骚扰事件，而施暴者当时是王建兵多年的好朋友。“王建兵当时的态度就是和这个人割席绝交。他的这种反应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是很重要的鼓励。”王欣说他会主动关心几位受害者，并约她们一起谈诉求和解决方法。因此事件搬离广州的木斓，也常常会收到来自王建兵的问候。

无论是对#MeToo当事人的支援还是聚会的筹备，王建兵的工作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参加活动的大家都觉得王建兵的角色并不显眼“因为建兵很少去主动去发表观点，他更多是做组织，他就是把大家拉到一起去调去约不同的人，就是去动员然后去设定主题，去给大家准备各种水果、食物、茶，收尾的打扫卫生也是他来做。整个讨论过程当中，他都是协作的角色，鼓励大家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王建兵的家乡

王建兵的家乡是甘肃天水，到了天水市还要再转车半小时才能到他家的村子。王家以务农为生，天水出名的是樱桃和苹果，近年也开始种一些金桃。父亲王治学在王建兵被捕后，曾经拍摄视频，用很朴素的话语呼吁执法机关让家属和律师会见王建兵：“我的娃娃不是个坏娃娃，当初读书以后，他在社会上搞这个公益事业。我觉得是一点坏事都没做过，这一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啥事情。”

“从他父亲的语气和表达里能感受到，他不觉得自己儿子被抓坐牢是一个很耻辱的事情，反而他心里面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很正义、很善良的人。”木斓在王建兵被捕后，去过王家，王建兵母亲长期患有哮喘，儿子的被捕让她多了不少牵挂和担忧。王建兵是他们村子少有的大学生，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的幼师专业。家人曾经的期望和他本人的选择多多少少有着不同，不过他们说自己在农村，很多东西他们不明白，“但是孩子有自己的人生，既然父母没办法给到更好的，那就让儿子自己去做好了。”

王建兵的父亲王治学

曾经和王建兵共事过的朋友小五，记得他这样讲述自己的家乡：小时候只有土豆可以吃，家里贫穷得连裤子都买不起，几个人分享一条裤子，让要出门的人穿，其余时间就躲在被窝里，或者光着屁股走。

当时小五和王建兵共同在一个残障人士赋能工作的团队中，王建兵是负责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要密集的给残障人士进行赋能培训。小五在和他的合作中真切的感受到王建兵的热诚：“他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有一种真挚的情怀，这些可能都源自他本人的家庭背景。”

王建兵幼师毕业之后，最早在西部阳光基金会做过农村地区的教育工作，2014年在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负责残障社群赋能项目。2018年后关注劳工和职业病议题，尤其是对尘肺病工人的权益倡导。NGO的工作薪资很低，小五当时曾经问过王建兵要不要回去当老师，“他就很意味深长的笑着朝我摇摇头，那意思是不再可能了。”

小五和朋友们喜欢管生活简朴的王建兵叫做王大爷，“因为他和你聊天的时候，总会捋着他的山羊胡，笑眯眯地故作沉思状。”他爱喝茶，爱古诗词——很多朋友都收到过他做的古体诗，又往往因为看不懂而不久就遗失了，他会把仅有的工资用来买成堆成堆线装书。

因为关注尘肺病工人，他也对“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钟爱有加。王建兵曾经一次性买了陈年喜很多本诗歌集《炸裂志》，一方面是为了支持陈年喜创作，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这些作品送给朋友，让他们更多了解工人。

王建兵对朋友也不吝惜，木斓在休养的时候学做茶叶，王建兵便会转给她1000块钱提前买茶，除了自己喝，他也会在探望朋友的时候给他们送去分享。一直到他被捕，这笔茶钱还没有花完；不像卢昱宇的老家遵义，广州的冬天温暖，看到卢只穿了一双厚厚的防寒鞋，王建兵就操心起来，一定要给他买一双适合在广州穿的鞋，于是就塞给卢300块钱让他自己去买。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王建兵当时的生活已然非常拮据。

从王建兵家出来后，卢昱宇在广州过了年，其后在郊区长洲岛租下了一个有开放大阳台的老房子。虽然很脏很破旧，但是一番改造后，也成了黄雪琴、王建兵等一众朋友经常见面、喝茶、饮酒、打麻将的地方。

这里门口有一个枇杷树，王建兵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枇杷居”，更作诗一首赠与卢昱宇。辗转动荡之下，这首诗已经找不到了，但卢昱宇还很记得里面描写了他当时的生活状况。

得知卢昱宇提到了枇杷居，祥子特意给记者找出了王建兵作于2021年3月5日的那首《賀友人新卜“枇杷居”》

浪子天涯一處家，卜居尤喜近枇杷；

門迎曲巷市聲遠，簾隔風塵舊夢賒；

長夜消愁宜對酒，小樓聽雨好煎茶；

鳴禽芳草漫招引，欲踏春光到落花。

阳光、美景、好友相伴，那大概是卢昱宇离开中国前相对比较开心的日子了。——只是还没等到春光尽、落花散，就在王建兵赠诗的4天后，他还是被国保爬阳台入室驱赶，再次被迫离开了广州。那时的枇杷也才刚刚成熟。因为不舍得这个“枇杷居”，王建兵便提议把这个地方继续承租下去，每月500多人民币的租金还是一人出一百块这样续下去的。

朋友知道他内心中有个自洽自足的丰富小世界，这让他并不急于表达自己，但也忽略了他已经内化的情绪，既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

得悉卢昱宇流离到了郑州，为了见他，准备返回老家天水的王建兵特意在郑州短暂停留。郑州火车站广场人来人往。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每天有数万甚至十多万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经此，或是北上北京、或是南下广东。王建兵作为从甘肃走出来的大学生，也行径这里去过北京、落脚广州。

一个工人集体行动记录者、一个职业病倡导者，就这样在偌大郑州火车站广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一个小时，王建兵说，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未来也看不到希望，没房没车也不敢恋爱结婚，怕连累人家姑娘……卢昱宇说：“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在生活中总是关心着别人的人，内心是如此绝望。只是他一直都把这种绝望埋在了心底。”

这是卢昱宇最后一次见到他，不久后王建兵就被捕了，连同“枇杷居”也一起被警察抄家。

对于长期投身公益圈的王建兵来说，卢昱宇这样背景的客人也许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常态：从2015年开始，中国公益圈和公民社会持续震荡：“女权五姐妹”被捕、NGO“益仁平”成员郭彬、杨占青被捕，其后是“709大抓捕”以及针对劳工组织的大抓捕。广州作为这些事件的中心之一，威胁和逮捕就在身边不断发生着，2017年黎学文和十多位中国公民曾在广东新会的海边祭奠刘晓波，旋即被警方逮捕并被长时间关押。——这些都给了当时王建兵不小的冲击，再加上2016年《境外NGO 管理法》出台，中国的公民社会直接被置于国家安全的管控框架之中，他本人所在的NGO同样在动荡中面对抉择，小五回忆：“当时很多机构都面对转型，很多项目都无法再做下去，敏感一点的方向都要放弃。无论是从机构还是他个人都要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

从恭明中心的工作岗位离开后，他颓丧的在家宅了很久，总是离群索居的一个人在打游戏，他的情绪问题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广东地区的很多年轻人也因此再次归于沉寂，“王建兵作为公民社会兴旺时期过来的人，除了感到悲哀，他也觉得很有必要去重新把大家聚在一起创造一个安全空间。”祥子说。在王建兵眼中，在经历了过去十多年公民社会的低沉和挫败后，在这些艰难时期重新凝结社群、促进青年行动者的网络和互助是至关重要的。他希望通过定期聚会的方式重新建立连结、探索新的公民社群行动方式。

与人的连结让他们获得滋养

小针和黄雪琴相识在2018年，那时黄正在进行#MeToo的报道，二人成了私交甚好的朋友。2019年，黄因为参加香港反修例运动游行并发表文章，于10月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直到翌年1月方才被保释。

黄雪琴

在小针的忆述中，黄雪琴是那种充满了热情和想象力的“社牛”。“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咖啡馆里聊天，她就突然问我‘你觉得上一年年有没有什么好事？’我说好像没有什么好事，她说的是2018年。”接着黄雪琴便自顾自的说，“那一年最好的事情是#MeToo发生了。”后来她就开始问咖啡馆的所有人你觉得今年最好的好事是什么?

小针觉得黄雪琴是那种好奇心，同时有能够把好奇心变成一个真正问题的能力。“她其实是一个与他人在连接当中感受到滋养的一个人。”因为做#MeToo的报导，黄雪琴认识很多当事人，她几乎跟给所有的当事人，都提供那种小针自己都觉得承受不来的情感支援。“她会跟当事人聊完天后，带着当事人去参加活动、去读书会。她是真诚的希望对方能够从她和她的朋友那里能够感受到更多情感上互动。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哪怕是在当事人面前也都是无保留的。”

回忆涌上来就收不住，小针又迫不及待的讲述了黄雪琴的另一个故事。小针当年因为被警察找上门，导致自己非常抑郁，而那时黄雪琴也已经被捕。“就说我要看一个电影，一个对这个体制可能还有些希望的电影。我就看了德国的《窃听风暴》。”那时一部描述东德时期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并出于人性将其拯救的故事。

“当时对那个电影我毫无感觉，因为我知道我遇到的警察都不是这种人。”但是中间有一个桥段却令她不期然想起了黄雪琴。“那个秘密警察说，他们对待艺术家或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关起来然后不给他们看报纸、不跟他们说任何话，然后他们就慢慢的枯萎掉了。——因为这些思想犯的灵魂，就是非常渴望和他人保持联系，并从中得到滋养吧。当时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就哭，因为我就想到了黄雪琴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她回忆自己在黄雪琴第一次被释放的时候去找她，本以为只是吃饭，结果她马上问小针还记不记得李翘楚？说要给李翘楚写点东西。“她感觉好像从来没有（因为坐牢）受过什么伤一样，我以为她出来之后至少会休息，或者说我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怎料她出来的第一想念就是还是要去创作，还是要去做对别人有用的事。”

小针很担心她在狱中受到的对待，但又不敢直问，“感觉你还是以前那个样子……”，黄雪琴却开玩笑的问：“你觉得我在里面被打了吗？”小针不敢答，生怕触碰到黄雪琴的伤疤。黄却很大方的告诉她自己没有被打，警察对待思想犯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审讯轰炸。她特意向小针分享自己在狱中的观察，自己在被监视居住的过程中是没有隐私的，往往要当着警察的面换衣服，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屈辱的事情。

黄雪琴知道自己需要社群、需要朋友的滋养，她也用这种方式去滋养他人。

在判刑之前，两人已被囚超过1000天，而早前据雪饼案关注组称，因为长期的关押审讯和半夜突发提讯，二人身体和心灵都备受煎熬。黄雪琴除了体重骤减，更出现“继发性闭经”等问题；王建兵早前则被单独关押长达五个多月。”而近期王建兵的亲友向记者表示，他还出现了心脏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他在狱中更曾经因为感染新冠连续高烧数日而没有获得药物治疗的情况。

“坐牢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它会把你和外界的所有东西都切断。然后每一天每一秒，它会让你被驯服、被淹没。”作为曾经的政治犯，卢昱宇一早已经体验过了封闭的牢狱生活，这也是他最担心黄雪琴王建兵的地方。“每一个很小的规则你都要去反抗的话，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卢昱宇觉得每天吃饭前警察都会要求所有犯人蹲下，“我觉得这是非常侮辱人格的。你不蹲，警察就会动手，我也会还手。打到后面，他们觉得你这人没救了，也就不和你打了。王建兵是那种书生气的人，以前做尘肺病工作，他说话就很温和，在监狱里面可能很吃亏。”

从他的亲友了解，王建兵在狱中并没有听说受到什么欺负，他的精神状态向好，但是心脏和肠胃问题仍然值得关注。狱中的王建兵迫切的渴望阅读，他近期开出的书目包括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以及查尔斯·泰勒的 《本真性的原理》，此外还希望可以读到上野千鹤子的 《厌女》，他说这本书之前读到一半没有读完，至今念念不忘。

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

在黄雪琴王建兵被判刑两天后，他们的朋友小针和十余名伙伴，在夕阳下的威斯敏斯特桥展开了一副“超级超级大”的横幅，“这其实是向声援巴勒斯坦活动学的，他们之前便在桥上挂了一个特别震撼的banner”，这是一场女权主义者的快速的跨国联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感觉是大家想为黄雪琴做一点什么事，然后就拉了一个群把彼此认识的各地方不同的人，也是一些比较活跃的各地小组的组织者拉进来 。”

口号很快敲定：“只要黄雪琴不自由，我们都不自由。”英文版本则是“WE ARE NOT FREE UNTIL XUEQIN IS FREE”。同一天，相似的横幅出现在了温哥华唐人街、旧金山金门大桥，华盛顿方尖碑前，以及纽约时代广场、东京涉谷路口和东京铁塔下……

图顺序：纽约、三藩、DC。

图顺序：伦敦、东京、波士顿。

小针在黄雪琴第一次被捕的时候，就为她撰写过声援文章。“当时我想这些书写对我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对黄雪琴有什么用。”再见到被释放的黄雪琴，黄告诉小针，她给自己写的文章她都看过了，很感动。“其实我到现在还保留着我跟她出来之后的聊天记录，就是她跟我说，她在里面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会在外面支持她的。所以她想着我们就会很有力气和信心吧。”

“用这种很drama的方式想要去记住她，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想让她的那种意志只是一种虚幻的意志，我希望她出来之后能看到，这些信念是真实的。”小针说。

这种真实也是画条幅的辛苦和抬条幅的重量，她们去印巴人的布料店花150英镑买了3*25米的白布料，前一晚用投影把字投在布上描出边缘，再请朋友把字涂上。“这个Banner非常非常的重，它可能要十个人拿，而且在桥上（展示）其实也是拿不住的。”从制作到展示，前前后后有20多个朋友帮忙。

小针认为，这次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很多支持关心黄雪琴的人能够具体亲身地参与。“不管怎么样，我们身体力行站在桥上拿着横幅的时候，那种感觉跟网上转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海外的人是很需要这种感觉的，也算是一种复健吧。其实画横幅和展示本身并不难做，难的是要有一个作为组织者的commitment（承诺）。其实海外年轻人同样需要有这样的行动机会，但更需要有意愿做组织的人。”

她期望未来能够尽可能多的在公民社会中做组织工作，而非一个参与者。“我以前对组织者的想象必须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愿意冒风险的；但是我想，哪怕是和大家在家中做钩织、一起做快闪这样的小事情，也值得来组织。”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黄雪琴王建兵所留下影响。

王建兵、黄雪琴不过三四十人的小小社群，滋养出来的能量其实并不容小觑。祥子提到，在广州，这种社群的陪伴和支持，在不断受压抑的公民社会里，成了给了年轻人喘息的空间和发展更多想像力的地方。实际上，2022年的白纸运动中，被捕的年轻人往往本身也有着很强的社群网络连结。

民众头戴黄雪琴与王建兵的照片表达声援。

当然，寒蝉效应下，二人被捕导致广州的公民社会社群四散，几位受访者也都逐渐远离了自己公民社会的圈子。祥子坦言，“经历挚友被捕、判刑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受挫的过程，因为很多朋友对这段经历都有阴影，甚至出现PTSD。虽然不断有新的朋友加入支持，但是这个创伤的救援环境，仍然有很多人会慢慢离开……”

其实朋友眼中的王建兵从来就不是一个勇敢而冒进的人，甚至有人说如果知道后果是这么严重，他大概都不会去做这样的聚会，但他就是有自己择善固执的地方。

在一审最后陈述中，王建兵表示：“我的本意不是去推翻政府，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些人更加自由，社会更加平等和美好。”而黄雪琴表示：“作为一名记者，我做不到保持沉默。我也知道自己不安全，迟早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状况，但需要承担的后果，我愿意承担”。一审判决时，黄雪琴趁宣判间隙，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上诉。而在明年3月就要刑满的王建兵在考虑之后则仅就部分判决上诉。

木斓最关心就是黄雪琴和王建兵能够早日回家。她既感动于黄雪琴不认罪义无反顾的坚定；也理解王建兵仅就部分判决上诉的选择。她希望他能尽快获得自由。“毕竟这个圈子塑造了太多‘铮铮铁骨’的男性形象，却太缺少人性关怀。”

小五梦见过王建兵很多次，梦里的他成了一个庸俗忙碌的小老板，他事业有成，放下执念，做回了一个庸俗的人。

【重温】歪脑｜郑州“最高学历”烂尾楼维权之后，数百硕博业主仍未脱困：“我们被拖着坠入了深渊”

2025年4月19日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文发表于2024年2月8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2023年12月31日，是项天骐购买的商品房交房的日子，但在12月月初，他却早一步收到了开发商发给业主的延期交房通知。通知说，因多种不可抗力，交房日期将延期至2024年8月30日。而与开发商的通知不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新媒体权威发布平台——“郑州发布”，此前在回应舆论关切时，在其微信公众号表示，上述项天骐购买的商品房项目将于2024年5月交房。

政府与开发商的信息不统一，让项天骐陷入了焦虑。在他看来，两方信息存在出入意味着交房日期的不确定，这表明政府和开发商的承诺均可能是出于对业主进行安抚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不管是明年（2024年）5月还是8月，我们都可能仍然拿不到房子”，他说。

2022年6月，“郑州670名硕博业主陷入烂尾困境”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这一热搜缘起于购买了河南省郑州市永威金桥西棠住宅项目（下称“西棠”）的业主因购买的房子于2022年初陷入无限期的停工，业主与开发商多番沟通无果后，自发录制视频维权。视频中业主们纷纷自报自己毕业的高校及最高学历，以期能够引起外界关注。

郑州市永威金桥西棠（网络图片）

项天骐也在此次视频维权之列，当时他是一所985高校的在读博士生，三个月后将博士毕业。

“西棠”被人们称作郑州“最高学历楼盘”。它与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大学——郑州大学仅一街之隔，距离河南工业大学两公里，不远处还有郑州轻工业大学、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与工程大学等高校。正是得益于这一地理位置及周围校园云集带来的浓厚的人文环境，周边高校新引进的青年教职工，及郑州市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到的很多高学历年轻人都选择购买了这个项目的房子，该项目现已出售1800余套。

据业主自发统计，“西棠”的购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隆德大学、多伦多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这些高学历业主中甚至包括100多名郑州大学的教师。

与中国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一样，郑州近几年也加入了“抢人大战”，频频出台政策并通过高额的人才补助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高级人才落户郑州、建设郑州、发展郑州。这是除地理位置优势外，“西棠”的博士、硕士业主们选择回到郑州、购买“西棠”的另一个原因。但没有人想到，厄运会不期而至。

日本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曾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2000万套没有完工的预售楼，而要完成这些房屋的建设大约需要3.2万亿人民币。

但因风控管理不到位导致的高杠杆、资产负债率飙高，大陆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建设难以为继。在这一轮的债务违约中，甚至以高周转著称的知名房企碧桂园，都未能幸免。“保交楼”也成为了以国务院为首的各个政府机构反复通过党媒对外宣传的口号，以及制定救市政策的核心要求。但到目前为止，政策乏力，后续收效甚微。

中国大陆的商品房预售制引进自香港，但与香港对预售市场进行严格监管以及制定严密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同，在中国大陆，预售资金的监管主要由银行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其中政府部门仅为行政部门，没有执法权限；而房子一旦达到预售条件，银行就会发放按揭贷款，将风险转移至购房者。因此，购买到烂尾楼的业主，要想不留下不好的信用记录，即使房子烂尾，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偿还银行的按揭贷款。

这令“西棠”的高学历业主们苦不堪言。两年的维权经历后，众多业主纷纷感慨：“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并没有我们为带来任何助力，相反，我们在竭力维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选择依法依规表达诉求，谁知却步履维艰。”

而在更广泛的舆论中，这是一个被大众认定为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于爬到了知识的“食物链顶端”并被政府当做“人才”“精英”引进的群体，但即便如此，面对烂尾楼他们仍节节败退。于是有微博网友问到：“所以奋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努力学习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有什么用？”

学成归来还未大展拳脚，便被房子困入牢笼

项天骐2023年9月顺利通过博士答辩，按照原本的人生规划回到了家乡河南，并入职一所位于郑州的大学，成为了一名青年教师。而同样按照原本的规划，他现在本应已经在着手准备装修新房了。

2021年8月，项天骐父母担心房地产市场价格会持续上涨，便拿出了家庭的全部积蓄40万元人民币作为首付，为他购买了一套“西棠”的房子，以备他工作后居住。但到了2023年，形势却在朝着全然相反的方向发展：郑州的房价不涨反跌，“西棠”也陷入了烂尾危机。于是，博士毕业后，项天骐不得已在就职的学校附近花1000多块钱租了一套房子暂时栖身，同时每月仍需还6000余元的贷款。房租和房贷两项开支接近每月8000元，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

姚兵和项天骐的境遇相似。因看中“西棠”周边云集的高校资源，2020年9月，在“西棠”开盘仅一个月时，作为某985高校在读博士生的他便集父母、女友父母的积蓄，再加自己积攒的博士津贴，全家合力出资45万元的首付，以每平米1.5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房子。贷款30年，每月还贷6300元，月供从自己的博士津贴和女友的工资中扣除。

对于做出这一选择的初衷，他直言：“我和女友都是河南人，我有很重的乡土情结，与其漂泊在外，不如回去更好的建设自己的家乡。”

而彼时，恰逢郑州市向高学历人才抛出橄榄枝，制定了各种脍炙人口的人才招揽计划。政府释放的人才引进政策也诚意满满，如每位在郑州落户、购置房产的博士，市政府会发放10万元的购房补贴。

这种金钱补贴比乡土情结更让苏一鸣动心。苏一鸣的家位于郑州周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父母均是农民，而他是家里的长子。在中国北方的传统文化中，长子意味着需担负起照顾父母、培育弟妹、振兴家族的重任。于是2020年从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工科院校博士毕业后，苏一鸣尽管拿到了华为、中国科学院、航天科技院等多家知名单位的offer，但他算了一笔账，如果留在北京，以他的工资水平，他要很多年后才买得起房，更遑论安养父母和照顾弟弟妹妹。

对于他这样的寒门子弟，郑州市发放的10万元购房补贴足以解燃眉之急。加之相较于北京，郑州的房价更便宜也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苏一鸣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选择入职了郑州的一所高校当老师。

在他回到郑州工作的第一年，苏一鸣便用郑州市发放的10万元及其所入职的高校为其发放的35万元安家费再加上他在博士期间攒的10万元，以及向同学和朋友借的钱，共计90万元首付，在2021年6月底，以1.68万每平米的价格购买了西棠的房子，公积金贷款80万，需还贷30年。买完房后，相较于还贷压力，他更有一种“终于在城市安家”的成就感。

但这种成就感仅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到2022年年初，“西棠”项目因背后的两家合作公司产生矛盾，房子陷入停工危机。

更具戏剧性的是，包括姚兵和苏一鸣在内的很多年轻、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博士业主在“西棠”项目传出停工的消息后，才惊觉自己购买的楼盘全名“永威金桥西棠”的真正含义。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告显示，“西棠”项目所在的地块持有者为郑州金威实业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2月23日，股东分别为郑州金桥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金桥”）和永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威”），两者持股比例分别为51%和49%。

据时代财经的报道，金桥和永威在合作协议中约定：“项目公司（即金威实业）所有收支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金桥负责资金及土地运作，永威负责操盘，统筹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建设、销售等工作，项目销售期间和交付后的物业管理由永威物业管理公司承接负责。”

同样据企查查信息，永威和金桥在2020年5月14日，将郑州金威实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质押给了郑州银行，这意味着“西棠”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出让金是郑州银行的贷款。而据永威公关负责人与业主的多条线索也显示出，永威与金桥的合作模式并非共同开发建设，而是融资代建。这为之后两家公司的矛盾，以及永威退出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融资代建是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商惯用的且非常典型的操作手法，目的在于提高房企的资金周转效率。但企业之间交易的不透明、监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到位以及政府的缺位，会直接导致银行以及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向不明，这会将所有购房业主曝露于风险之中。在这种模式下，到最后，房子是否交付将全凭开发商的良心。

永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郑州本地的开发商，曾以优质的建设设计质量和完善的物业配套服务备受郑州业主的追捧，在郑州开发了多个楼盘，公司创始人李红建同样为河南本土人。

在这个案例中，乡土信赖完全取代了不完善的法律监管，成为包括苏一鸣在内的多名业主的定心丸。因此在得知“西棠”项目由永威开发后，他们便毫不犹疑的出手“抢购”了“西棠”的房子，对项目中的“金桥”二字根本没有进行过多的联想。

相较于周边小区当时均价1.3万每平方米的价格，“西棠”的售价为每平方米1.6万-2万元。“高出的部分相当于是品牌溢价，我们愿意为之买单，图的就是放心”，多名业主表示。

而业主之一的李明磊甚至直言：“我选择买贵的楼盘，就是担心便宜的会烂尾，和家人商量后觉得贵的会更靠谱一些，但是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还是被套住了。”

自感被套住的不止他一个人。

自2023年3月份以来，姚兵时刻在关注业主群的动态，以及业主与金桥及永威两家企业的沟通进展。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表示已经被房子拖得筋疲力尽了，有种悔不当初的感觉。“还没来得及在家乡大展拳脚，便被房子困入了牢笼”，他说。

面对企业、银行、政府任何一方，业主都没有制约能力

在“西棠”项目被传停工之初，苏一鸣在业主群与传播停工消息的业主有过多次争执。在他看来，没有确定的事，有谣言的成分，不能随便传播，否则对国家和社会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在驳斥“谣言”的同时，他笃定的向业主们保证：“一旦出事，我绝对会冲在最前边”。

他的承诺在2022年3月得以兑现。那个时候，所有施工工人均撤出了“西棠”的在建楼盘，该项目正式进入停工状态。楼盘以没有任何人迹的建设现场向业主传递出“西棠”项目正式进入烂尾楼序列的信息。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一鸣以业主志愿者的身份多次参加了业主与郑州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西棠”项目所在的城区）及业主与金桥、永威两家公司协商、寻找解决方案的会议。

正是在这些会议上，业主们才得知他们的购房款项已被金桥公司单方面挪用。一份标记为2022年5月18号由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金桥、永威、业主共同参加的内部会议的会议记录显示，“西棠”项目的销售款被金桥公司主导挪用到了另一个楼盘——北龙湖项目的开发。而北龙湖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始终未缴清，项目进展并不顺利，被挪用的款项未及时转回，西棠项目由于开发资金的短缺以致停工。

这同样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式烂尾楼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陆，很多房地产企业为了从政府手里拿到更多的土地，以换取更多的银行抵押贷款以及建设更多的项目，而惯常采取这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转移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会卖出更多的土地，银行会放出更多的贷款，企业则能拿到更多的融资和收到更多的销售款。而仅有购房的业主处于绝对弱势的位置，且个人资产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我们没有和包括政府、企业、银行在内的任何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力，也没有能力制约开发商一定要用我们付的首付钱去建设我们购买的房子。其实我们都知道，交完首付后，我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李明磊说。

李明磊2020年硕士毕业于位于北京的一家国内知名的科学研究院，老家在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个农村，在恋乡情结加郑州市此前大肆宣传的“招才引志”计划的双重感召下，决定回郑州发展。之后他掏空了自己和女友及双方父母的口袋，凑够了70万元的首付，以1.69万每平米的价格购买了西棠的房子。“交完首付后，我口袋里只剩下了300块钱”，他说。

回郑州之前，他放弃了一家位于北京的国内top级芯片制造企业的offer，“当时觉得回到家乡会发展的更好，但是没想到反而不行”，同时他补充到，“我现在背负着30年的债务，每个月需要还8000多块钱的房贷，整个人负能量爆棚。”

郑州当时推出的“招才引志”计划意在吸引高精尖人才回郑州，以加速郑州的发展，从而在与南京、长沙、武汉、成都等城市的竞争中拔得头筹。该计划明确，来郑州的博士生的购房补贴为每人10万元，外加每月1500块的生活补贴，硕士的购房补贴为每人5万元，外加每月1000元的生活补贴，生活补贴的发放年限均为三年，但前提是这些人才需要在三年内落户郑州。户籍的限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来到郑州的博士、硕士紧紧的与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

郑州的引进人才政策随后被包括西安、武汉等含在内的多个省会城市效仿。但对于这些城市的做法，一位常年研究中国城市发展规划的学者私下透露，201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初露疲态，疫情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下滑颓势。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路径是以土地财政作为支撑，而正是基于土地财政的利益，各地开始大肆开发房地产项目，以致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数量开始过剩。

“其实这些城市以发放补贴为诱饵，吸引高学历人才去落户，根本目的是为了去房地产市场的库存。如此一来，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不仅把市政府发放的人才购房补贴重新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而且还把父辈及自己的往后余生积累的财富都要投入进去。这是政府在下的一盘大棋，房子卖出去了，政府、银行也都拿到了钱，属于一举几得。而政府所付出的不过是多发了几张户口”，该学者表示。

这一点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西棠”业主意识到。

“我相当于是把当年政府人才引进发放的补贴再搭上全家人的积蓄全部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房子上”，李明磊说。除此之外，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对于他这种工科前沿专业的毕业生来说，郑州并没有匹配的高精尖工作岗位，迫不得已，他入职了一家央企在河南的子公司。而因为所有的积蓄投入了西棠的房子，他没有信心在10年之内再攒够另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能清晰的感受到，我的人生在下坠”，他说。

看到房子背后的系统性问题，令他们对家乡失去信心

李明磊出生于1995年，在房子的事情发生之前，作息规律，那时的他相信郑州是个有希望的城市，认为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闯出一番事业。但近两年，他每天失眠，对于郑州的看法也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是一个“想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生活，到头来却发现实现不了”的地方。

“我的自信心已经被全面击溃了”，他很崩溃。

同样对郑州倍感失望的还有苏一鸣。“作为业主代表，我参加了多次业主和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房管局的会议，我发现在郑州，房管局没有行政权，只能发口头通知。可是这种通知，没有任何行政和法律效力，以致企业根本不会理会。这直接导致，问题永远在协商中、永远没法解决”，他说。

在中国大陆，官方与民间从来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郑州670名硕博业主陷入烂尾困境”的话题成为热搜话题后，多家媒体记者曾致电郑州市高新区房管局局长，但对方知晓记者来意后，均选择一言不发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而与业主之间，政府部门也从来没有主动建立连接，大多数时候政府选择冷眼旁观，不闻、不问、不管是政府官员的主要应对之策。

但在硕博烂尾楼维权的舆论升级为全国范围内关注的话题、引发大规模讨论后，出于整治负面舆情、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郑州市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并将“西棠”问题升级，主管部门也由郑州市高新区上升到了郑州市委市政府。但具体负责部门和具体的负责人是谁，上千名业主无人知晓。

“我们没有任何和市政府对话的渠道，政府也从来没有询问过我们的意见。更诡异的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后，感觉和我们业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全然脱离了我们的掌控，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暗箱操作”，多名业主表示。

他们的猜测很快得到了印证。

几乎在问题被升级的同一时间，与市政府拒绝记者采访的“低调”截然相反，郑州市公安局迅速找到了多名维权业主，要求他们停止与媒体沟通，删除网络言论，否则将对他们实施行政拘留的处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项天骐被迫退出了维权群。而坚持留在群里的业主，也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维护开发商和市政府，一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名业主形容，当时群里的氛围火药味十足，一言不合，两派人员就会开始对骂。

丧失理智的争论让苏一鸣心力交瘁。“很多业主被开发商和政府收买了，那些人已经沦为了走狗，团结起来太难了”，他说。

而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随着他对问题了解的深入，他发现西棠的问题不仅仅是房子的事情。“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监管问题，在郑州，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是由银行监管的，这太匪夷所思了，只要监管乱象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利益受损。所以仅仅解决一个房子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给年轻人和我们的后代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这才是对家乡最负责任的态度”，苏一鸣说。

但是，“家乡”似乎从来没想过要对他们负责任。

经过长期观察后，多名被郑州市人才招揽计划“引诱”回来的年轻业主们共同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郑州并不是一个对高精尖人才友好的城市。

因为产业结构的缘故，销售和保险是郑州从业人数最多的两个行业。对于回到郑州的专攻前沿学科的博士们来说，回郑州只有进高校当老师这一个选择，这导致很多回来的高学历人才在郑州反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在我看来郑州市之前推出的‘全球人才引进大会’非常可笑”，苏一鸣说。

这也是对郑州有着强烈乡土情结的姚兵的判断，“我从来不看好郑州最近十年的发展，再过20或30年，这座城市可能会依托其人口红利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对于其能培育互联网、科技、高新产业氛围我从来不抱任何期待。”

“我现在超级后悔回郑州了，当时还不如直接去华为”，苏一鸣直言。因此，当有师弟师妹咨询苏一鸣回郑州发展的问题时，他现在的回复都是，“不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

李明磊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他看来，郑州市政府的短视将会使这座城市失去人才竞争力。“郑州对‘西棠’问题的处理态度和能力让人非常失望，我们这些业主都有同门的师弟师妹，所有人对他们的建议都是不要回来，郑州不值得。”

童梦实同样认为，西棠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开发商的问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才是问题的根源。童梦实原本想在郑州扎根，于是和父母2021年全款在西棠买了两套房，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总价共计320余万。

但是他现在改变了想法。

面对未来，他们难以逃离的困境与抱残守缺的妥协

童梦实是河南安阳人，博士毕业于欧洲一家全球顶级的科学学院，他自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思维的影响，于是前两年博士毕业后便拒绝了海外高校，以及国内多所顶级知名工科院校的的邀请，回郑州入职了当地一所高校。

为更进一步表达自己最初想在郑州扎根的意愿非常强烈，他表示，北京、上海、深圳的人才引进补贴其实远高于郑州，但自己是独生子，又常年在外求学，所以想在父母退休后更多的陪伴父母，于是坚决回到了郑州。

但是回到郑州尤其是经历过西棠房子的诸多风波后，童梦实直言对郑州很失望并丧失了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让我失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营商环境糟糕、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裙带现象严重，这几个方面郑州和国内其他大城市差了很多”，他说，并进一步举例称，“以在‘西棠’买房为例，‘西棠’的房子是一房一价、一户一议，没有统一的市场价格。房子产生问题后，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优先程度都是根据业主与开发商的关系好坏来单独制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开放、透明、公平的交易市场。”

对于未来的规划，童梦实坦言，将来他会离开郑州，去北京、上海或深圳发展。“北京和上海也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而且我之前曾经和这些地方的科研团队有过合作，算是有一定的了解，深圳的人才引进补贴是80-300万，远高于郑州的”，他说。

但回到现实，他却不得不承认，他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他和父母的所有存款都投入到了“西棠”的房子中，虽然生活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还是打乱了很多安排。“比如我和女朋友准备结婚了，但是我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钱用来买新的婚房，考虑经济因素的话，我其实没有太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国家顶层政策一直都是好的，只是被郑州这些人给搞坏了，所以我相信国家不会一直不管我们”，他表示。

国家确实没有一直不管。2023年4月，在郑州市政府介入近一年的时间后，开发商通知全体业主，永威公司退出了“西棠”项目，该项目的后期承建工作将全权交由金桥公司处理。

但业主对此处理结果并不满意。“我们当初都是因为‘永威’的品牌效应才选择购买这个项目的，现在这个公司说退出就退出，今后房子质量出现问题，我们该找谁维权？”多名业主质问到。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2023年中国的房地产企业陷入债务违约潮，全国各地的房价均在稳步下降，大众对房产具备的金融属性完全祛魅，房子卖不出去已经成了一个全民话题。与此相伴生的则是，房地产企业自顾不暇。

因为周边房子房价均下降了上千块钱，加上房子被延期交付，多名业主以中途更换开发商以及房子未准时交付为由，要求退房。但金桥公司给出的答复则是，退房可以，但是不会退钱，因为公司已经没钱了。

这变相导致业主们根本无法根据最初签订的购房合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房产的延期交付，郑州市政府联合开发商发出通知表示，因2020-2022年的疫情管控、郑州市的特大暴雨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延期交付，合规合法。“这意味着，即使延期8个月，我们这些业主也拿不到一毛钱的补偿。另外，政府和企业全然不顾去年（2022年）两家公司的内斗导致的停工，把延期全部归到了疫情和天气原因”，项天骐说。

而更让他气愤的是，金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统计郑州过去几年的天气状况，总共推算出了超过600天的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无法开工时长。“这说明按照他们的计算，房地产公司可以合理延迟交付600多天，近两年的时间。而目前只延期了8个月，开发商认为自己已经很仁慈了”，他表示。

“600天”的数字让“西棠”的高学历业主们心惊肉跳，尽管开发商一直安抚他们说，项目已经有序开工了。但维权两年来，很多业主知道这只是开发商的“话术”。“房子一直在开工，导致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维权，否则很可能会被警察以‘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进行行政拘留”，多位业主表示。

在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商的“话术”中，对外宣称房子仍然在开工，便意味着项目并没有烂尾；没有烂尾，便意味着维权带有非法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多数购买到这种房子的业主只能自认倒霉在继续偿还房贷的同时，慢慢等着房子一点一点的建。

而基于上述闭环，很多现金流断裂的开发商会选择对每栋未建完的楼房，只配备一到两名建筑工人，工人会每天假装忙碌，拿工具到处敲敲打打，但房子并不会因此加高一寸。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名义上房子没有停工，但离完工却也遥遥无期。这被业主称之为“表演式复工”。

而让业主的境况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此前承诺的给博士每月发放1500元、硕士1000元的租房补贴，因政府财政危机，已数月未发放。

项天骐博士毕业后，最初并不想按照原本的规划再回郑州，但是父母的积蓄都投入到了“西棠”，他及家人同样已经没有能力再买第二套房子了。因此基于现实压力，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让他悲喜交加的城市，并表示，“我被房子套住了，所以我不得不回来，没有其他选择了”。

这是很多业主共同的心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能有多少钱？很多业主两代人、三个家庭的积蓄都投入到了“西棠”，年轻一代还背负着一辈子房贷，很多人可能终生都没有购买第二套家庭住房的能力了。

郑州也因此成为了他们想走都走不了的城市，而在焦灼的等待与抗争中，很多年轻的业主在出租房中迎来了家庭的新成员。

2023年7月，李明磊与妻子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新生命的到来，让李明磊在欣喜之余更多了一份责任与压力。在现在的他看来，与其去未知的世界重新开始打拼，不如抱残守缺去坚守当下的确定性。“在中国，走到哪里都一样，我们奉行的就是丛林法则。在河南，我还有很多亲戚和同学，可在其他地方，我举目无亲，更容易被欺负”，他说。

项天骐也开始认命了。在他看来，他太过普通、平凡与渺小，他的高学历也无法成为能够用以对抗的武器，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他不得不认命。

“古话说得好：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人家有一万种整治我们的方法，而我们只有一条活路”，他说。

（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安全，文中所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