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社群政治

——首先聲明這不是一篇政治論文，

而是一篇典型的政論散文。——

本文對中國當代社群政治的左右分野進行了描述和分析，同時對其源頭進行了追溯。作者希望，凡具有相同或相似政治訴求的同胞，理應在反抗極權統治的大旗下集結起來，結成汎自由民主陣線，通過不斷探索、觀摩、學習，不斷提升自身公民政治素養，為民主政體打下堅實根基。

什麽是社群政治（community politics）？實際上這可能是個過於宏大的政治哲學主題，要在一篇普通政論文章中展開充分論述是很不容易的。故而更合理的做法是，取其狹義關聯來限制本文的展開規模。與communal politics不同，communitypolitics不一定有宗派背景，也不一定涉及宗教衝突相關的社會事務，單就此而言，後者在概念上是要涵蓋和超出前者的。

另一方面，就社群政治這一術語的使用語境而言，它首先適用於中國大陸，是由特殊政治土壤催生出來的社會景觀。這是因爲中國本土的政治社會最遲在2010年前後開始湧現出新的分野，其中最明顯迥異於西方民主社會政治土壤的特徵是，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有意或無意地自發形成疏離於意識形態機器的，自覺的政治意識，其日漸成熟的左右分野與黨内的左右分野并不對口，這一點根本不同於民主政治中，政黨陣營直接影響選民左右分野的情況。

也就是說，在代議制的民主政治中，政黨（不論是執政黨、在野黨、還是一般小型政黨）通常是直接關聯其選民的政治立場的，比如民間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總能在政黨政治中找到其代理人，保守主義政黨通常也是直接體現民間保守主義意志的。這一點在中國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情況：除唯一執政黨可能直接影響民間社會外，其餘大小黨派在中國的政治社會中幾乎毫無存在感，然而中國民間政治中湧現出來的新潮流、新動向，與執政黨内部的左中右分野是不完全對應的，甚至是完全不對應的。

甚至中國社群政治中日漸清晰的左右對立的輪廓，根本不是民主政體下的左右陣營對立。即便主導中國當代社群政治，最富有朝氣、最能代表光明前途的一群人，或多或少受到成熟的民主政體的鼓舞和啓發，但他們絕不是認識足夠深刻的人群，即便他們中不乏有很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如，中國社群政治大多數由大學生、研究生、大學中低層次研究人員（包括博士、博士後、講師及教學助理等等）、青年工程師、青年行政人員、作家、藝術家以及一般辦公室白領等人群構成。其中，自認爲是代表進步的新左派知識分子，與眼下受到官方認可的新左翼（屬於社會精英階層中的既得利益者，在大學中往往擁有中高級職稱）不同的是，新左派知識分子開始有轉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即便其中有許多人只滿足於在維護現有秩序的基礎上，進行社會改良，但其中也有人主張以革命的方式實現民主政體。新左派知識分子是一個籠統的稱謂，其中目前可以比較明顯區分出來的有自由主義左派和開明的社群主義左派。通常情況下，新左派將自身政治理念多半直接嫁接在美國民主政治框架下，比如，以是否支持大政府、是否支持墮胎、是否支持LGBT群體、是否支持平等原則高於自由原則等等。然而這種直接嫁接是極其荒謬的，因爲在中國的政治土壤中，這些都不是可以公開進行討論的政治話題，因爲我們仍然生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我們的一切活動受到監視，我們談女權會遭到打壓，但是談女德反倒猖獗之極。也就是說，用根本不屬於中國政治生態的命題來談論中國政治，是幼稚而且無知的。尤其是中國社群政治的新左派同時把毛左、習左和社群右派當成敵人對待，并且社群右派被想當然地當成美國政治保守派的對應物來對待，并且也稱之為保守主義，可惜這是幼稚園拼圖一樣的類比做法。

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在觀察美國的政治動態，不管出於什麽目的，有一點確實是好的：可以幫助中國人更加瞭解民主政治。但是中國社群政治中不成熟的新左派（本來他們確實可以成爲未來民主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眼下正在畫地爲牢，他們不但沒能夠清醒認識民主政治游戲，只把目光釘在一個國家（美國）身上，而忽略了民主政體和民主政治生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最嚴重的是，他們沒能夠清醒認識本國的政治生態，尤其是日漸成長中的社群政治。在還未與其他社會陣營結成同盟，共同對抗黨内外的毛左派、習左派（社會政治中的兩派人馬與黨内的基本對應）之前，新左派四面樹敵而無法突圍。

社群新左派最嚴重的認識誤區是把右派（包括黨内右派與社群右派）視爲保守主義對應物，這是造成中國社群政治直接分歧的根本源頭。在中國全面左傾的當下，中國的黨内右派與社群右派是真正主張市場開放、保障私有財產、反對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政治群體，是中國最惡劣政治土壤上意外的饋贈之物。新左派直接繞開這些根本特徵，轉而將右派當成最壞的敵人看待，是毫無理由的，因爲新左派也包含追求開明專政（對應黨内右派）和實現民主政體（對應社群右派）的各種社群。我們通常把有共同或相似追求目標的人群視爲盟友，而非敵人。

社群新左派的這種歧視右派的傳統是根深蒂固的，早在三十年禍亂一開始，右派就是打擊對象，三十年禍亂期間黨内右派政治人物紛紛鉗口結舌，甚至普通民衆和知識分子遭受迫害時也冠以右派罪名，就好像右派成了一種原罪。至八十年代政治風氣轉暖，黨内右派政治人物為營造持續約十年的開明專政貢獻最力，其中最知名的代表是趙紫陽、胡耀邦。然而即便如此，政治立場最開明的黨内右派往往是權力最薄弱的環節，於是在1989年前後的左派反撲浪潮中，黨内右派從此七零八落，近乎銷聲匿跡（即便沒有銷聲匿跡，也不敢聲張出來招致無妄之災）。

很多人以爲胡溫為代表的團派屬於右派，事實上是錯誤的。他們是黨内左派中的開明派，黨内右派主張進行開明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在團派身上是見不到絲毫跡象的。可以説，黨内右派代表中國政黨政治中最良好的發展勢頭，然而很不幸，它本質上無法見容于社會主義政治生態，它處處受到打壓，乃至如今烟消雲散后，仍有人對其追窮追猛打，即便他們對黨内右派代表人物同時也抱有最高敬意，然而對右派這一身份卻抱有很强敵意。這是中國社群政治非常不成熟的表現之一。

與此同時，在近十年日漸崛起的社群右派，在本來毫無必要的爭議聲中，開始扛起反極權大旗：他們幾乎成了全社會的敵人，不但政治體制打壓他們，社群極左派（毛左派和習左派）打壓他們，本來就是盟友的社群新左派也將之看作敵人，而社群右派之間又因溫和派與激進派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張互相爲敵。這是令人萬分憂心的局面。另外，社群右派同時承受著另一重污衊，許多不明就裏的人把社群極左派的極端恐怖主義言行，栽贓到一個在中國根本不存在的社群頭上：極右翼分子（有人又稱之爲極右翼軍國主義分子）。這對代表著新生和希望的中國社群右派是極其不公平的。這種栽贓和抹黑，明顯套用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機器的説辭，因爲這些詞匯通常用來攻擊日本政治生態中反社會主義最激烈的右翼，且不論這兩種詞匯的合法性依據所在，單就中國官方宣傳機器指稱的含義而言，它們在中國并不是沒有對應物，其對應物恰恰就是黨内外的極左派（毛左派和習左派）黨徒。

這是因爲中國的極左派黨徒，不論黨内黨外，都一樣有狂熱的好戰傾向和排外思想，同時也是大民族主義、大一統思想和大漢族主義的重災區，是擴張主義、種族滅絕政策、超限戰和反美派大本營，他們對於民主政體抱有刻骨仇恨，雖然他們對於民主政治根本缺乏認識，即便他們常年在海外生活也是如此。此外，在政治層面上，中國的極左派黨徒及其附庸（包括不明就裏想當然地跟著愛國的小粉紅）主張堅定維護一黨獨裁，繼續加强高壓統治，繼續增强武力威懾鄰國，乃至奮力主張屠殺香港、台灣，以至於“留島不留人”成了他們的至理名言。

一個很不幸的現實是，中國社群政治中，社群右派仍然是最弱小的一個群體，他們遭到的誤解、污衊和攻擊往往又是最多，他們被當成了全社會的敵人。而全社會真正的最凶險的敵人，社群政治中的其他群體卻對之缺乏認識。此時此刻，中國的社群右派是唯一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要什麽以及要如何爭取的社會群體：他們主張全面推翻一黨獨裁，開設國會，建立徹底的民主政體，實現政治生態中自然的多黨輪替，維護憲法以及法律權威，保護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保障言論自由與出版、結社自由，軍隊國家化，支持全面市場化以及開放、多元的政治環境。顯然，中國社群右派的政治主張尚處在前民主政體時期，其主張主要是圍繞如何建立民主政體來進行的，而不是在民主政體建立以後如何管理社會的具體執政理念。也就是說，中國的社群右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最革命的社會群體，其政治理念是革命理念，不是執政理念。與來自社群新左派的誤解完全相反，他們根本不是保守主義，而是真正的激進主義。尤其在當下中國政治環境中，有且只有一種保守主義，即抗拒變革、抗拒民主，唯恐社會動蕩禍及自身利益的極左派（也包括部分只接受有限度改良的新左派人士），無論黨内黨外，都是一丘之貉。

相比之下，社群新左派仍然只滿足於生搬硬套成熟民主政體的執政理念分歧，汲汲於如何發揮執政效力（這在一黨獨裁之下絕不可能），他們缺乏在革命理念上積極向社群右派靠攏，乃至結成汎自由民主陣營的膽識和魄力。事實上，在革命理念上，社群新左派與社群右派別無二致，而其二者在執政理念方面分歧雖是決定左右陣營的基本要素，然而在社會劇變尚未實現，一黨獨裁穩如磐石的當下侈談執政理念是不是過於天方夜譚？

顯然，柔弱但是清醒的社群右派才是真正有能力促成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甚至包括促成汎自由民主陣綫達成，以及促使社群政治中最開明力量達成和解。就此而言，說社群右派獨力扛起反極權大旗毫不爲過。至於革命路綫之爭，似乎又成了分裂汎自由民主陣綫的又一個重要威脅，實則大謬不然。不論是主張和平演變，還是主張街頭革命，只要能在同一面反抗旗幟下集結起來，在各自的戰綫上努力，就是朝著同一個目標行進。誰會天真到因爲路綫不同就背叛同胞、放棄抵抗？

我們絕不可以拿西方民主政體下的政治生態來生搬硬套中國當下的政治生態，而我們根本還未具備政黨政治條件，就更不能用特定國家的政黨信條來套用本國社會。尤其讓人不解的是，國人至今未能參與民主政治，卻因爲支持美國大選不同政黨，對本國同胞大加討伐。恐怕這個在其他國家的民衆看來也是奇觀：中國人自己沒有民主政治，但是因爲別國大選對自己人痛下殺手。美國大選可以幫助中國人瞭解很多有關民主政體的真相，假如我們果真關注民主政治，假如我們果然是值得一提的政治觀察家，那我們應該做的難道不是盡可能推動民主思想、民主原則、民主程序以及民主相關必要條件廣汎傳播嗎？

用民間政治，來指代中國當代社會湧現的新生政治浪潮，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措辭，更恰當但不一定易懂的表述是社群政治。但是以上並不指社群政治只是近十年的事情，政治上的反對聲音，可以説自八十年代轉瞬即逝的開放風氣以來，就從沒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過，期間不斷有受到八十年代衆多社會運動鼓舞的餘緒，其中仍有人以各種形式不斷抗爭至今，但是爲什麽這些異見人士（包括逐漸流亡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并非是中國當代社群政治的主流呢？

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代社群政治的序曲，驚鴻一瞥地初現於八十年代，但是如果嚴格地說，八十年代民間政治（包括至今仍在本土進行小規模零星抵抗的異見人士——本人謹在此嚮諸位表示由衷地欽佩）與而今流亡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同屬於受到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直接或間接洗禮的一批人，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大致可以在西方民主政治傳統中找到源頭；當然，另外一個源頭則在中國近代史的政治實驗場域，比如當代聯邦主義思想就來自於中國近代史上未能成功的聯邦主義嘗試，但是這類嘗試，仍不脫離於彼時方才引進的西方民主政治國家構想。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成爲海外民主運動與中國本土日漸成形的社群政治之間的衝突根源之所在，雖然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互相同情，甚至即便二者有相同或相似政治目標，也彼此惡言相嚮。也就是說，假如可以判定海外民主運動及其八十年代中國民間政治傳統，是直接或間接脫胎於西方民主政治傳統，中國本土眼下日漸形成的社群政治則是在惡劣的政治土壤上應激於環境刺激而產生的政治反叛逆流；其中也包括積極附和於意識形態機器的小粉紅，他們是現有秩序的維護者，是新生政治逆流的直接對抗群體。只不過區別在於，在社會政治中日漸形成的政治逆流，是應激於本土惡劣的政治環境而生成；而小粉紅則是應激於意識形態機器仇外思想（包括積極分化社群政治而做出的努力）而生成的。

但是這并不等於說，中國社群政治的反叛逆流只是應激反應所致，其中自然也不排除開明人士主動接受西方民主法治思想。但更常見的現象卻不是經過民主法治思想培養的開明人士，而是對民主法治思想處於一知半解中的中國人，儘管當局把他們一律抹黑成被民主思想洗腦的賣國賊（就好像普通人手裏掌握著權力，可以隨時出賣國權、喪權辱國似的）。這一點絕不是批評，而是純粹從社會觀察角度來看的，雖然也可以視作警惕跟鞭策。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特徵是，在被官方肆意抹黑成“被西方民主思想洗腦”的這一批人中，相當一部分人雖迫切渴望建成真正的現代民主國家、保障法治系統、保障公民權利，但是他們在為新型社會理想辯護時，顯得蒼白乏力，甚至他們也不是太清楚民主憲政意味著什麽，雖然每個人都迫切需要它。雖然人人都知道三權分立思想，知道權力制衡原理，也知道憲政的首要保障不是政府、也不是法律系統，而是權力大到可以彈劾政府的國會，知道國會的代議制才是民主的基石，也知道軍隊國家化是迫切的追求目標……但是人們很少願意費心思去思考在西方國家業已成熟，似乎有模子可以藉鑒，無需再多研究的東西。事實是，即便西方有如此完善的模子，大可以照搬照抄，然而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卻抄走了樣、抄變了形，那怎麽解釋呢？

僅僅因爲偶然因素嗎？顯然不是。問題在於，極權體制解體后，極權體制的生存土壤并不一定隨著解體自動消失。誰來保障這種惡劣土壤之下不會再孕育出新的惡之花？我們看見東歐國家大都迅速實現的民主政治，但是往往沒有看見這些國家如何致力於公民教育，致力於根除遭到極權污染的惡劣土壤，因爲包括東歐國家在内的經過解體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解體后繼續保留了政府公務員系統中的大部分人才（把他們全部清除出去又絕不可能，因爲不專業的社會人士反而易促成一輪又一輪政治動蕩），即便吸收知識分子和公衆人士投身到政治生態中，但是主導政治的職業政客仍然是原先極權體制中的同一批人。許多缺少基本政治素養的民衆，以爲只要盡可能清算極權，就可以實現民主政治。可惜，這是極其幼稚和缺乏政治常識的淺薄觀念。但即便冒著這麽高的風險，爲什麽東歐國家大都實現了根除極權土壤的目的，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卻遭到竊國的命運？

我認爲，這跟民間政治有相當緊密的關係。在政治生態更迭的過渡期，是最易滋生和感染極權病毒的，包括普京和盧卡申科當初都是由國會合法選舉出來的，是民主政體形式上合法的民選總統，但是爲什麽此二人後來是當今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大獨裁者？過渡時期的政治是極其脆弱的，尤其是原政治土壤上滋生的職業政客所精通的表演之道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假如我們同樣不注重公民民主思想的培養，同樣只希望照搬照抄，那麽我們的公民政治要比成熟的民主國家差得太遠。即便我們手裏拿著選票，也不懂得分辨，也容易被花言巧語矇蔽，尤其是我們長期敵視和抹黑公共知識分子（眼下，諷刺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項大衆樂此不疲的政治游戲，豈不可悲！），誰指望我們長期啞默的知識分子和根本無法清晰表述政治思想的烏合之衆，單憑選票就能保證我們不選舉出新的普京式獨裁者？

尤其公共演講的風氣在中國都沒形成過，這成了我們公民政治中最沉重的傷痛：除了當局所指使的、最卑劣的喉舌（比如胡錫進、張維為、金燦榮之流），裝模作樣粉飾太平外，我們真正的、最傑出的知識分子要麽被軟禁在家中，要麽被逮捕在獄中，要麽流亡至海外（因家人遭受威脅而只得鉗口結舌），書籍也遭到當局大規模查禁。難道是我們的知識分子沒有盡力嗎？是你們在蔑視我們，是群氓在排斥我們，是國民沒有授予我們力量。公共演講是我們絕大多數公民從未體驗過也沒有太大把握的事情，即便在回顧八十年代紀錄片時，我們看見當時中國的社會運動家所采用的語言和表述形式，是何其稚嫩的，其中還有三十年禍亂（1949—1979）的明顯痕跡。我們可以理解，不可能社會運動一來就趨於成熟，社會運動總是由不成熟慢慢成長起來的，那麽而今我們長成了嗎？我知道不乏有人天天企盼天降民主，我們當中最有判斷力的人群，包括我們的知識分子，果然有能力站出來與極具迷惑性的謬論展開激烈民主辯論，而不互相問候對方母親是否安在？

暴民！我們無一例外都是暴民！不是暴民，也是暴民的後裔！總之，我們身上充斥著暴民血統，那種狂暴是可怕的，正因爲如此，許多還預見不到未來的人士會模模糊糊感覺民主變革之可怖。其實并非民主可怖，而是把民主交給一群暴民任由他們糟蹋，最終通過民主程序合法選出新一輪暴君才最可怖。怎樣避免這樣的歷史慘劇再度輪回呢？我們的年輕人要去主動學習民主思想，把信念和理論根基扎扎實實地打下去，把我們的社會，變成由富有遠見思想的開明人士主導社會潮流的現代民主社會。在其中，辯論是不可替代的，因爲它是公共演講所倚重的東西。因爲唯有最有遠見、最能統籌協調社會各方利益的政治家與政治觀察家，才能夠從正確方向上游説社會公衆。不然，一旦話語權落到最無恥地開倒車的人的手裏，并且極具迷惑性地煽動群氓，踐踏法律和社會正義、踐踏社會公共道德法則，那麽我們還能對未來的新國家抱有什麽不切實際的幻想呢？也即是説，假如正義與良知不能夠通過游説社會公衆影響社會，那麽詭辯術士就會代替我們來誤導公衆和危害民主政體。你能忍心把國家交給詭辯術士，而不交給有良知的正直的知識分子？

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國當代教育體系倒是成功培養出來一夥詭辯術士，如胡張金之流。而今網路社群中也充斥著這種人，我們稱之爲“理中客”。因爲我們這個時代就是真理湮沒，詭辯術士橫行無忌的年代。甚至我們社群政治中最開明的一群人，仍然也不乏有蔑視辯論的，因爲與敵人之間只有消滅與被消滅之別。固然不假，與敵人之間不存在游説政治，只有鬥爭，但是怎樣鼓舞民衆起來鬥爭？鬥爭之後呢？在推翻一黨獨裁之後呢？在今後的民主社會，我們怎麽對待原本并肩作戰的盟友，假如我們彼此存在很大政治分歧？當敵人打擊消滅嗎？

我們可以説，那個極權體制是我們的死敵，打擊和消滅它是理所應該的。但政敵與死敵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因爲政敵的前提是有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則和憲法準則，也就是說，政敵總是建立在維護民主原則的共識基礎上，而雙方的權力游戲都不可踐踏這一共識。但是我們與極權體制下的官僚體系之間，是不存在這種共識的，因爲我們的政治底綫是民主原則，而這恰恰是獨裁者最不能容忍的東西。我們與獨裁體制才是水火不容的死敵，我們在街衢巷陌上進行殊死搏鬥，在田野、河流、天空和海洋上追擊他們、打垮他們，才能為新生國家創造生機。我們與和我們具體政治觀念相衝突，但是具有民主共識的同盟者之間是政敵，而政敵絕不是要在街衢巷陌上進行蠻力較量，而是憑藉代價更小的代議制制度進行據理力爭（受憲法保護的示威游行權力不超出這一原則之外）。而今最成熟的民主國家，也正是以代價最小的方式進行著正常的政治生態自然更迭。

不但如此，我們還需要關注另一件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事情，也就是積極地、有意識地培養公民政治的公共性。生長在極權體制中的普通人，從來不是公民集會的參與者，他們對於公民集會和游行一無所知或者一知半解，他們把公民集會上大聲疾呼的人，想當然地看成是陰謀家和煽動者。每個人都不像文明人那樣你來我往地辯論，而是眾聲喧嘩、起鬨、大聲辱駡，好像單憑這種蔑視態度就足以表現自己的優越性和卓越見識，然而事實卻是，越是如此就越把自身推向群魔亂舞那一邊，是群氓和烏合之衆的一部分，不是公民政治中的公民。究其根本而言，公民集會和游行是維護社會秩序失範，而不是踐踏社會秩序規範的，因爲一旦公民投出了錯誤選票或者甚至在沒有選舉的情況下受了暴政的迫害，公民集會和游行就是糾正錯誤政治決策的必要組成部分，就跟警察一樣，是社會常態的一部分。

從來不曾經歷公共政治生活的我們，對此毫無經驗（部分年紀較長的人在三十年禍亂期間經歷額公共政治是被極權體制扭曲的表達形式），以至於我們雖然人人感到有必要對抗强權，但是無法集結民意，嚮著共同的政治目標行進。我們誤以爲是極權體制摧毀了每個人的信心，以至於只好坐在家中等它自己滅亡。其實問題在於，我們普通人對於社會運動和公民政治毫無認識，我們從不探索可行性，也不打算進行有益的討論。我們觀察發現，雖然中國網路社群中不斷形成大大小小的群組和圈子，分佈在微信、豆瓣、微博、電報等平台上，但是它們離政治結社或者類似政治結社的討論還差太遠。這並不一定緣於高壓監視，因爲我們發現許多人仍然以隱晦的諧音詞、借代詞、拼音及縮寫等方式，在監視最嚴重的微信群裏，大量地談論政治。可見規避渠道是存在的，只是國人并未有意識地朝著目標更加明確的方向展開社會公共討論。

正是由於這種有效的公共討論的缺失，中國社群政治中的逆流往往也表現出無頭蒼蠅般的眾聲喧嘩狀態，而相當大一部分人情緒相當悲觀失落，這種悲觀情緒又進一步感染著其他人。但是只要他們在吃喝玩樂之外，仍然關注社會公共事務、關注社會正義，一旦社會運動在某個節點上井噴，他們的政治熱情同樣會最大程度地噴薄而出。到時候，我們同樣會看見許多我們引以爲傲的同胞走上街頭，為我們的公民權利、爲我們未來的新國家奔走呼號。届時，我們會原諒此時此刻每個人心頭的沮喪和消沉。

至此，我們在文中描述了中國當代社群政治特徵及其源頭或序曲，以及我們應該怎樣充分利用日漸成長的社群政治來推行公民政治，把我們自身培養成不但能夠用選票選出不會在過渡時期破壞民主政體的高度文明社會的公民，也把我們鍛造成在民主政體或遭到破壞時，能夠跟白俄人一樣，勇敢地站出來成爲維護我們民主政體的守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