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研究 | 在快-慢生活之外，拥懒主义

趋势研究系列文章，来自我为设计公司提供策略支持的过程中，2023年的人群趋势研究副产物。我试图从传统设计行业的趋势研究中抽身，重新设计方法路径，将社会学的感知力与品牌转译的需求结合，发展出一套贴近生活、可在商业公司落地的研究方式。在为咨询所做的研究中，常常会陷入一种“概念正确、但感受遥远”的困境：人群被切分成抽象类型，问题被归纳为标签式命题，且当面对真正的产品落地时，无法给出有效的策略指引和转化。

我想或许该换一个方向，从生活的真实感出发，回到人群是怎么活的、怎么相处的、在生活中碰到了怎样的结构性问题——重新建立一种研究与现实、更贴心的商业策略之间的贴合方式。这些文章，正是这样的动机下诞生的。

“I can buy myself flowers

…

Talk to myself for hours

Say things you don't understand

…

And I can hold my own hand

Yeah, I can love me better than you can……”（Miley Cyrus Flowers）

“我可以给自己买花

…

跟我自己说上几小时的话

说一些你不会理解的事情

……

我可以握住我自己的手

是啊，相比你，我能够更好地爱自己……”（《花》的歌词）

Miley Cyrus（麦莉·赛勒斯）的“Flowers”（《花》），这首发布于今年1月的歌，很快便风靡全球，登上各个排行榜的榜首。在唱完这几句后，MV里的麦莉·赛勒斯迈着潇洒的步伐，跳入泳池游泳，随后在池边做起战绳臀桥，淋浴后开始肆意舞动。这个MV里的主角可以管理自己的身体，“花”意味着自身就可以达成的满足，是她给自己的赠礼。

 它无疑捕获并牵动了人们当下的情感流动：在经历失败的关系洗礼，在“在一起的孤单”后，人们意识到：“我”可以自爱，“我”的快乐甚至不需要别人的参与，“我”自己就可以愉悦自己。

 这让人想到“悦己经济”这一火热几年的概念，以“为了一切能愉悦自我的美好东西买单”作为主张，它带动了护肤美容、鲜花、电子产品、宠物、自我成长等身体管理、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品类的增长。在推广时，它传递着“悦人不如悦己”，主打“高品质”和“宠爱自己”这样的价值。

 “悦己经济”强调从自我而非他人为中心出发。我们常常也能听到这样的营销话术：“对自己好一点，用贵的……”、“……，送给自己的礼物”，这种推广话术带有愉悦自己的导向，暗示将物和商品作为一种有疗愈功用的补偿和奖赏的机制。

 “悦己经济”可视作基于“自我赠礼(self-gifting）”这一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指出的消费者行为的一种类型，“自我赠礼”牵扯到了身心治疗、庆祝、奖赏以及享乐，无论是我们感到压力、心情低落时，或是激励自己实现一个小目标、心情好、有成就感时，通过送自己礼物似乎都能舒缓情绪或是增加我们的幸福感，这些礼物也许是麦莉·赛勒斯歌声里买给自己的鲜花，是新的发色、一支唇彩、一个盲盒、一套健身私教课程……典型的“悦己经济”范畴。

“美”，不再悦己

在悦己经济中典型说法是“颜值即正义”，以视觉外观为主导，在快速的信息更迭下，是一种吸引人的方式。然而对于一些年轻人群而言，“悦己经济”包含的典型的“悦己”主张似乎开始不再让ta们感到愉悦。

上图是其中一种代表性叙事，描述了ta是如何从曾经能够吸引到自己“悦己经济”逃脱出来，过去会以“自我赠礼”的逻辑来奖赏自己，把眼影盘和口红这些化妆品视为塑造外在“美丽标准”的商品，以及社会规范中的“漂亮”，有了拒绝“服美役”的意识后，ta开始转变，“化妆品是如何精致如何吹的天花乱坠都无法吸引我”，此时ta已经对推广的语言没有共鸣。ta意识到不同于主流的美，重新从自我的视角来审视需要什么，在这个过程中ta感受到了“重新掌控自己的感觉”。

 不“服美役”的叙述与反消费常一起出现，社会期望和凝视迫使ta们优先考虑自己外表，甚至牺牲了健康和舒适。虽然摆脱社会期望、摆脱对外表的迷恋对许多人仍然是一个挑战，但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是否脱掉bra、不穿聚拢内衣、脱掉高跟鞋、不做医美等，涉及到了传统塑造身体和作为装饰的物品。

这是另一种代表性的叙事，描述了过去自己对美的认知是如何给ta“焦虑”“内耗”的感觉，在主动突破这种美的标准后，ta开始接受自己: “强烈地感受到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于是在价值取向上把自己的舒服和便利放在高于“美”的位置。

这段话在回复中获得了最多认同，事物的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中，人们在自我沟通的过程中，当对物的认知变成了一种“服美役”的工具后，人对此物的接触，不再承载着原来的情感和意义，人们回到了物的功用本身，要从自身出发，不需要什么别的来将自身规划成统一的美。

懒人生活指北

截至23年6月，在豆瓣小组“懒人生活指北”里，已有近十三万七千的“懒羊羊”聚集在一起，讨论着“懒”的学问，他们主张“我们虽然懒，但懒得无伤大雅”。“懒羊羊”畅所欲言，不“鉴懒”做“懒”的标准的评判，在讨论和分享经验中尊重 “懒人多样性”。

懒人们讨论着生活中的困扰和懒人应对智慧：

“教大家一招吃炸鸡不用洗筷子的方法”

“不会做饭！吃的东西都是有手就能做！”

“一万多浏览，看来女性苦头发久矣。”

“我连胸贴都懒得贴，尽量买胸前有印花或者厚一点的衣服，就啥都不用了。”

懒人们交流好用的工具，分享如何将吃虾的步骤最优化的经验，在买衣物前就考虑到是否需要养护它……在其中产生了“吃饭糊弄学”这一大“门派”，懒人们通过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简化并优化重复性事务、确定优先次序等，来达到勤于思考懒得动的生活智慧，在懒的糊弄中始终保持着懒的巧思。 

懒人们讨论着以自己舒服为准则或者是感到意义缺失的生活规划，质疑传统对个人成就的价值和社会期望：

“必须奋斗，必须融入集体，拥有优质人脉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再找个好对象结婚生子就是人们的信条。你不但要在学业和工作上奋斗，还要削尖脑袋往上流社会钻。”

“不结婚，绝对不给任何人做任何家务”

“懒得卷，总觉得身边主流的价值观让人很累。”

“懒点挺好，不婚不育过好自己日子就行”

 懒人们讨论着通过自我认知和微掌控自己的活法，让自己身心解绑而愉悦的生活态度和习惯：

“活着就行，不需要强行赋予意义，以我为主”

“真的 有时候有一点点生气但又懒得打字”

“可以装得很老练，大部分时间懒得装”

“购物真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以前什么都想要试一下的想法，也只有年轻才会那么不自量力。以有限的精力去应对海量产品，想想就累。”

“懒人生活指北”和“不服美役”中，人群强调一种对自我的照顾，从真实的自我需求出发而达到的愉悦。在此过程中，“懒” 和 “不服美役”都是一种通过排除、减少或是优化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事务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物变成了一种事务，这种对物的愉悦不是来自物品本身，而在于它是否给人群增添了事务上的负担。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必要的、重复性的事务，还是因外在标准而产生的事务（“美役”）。对一件物的看法会随着社会文化和潮流的变化而变化，一件被高度追捧的、有象征阶层和财富意味的鳄鱼皮奢侈品，或许因为动物保护问题变得不再被渴求，为了显眼的消费变成了有良心的消费。当人群对物有了更务实的看法，甚至将它视为一种事务，这其中涌动着怎样的潮流？

少即是多，极简了满足

当提及物变成一种事务，无法避开的大众实践是极简。一种关于极简的经典叙述，是描述它为起源于20世纪中期美国的艺术运动，将它视为对之前艺术的复杂性，及战后华丽装饰风格的回应，开始从抽象表现主义那种迸发式的内在情感表达，转向一种简化的形式，减少数量、颜色，专注于简单，希望“开门见山”，保持理性和克制。

图片来自artnet www.artnet.com/artis...

当时的一些艺术家将作品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如基本的几何形状、钢铁玻璃等工业材料等，强调一种纯粹的、精准的、客观的感觉。禅宗哲学对这种美学风格也有所影响，它提倡简约、去除所有不必要的元素，它强调物本身，不需要带有任何象征，避开复杂结构、丰富材质和细节，只是去体验物的直接的感觉。

图片来自moma www.moma.org/collect... 

“极简”这一概念盛行了多年势头仍未减。风格上的极简，使人从复杂的世界抽离，使感官得到缓解和休憩，干净、原色、中性色调、有机织物等斯堪的纳维亚的（Scandinavia）设计传统都是它的明显标志。

“空”是极简的一大特征，极简系物品（如：无印良品、优衣库等）捕捉到了一种细微的情绪：人对于空的需求。

空也代表了一种重新塑造空间的可能性，以此来提高居住体验，即使有时要花一大笔钱来追求这种简单的风格，一种奢华、优雅及讲究的简单。

极简也是一种生活观念上的守则，减是它的另一特征。极简的追随者们对要做和不做的事、物品的去留，做出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少即是多”，“简单即是美”，都是奉行极简的典型主张。

极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特征下的关键是让人们放弃任何不能让自身“砰然心动”的东西，这也是来自日本整理达人近藤麻理惠的极简守则，近藤麻理惠的书《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仍位列热门家居读物排行榜前部）和山下英子《断舍离》畅销后，“断舍离”在国内成为风靡至今的话语。

极简的原则承诺帮你应对混乱、厘清自己。“断舍离”成为一种被认同的实践方式，根据这一准则，扔掉那些不再让人感到快乐的事物，拥有更少的事物，来发现、找到并确认自己到底是谁。这在混乱和复杂的处境，成为一种选择和做出决定的方式：一切由是否能让自我感觉愉悦出发来做出一种排除。这些极简主义的书籍，将整理上升成为一种疗愈，一种通向幸福人生的手段，它们都指向一种暗示：拥有太多的事物让人们不幸福。

在人们无法实现物质需求的情况下，极简也是一种好用的原则：只需要从内心把所想拥有的期望值降低，实现一种最低程度的自我满足。于是，它变得很通用，不论是对于能轻易实现物质期望，甚至因太高的期望而拥有太多物品的人，还是无法自在拥有物品的人，都适用。前者通过“空”出来以装进别的可能，后者甚至可以“减”到让人认为自己不需要一张床一把椅子。

 并且，极简执行起来极其二元简单，留或者丢。于是极简成为人们通用并主动选择的手段，这样便不需要现实有任何改变， 只需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自愿“极简”。

 作家Kyle Chayka（凯尔·柴卡）也提及，在经济层面上，极简主义可以让你在财务能力范围内安全地生活。“极简”并不一定是出于个人意愿做出的选择，随着经济形态的转变，积累物品不再带来物质上的安全感，如今最大的财富是无形资本的积累。

懒得伺候“简”，从极简到“拥懒”

“懒”曾被视为一种带有忧郁的特质，列入七宗罪里，这种“懒”使得身体松弛、心灵拖沓，它关乎道德甚至成为医学问题。然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为“懒”正名，揭示懒的天然价值，人类在群居之后才有焦虑劳作的激情，而人在自然状态下有更符合其真实自我的想法，他认为劳作是为了懒，懒作为一种无功利心的状态，为创造赋予了无限可能。

 在《阴翳礼赞》中，谷崎润一郎谈及“懒”是东方人根深蒂固的特质，优雅则是懒的美德，“慵懒”一词更是在伦理上洗脱了“懒”之罪恶，成为一种诗意和贵气的姿态。如今被追崇的“松弛感”也可理解为一种“慵懒”。

“懒”在中国传统中同样经历过相似的转变。在唐朝之前，“懒”停留在对人的品性的一种负面评判，在佛经里是相对于精进的一种懈怠状态。嵇康、杜甫对“懒”大量书写，使“懒”有了名士的高隐姿态，“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用“懒”表示隐逸闲居在唐代诗人那达到高峰，在白居易那懒甚至近乎“道”，“嬾与道相近，钝将闲自随”（白居易，《咏得乐》）。当时透露“慵”和“懒”的生活意趣，不仅包含了隐逸文化，也受唐时禅宗思想影响。到宋朝以后“懒”甚至成为一种被标榜的精神状态，名士僧人纷纷给自己或居室，甚或楼阁轩榭取带懒字的名号，如“懒翁”“懒巢”，“懒”成为当时的流行文化。

 人们对懒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从它的消极罪恶，到对其更细微和多元的理解，包含休闲的概念，放慢速度的价值，并暗示“懒”为一种欣赏闲暇之美的能力，一种与道相近的“大自在”体悟。在持续的生产中人们停下来寻找启发，将“懒”视为一种丰富人类经验的途径，它也是一种自我照顾的需要及对平衡的赞美。声明狼藉的懒一步步迈向了对懒优雅的认可。

极简是排除不符合“我”的一切，通过策划出围绕自身的物，或参与的事务，以厘清自己的身份，或是通过感官上的抽离来放松，这样来达到自主感以实现愉悦。极简主张通过不断丢弃来留下最少的，并暗示这是某人的根本，所以整理和丢弃的过程在极简主义的语境中，意味着逐渐揭示出自我本源的过程。 

懒包含了极简的一些面向，但懒不同于极简，奉行极简守则的人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决定是否花钱买某样东西，可以花长时间整理并清理，这对TA们来说像是一种冥想或是修行的过程，但，这对“懒人”而言过于勤劳了，作为一种强调从自我照顾出发来减少事务的“懒人”而言，TA们懒得伺候“极简”。

 “拥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精力的优化策略，同样达到自主感以愉悦自身。和需要遵循特定守则的“极简”不同，“拥懒”者采取一种更自在的方式。前者把自己放在一种二元的状态里，处在一种对抗性的、离开现在状态的位置上，就如避免杂乱走向干净、逃离吵闹走进安静，而“拥懒”则是最好不离开现在的位置，寻求一种以最少时间或精力完成任务的方式。当极简苦行般克服了念头，不断种草拔草；懒是省下了念头，省下一堆事务。

断舍离-离不开-“糊弄”

近来，“断亲”现象越来越热，年轻群体越来越意识到，某些社会关系可能造成情感“内耗”，给生活带来麻烦、束缚，尤其亲缘关系对他们而言成为一种没有边界感的、让人身心俱疲的社交。

“断亲”不一定指他们要完全断绝血缘亲戚间的关系，而是意味着重新评估与亲戚的关系，年轻群体渴望建立更健康和可持续的联系。

于是他们出于个人需要和精力考虑，做出切断或限制与某些亲戚联系的决定。他们发现自己被源自这些亲缘关系的义务、冲突或期望所压倒。在这种情况下，“懒”作为一种应对机制，它让个人以避免不必要的情感纠葛的方式来与亲戚联系，或是懒于联系，来自我保护和建立界限。

在《三联生活周刊》组织的项飙与刘小东的对话中，谈到如今有一种“退货主义”，讲的是人们在网上购物时，在这种无法掌控的非面对面情境中，似乎又有极强的自主性。无须交流，便可以无理由退货，不需要冗长的解释，“可以解释，但是没有必要”，这个过程使得个人脱离那些他们需要积极参与并耗费精力的情况。

无论是“断亲” 还是“退货”，可以看见人们的一种倾向：基于自身的需要或是精力，与似乎在过去易产生情感的人和事物，不产生额外的联系。

然而，生活中总有些断不了、退不了、离不开的，于是发展出了“糊弄学”，它包含了驾驭社会交往的策略，如设定界限、礼貌地拒绝不合理的要求。“糊弄学”也延伸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如烹饪，寻求最有效的方法，用最少的烹饪用具和努力，同时保持营养和味道，成功喂食自己。

“懒”的本质是在不必要或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同时保持一种自主感，用最不费精力的方式去消除或解决那些不能改变的事，为自身认为更有意义的追求或者真实自我保存能量。

“拥懒主义”是跳出“快/慢生活”的新生活方式

人们如何过日常生活（通常被称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与人们对于文化、认同、自然环境和何为良好生活的想法相关。

以极简生活方式为例，它从日本禅宗和俳句的思想中获得灵感，得到认同，进入日常生活。随着消费主义和物质增长，人们不知所措，“极简”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人们渴望有所转变，做有意识地选择，希望简单、正念、欣赏当下，追寻更有目的性的生活，从对物质的累积中剥离出来，并在生活各个方面做出相应的行为和态度。

“懒”和不“服美役”也是一种对当下社会价值观的回应，人们转变认知以抛掉由之前认知带来的负担（如统一的“美”），在这种情况下，“懒”不是不作为，而是渴望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拒绝持续的压力，而非强迫性地、无偿地按某种标准行事或劳动，在其中付出精力。TA们日常关注边界感、优先考虑自我照顾，以最小的努力寻求个人的舒适。

在其中“真”的价值高于了“美”，不属于“真”的都是外部的、多余的，每种存在都是真实的、唯一版本的，人真实的天性也是“懒”而智慧的。

比起变得“美”，这类人群更想要真实地悦己。于是主张拒绝来自外部的认同，强调内部的健康、个人表达和成长，将发展那个“真实自我”的可能作为他们愉悦自我的来源。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对时间的感知相关，当“无暇”顾及时，在时间焦虑的煎熬下，人群产生了价值或者是认知上的松动，选择拥懒主义的方式，围绕着自己组织时间和精力。

关于人们感知到时间焦虑通常有几种解释，一种是生活步调变快、社会和科技都在加速变迁，人们有了一种仿佛在跑步机上，只有不断地向前冲才只能是保持在原地不动的状况；一种是将时间视为有限的资源，于是人们重叠和挤压时间，同时做几件事，并使用管理工具控制时间。

这两种情况还不足以解释时间焦虑这一现象，更多的是，对于时间，人们有一种道德化的倾向，这种时间的焦虑才内化于人，这样即便有些人十分适应加速的时间、能自如地管理时间，还是难逃时间焦虑。人们用内化的时间道德，来理解和解释一件事是否值得做，或者所花的时间是否合意，因此会有“浪费时间”这一谴责。

对应前述的不“服美役”现象，在西方的新教伦理就将过度装饰身体这种活动，视为一种需要被道德谴责的时间小偷，因基于加尔文主义的新教伦理立下的道德准则是个人努力工作得到救赎。当过度道德时会产生压迫感和深深的焦虑感。

在应对社会加速的情况时，懒表现为刻意减速；在应对时间稀缺感时，懒是一种时间管理，通过合理安排事务的顺序、分配时间和节奏等，它同时是一种时间道德化的反应，以此抛除任何不符合自身内在时间道德的事务，少即是多、慢生活可视为一种应对于多和快的提倡。

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是人们不愿意慢下来吗？

当上述两种层面的“懒”都无法有效应对时，“懒”跳脱出了“快与慢”“多与少”的二元对立逻辑，而成为对于时间过度道德化的一种减压反应，以“懒”来回应人的社会时间的道德“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回应时间限制的道德“再不做什么就来不及了”，回应时间节奏的道德“不能输在起跑线”。

在这一维度上，“懒”不止于生活智慧，成为了前述的生活规划和态度。

参考资料：

[1] Chayka, K. (2020). The longing for less: Living with minimalism.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2] 罗宁.“懒与道相近”:中国古代的“懒书写”与“懒文化”[J].文学研究,2022(2):19-43

[3] 郑小雪.(2023).时间的过度道德化——一个理解青年时间焦虑的视角. 中国青年研究(02),31-38.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