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納粹德國如何靠旅遊業粉飾帝國形象
自1933年納粹在德國掌權之後，希特拉政權在德國發展出全世界最高效的現代群眾旅遊事業，這是一種廉價旅遊和國家宣傳相結合的新型娛樂工程，被稱為「力量來自歡樂」（Kraft durch Freude，縮寫：KdF）。按照希特拉的指示，不僅要管好工人們的工作時間，而且還有管好他們的閒暇時間。
「力量來自歡樂」從一開始便是一項由納粹宣傳部門直接來抓的重要工作，是為了貫徹落實元首關於娛樂是國家大事的思想，「我要求每個工人都得到充分的假日時間，我要求這些假日和其他休閒時間成為一種真正的娛樂，要為此不遺餘力地去努力」。元首還指示說，「要成就偉大的政治，人民必須有堅強的神經」，因此可以理解為，群眾性旅遊是一項政治任務，因為旅遊帶來的快樂會成為一種巨大的，國家所需要的群眾力量。[註1]
一 、營造「正常」的幸福生活
納粹對於旅遊業的重視可以從它對旅遊快速立法看出來。
1933年1月30日，威瑪共和第二任總統保羅·馮·興登堡任命納粹黨黨魁希特拉為德國總理。1933年2月27日，國會縱火案發生後，希特拉立即公佈「國家及人民保護令」，凍結公民自由權，成為納粹構建極權統治的第一步。1933年9月1日，希特拉在紐倫堡召開納粹黨代表大會，會上首度使用「第三帝國」一詞，以指由納粹統治的德國。1934年8月2日，總統興登堡死後，希特拉自行宣佈代行總統職務，隨後再宣佈德國是第三帝國，自己是帝國總理，接着廢除總統制，且立法使自己成為德國元首。
在納粹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1933年6月23日，希特拉就簽署了一項法令，建立了一個管理旅遊的帝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宣傳部的架構內設置了一個全國性的旅遊組織，強調旅遊業負有教育人民的任務，而不僅僅是交通運輸或經濟問題。
早在威瑪共和國時代，旅遊業的經濟潛力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德國已經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旅遊業能提供了一種大規模公眾消費的形式，而它又不會從國家重建中消耗大量資源。納粹政府延續了以前的旅遊經濟觀念，但添加了它自己的政治動機，那就是，旅遊能給民眾帶來幸福感，旅遊幫助他們恢復活力，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且，可以在旅遊中用納粹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教育他們。
塞蒙斯（Kristin Semmens）在《觀光希特拉的德國：第三帝國的旅遊》一書里指出，旅遊可以讓不同階層的德國人通過增加接觸來打破他們彼此之間的障礙，讓普通民眾（尤其是勞工）覺得自己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現在終於能夠享受以前只有富裕人家才能享受的旅遊和生活水平，這樣他們就能夠抵禦左翼政治勢力的吸引力。[註2]
旅遊不僅有利於納粹在國內籠絡人心，還有助於在國際上提升德國的形象，讓納粹的外交政策更容易得到國際認可。對納粹來說，吸引外國遊客到德國旅遊，可以減輕外國對納粹德國的「誤解」，他們會親眼看到德國的成就和形勢，消除國外對德國法西斯化的憂慮。
不管是政治賬還是經濟賬，旅遊都是一筆好生意，有政治宣傳的好處，對經濟也有相當助益，德國需要外匯，對外國旅行者徵收關稅，特別是對奧地利徵收的1000馬克旅遊關稅，是一筆可觀的國家收入，正是擴充軍備所需要的。而且，同樣重要的是，旅遊能對國內或國際的旅遊者產生一種重要的民眾心理效應，那就是，納粹治下的德國一切「正常」，納粹的國家化並沒有對這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價值造成衝擊，所以不必擔憂在這個國家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和實行的專制統治。
納粹利用旅遊為為它的專制極權塗上「正常」的偽裝色彩。在納粹德國日常生活全面納粹化，極權統治進入每一個文化領域的時代，由於表象的「正常」與實質的「納粹黨化」混合交融，旅遊成為一個比較特殊的領域。當然，這種相安共處本身就是納粹宣傳營造的一個假象，是為其準備和進行戰爭的大目標服務的。
旅遊業為我們了解納粹統治下的日常生活本質及其「正常」表相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觀察和思考角度。營造「正常」的感覺，讓被統治者和外部的旁觀者覺得，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是得到民眾同意的。
有意思的是，旅遊在嚴格意義上並不是一種「日常生活」活動，而是一件不甚日常的事情。但是，看似不日常的旅遊與日常的家庭生活一樣，都是被某些期望，心態和實踐所構建的——日耳曼民族、雅利安種族、第三帝國、元首、過上好日子、感謝和忠誠、猶太敵人，等等。賽穆斯指出，這些構成了普通德國人日常生活的「解釋框架」，事實上，休閒旅行的既日常又不日常性質可以幫助將這些因素變得更加清晰，「旅行者在踏上旅程時，顯然不會丟下他們對日常生活的解釋框架，而是把這些解釋框架打包起來，並隨身攜帶。」[註3]
在納粹德國，旅遊是通過「大眾化」來顯示正常的，旅遊讓普通大眾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而幸福是幾乎所有人都願意當成一種正常生活狀態的。旅遊這種以前只有富裕人士才能享受的文化經驗，由於納粹黨的關懷、提倡和推行，變成了普通民眾生活中也有可能的事情。1933年，在納粹黨魁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叫「力量來自歡樂」的具有國家背景的大型休假組織。它是德國當時的勞工組織：德意志勞工陣線（下稱勞工陣線）的一部分。該組織成為向德國人民宣揚納粹思想（國家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工具。它也很快在1930年代成為了世界上的最大旅遊運營商。
「力量來自歡樂」被當作一個正常的旅遊組織，而不是第三帝國宣傳部的一個特殊部門。旅遊業直接接受帝國宣傳部的領導，在希特拉的德國，成為一種「正常」，因為它得到廣大民眾的同意。在希特拉的德國，組織化的旅遊因為價廉物美，廣受歡迎，也成為一種「正常」。從民眾心理上說，正常和非正常之間的差別是模糊的，人總是以自己的好惡為標準，把自己喜歡的稱為正常，把自己不喜歡的視為不正常，在對待國家組織化旅遊的問題上，也是這樣。
「力量來自歡樂」在國際上被接納，這更加證明了它提供的是正常的旅遊。這個組織的「無階級豪華遊輪」產生了轟動效應，德國和意大利成為國際休閒運動的領導者，有論者稱之為「休閒軸心」。
1936年7月，在柏林奧運會召開前夕，第二屆「世界休閒和娛樂大會」（World Congress on Leisure and Recreation）在德國召開，有61個國家的3000名代表與會。[註4]副元首魯道夫·赫斯致辭說，「對於國家內部的社會和平與國際間的政治和平，勞動人民的休閒時間都是一個決定性的條件」。這讓納粹的旅遊觀念聽起來像是現代旅行社模式創始人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1808—1892）的旅遊主張。「力量來自歡樂」組織的旅遊部主任拉費倫茨（Bodo Lafferentz）稱德國的遊輪是「和平大使」，並宣佈，在德國「階級意識的工人已經消失」。大會名譽主席，美國人格斯塔夫斯·寇比（Gustavus Town Kirby）稱讚說，「『力量來自歡樂』把理想變成了現實」。這是納粹對外宣傳的很大成功。
籠絡人心是納粹的主要目的，「對外宣傳只是納粹假日政治的副產品，『力量來自歡樂』主要是一種國內政治。當然，在統治核心人物眼裏，一切國內政策都是為外交政策服務的」。[註5]在國內和在國外，「力量來自歡樂」都起到了納粹想要的那種宣揚「正常」的效果。
二、「力量來自歡樂」
「力量來自歡樂」充分發揮了假日休閒變成大眾消費品的功能。把假日旅遊變成一種供大眾消費的產品，這是一種在1930年代之前就已經產生了的現代旅遊觀念。雖然人類在古代就已經有了「旅行」（travel），但「旅遊」(tourism)卻是一個現代的概念，是隨着19世紀現代交通工具和旅館業的發展而產生的一個副產品。19世紀40年代出現了包住、包吃、包玩的「全包」式旅遊，但那時候只是一種旅遊產品的銷售方式，還不具有真正的普通大眾消費意義，更不是後來在法西斯國家裏形成的那種為國家目的服務的組織化休閒。19世紀晚期，許多英國工人和僱員星期天到海濱遊玩，那只是一種「出遊」，並不是有產者的那種體面和享樂的「度假旅遊」。度假旅遊是只有少數有錢人才能在經濟和時間上負擔得起奢侈品。
把有產階級的休閒旅遊變成一種大規模的民眾消費模式，開發為一種大眾商品，其開創者是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黨在1925年成立了一個康樂組織——國家康樂俱樂部（Opera Nazionale Dopolavor，OND)。德意志勞工陣線領導人羅伯特·萊伊1929年訪問意大利時了解到了這一組織。從1931年開始，在墨索里尼的關懷下，「康樂俱樂部」的「人民列車」駛向意大利各地。價格只有平時的一半，第一年就有50萬人利用這個機會參加了旅遊。但是，當時意大利民眾的生活水準還太低，如果僱主不補貼，連這樣的旅遊也是負擔不起的。所以開始的時候不少人歡天喜地，但熱乎勁一過，人數大降，跌到每年不過10萬人。[註6]
但是，「人民列車」的提法卻是相當誘人，很有吸引力。德國納粹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同時以德國人特有的完美和高效組織了自己的「力量來自歡樂」，很快就超越了原來的意大利模式。德國納粹意識到，對工會運動的壓制、對工資上漲的限制，再加上軍備生產的高生產指標會導致工人潛在的不滿。必須把緩解壓力視為當務之急，而有效組織旅遊則是一種有效而經濟實惠的解決之道。
1933年納粹黨取得政權後，萊伊建議在德國也建立類似他在意大利看到的組織。最初取名為意大利語譯名的「下班後的休息時光」，但最終選擇以「力量來自歡樂」作為組織名稱，後來證明這一名稱在宣傳時更為有效。1933年11月14日，希特拉批准了這項勞工休閒計劃。兩個星期後的1933年11月27日，在德意志勞工陣線的一次會議上，「力量來自歡樂」組織正式成立，納粹高層領導，包括副元首魯道夫·赫斯和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都出席了這次會議。
「力量來自歡樂」的最大吸引力在於它低廉的價格。當時普通德國工人的月工資大約是30馬克，而1934年「力量來自歡樂」的全包旅遊價格平均是35馬克，比魏瑪時期的「廉價旅遊」花費減少了將近三分之二。「力量來自歡樂」第一年就有了迅猛的發展，高峰期是1937年，這一年有180萬人參加了它的「假日休閒」，還有840萬人參加了它的「旅遊」。按15歲以上的德國人口計算，這兩個數字加起來，佔了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旅遊熱。
「假日休閒」一般指的是豪華遊輪和滑雪，3—21日不等，一般是7—12天。「旅遊」時間則比較短，一般是1—2天，或6天的滑雪。1934年，這兩種旅遊的人數分別是50萬和190萬；1935年為110萬和520萬。1937年達到頂峰後，人數有所下降，1938年是160萬和870萬，1939年是120萬和620萬。這樣規模的旅遊已經達到了極限，不僅是德國的運輸能力有限（主要是火車，鐵路運輸還擔負為國防軍服務的重要任務），而且勞工陣線和僱主為工人旅遊所支付的補貼也是非常可觀。
到1939年二次大戰爆發止，「力量來自歡樂」出售的旅遊總數額達到了800萬之多，其中大約十分之一（70萬）是乘坐「力量來自歡樂」的豪華遊輪到國外旅遊。戰前，有4500萬德國人參加了「力量來自歡樂」組織的旅遊。該組織於1939年二戰爆發後解散，諸如普洛拉度假村（Seebad Prora）等一些大規模的在建項目也未能完成。[註7]
就其規模來說，「力量來自歡樂」的成效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不是其他國家可以相比的。1937年，英國非營利組織「工人旅遊協會」(Worker's Travel Association)組織了61000人次的旅遊，還不到「力量來自歡樂」的4%（不包括短途遊玩）。越是長途旅遊，越是顯示「力量來自歡樂」旅遊的價格優勢。例如，去德國—奧地利邊境的滑雪勝地Reit im Winkl的7天全包游是28馬克；去斯瓦比亞汝拉山（Swabian Jura，德國的山脈，位於巴登-符騰堡州）的7日游是16馬克；除了這種「普通」旅遊，還有「特別旅遊」。去巴伐利亞的滑雪8日游是48馬克。
最高級的當然是豪華遊輪休閒度假，是後來發展出來的項目，「力量來自歡樂」自己的遊船1934年下水，也就是在納粹禁止各種工會後一年。去挪威的7日游是42到63馬克，去馬德拉（Madeira，非洲西海岸外，北大西洋上一個屬於葡萄牙的群島）的18日游是120馬克，這個旅遊項目一般只有英國上流社會人士才能負擔的起，向來被視為相當奢華的休閒旅遊，不是普通工薪階層所能嚮往的。[註8]
「力量來自歡樂」組織的一個重要政治目的就是吸引德國工人，讓他們脫離在德國廣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有利於他們成為擁護納粹黨的群眾。而且，這種組織化的集體旅遊活動也有利於緩和德國的階級分化、促進社會階層溝通。例如，不同階層的乘客乘坐同一艘遊輪，船艙用抽籤來分配，而不是取決於社會地位。讓工人與管理層人員混合相處，減少了工人之間政治交流和組織機會。
旅遊業曾經也是左派工會與納粹爭奪群眾的一個手段。但是，「力量來自歡樂」把對手完全比下去了，這成為納粹宣傳經常標榜的話題。納粹宣傳大肆宣揚自己如何完全勝過了左派社會民主黨工會（ADAV）的旅行計劃。1933年，社會民主黨工會只舉行了12次旅行，價格從42馬克的3日游到350馬克的特別旅遊。而「力量來自歡樂」提供給工人們的是在高級度假村和溫泉勝地的享樂式休閒旅遊，或者在豪華遊輪的甲板上悠閒地盡情享受日光浴。
一開始，很多人，特別是那些對納粹新政權有敵意的人們認為這樣的旅遊項目不過是納粹的宣傳謊言。但他們很快就發現，納粹至少部分兌現了他們在宣傳海報上的宣傳。海報非常自信地宣稱：「現在，你也可以旅行！」或者很有詩意地說：「編織自己的夢想地毯！」
當時在德國的地下反對派人士對納粹籠絡民眾的這一高招感到震驚，也非常擔心它的政治作用。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海外的組織（Sopade-Berichte）也認為「力量來自歡樂」至少是有效的：「有些人對此熱情，有些人有所抱怨。」納粹政權的社會政策非常嚴苛，通常受到工人們的批評，但「力量來自歡樂」卻在工人中獲得巨大成功。從南巴伐利亞發回的工會報道說，「所有（社會民主黨）同志都多次報告都說：「『力量來自歡樂』是（納粹）政權的一個積極成就。這些旅行越來越受歡迎，它們的價格也便宜得驚人。」[註9]
「力量來自歡樂」是20世紀一個少有的受歡迎的組織。它讓德國工人的假期待遇大大提高。 1938年，87%以上金屬加工業工人享受每年6到12天的假。甚至連日內瓦國際勞工局都不得不承認德國假期政策堪稱典範。[註10]
「力量來自歡樂」的成就還在於給了普通民眾旅遊者一種體面和受尊敬的感覺，以前普通的藍領工人也有「旅遊」，但都是一兩天的「窮游」，檔次很低，碰來碰去是和他們同一檔次的藍領。那種時間較長，遊玩地方比較高檔的體面旅遊是不屬於他們的，只有少數有錢人才能享受。中產階級，尤其是那些勉強剛夠上中產，或者不久前才成為中產的普通人都是最講實惠的，也是最容易用小恩小惠收買和影響的。在現代生活方式或消費上，他們喜歡撿便宜，互相攀比誰撿到更大的便宜。
納粹至少在表面上打破了藍領旅遊與白領旅遊之間的隔閡，但是，那種帝國高層所享受的旅遊特權仍然是對普通民眾保守的秘密。當然，這些都是以「工作需要」和「待遇」的名目而存在的。以前的高級假日休閒是「錢包」說了算。在納粹統治時期，「錢包」的界限似乎是被打破了，但是資格的界限卻變得更加壁壘森嚴。納粹統治利用的就是普通民眾一面妒忌別人的錢包，一面崇拜權力的「小人心理」，所以納粹宣傳的是：「旅遊不再是富裕階層的特權。由於『力量來自歡樂』，我們每個民族同志現在都能參與旅遊業。」[註11]旅遊相當有效地幫助納粹營造了一種無階級差異的共同體假象。
「力量來自歡樂」有着國家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雙重目標：
在國家文化上，它要加強德意志民族自豪感和培養民眾對共同體的歸屬感，從一開始，「力量來自歡樂」的目標就是創建新德國人民和新德國社會，使政治和經濟符合德國民族共同體的社會文化重組。它所組織的集體性度假將德國人民團結起來。而且，德國人在外國旅行時會將自己國家的福利與外國對比，從而增強對本國的信心。興高采烈的德國遊客也會在國際上留下德國人民健康及愛好和平的印象。
在政治經濟上，「力量來自歡樂」的休閒和業餘活動組織工作不只是旅遊，還包括體育比賽、文娛活動、低價電影、節日慶典、嘉年華、文藝演出等。這些都是為戰爭做準備，因為健康而充滿幹勁的人將更加適合投入戰鬥。同時，納粹也希望娛樂起到提升工人生產力的作用，讓國防工業能從增加的生產力中受益。
三、「感覺良好的專政」
「力量來自歡樂」組織的建立和運作是基於當時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如弗里德里克·溫斯羅·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科學管理概念以及基於工業化和標準化的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福特主義。旅遊成為標準化的大眾消費，也成為一種福利。正如德國歷史學家格茨·阿利在《受希特拉恩惠的人們》一書里所說，通過各種將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相結合的社會福利項目，包括積極推動娛樂活動，寓宣傳於文化，納粹統治成為許多德國人認同的「感覺良好的專政」。[註12] 羅伯特·萊伊引述希特拉本人的話說：「我要給予工人們充足的休假，要將一切事項安排好，使他們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閒時間，以讓他們真正休息。我這樣要求的原因是我要讓人民擁有強壯的精神力量，只有一個擁有強大精神力量的民族，才能取得真正偉大的政治成就。」[註13]
旅遊在魏瑪時期就已經是一項重要的經濟產業，1933年納粹上台之後，旅遊的性質卻發生了變化，保持了其經濟產業的重要性，而且成為納粹意識形態宣傳的一個特別組成部分。納粹時期的德國旅遊文化有三個不同但又可能重疊的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明確的納粹黨派旅遊；第二個部分就是納粹休閒組織「力量來自歡樂」的旅遊產品。第三個部分是可稱為「正常」的私人旅遊。
第一個部分是納粹黨派旅遊，完全受納粹政治和意識形態化主導，目的是納粹黨的思想教育。為此有一種配合思想教育的導遊材料，稱為「褐色貝德克爾指南」（Brown-Baedeker），褐色是納粹黨的標誌顏色，貝德克爾指南是著名的國際旅行系列小冊子，最早由19世紀德國出版商貝德克爾推出。「褐色貝德克爾指南」里熱點都是納粹官員認為最值得一看的地方，如紐倫堡的納粹黨集會會場（1933—1936年舉行過6次集會）和「運動之城」的慕尼黑（這個城市於1933年被命名為「德國藝術之都」，並於1935年被命名為「運動之都」），納粹在該城市制定了激進的種族和軍事計劃。正是在慕尼黑，政治反對派和不受歡迎的藝術形式受到了壓制。最早的集中營之一建在慕尼黑附近的達豪附近。著名的景點還有萊希河畔藍茨貝格（Landsberg am Lech，希特拉被監禁的地方），奧地利的林茨（Linz, 希特拉青少年時代的故鄉）。
第二個部分就是納粹休閒組織「力量來自歡樂」的旅遊產品。這種旅遊是典型的大眾消費品，也就是打包式旅遊。這是一種「組織化的休閒」（regimented leisure），按照希特拉的指示，「必須控制每個個人的工作時間，還有必須控制他的休閒時間」。旅遊的行程和活動都是統一安排的。對工人遊客來說，價格非常低廉。但是，組團旅遊有許多規定和不便。例如，羅伯特·萊伊號遊輪可搭載1600名旅遊者，但只有40個廁所，100個淋浴處，高音喇叭卻有156個，整天不斷播放國家宣傳。可是，旅遊者本來圖的就是價格便宜，所以不在乎這種耳朵不得閒的休閒旅遊。只要錢上划得來，其他什麼約束和不便都是小事。直到今天，以盈利為目的，具有欺騙性的組團或包團旅遊公司仍然在利用這樣的群眾消費心理。
第三個部分是「正常」私人旅遊，規模比前兩部分旅遊要大。納粹時期的德國有全世界最好的公路網。普通人出遊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他們不會按納粹導遊書的路線去私人出遊，當然也不會完全排斥這樣的路線。雖然有人尋訪慕尼黑的Feldherrnhalle（流產的1923年納粹啤酒屋暴動的遺址）或希特拉的出生地，但更多的訪客是去歌德的魏瑪故居或自然景區黑森林。
研究者發現，納粹時期，「正常」的私人休閒旅行比納粹化的旅遊更受民眾喜愛。但是，正如塞蒙斯所強調的那樣，以為這種私人旅遊就是「非納粹」旅遊——許多選擇這種旅遊方式者自己也是這麼以為的——那就錯了。因為納粹不僅容忍這種私人旅遊繼續存在，而且還積極地將它用作維護納粹意識形態高壓統治的安全閥，讓那些能從納粹意識形態日常生活逃離片刻的民眾覺得鬆一口氣，就像整天關在學校里的學生春遊一日那樣，最後還是得乖乖地回到那種生活中去。
從納粹組織「力量來自歡樂」來看，營造一種「正常」私人旅遊的幻覺是有效的軟性統治手段，用賽穆斯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管制的正常」（managed normality）。讓民眾覺得一切還算正常，有利於在面對擴展軍備需要時，用旅遊來拉動內需經濟。[註14]
納粹時期，德國「新景點」與「舊景點」的共存給大多數旅遊者造成了一種旅遊業未受政權變化影響的印象，一切都很正常，因此，對德國政權統治方式的變化擔憂其實是多此一舉，杞人憂天。旅遊業成為納粹德國「正常生活」的一個展覽店櫥窗。例如，關於黑森林的旅遊或導遊材料並沒有什麼變化，它可能沒有突出納粹的內容，但它也沒有引起政治不正確的聯想，沒有令人想起威瑪共和國和德國憲法的故鄉。
改變歷史記憶最方便，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就是消除和代替，例如，魏瑪國家劇院那塊記載1919年國民議會召開的文字牌於1933年被拿掉了。但是，納粹烈士Hans Maikowski的文字牌卻掛在了他的故居上，成為一個新的旅遊景點。[註15] 德國詩人席勒在魏瑪的故居一直是一個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他的書桌上本來放着他的好友，哲學家孟德爾遜（Moses Mendelssohn）的著作。1933年，這本書被從席勒的書桌上拿掉了，因為孟德爾遜是猶太人。席勒故居事實上也成了文化清洗的犧牲品。這種變化是微妙的，看起來什麼都沒變。這些旅遊點似乎仍然是「記憶的場所，而不是政治說教的地方」。[註16]納粹採用的是一種控制旅遊的「精妙權術」，「只允許看似非政治性的……旅遊消費空間加強現有的（對納粹）的政治依賴和身份認同」。[註17]
1938年3月，當「力量來自歡樂」的羅伯特·萊伊號遊輪下水時，希特拉宣佈：「國社主義國家，國社人民共同體（Volksgenmeinschaft）正在盡一切努力。讓我們的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可以享受以前只是屬於少數人階層的任何東西。……這個目標一開始是不可想像的。那時候，許多人相信，這個計劃聽起來像是馬克思主義的夢想……好吧，我的民族同志們，這個計劃正在實現。」[註18]
旅遊不但幫助了納粹的高調宣傳，而且還成為納粹統治的幸福物品，用來代替提高工資，代替工人的公民和社會權利。正如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魯道爾夫·科諾爾所指出的，納粹的「勞工陣線不會給工人真正的正義，只會給他們幻覺的正義」。[註19]納粹在德國取消了民主，取消了工人罷工和在工作單位的參與權利。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都成為納粹黨的群眾，與領導只有忠誠和義務的關係。納粹宣稱廢除了傳統社會等級，工作不分貴賤高下，只是分工不同和「用腦和用手」的差別。所有的德國人組成一個民族共同體。當然，這個共同體排除了各種各樣的「異族」「異類」「異己」。這個共同體是高度統一和諧的，沒有不正常的殘酷政治鬥爭和鎮壓，只有正常的文化、休閒和消費。
然而，在這樣的文化、休閒和旅遊消費中，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旅遊者，納粹都對他們進行巧妙的權術控制。在納粹時期的德國，旅遊是極權專制扭曲民族意識和文化記憶，編造社會傳統和政治歷史的一部分。這種納粹化旅遊表現出一種典型的極權統治「分裂意識」（divided consciousness）。它具有納粹統治下生活諸多方面的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專制統治一方面不遺餘力的強制人們服從它的統治，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讓一切看起來是人民同意和自願的；一方面它的權力和意識形態控制滲透到社會和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角落，而另一方面，卻要營造和維持一種正常景象。在它的極權統治法典里，正常的表象能讓人安心，讓人放心，而最有效的極權統治正是在人們普遍安心和放心的狀態下，把他們帶入一種原該讓他們驚慌和恐懼的境地里去。心理學稱此為溫水煮青蛙效應，社會學稱此為意識麻痹。
反思納粹時期旅遊者對德國的看法和認識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當下性的問題，那就是，如果我們沒有今天對納粹極權的認識，如果我們自己就是當時的旅遊者，我們能看到什麼呢？我們又會怎麼解釋眼前看到的事物呢？這顯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們雖然知道魔術的原理，但是，即便我們是帶着懷疑和挑剔的眼光看魔術表演，我們的眼睛仍然只會看到魔術家設計給我們看到的景象。同樣，我們即便知道溫水煮青蛙效應或意識麻痹的道理，但在自然的山光水色和風土人情中還是會看到令我們的眼睛信以為真的正常生活世界。
這也許正是為什麼從運作效果來看，即使是對那些可能帶着懷疑眼光來到德國的國外遊客，他們看到的也是一個顯得相當「正常」的德國。就此而言，納粹的旅遊政策也是成功的，正如塞蒙斯在她的研究里所發現的，大多數外國遊客到德國遊覽或觀光之後沒有對納粹運動和極權專製造成的變化有不良印象，「他們離開德國回家時，似乎對他們在那裏所看見的留有好的印象，稱讚那裏『令人愉快的正常生活』。對於針對旅遊者所做的政治宣傳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勝利，儘管這個勝利不足以最終影響對法西斯的國際輿論」。[註20]
（本文原標題《「第三帝國」的旅遊文化》）
【註釋】
註1：Quoted in 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https://www.cddc.vt.edu/digitalfordism/fordism_materials/spode.htm, p.14.
註2：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註3：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3.
註4：Daisuke Tano，「The Axis of Leisure: The World Recreation Congress of 1936 and Japanese—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Conference paper, Conference: XV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At Gothenburg, Swede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7574588
註5：Hasso Spode,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The 『Strength Through Joy』 Seaside Resort as an Index Fossi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Fall 2004, p. 136.
註6：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https://www.cddc.vt.edu/digitalfordism/fordism_materials/Spode.pdf.
註7：普洛拉度假村（德語：Seebad Prora）是一個海灘度假村。它位於德國的呂根島上，以其納粹規劃的龐大旅遊設施而聞名。這八幢外觀上完全相同的大樓總長4.5公里（2.8英里），興建於1936年到1939年間，作為力量來自歡樂工程的一部分。但儘管它們計劃上要作為度假勝地使用，實際上它們卻從來沒有用於此目的。該綜合建築作為極其典型的納粹建築而被列入正式的遺產名單。
註8：See also 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note 16.
註9：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註10：Hasso Spode, 「The 『Seaside Resort of the 20000』」.
註11：H. Spode, 「Ein Seebad für zwanzigtausend Volksgenossen. Zur Grammatik und Geschichte des fordistischen Urlaubs」, in P.J. Brenner (ed.), Reisekultur in Deutschland.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m "Dritten Reich", Tübingen, 1997, p.24.
註12：Go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Trans. Jefferson Chase.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註13：引自《力量來自歡樂》，維基百科。
註14：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94.
註15：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55.
註16：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76.
註17：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 97.
註18：Hasso Spode, 「Fordism, Mass Tourism and the Third Reich」, p. 135.
註19：Rudolf Kühnl，Formen bürgerlicher Herrschaft. Reinbek, 1971, p. 129.
註20：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p.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