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他們對胡適都沒有研究，有什麼資格批胡適呢？——大師素描•容庚（之二）

【一】

嶺南大學讓容庚先生住九如堂。

那是一座兩層的小樓，深綠的琉璃瓦頂，暗紅的磚牆，裡面大概有兩百平方，外頭是四季常青的花園。

1949年，江山易手。第二年夏天，廣東省政府規定所有高等學校都要開政治課。嶺南大學是教會學校，學生也得學新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隨後全國「院系調整」，政府的高校吃掉了所有私立院校。

1952年冬，公立中山大學從石牌搬進嶺大校園，廣東最優秀的教會大學消失了。從石牌過來的王起教授繼續當中文系主任。容先生不再擔任行政職務，變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就在院系調整的時候，全國大搞「思想改造運動」，各個學科的讀書人都得學政治，改變自己原來的思想。但院系調整取消了政治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類學科。現代政治學是洞察力很強、論證特別嚴密的社會科學，需要學者專門研究才能達到像樣的水平。砍掉高校的專業研究，卻要全國教師、學生學政治，不知政治理論從哪來？

容先生不喜歡政治學習，跟別人說：「過了六十歲的人，不用再學了，即使參加學習也是騙人騙自己。」這樣的講法不全對。好多老學者經過「改造」，幾乎成了另一個人。他們未必真想通了，實際上主要是改變了態度：大家一起按上頭定的調子講話寫文章。中國士風為之一變。但容先生不願改造思想，所以保持了原來的率真，跟陳寅恪教授等幾個老古董，成為中國學界的另類。

1954年冬，毛主席下令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於是全國高校老師學生一塊口誅筆伐，批判會和批判文章不計其數。容先生在北大念研究生，胡適是那裡的教授，以後容先生在北平做事，兩人一直有些來往，還為《紅樓夢》打過筆仗。

看到大家吵吵嚷嚷罵胡適，容先生老實不客氣地說，胡適並不搞唯心論：「胡適的治學主張‘拿出證據來’，是實事求是，是唯物主義的。」相反，中山大學的教師不下工夫看材料，就跟著上頭的講法寫批判文章，「十篇有九篇是唯心的」。「他們對胡適都沒有研究，有什麼資格批胡適呢？」

【二】

社會和機構都要管理。但管理的權利並非憑空而來，而是被管的人給的。公民選舉官員，員工跟雇主簽約，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權利交給他們，承諾在法律或者合同講明的範圍內服從指揮。一個機構當然可以叫僱員按合同做事，但恐怕沒有權力要他們在契約規定之外批這個批那個，更沒有權力要他們在大會上受辱挨鬥。

批胡適的運動還沒有鬧完，就開始收拾胡風，很快又變成「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好像到處都有潛伏的破壞分子。

在中山大學，有人說原來嶺大的教授搞「嶺南小集團」，想復辟教會學校。黨委搞了肅清反革命展覽，擺出一批槍支彈藥，證明學校里真有暗藏的破壞力量。容先生去轉了一圈，搖著頭跟人說：那些槍是過去嶺大學生操練用的，「都是學生軍訓用的爛槍」，「是從井底起出來的，不是特務用來活動的。」

他是嶺南大學的教授，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受懷疑。現在容先生的檔案裡還有子女監視他的報告。他是個老派學者，對孩子挺嚴厲，子女都怕他。容先生很用功，多數時候在書房裡做事，到吃飯孩子才見到他。六個孩子裡有三個共青團員。領導找他們談話，他們不敢不服從，告發父親實在是身不由己。

【三】

「肅清反革命」以後，中國的讀書人幾乎全部打蔫。

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隨後，他明確講：「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5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來到中山大學，在禮堂鼓勵教師們「大鳴大放」。他說：「黨準備整風，我們自知有病，請大家來會診一番，免得小病變成大病。……請大家盡量揭露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矛盾暴露出來之後，才好解決。」

這個會開了整整一天，好些教師當場就把悶在心裡的怨氣吐了出來。大家已經憋了很久，防川的閘門一開，各種批評像洪水洶湧。

容先生寫了大字報，題目是《秘密秘密，多少罪名假汝以行》，說「中大肅反百分之九十是搞錯的」。「抓反革命只是公安機關的事」，學校沒有權力整人。這個講法有道理。司法部門以外的機構給人定罪，顯然是越權。要是大家都看到這一點，不知能減少多少災難。

這一年9月，中文系古文字學研究室訂計劃，草稿上說「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學術自由，百家爭鳴，能用馬列主義指導當然很好。但容先生用傳統辦法做學問，又認真率直，不願蒙混，覺得計劃上這麼寫，研究就得這麼幹，那麼他的舊學就沒法做了，所以要求刪掉那句話。其實世道變了，很多人只是把那種講法當口頭禪。容先生太死心眼。

好景不長。第二年6月，當局說提意見是向黨挑戰，要反擊「右派」的進攻。於是學校又成了整人的機構。中文系一批教授被定為「右派」，降級、不准上課、甚至趕到鄉下。當然，這都是上頭指揮的。大鳴大放那一陣，容先生也沒少提意見，但廣東省委指示，容庚不能划「右派」，所以他沒有落水。

容先生並不知道自己有免死金牌。看到吳重翰教授等一個又一個受懲罰，他拍案而起，公開質問：「陶鑄同志來中大開座談會動員鳴放，說‘言者無罪’，為什麼吳重翰說了幾句就劃為右派？」

容先生覺得那些不幸的同事是聽黨的話才開口提意見，把他們說成「反黨小集團」毫無道理，所以跑到學校黨委書記那裡，要人家改正錯判。

這當然是自找麻煩。結果他自己受到猛烈批判。有一次開批判會，主持人厲聲呵斥：「容庚，你回去寫檢討！」

容先生毫不示弱，大聲回答說：「我沒讀過檢討學專業，不會寫檢討！」

【四】

「反右」還沒有全停下來，又來了個「向黨交心運動」。

1958年5月，中文系規定，所有教師都要寫思想檢查，每人起碼列出自己三百個錯誤。接著學生寫大字報批評老師，敲鑼打鼓送過去，說是給老師的「禮物」。

辦公樓門上貼了對聯：「批評始覺人情厚，改造應先暴露深」。橫披是：「興無滅資」。這是當時的流行語，意思是發展無產階級思想，滅絕資產階級觀念。老師們在那裡等著接受學生的「禮物」。大字報來了，好些教師照例對年輕人表示感謝。一位教授當場賦詩：「鑼鼓聲聲送好音，深山採藥意何深。脫胎換骨非難事，莫負青年一片心！」

「送禮」之後，幾個學生去看容先生，老人家不講套話，毫不客氣地說：「口頭上說是送禮、送禮，實際上就是批判，跟批判胡適一樣。」

對於「反右」，容先生還一肚子氣，跟學生說：「右派是你的敵人嗎？我有懷疑。」「他們叫我參加九三學社，我沒有參加，所以沒有成為右派。九三學社的領導人許德珩號召別人鳴放，他沒成右派，別人倒成了右派。要劃誰，誰就是右派。」

其實他沒成右派，不是因為沒參加九三學社，而是因為上頭指示放他一馬，無黨派人士也有倒霉的。「要劃誰，誰就是右派。」要不劃誰，誰就不是右派。

容先生的話傳了出去，好些人覺得不可饒恕，年輕學生更是義憤填膺。兩天後，校黨委召開中文系師生大會，收拾那個口無遮攔的老頭。

黨委書記劉望遠在主席台上對容先生說：「兩條路供你選擇：一是停止挑釁，懸崖勒馬，回到人民方面來；二是繼續頑抗，抗拒改造，向黨進攻。這樣下去必定身敗名裂。何去何從，隨君選擇。」

他明確警告：「你已經到了右派的邊緣！」

坐在台下的容先生馬上大聲回應：「我退休！」

「劃了右派才讓你退休！」劉書記厲聲說。

其實學校領導不敢違反上頭的指示，批駁容先生只是為了平民憤。容先生宣佈撂挑子，學校黨委書記急忙上門，給老頭講好話。

容先生贏了一局，得意洋洋地對別人說：「批判我以後，我憤而要求退休。劉書記連忙跑到我家，和我談到深夜十二點才回去。我就愛聽劉書記和(系黨總支)周辛同志的話，和他們談得來。」

【五】

經過一年又一年的批判鬥爭，從各級學校到政府機關，幾乎所有人都學乖了，嘴巴特別甜。於是，中國成了沒有閘的汽車。

1958年，上頭提出「超英趕美」，甚至明確說要讓中國經濟兩年就超過英國。在那個時候，這當然是笑話。可是拍板的不懂英語，不知道英美是怎麼回事。了解實情的不願講真話，還不敢發笑。於是全國上下一起發狂。中大校園的草坪樹了塊大木牌，上面是激動人心的口號：「奮戰三年，建成共產主義中山大學」。

10月，中文系全體師生坐船到東莞，跟農民一塊搞「大躍進」。他們集中住在舊祠堂裡，到生產大隊的食堂吃飯。飯菜不限量，人人敞開肚皮隨便吃。容先生已經六十四歲，還得跟年輕學生一起下地幹活。

有的老師和學生參加「放農業衛星」：把一塊地裡快要成熟的水稻連根挖起，重新栽種，將所有空隙通通塞滿。再從其他田裡挖水稻，用簸箕挑過來，把騰出來的空位全填上。幾畝田的稻子擠進一塊地，叫「拼塊」。莊稼太密，會發熱，農民就搬來幾部大電扇，從早吹到晚。

上頭的官員來看，畝產近萬斤，表揚「衛星發射成功」，到處宣傳，獎給生產大隊一面錦旗。

這時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正好在東莞「蹲點」，就住在中大中文系臨時辦公室邊上。

有次一群學生碰到他。其中一個年輕人對陶書記講：「我們都在農村工作過，一株稻子每穗結谷一百二十多粒，多不過一百五十粒，[畝產]哪能上萬斤？」

這類作假全國到處都是，省委書記顯然知道所謂「放衛星」是胡鬧。他機智地回應：「那是為了破除迷信。有膽量敢想敢幹，大躍進，開展科學研究，產量自然會提高的。」

年輕人不識相，繼續追問。經驗豐富的省委書記很快就把話題轉到其他事情。

容先生一向實話實說。他公開反對「放衛星」的把戲：「我從小在東莞長大，還不知一畝地可以產多少斤稻穀？我就不信有那麼高的產量。」

【六】

除了工業、農業「大躍進」，文化教育也「放衛星」。

去東莞之前，中大中文系的學生就決定，全系三百多同學在兩個星期裡寫三千首詩和五十個文藝節目，歌頌「大躍進」。下鄉以後，他們更加來勁。12月27日，中文系宣佈要放一顆「文藝衛星」：三百多師生一天之內創作民歌五萬首、散文兩千篇。系領導還派人回學校把教師編的講義運來，讓學生批判。然後由學生編教材，要教授、副教授上課照著講。

看到種種胡鬧，容先生實在不願奉陪。他拿舊報紙寫了張大字報，貼到中文系開會的海軍禮堂：「容庚是個瘋子，神經錯亂，言語失常，不堪改造，不堪作人民教師，請勒令回家休養，自謀生活，以免毒害學生。」最後是他端正的簽名。

這當然是捅馬蜂窩。中文系一次又一次開會批評容先生，海軍禮堂貼滿了駁斥他的大字報。

有一次開完批判會，容先生不見了。大家急起來，到處去找，最後在山上的墓地見到他。老人家躺著一座荒墳上，不肯起來。

就在容先生貼大字報那一天，也在海軍禮堂，陶鑄書記給中文系師生作了一次講話。講話稿後來整理發表，題目叫《松樹的風格》，曾經流傳一時。它讚美松樹的堅強，提出「人民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去做什麼，只要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計」。

這時中國正飛快地滑向巨大的災難，的確很需要知道真相的官員有一點勇敢，有一點「松樹的風格」。可惜願意為人民講真話的官員實在太少。許多批判容先生的年輕人是無知的，那是因為聽了官員和教師不誠實的宣傳。真正勇敢的是像容先生這樣的少數學者。

學生的大字報說容先生長著「花崗岩腦袋」。這也許沒錯，花崗岩比松樹堅強得多。

【七】

狂熱很難持久。

1959年，中國開始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好些人活活餓死。政府不得不改變做法。1961年，從北京到各省的主事者都承認過去搞運動有錯。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在三個月裡開了五次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公開宣佈：「對思想認識問題，只能採取關心、傾談、切磋、誠懇幫助的辦法，要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今後不能採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來解決思想問題。」

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就算有思想問題，也不能違反憲法去壓制。但「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的講法好像不大妥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理應參與政治。人民常有不同的想法，人多意見多。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往往沒法分開，實際上也不必分：難道國家的主人不該議論國家大事？

陶書記在會上說：「對過去批判搞錯的，應該平反、道歉，老老實實認錯，......凡是三年來鬥爭批判錯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廣東省委向你們道歉」。

容先生參加了幾次這樣的座談會，親耳聽到省委書記的講話，心裡挺高興。

第二年春，全國科學會議在廣州召開。周恩來總理也在會上對過去挨整的讀書人道歉。容先生是會議代表。開會期間，有一晚看戲，他坐在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旁邊。幕間休息，周先生把他介紹給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康生喜歡文物和書法，在這些方面跟容先生談得來。

會剛開完，康生就到中山大學去找容先生。兩人在學校接待室見面，一起聊文物碑帖。容先生講起自己手上的一個《蘭亭集序》摹本。康生打斷他的話，說那是贋品。

《蘭亭集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原件被唐太宗拿去殉葬，優秀的早期摹本已是稀世珍寶。容先生對王羲之父子的書法很有研究，編印過《二王墨影》。康生早在延安時期就是讓人害怕的角色。但容先生好像還沒有怕過誰，回應說，他收藏的不可能是假貨。

康生說他在北京看過那個摹本。

容先生毫不客氣地頂回去：「你看到的那個才是假的！」

於是他叫那位中央首長跟他回家去看。到了容宅，康生仔細看了容先生收藏的摹本，口氣軟了，說：「是值得研究研究。」

容先生贏得了中央首長的尊重。康生問他需要什麼幫助。容先生說他在修訂《商周彝器通考》，收集資料碰到很多麻煩，經費也不夠。

康生說，搞這本書可以列入文化部的研究項目，用文化部的名義到各地找材料。他主動提出給容先生寫介紹信，如果收集材料遇到麻煩，就拿著它去找當地黨委宣傳部。

【八】

過了不久，蓋著文化部大印的出差證明和康生本人的介紹信寄到中山大學。康生還給學校領導一封信，叫他們支持容先生的工作。

於是，容先生帶著三個助手出發，用接近四個月的時間，走了十九個省市，到博物館、文物管理機構和考古遺址看銅器。容先生民國時期寫《商周彝器通考》，得到各個機構和收藏家的支持，連福開森、明義士那些外國專家也提供了材料。但1949年以後，容先生需要拓本和照片，各地博物館或者要他辦最煩人的手續，或者乾脆不給，做研究比過去艱難得多。這次不同，拿著康生的介紹信和文化部的證明，容先生要什麼有什麼，各地官員殷勤得很。

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說，容先生隨時可以用他的轎車，不過容先生從來沒有開過口。他習慣騎自行車。

郭沫若學習古文字的時候，容先生給過他很多指導和幫助。這時郭沫若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威風至極。但容先生不在乎。

有一天，他騎車去司馬衚衕，走進郭家的院子，大聲喊：「郭老，郭老！」

郭太太看見容先生一身白布唐裝，推輛自行車，沒把他當回事，責怪他不經傳達就闖進院子，吵吵嚷嚷，干擾別人午睡。

郭沫若聞聲出來，見到是容先生，連忙把他請進屋裡。

容先生和助手收集了三千多件古銅器的拓本、照片和記錄。老人家很高興，說《商周彝器通考》在字數可以從原來三十萬增加到五十萬，圖片可以從一千增加到兩千。

可惜他高興得太早。後來形勢大變，那本書的修訂沒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