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賊_《毛澤東之後的中國》_從一個獨裁者到另一個獨裁者

第一章

從一個獨裁者到另一個獨裁者

（一九七六－一九七九）

　　在北京的心臟地帶，有一片面積龐大的「石頭沙漠」，這就是天安門廣場。一九七六年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廣場，可以輕鬆容納一百萬人。廣場緊鄰紫禁城，這裡曾是明清兩代帝王的皇宮，裡面建有無數亭臺樓閣，以及一組組宮殿和院落，「天安門」則是紫禁城南邊的入口。幾百年來，經過天安門前的T形區域，就可以進入皇宮，並直通皇帝的寶座。這塊區域本來並不大，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征服這個國家後不久，毛澤東即下令擴建這座廣場，使它「能裝下十億人」。結果，好幾座城門和中世紀建築遭到拆毀，掩映在藤蔓和灌木叢中、帶有垛口的城牆也被夷為平地。廣場面積因此擴大了四倍，這個空曠無比的混凝土平面，足足有六十個足球場那麼大。廣場北端是東西向的長安街，一九二四年這條街開通有軌電車，但仍然較為狹窄。一九四九年後，長安街被逐漸拓寬為八線道的大道，一直通向遠方。一九五九年十月，為了紀念建國十週年，廣場西側建起人民大會堂，東側建起中國歷史博物館，中間則豎起一座人民英雄紀念碑。這座花崗岩質地的方尖碑高約三十七公尺，截斷原本南北走向的皇宮通道，整座城市的座標軸也因此位移，長安街和天安門的交會點如今成了北京的正中心。01

　　在皇權統治下，禁止遊行。然而，一九一一年清朝滅亡後，天安門前的空地迅速便被賦予更多政治含義。一九二五年，當國民黨統治中國時，天安門上掛的是國父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一九四五年後換上蔣介石的畫像。蔣介石的軍隊被迫撤往臺灣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天安門上又掛起毛澤東的畫像。

　　有時，天安門廣場會被抗議者占領。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期間，大約四千名學生聚集在這裡，抗議《凡爾賽條約》將一戰前德國在中國的占領區轉交給同為戰勝國的日本。抗議者呼籲抵制日貨，影響波及全國，此外，他們還大聲疾呼中國需要科學和民主。一九一二年，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經四千萬選民投票選出三萬名代表，並從中遴選出國會和參議院成員。然而，此後數年，民眾對選舉的公平日益失望，所以五四運動中的示威者提出，必須由「賽先生」和「德先生」取代象徵舊王朝的孔子，引領中國走向現代。02

　　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並不止這一次，有些抗議還遭到殘酷鎮壓。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軍警奉命驅散反對帝國主義的示威者，導致四十七人喪命。迫於民眾壓力，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譴責這次屠殺。一個月後，鎮壓民眾的政府終於垮臺。這次衝突被中國著名作家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03

　　在整個民國時期，中國民眾對民主的渴望是如此普遍，連共產黨人也不得不表示支持。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起初幾年，黨員人數只有一百多人。一九四○年一月，毛澤東和他的代筆人陳伯達共同撰寫《新民主主義論》（陳伯達曾留學莫斯科，是個書生氣十足、頗有野心的年輕人）。在這篇文章裡，毛聲稱共產黨支持多黨制和民主自由，並承諾保護私有財產。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在當時卻吸引民眾的廣泛支持。此後數年裡，成千上萬學生、教師、藝術家、作家和記者懷抱對民主的渴望，加入共產黨。

　　一九四九年後，《新民主主義論》許下的承諾一個接一個打破。新政權成立後僅僅數年，所有不受中共控制的工會、學生團體、獨立商會和民間協會等各類組織全被取締。藝術家和作家也要接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文聯）領導，必須完全服從黨的指令。從一九五○年開始，不受官方認可的書籍便一堆堆焚毀，或成噸被粉碎。與此同時，政府開始徵收小商店、私營企業和大型工廠，到一九五六年，國家控制所有商業領域和工業部門。一九五八年夏，在政府驅趕下，農民被迫加入人民公社。他們失去自己的土地，被改造成聽命於國家的農奴。04

　　人民失去抗議的權利，但天安門作為新政權自我展示的舞臺，卻愈發顯得重要。廣場上每年都會舉行兩次精心編排的遊行，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頂上，一隊隊整齊畫一的步兵和騎兵、一輛輛重型坦克和裝甲車在他眼前經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偉大舵手」在這裡前後檢閱大約一千兩百萬名熱情揮舞著紅寶書的「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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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一次，天安門廣場真正被人民所占據。那是一九七六年的清明節。對中國人來說，這個節日是家庭聚會、為逝去的親人掃墓的日子。一九七六年的清明節是四月四日，恰好是個禮拜天，數十萬北京民眾湧入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基座四周堆滿花圈。就在幾個月前的一月八日，因罹患三種癌症而消瘦虛弱的周總理剛剛去世。當時，以毛的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權傾一時，而在許多人看來，周恩來的存在對「四人幫」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在不同派系鬥爭的背後，則是精通權術、坐收漁利的毛主席。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周恩來曾小心翼翼地試圖恢復計畫經濟的秩序，並引進一些中國亟需的外國技術。一九七五年一月，他在名義上的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講話——這是他生前最後幾次公開發言之一。在這次講話中，周恩來呼籲中國對落後於世界的領域進行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造，尤其是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05在毛主席首肯下，周將這個計畫稱為「四個現代化」。然而，毛雖然贊成經濟現代化，但他擔心自己死後，周會在政治領域改弦更張。為了在黨內孤立總理，毛利用他妻子及其盟友對周發起進攻，抨擊他盲目崇拜外國的機器生產，並犯有其他一些「修正主義」錯誤——在當時的語境裡，所謂「修正主義」是指放棄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

　　結果，周恩來在黨內遭到孤立。但是，江青的野心並不止於此，她試圖繼續擴大對黨和軍隊的控制。一九七四年，為了進一步平衡對立兩派勢力，毛澤東讓鄧小平重新上臺，成為周恩來的副手。像許多領導幹部一樣，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因為擁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被打倒。如今，周恩來因病住進醫院，鄧小平開始承擔起愈來愈多責任。與周一樣，鄧也非常重視經濟，但他的行事風格不像周總理那樣溫和，對於無法恢復運輸秩序的鐵路官員，他宣稱要嚴肅處理，對於各工業部門的領導人，他命令必須完成最新生產指標。最終，江青對鄧小平也心生憤恨，她利用手裡掌握的宣傳機器炮製大量攻擊鄧的文章。06

　　鄧小平的嚴厲手段傷害許多人的利益，其中之一就是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這個聲名正旺的年輕人時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可是鄧小平卻無視他的權威，對遼寧省的龍頭企業——鞍山鋼鐵公司進行結構性調整，基本恢復文革之前的管理模式。於是，毛遠新私下向他叔叔告狀，說文化大革命暗中促生一批新的「走資派」，而鄧就是這群人的代表。結果，周恩來去世後，毛既沒有重用鄧，也沒有重用「四人幫」，而是看中置身於兩派之外的另一個人——華國鋒。華身材魁梧，和藹親切，雖然地位不高，但對毛無比忠心，毛曾表揚他敢講真話。07一九五五年，華時任湘潭地委書記。這裡是毛的出生地，華特地為主席建起一座龐大的紀念館，並修建一條鐵路方便大家前去朝聖。周恩來去世後，在追悼會上致悼詞的是鄧小平。可是華國鋒接任後，鄧立即被解除副總理職務。

　　眼看周恩來去世和鄧小平再次下臺，有人擔心文化大革命會重新掀起高潮。三月二十五日，一份被「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報紙發表一篇社論，抨擊某個「黨內走資派」想協助另一個「不知悔改的走資派」重新奪權。這篇社論讓許多人深感憤怒，因為大家都明白，文中抨擊的這對政治盟友正是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南京，有人走上街頭抗議，在離上海很近的無錫，也有許多人湧入當地的「紅場」，他們手持周總理的畫像，並反覆播放廣播裡放送的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上的致詞錄音。在北京，甚至有人寫詩罵江青是「女妖」。08

　　在接下來的清明節，抗議者冒著小雨和春寒走上街頭，公然占據天安門廣場。在默默哀悼的人群中，有人拿著傳統紙傘，以此來提醒民眾，幾十年前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學生曾在這裡舉行過反對當權者的示威。另一些人則更為激憤，他們手握大聲公，咒罵江青是「新慈禧」，還有人揮舞著白布，上面用血寫著捍衛周總理的文字。09

　　氣氛變得日益嚴峻，愈來愈多人開始公然違抗最高領袖的意志，這讓「四人幫」惱羞成怒，他們叫囂著要跟抗議者決一勝負。在帝國時期，紫禁城的朱牆內不斷上演著陰謀和權術鬥爭，皇帝身邊圍繞著各色人等，無論是太監和嬪妃，還是軍人或官員，每個人都想謀取各自的私利。到毛澤東時代，人民大會堂取代紫禁城，成為宮廷政治的中心。這座蘇式建築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它體積龐大，結構複雜，內部設有一個以紅色為主色調的巨大禮堂，能夠容納一萬多名代表，此外還有幾十個高大寬敞的會議廳，分別以各省的名字命名。與長安街對面的故宮相比，人民大會堂為各種幕後政治交易提供更廣闊的舞臺。

　　人民大會堂是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場所。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其任務是批准中央委員會成員名單。中央委員會由大約二百名高級領導人組成，其中會有二十幾人經過名義上的選舉進入中央政治局，然而再從中選出七到八名年老成員組成常務委員會，以負責日常事務決策。所有領導人中，權力最大的是毛主席。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這個權力結構反映史達林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從理論上來說，所有政治決議都是由全體黨員共同參與投票決定，但實踐卻與此相反，最高權力完全掌握在金字塔頂端那個人手裡。在這種一黨制國家裡，向黨的最高領袖表達忠心是所有黨員最重要的任務，任何異議都會招致危險。

　　一九七六年時，毛主席八十二歲。因為身體過於虛弱，他無法親自參加會議，平日住在中南海內的豐澤園裡——中南海位於故宮西側，是原來皇宮的一部分，內部闢有湖泊和花園，一九四九年後成為中共高級領導人的住所。儘管如此，所有重要事情都必須向毛報告，所有重大決定也必須經毛同意。天安門廣場各主要建築都有地下通道相聯，傳令員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之間頻繁穿梭，傳遞著各種訊息。早在天安門被占領之前，毛遠新就於四月一日找到他的叔叔，暗示有人會利用周恩來去世製造麻煩。他向毛建議，在即將到來的五一勞動節這天——每個馬列主義政權都會大肆慶祝這一節日——禁止已被解除副總理職務但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公開露面。毛表示同意。10

　　三天後，人群占領廣場，政治局成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如何應對。華國鋒聲稱，群眾是被「壞分子」煽動的，目標是「攻擊主席」和「攻擊中央」。他還注意到，到廣場上悼念周總理的並非全是老百姓，還包括數百名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其中有鐵道部和外交部幹部，而表現最積極者則來自第七機械工業部——這個龐大而神祕的單位，專門負責核武器研發。廣場上發生的一切被政治局判定為「階級鬥爭」，換言之，即反革命分子試圖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政變。11

　　四月五日凌晨，民兵奉命清理廣場。他們悄悄地把所有花圈裝上卡車運走，並用消防水管把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標語沖走。天亮後，被激怒的示威者再次湧入廣場，與員警發生衝突。

　　當天晚些時候，毛遠新再次向主席通報情況。他說到目前為止發生五十餘起反革命事件，有人攻擊民兵，還有人襲擊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公安局；這場動亂是「有計畫有組織的」，不僅在首都，全國各地許多城市都出現類似情況；鄧小平故意散布「反革命謠言」，妄圖「利用死人壓迫活人」。毛遠新脫口而出：「我們都上當受騙了！」他還告訴他叔叔，軍隊已進入高度戒備狀態，隨時準備行動。毛表示同意。12

　　正當抗議者在天安門廣場與民兵對抗時，鄧小平接到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通知。在這次會議上，鄧受到「四人幫」成員之一張春橋的攻擊。張性格陰鬱，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他指責鄧是「中國的納吉」——納吉．伊姆雷（Imre Nagy）是一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他矮小敦實，性格倔強，曾於一九五六年領導過反抗蘇聯的政治叛亂。鄧小平對這一指控保持沉默。13

　　那天晚上，大約有三萬名民兵集結待命，其中許多人隱藏在故宮裡，還有人躲在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內。華國鋒擔心廣場上的形勢比報告的更嚴重，這些民兵可能不是示威者的對手，軍方也對此一再表示擔憂。然而，曾任上海一家棉紡廠保衛幹事、後來躋身於「四人幫」之列的王洪文卻一邊拍著桌子一邊宣布，除了木棍，民兵不准攜帶任何武器進入廣場。14

　　從下午六點半開始，當局透過擴音器不斷譴責抗議活動是「反動陰謀」，並要求示威者立即解散，此外，廣播裡還點名批判鄧小平。數小時後，華國鋒透過電話命令民兵進入廣場。民兵隨即封鎖廣場，並打開探照燈。滯留在廣場裡的兩百多人遭到毆打、拖拽和逮捕。江青則在人民大會堂裡，透過望遠鏡觀察整個過程。當天晚上，她特地吃了一頓花生米和紅燒肉，以示慶祝。臨近午夜時，一百名公安員警來到廣場，清洗掉地上殘留的血跡。15

　　此時的毛澤東，因患有未經確診的漸凍症（Lou Gehrig’s disease），其體內控制喉部、咽部、舌頭、橫膈膜和肋骨等處肌肉的神經元細胞正在逐漸退化。他的語言表達變得含糊不清，唯一能聽懂的人是張玉鳳。二十多年前，身為專列服務員的張玉鳳被毛看中，如今她成了毛與外界溝通的唯一仲介。儘管如此，毛的思考能力並未受損，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不愧是個陰謀大師，這一點在相關會議紀錄中可以找到充分證據。四月七日，當毛的侄子向他彙報張春橋稱鄧小平為納吉時，毛點頭表示贊同。不僅如此，他還下令政治局開除鄧小平一切職務，只保留黨籍。此外，毛還指示不准蘇振華參加政治局會議——蘇振華是一名上將，文革中遭到清洗，此時剛剛恢復名譽，但被「四人幫」認定是鄧小平埋下的「定時炸彈」。時任國防部長的葉劍英元帥也被毛排除在與會人員之外。已是總理的華國鋒則被毛提拔為黨的第一副主席，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毛要自己的侄子立即向政治局傳達上述決定，並揮手命令他：「快，談完就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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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鎮壓隨即在全國展開，數千人因反革命罪被捕，更多人因參與天安門事件而受到審訊。當局發動一場批判鄧小平的運動，但民眾參與的熱情並不高。一位當事人回憶說，大家參加遊行都不是心甘情願的，都在等待最終收場的時刻。17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剛過幾分鐘，這一刻終於來臨了。就在前一天，大家剛剛過完中秋節。中國人通常在這個節日裡全家團聚，祈求好運。

　　華國鋒手裡的牌並不多，但他有一張紙條，上面是毛澤東用潦草筆跡寫的幾句話：「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這就是毛澤東遺囑的全部內容。然而，這張紙條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至今仍無定論。中共官方傳記聲稱，毛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與華國鋒一起會見紐西蘭總理勞勃．馬爾登（Robert Muldoon）時，為他寫下這幾句「錦囊妙計」。但是，毛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張玉鳳卻在日記中透露，毛是在華國鋒表達對幾位省領導的不滿後，才寫下這些話安撫他。18

　　華還面臨一個問題。天安門事件爆發時，他正好擔任公安部長，這一經歷並不有利於他贏得民眾好感。四月五日人民大會堂內到底發生什麼，至今仍是機密。很少有人知道，為了個人仕途，華國鋒故意利用這一事件來詆毀鄧小平。而更少有人知道的是，打電話下令攻擊示威者的正是華國鋒。華的雙手沾滿鮮血，他別無選擇，只能與那些反對鄧小平重新掌權的人結盟。

　　不過，華國鋒具備一個優勢：大家都不把他放在眼裡。他利用別人對他的輕視，使出致勝的一招。毛澤東去世後僅兩天，華國鋒就聯繫葉劍英元帥和蘇振華上將——在四月七日那次決定鄧小平命運的政治局會議上，這兩位軍中元老因毛的命令而未能參加。此外，華還聯絡汪東興——此人擔任過毛的警衛員，後來負責指揮中央領導人的警衛部隊。十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為由，通知身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會議。「四人幫」成員先後來到會場，結果被逐一逮捕。江青一如既往地狡猾，她懷疑這是個陷阱，沒有上當，後來在其住所被捕。19

　　這簡直就是一場政變，隨之而來的是政治清洗。這次清洗與之前歷次清洗運動一模一樣，只能算是毛時代的延續，而非新的開始。全國各地紛紛召開群眾大會，聲討敵人。在首都，參加大會的群眾多達數十萬人，大家揮舞著巨大的標語橫幅，齊聲譴責「四人幫反黨集團」。「四人幫」的罪名包括叛徒、與外國勢力勾結、叛國、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等等。正如一位當事人所說，這些做法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集會完全一樣。幾個月後，根據對現有證據的仔細審查，當局對「四人幫」作出審判。判決書長達一百一十五頁，其結論如下：「現在已查明，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階級異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江青及其三個狂熱追隨者成了替罪羊。似乎一夜之間，所有關於這四個人的文字和圖片都從報紙、書籍、畫報和電影中被刪光。20

　　十月二十四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一次大規模集會，這是中央領導人在政變後首次公開露面。剛剛當上黨主席的華國鋒迅速就進入新角色，他在觀禮臺上來回走動，面對群眾的歡呼，報以慈愛的笑容和微微的鼓掌，言行舉止頗似他的前任。

　　華接下來要做的是削弱對手，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曾經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汪東興知道宮廷裡所有祕密，如今他成了華的得力助手。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有抗議者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逝世一週年。華及其追隨者利用這一事件，在全國發起一場追查運動。一個叫李東民的年輕人，因為張貼一張要求鄧小平回來的海報，結果遭到逮捕，並被迫承認其背後有一個危險的「反革命集團」在活動。汪東興通過電話，命令全國公安部門對每一個與此相關的傳聞展開調查。很快，遼寧也發現一張海報，呼籲民眾「堅決擁護鄧小平為國務院總理」。中央隨即發出強烈警報，宣稱這是「國內外階級敵人在新形勢下向我們黨進攻的一種手段」，每個黨員都要提高警覺。政治氣氛日益緊張，各地發現更多陰謀事件，受到迫害的人也愈來愈多。21

　　華國鋒把自己塑造成毛澤東遺產的忠實守護者。毛的屍體被注入防腐的甲醛溶液，保存在北京一處地下冷庫裡。與此同時，華國鋒宣布將在天安門廣場建造一座紀念館，將毛的屍體陳列在水晶棺中向大眾展示。被利用的不僅是毛的肉身，還有他說過的每句話。一九七七年二月，官方幾篇社論宣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此不屑的人把這個政策稱為「兩個凡是」。

　　華開始模仿前任老大。他把頭髮梳向腦後，拍照時擺出領袖的姿態，像偉大舵手一樣盡說些沒有明確含義的格言警句。學校、機關和工廠都掛起華國鋒的畫像，其中最常見的畫面是：華國鋒坐在椅子上，向毛主席半傾著身體，謙恭地從笑容滿面的主席手裡接過遺囑，上面寫著「你辦事，我放心」。此外，還出現一批歌頌新領袖的歌曲、詩歌和雕塑。然而，雖然宣傳機器使勁鼓吹，要求大家追隨偉大的領袖，這位新主席卻因為缺乏制度上的權威和政治上的魅力，根本無法有效行使自己的權力。他那些推行個人崇拜的拙劣手段，反而疏遠自己與一般民眾和黨員幹部的距離。

　　葉劍英元帥曾多次建議，讓鄧小平恢復原職，但華國鋒卻不以為然。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華仍然把前一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論定為「反革命」活動，並堅稱鄧小平曾被毛主席斥為「右派」，而毛的每句話都必須繼續遵行。22

　　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李先念，這個人圓滑世故，不管跟誰都能共事。如今，他官居副總理，負責政府的日常工作，權力很大。「四人幫」剛倒臺時，李先念默認對鄧小平的譴責，他說不管是誰，只要自以為了不起，最後必然會倒臺，林彪和「四人幫」都是這樣，鄧小平也不例外。然而，到了三月，李先念改變立場，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與葉帥一起，正式提出讓鄧小平回歸。23

　　華國鋒不得不屈服。這首先是因為，許多黨內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屈辱，因此普遍渴望變革，可華國鋒不願重提舊事，也不願為這些老幹部平反，這一點讓大家頗為失望。此外，大多數高級幹部經歷幾十年黨內殘酷鬥爭，早就深諳此道，華國鋒即使野心再大，也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結果，雖然表面上華國鋒身兼總理和主席雙重職務，但環顧四周，「他看到另一個人的手下正在鞏固和加強他們對各省、各國家部門以及軍隊和媒體的控制」。24一九七七年夏，鄧小平終於回歸權力中心，這讓華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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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與華國鋒一樣，都是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如今，老幹部對毛時代仍記憶猶新，有些人想回到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前的狀態，有些人則想回到一九五八年災難性的大躍進運動之前。

　　而鄧小平則回到一九五六年。那一年的二月二十五日，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發表一篇祕密講話，徹底摧毀三年前去世的史達林的聲譽，極大地震動社會主義陣營，而以史達林為仿效榜樣的北京政權自然無法認同赫魯雪夫的講話。作為中國的史達林，毛澤東認為去史達林化的做法對自己的權威構成了挑戰。兩個月後，毛作出回應，他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毛在講話中宣稱，中國已作好準備，將獨立尋找屬於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意味著，中國將捨棄片面強調重工業的史達林模式，轉而謀求重工業與農業和輕工業平衡發展的戰略，同時將適當調整一般人的工資來滿足他們的需求。毛澤東還說，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還應當借鑑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和技術，因為「資本主義會做生意，用人少，辦事效率高」。毛提出，一個國家只有向他人學習，才能獲得啟發，從而變得強大和繁榮。25

　　毛澤東這篇講話在他生前從未公開。就在赫魯雪夫抨擊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後，毛的同事利用蘇聯領導人的祕密講話，紛紛提出恢復黨的集體領導。毛的回應則是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鼓勵知識分子暢所欲言。他本來以為大家都崇拜他，一定會跟他站在一邊。可事實卻相反，民眾表達許多對共產黨的不滿，最終迫使毛扭轉運動的方向，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下令鎮壓提出意見者。與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一樣，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害怕讓民眾自由表達心聲，如今他也贊成立即鎮壓。於是，毛委派鄧發動一場針對數十萬人的反右運動。鄧表現積極，無數受害者被送往蚊蟲肆虐、沼澤遍地的北大荒接受勞動改造。26

　　〈論十大關係〉這篇講話引發鄧小平和其他許多黨員共鳴。之後發生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更讓大家覺得這篇講話言之有理。一九七五年一月，周總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主張也是受此啟發。周恩來講話後六個月，鄧小平找到毛主席，建議對該文加以修訂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鄧小平在文章空白處寫道：「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毛表示可以在內部傳閱此文，但不要出版。27

　　華國鋒也非常讚賞毛這篇文章。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一次會議中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認真學習這篇傑作。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論十大關係〉，以紀念毛的生日。十年動亂後，許多人都認為中國需要致力於經濟持續發展，而這篇文章的發表，表明官方對此觀點的認可。28

　　就算沒有鄧小平，華國鋒也會採取更加務實的經濟政策。與當時大多數人一樣，華也渴望中國儘快擺脫經濟上的困境。早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他就提出要擴大出口換取外匯，用來購買更多外國技術。29

　　這種做法其實表明中國正在向文革前的時代回歸，而非向前發展。早在幾十年前，史達林就提出這種發展模式：先把從農村獲得的糧食賣往國外，然後用賺取的外匯進口成套工廠設備，經由這種方式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工業強國。為了得到更多糧食，史達林把農民趕進國營農場，對農業實行集體化改造。到一九三二年，為了完成五年計畫制定的目標，政府對小麥、玉米、黑麥、牛奶、雞蛋和肉類等物資搜羅殆盡，最終導致六百萬蘇聯民眾死於饑荒。然而，就在農民餓得只能吃草、啃樹皮時，一座座巨型工業城市卻在蘇聯各地興起。作為首都的莫斯科把紐約作為追趕目標，一下子就上馬數百項工程。一座座豪華酒店、嶄新的火車站和地鐵站、氣勢恢宏的摩天大樓，讓成千上萬名在此忙碌的外國商人目不暇接。其中有幾百座工廠的設計是由一家美國建築事務所承擔，其負責人阿爾伯特．卡恩（Albert Kahn）則成了蘇聯歷史上「第一和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工業建築師」。30

　　正如史達林想要超越美國一樣，毛主席也迫切渴望超越自己的競爭對手，為此，他於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運動，鼓勵增加進出口貿易規模。為了從農村攫取更多糧食，農民被迫加入規模龐大的人民公社。決策者開始大肆採購，進口成套機器設備，新建許多鋼鐵廠、水泥廠、玻璃廠、發電廠和煉油廠。北京的面貌也改變了，數以萬計的房屋、辦公室和廠房被拆毀，一座座混凝土建築拔地而起，天安門廣場上新建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與此同時，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死於大饑荒。31

　　中國進口的大部分物資來自蘇聯。一九五一年五月，由於中國在韓戰中扮演的角色，聯合國開始對中國實施戰略物資禁運，從那以後，中國就一直依賴蘇聯予以經濟和軍事援助。然而，一九六○年夏，中蘇合作分裂，數以千計的蘇聯顧問及其家屬奉命撤離中國，由蘇聯援建的數十個大型專案也隨之停工。

　　其實早在中蘇分裂前，中國就已在亞洲和非洲傾銷其產品，如自行車、縫紉機、熱水壺、豬肉罐頭和鋼筆等。北京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這些商品，目的是為了顯示自己在建設共產主義的競賽中領先於莫斯科。此外，為了跟日本競爭，中國還竭力壓低豆油、水泥、鋼架和窗玻璃的價格。出口量最大的則是紡織品，為了宣揚中國的共產主義優越性，各種中國產廉價灰布和印花布充斥著國際市場。對蘇聯的出口減少後，中國商品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量反而進一步增長。32

　　「大躍進」失敗後，毛害怕北京會發生政變，他擔心自己生前就會遭到像赫魯雪夫對史達林那樣的抨擊。毛的對策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讓大家互相鬥，爭相表明自己對主席的赤膽忠心。中國由此變得更加閉關自守，貿易出口被斥為「資本主義」行為，領導者提倡自力更生，原有的國內貿易網路很大程度上被迫斷裂，各省陷入自我封閉的狀態，所有商品和配件都不得不在本地生產，到了一九七○年，就連製作鈕扣這樣簡單的產品也成了難題。教條主義者對「自力更生」的堅持，進一步削弱計畫經濟的生產能力，最終連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無法滿足，物資短缺達到了令人無法相信的程度。例如在新疆吐魯番，這裡本是沙漠裡一塊肥沃的綠洲，「文革」中，當地清真寺都被紅衛兵改成工廠，可結果每個季度每三個人才分配到一塊肥皂。不僅是偏處中華帝國邊緣的新疆如此，即便是緊鄰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在那些原來貿易發達的城市裡，諸如火柴、肥皂、牙膏、電池和棉布之類的商品也出現短缺。這些都發生在大躍進災難過後不久，到了一九七六年，拜文化大革命所賜，全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準甚至比解放前夕還要低。33

　　「文革」後，華國鋒把經濟工作的重點放在外貿上，但與此同時，他也增加對工人的物質獎勵，並開始著手改進國內的市場結構。他召開許多會議，討論基礎建設、工業生產、鐵路運輸、銀行金融、農業和科技等方面問題。據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統計，至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正式回歸前，這樣的會議開了四十多個。34

　　八月，就在工人為毛主席紀念堂的龐大工程日夜趕工同時，中共領導人為了顯示黨中央的團結，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這些老人經歷十年的挫敗，如今都渴望改變。華國鋒看起來無精打采，局促不安，走路時有些步履蹣跚。葉劍英元帥老態龍鍾，起身或坐下得靠人攙扶。李先念顯得頗不耐煩，臉上偶露微笑。鄧小平儘管上了年紀，但神態輕鬆，充滿自信。所有與會者都對毛澤東大肆頌揚。35

　　但另一方面，所有人內心都很著急。官方宣布，這次大會的重點是討論如何加快建設，使中國在二十世紀末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一寫進中共黨章的奮鬥目標，最早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總理在提出四個現代化時宣布的，而四個現代化的概念又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當時周總理制定兩個十五年計畫，試圖在世紀之交將中國變成世界前列的工業化國家。這種預先設定一個較短的時間範圍，追求經濟快速增長，以追趕或超越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完全是史達林式的。而此後二十年裡，中共領導人所做的一切，其本質就是如此。36

　　中共元老熱情高漲，他們呼籲來一次新的「躍進」。使用「躍進」這個詞也許並不吉利，畢竟第一次大躍進造成巨大災難，但大家迫切需要彌補失去的十年時光。在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提出的發展目標一個比一個高。鄧小平建議要生產更多鋼鐵，因為他認為這是重工業的支柱。他還提到能源的重要性，認為需要進口一個大型發電廠，此外還應該購買更多外國先進技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步子再大一些」。37

　　一九八四年，中央把第二年技術進口的目標定為六十五億美元，但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提高到一百億美元，隨後增加到一百八十億美元，最終定為八百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央批准一百多個大型項目。僅一九七八年一年，中國就成套進口二十二座工廠的全部設備，其中包括大型鋼鐵廠、現代化紡織廠和核電站。38

　　十年來，這個國家一直生活在自我封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階級鬥爭和反帝鬥爭的論調甚囂塵上，連那些政治上較中立的國家也因此與中國疏遠了。一九六七年，造反派把一個臉部塗黑的稻草人掛在肯亞駐華使館門上，一掛就是好幾個月。印尼和蒙古大使館則遭到長期圍困，英國駐北京的代辦處甚至被人縱火焚燒。不過，受文化大革命衝擊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毛主席發動的政治清洗和大批判運動周而復始，似乎永無止境。為了保存自己的政治生命，各級黨員無不苦於應付。毛的一句話就可以把一個部門或機構打成「反革命」，從而改變無數人的命運，而他的決斷又常常朝令夕改，隨意莫測，臣民為了自保，只好爭先恐後地證明自己的忠誠。更有甚者，無論是西方古典音樂還是小說，只要是外國的東西，統統被判定為「資產階級」。39結果，文盲率直線上升。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坦承，中國部分地區的識字率不足五成，在有些省分，幹部的文盲率高達三分之一。40有人甚至尖銳地指出，華國鋒和鄧小平在地圖上甚至連一些中等規模的國家都找不到，至於其他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中共領導人更是一無所知。41

　　一九七二年，大權獨攬的毛澤東決定與美國復合，從而扭轉蘇聯在中蘇對峙中所處的強勢地位。這一舉動讓許多人深感意外。幾十年來，中國一直把美國稱為「帝國主義堡壘」，譴責它一心想要霸占全世界。一九五○年，全中國掀起一起「仇美運動」，周恩來親自發表講話，為這場運動奠定基調。在中國的漫畫裡，美國政治家被描繪成嗜血的殺人犯，公共場所的大喇叭裡則充斥著對美國的謾罵。此後二十餘年裡，無論是出於真心憤怒，還是故作姿態，中國政府發表無數譴責性的對外聲明，其外交政策也幾經變化，但在一件事情上，中國政府的態度始終明確未變，那就是大家必須憎恨、詛咒和鄙視資本家。42

　　毛決定與美國復合的舉動，為他贏得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和其他一些天真者的崇拜，他們把毛視為戰略天才。可事實上，毛的這一策略根植於一個誤判，即美國是一個正在走向衰落的大國。這個誤判是二十世紀對於地緣政治的最大誤解之一，但在此後幾十年裡，北京的領導層將繼續被這個誤判所影響。

　　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獲得外國先進技術，為此中國派出代表團對各國展開考察。這一計畫的主要推動者之一谷牧說，一九一七年，列寧曾派代表團到國外學習科學技術，如今中國也是這麼做的。43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王耀庭率領一個中國代表團來到美國，其成員囊括從化工到冶金等各領域專家。他們與孟岱爾副總統共進午餐，並參觀美孚石油（Mobil Oil）、聯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埃克森（Exxon）和強鹿（John Deere）等美國公司，期間還去了迪士尼樂園。在整個參觀行程中，他們從不提問任何與政治相關的問題。代表團的美方導遊對此解釋說：「他們只對技術感興趣。」44

　　回到國內後，代表團報告說，美國的工業發展速度不斷下降，而且因為經濟危機，美國在二戰後的經濟擴張已經結束。美國的失業率高得驚人，石油儲備將在十年內耗盡，貿易岌岌可危，赤字高達二百五十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45

　　一九七八年，中國又派出貿易代表團考察紐西蘭、日本、東歐和西歐等地區，而且得出相同結論。一九七九年，中國外交部在全國外貿工作會議上總結道，國際形勢對中國是有利的，因為一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正面臨經濟衰退，他們渴望為剩餘的資本、設備、產品和人力尋找出路，急於發掘新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且這些國家的貨幣不斷貶值，金融危機迫在眉睫，失業率不斷攀升，經濟前景一片黯淡。一九八○年，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訪問中國時就發現，那些主要經濟專家和銀行管理者「對市場運作的無知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他們只會喋喋不休地談論「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而這正是典型馬克思主義。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斷預言資本主義即將滅亡，而且必然滅亡。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國外交部才會說要「抓緊當前極為有利的時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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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華國鋒和鄧小平分庭抗禮，葉劍英則從中周旋，由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九七八年五月至十一月，華國鋒和鄧小平手下兩撥人馬就毛澤東思想的含義展開哲學辯論，由此掀起一場意識形態鬥爭。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汪東興代表華國鋒執筆，鄧小平則向胡耀邦求助。胡時年六十二歲，身形瘦削，思維活躍，時常發表獨到的見解。用不到多久，胡耀邦將成為舉國關注的人物。善於透視人性的毛澤東曾對胡耀邦作出評價，說他愛讀書，但只重表面，而且喜歡說話，喜歡發表宏篇大論。47

　　一九七七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中央黨校是意識形態教育的最高機構，而胡的主要任務則是摧毀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主張。在外人看來，「兩個凡是」可能只是一個抽象詞彙，但事實上卻關係著無數人的命運。華國鋒提出毛的一切決定都要繼續遵照執行，這意味著文革中的官方判決依然有效，一九七六年天安門抗議者被判定為「反革命」就是其中一例，這樣的受害者人數眾多，如果把他們的家庭成員和親屬計算在內，總數接近上億人。48

　　針對華的主張，胡耀邦則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就是說任何論斷都必須經受實踐的考驗。就像為《聖經》含義爭吵不休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樣，「凡是派」與「求是派」展開激烈爭論，雙方都運用各種手段為自己宣傳，如打電話、寫社論、發表反駁文章、洩露內部消息、未經審查轉述某人的評論，以及在北京和全國召開相關研討會等等。在這場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凡是派」指責「求是派」放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而後者則指責前者的教條主義反而損害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

　　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年前的八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剛剛成立新的中央領導班子。接下來召開的二中全會側重於鞏固權力，三中全會則用來討論未來的發展計畫。三中全會通常在京西賓館召開。這棟蘇式建築建於一九六四年，由精銳部隊負責警衛，軍方高級將領常在這裡就重大問題舉行祕密會議。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前，北京西單老汽車站附近一堵長長的磚牆上開始出現手寫的大字報。這裡位於天安門以西，緊鄰長安街上的一個十字路口，每天都吸引大批身裹棉衣的圍觀者。這些一般民眾一直關注著報紙上兩大陣營之間的辯論，他們喜歡胡耀邦的口號，贊成從實踐中獲得真理。這堵牆很快被稱為「民主牆」，大家把對現狀的不滿統統發洩在這裡。有人在大字報中詳細講述自己的冤情，還有人要求為彭德懷等高級官員徹底平反——彭因為在大躍進期間頂撞毛澤東而遭到清洗。許多人認為鄧小平處於弱勢，因此要求恢復他之前的職務。大家組織集會，甚至有人呼籲研究美國的三權分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土木工程師任萬鼎成立人權聯盟，他發表宣言，提出所有中國公民都應享有基本公民權利。還有人要求普選，如北京動物園一位名叫魏京生的電工提出，除了中共主張的「四個現代化」，中國還應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一位加拿大記者對此評論說：「他們的行為證明，中國人並非不懂什麼是言論自由。他們不僅懂，而且還渴望言論自由。」49

　　十一月底，鄧小平接受美國著名記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採訪。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大房間裡，自信滿滿的副總理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熊貓牌香菸，不時對擺在椅子旁的痰盂吐口痰。當被問及西單的民主牆時，他點頭表示贊許。諾瓦克設法把鄧小平的話帶給群眾：「民主牆是個好東西。」大家聽後一片歡呼，約有上萬人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直到晚上才散去。50

　　關於「兩個凡是」的爭論激發民眾抗議，受此激勵，兩百多名中央委員中有人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在三中全會的籌備會上，大家本來應該討論經濟問題，有人卻臨時提出應該為毛時代被清洗的幹部恢復名譽。與會者開始紛紛宣洩心中的憤怒，場面一度失控。曾在毛時代的計畫經濟體系中發揮領導作用的陳雲，甚至拿出一份應該被恢復名譽的人員名單。籌備會期間，北京市委還推翻對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的裁定，宣布所有受到迫害的人都將恢復名譽。

　　華國鋒這才發現自己陷入圍攻之中。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匆忙投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改之前立場。十二月十三日，華謙卑地要求同事不再稱他為「主席」。葉劍英此時出來打圓場，對華的誠意表示讚揚。最終，華國鋒保住「總理」和「主席」的頭銜，但黨的實際權力卻被鄧小平所控制。鄧利用民主牆向對手發難，成功地鞏固自己的地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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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國慶日這天，全國各個城市都舉行慶祝遊行。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親自檢閱遊行隊伍。站在他身邊的竟然是個美國人——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這種情況還是破天荒頭一回。史諾是名資深記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曾前往延安，成為首位採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史諾的出現釋放一個訊號，標誌著中國與帝國主義陣營的關係正發生重大變化。一般中國民眾的心裡立即燃起一絲希望，美國人的反應則來得相對較慢。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終於訪問中國。

　　鄧小平在接受諾瓦克採訪時，並沒有像一九七○年那樣含蓄，他透過記者明確表達希望中美關係恢復正常的願望，並反覆強調華盛頓和北京必須聯合對抗莫斯科。由於北京派駐國外的所有記者都是為國家工作的可靠共產黨員，毛澤東和鄧小平順理成章地認為，美國記者也同樣是祕密情報人員，他們一定會把中國領導人的意思向華盛頓的主人彙報。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兩度東山再起，而且每次都負責外交事務。一九六○年中蘇分裂後，鄧小平一直是對蘇聯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一九六四年上臺的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被鄧的激烈言詞所震撼，稱他為「反蘇的小矮子」。52鄧小平和他許多同事一樣，認為中國的主要對手是蘇聯和越南，而非美國。當美國簽署越南和平協定，並在一九七三年開始從越南撤軍後，鄧小平提出莫斯科將取代華盛頓成為主導世界的霸主，中國需要與日本和美國聯手應對這一變化。

　　鄧小平首先去了日本。一九五五年，美國幫助這個島國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這一決定遭到其他成員國——尤其是法國和大多數英聯邦成員國——的激烈反對。這些國家拒絕批准東京的最惠國待遇，不願與日本分享成員國之間相互給予的種種優惠、特權和豁免。但隨著美國對日關稅降低，出口美國的日本商品迅速增加，大量紡織品、鋼鐵、汽車、化學和電子產品從日本運往太平洋彼岸。日本利用對美貿易順差，開始進口和模仿外國技術，同時發展重工業，培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品牌。很快，日本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高達一○％，被人稱為「經濟奇蹟」。然而，一九七一年，深陷越南戰爭中的尼克森政府為了應對昂貴的戰爭支出，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並對進口商品徵收一○％的附加費。兩年後又發生石油危機，日本的快速增長就此結束。

　　鄧小平乘坐子彈列車，參觀電子廠、電視機廠和汽車廠，這些日本產品在全世界廣受歡迎。他顯得很謙虛，坦承中國是個落後國家，渴望向日本學習。為了取悅日方，當接待方為二戰中日本為中國造成的痛苦表示歉意時，鄧對這個話題則輕輕帶過。相反，為了表示友好，他對兩國之間共同的文化傳承大加讚賞。鄧的訪問為中國贏得巨額援助，日本向中國提供數百億美元用於各地基礎設施建設，日本也因此成為對中國最為慷慨的捐助國。曾受益於最惠國待遇的日本，如今將這一特權給予中國，並允許中國出口日本的商品享受特惠稅率。53

　　不過，中美關係才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問美國。在此之前，他會見幾個來自華盛頓的代表團。中國政府接待這些美國訪客的方式，讓人感覺能夠獲准進入權力的最高殿堂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殊榮。正如匈牙利耶穌會士勞達一（László Ladány）在一九七四年所指出，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非常善於利用他們的國家因長期對外封閉而形成的神祕感。他說：「其他許多國家如日本或印度——在此僅舉兩個亞洲國家為例——也同樣重要，但現代日本或現代印度並沒有誕生任何神話。中國則不同，光是進入這個國家就不容易，而與一位高級官員交談簡直就是一種特權。在外人看來，中國與眾不同而又宏偉壯觀，這種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曾是華盛頓代表團成員之一的理查．沃克（Richard Walker）回憶說，他們在酒店裡一連等了好幾天，才收到中國領導人接見的傳喚，隨後他們在中方人員陪同下與鄧小平副總理會晤，在場所有人都表現出一種近乎敬畏的態度。沃克總結道：「保密、對決定不作解釋、故弄玄虛、對外國人一舉一動嚴格監督、禮貌而程式化的語調、超乎尋常的熱情、對舒適度細緻入微的關注，以及最重要的一點——精美的食物，這些就是中國人對待外賓的待客之道，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方式。」54

　　北京非常直接地警告來訪的外國人，世界和平正受到蘇聯威脅。中國人常把蘇聯與納粹相提並論，與莫斯科的任何交往都被視為是危險的，類似於二戰前對慕尼黑的綏靖政策。被稱為「北極熊」的俄羅斯是一個邪惡帝國，一心想要實現世界霸權。「他們比最壞的帝國主義還要帝國主義」，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郝德清發出如此感嘆。55這句話引起美國冷戰人士的共鳴。在美國，反對蘇聯最堅定的那些人，恰恰是最熱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出生於波蘭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以其激進的反蘇立場而聞名。一九七八年五月，布里辛斯基在中國訪問三天，中國人奉承他馴服了北極熊。在告別晚宴上，他宣稱中美之間「共識多於分歧」。正如有些外國外交官所觀察到的那樣，中國人善於利用盛情款待來打動客人，以便讓他們發表一些誇張言論，而布里辛斯基恰恰中了這個圈套。此後，他成為美國政府內部主張對中國施以軍事和財政援助的關鍵人物，並認為美國應放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政策。56

　　另一位是參議員亨利．傑克遜（Henry Jackson），此人堅定地提倡人權，反對共產主義。對於與蘇聯這樣的超級對手簽署貿易協定，傑克遜表示強烈反對。一九七四年，他提出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主張限制美國與沒有市場經濟、限制移民自由和其他基本權利的國家發展經濟聯繫。傑克遜在中國訪問期間，每天吃香喝辣，後來還獲得鄧小平接見——他知道如何在鄧小平面前表現出恰當的敬畏。最終，傑克遜也倒向中國，積極支持中美邦交恢復正常。布里辛斯基和傑克遜有一個共同願望，這個願望的基礎是二十世紀關於地緣政治的另一個巨大誤解，即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上取得發展，它就會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鄧小平在美國訪問期間結識更多朋友。他在德克薩斯州的牛仔節上戴上牛仔帽，讓觀眾大感驚喜。鄧還坐著馬車繞場一周，向人群揮手致意，贏得當地商界和政界人士普遍好感。鄧小平事先曾坦言，他不會回答任何有關人權的問題，但他愉快地承諾會在中國發展民主，而且沒有任何限制。在會見吉米．卡特時，鄧特別提到民主牆，以證明中國人民可以自由表達各種觀點。57回國後，鄧對人權問題大發雷霆，而且認為美國的民主是虛假的、不值一提。但在華盛頓，他保持克制。

　　鄧的美國之行收穫頗豐。與布里茲涅夫不同，鄧小平為中國贏得最惠國關稅地位，相關協議將於一年後的一九八○年二月一日開始生效。58這意味著美國提供給其他國家的所有關稅減免政策，中國都可享受。深諳表演之道的鄧小平，在西雅圖訪問時，給了傑克遜參議員一個擁抱。59一年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中美之間由此展開更多戰略和軍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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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在華盛頓曾向卡特吹噓說中國準備教訓一下越南。就在幾個月前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聯和越南簽署一項防禦互助條約，這一舉動讓中國頗為擔心。從美國一回到北京，鄧小平便開始著手準備發動戰爭。他選擇在二月十五日這一天（也就是簽署於一九五○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終止那天）宣布，中國將對越南攻擊柬埔寨赤柬的行動予以反擊。赤柬在中國支持下於一九七五年上臺，隨後他們以處決、拷打、餓死或其他方式消滅柬埔寨四分之一人口，這些暴行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入侵柬埔寨並推翻波布政權後才得以結束。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大約二十萬名中國士兵越過邊境進入越南。鄧小平曾承諾，中國的行動只是懲罰性的，而非全面入侵。為了避免直接交戰，越南軍隊允許敵人向前推進約二十公里。隨後，雙方在諒山市展開激烈巷戰。最終，中國軍隊在撤出諒山時，對當地居民實施搶劫和掠奪。儘管北京宣布取得勝利，但大多數觀察家認為，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混亂，戰場通訊不暢，整個行動顯然是一場潰敗。一位中國軍隊的將軍私底下說，這次對越南的進攻亂七八糟。60

　　軍隊的平庸表現進一步激發民眾不滿，甚至在中越開戰之前，就有數百名農民兩次來到民主牆附近示威，這種情況之前從未發生過。第一次是一月八日周恩來忌日，示威者打出「反飢餓，反壓迫」、「爭民主，爭人權」的標語。這些人神情悲傷，衣著破爛，有的還拄著拐棍，看上去與曾經發起過抗議遊行的學生完全不同。幾天後，這些示威者轉移到中南海大門口，要求工作的權利。與此同時，學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更多人權。北京的示威引發全國性的反響，長沙和廣州出現要求民主的海報，上海則有五千餘名私自返城的下放知青舉行示威，要求政府允許他們留在上海。61

　　隨著中國軍隊在越南遭遇潰敗，一些抗議者開始向鄧小平發難。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年輕人魏京生發表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文章，將擔任副總理的鄧描繪成新的獨裁者。62

　　批評毛澤東是一回事，批評鄧小平則是另一回事。三月十六日晚，鄧在首都體育館主持一場精采的室內演出，波士頓交響樂團為一萬八千名聽眾演奏約翰．菲利普．蘇沙（John Philip Sousa）的〈星條旗永不落〉和其他一些經典曲目。這場標誌著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文化盛宴，令觀眾激動得忍不住大聲喝采、鼓掌和歡呼，並反覆要求指揮家小澤征爾返場。然而，就在音樂會前幾個小時，鄧小平剛剛在人民大會堂，對數千名參加大會的幹部盛讚中國軍隊從越南凱旋，他還以嚴厲措辭譴責「民主牆」，把示威者稱為「壞分子」。63

　　兩天後，中共的宣傳機器開始大肆抨擊「人權」這個詞，指責它是用來保護「反革命分子」的「資本主義概念」。發生過群眾示威的城市張貼出布告，禁止任何批評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也開始全面禁止相關言論。64

　　三月三十日，鄧小平正式宣布「四項基本原則」，以此作為「四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基礎。他解釋說：「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它們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並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是指：

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65

　　幾週後，在一次關於宣傳和意識形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高級幹部對鄧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一致表示贊成。身為宣傳部長的胡耀邦指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是無法撼動的。前北京市長彭真是文化大革命最早受害者之一，如今他說：「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在蘇聯，赫魯雪夫一棍子打死史達林以後，不管他們真舉還是假舉，他們還有列寧的旗幟可以舉。在中國，如果我們放棄毛澤東思想，不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我們高舉什麼旗幟呢？我們必須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陣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66

　　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之際，中共領導層集體亮相，他們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顯得異常團結。自民主牆運動以來，一直以維修為藉口關閉的毛主席紀念堂，如今重新對公眾開放。67

　　此後幾個月裡，大量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出現在媒體上。與此同時，北京抓捕數十名活動人士，其中一些人被捕僅僅是因為與外國人交往密切。曾接受過外國記者採訪的魏京生，被指控向境外勢力傳遞軍事機密，可事實上他所提到的資訊全是公開的。而最讓北京當局惱火的一點，起訴書卻恰恰沒有提及，那就是魏京生曾與一名美國政府官員會面，提議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鉤。十月，剃著光頭的魏京生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聲稱言論自由受到憲法保障。結果，他的雄辯為自己換來十五年刑期。消息傳來，在法庭外冒雨等候一整天的記者無不倒吸一口涼氣。68

　　一九七九年冬，在一個寒冷的清晨，一小隊拿著掃帚的清潔工清除西單牆上殘留的言論自由的痕跡。一年後，在一次關於公共安全的祕密會議上，領導幹部受到告誡，要警惕「隨著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而來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國外特務間諜頭子、反革命勢力的滲入」。69彭真帶頭修訂憲法，刪除其中原有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項公民基本自由。一九八二年，罷工權也被從憲法中刪除。有人心灰意冷地評論說，守舊派又回到管理國家的老路上。70

　　一九七七年一月，卡特在就職演說中曾宣布，人權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他與許多蘇聯異議分子——如沙卡洛夫（Sakharov）和夏蘭斯基（Sharansky）——都有所接觸。然而，對於中國異議人士的遭遇，他卻始終保持沉默。一九八七年訪問中國期間，一位記者曾向他詢問魏京生的情況。卡特回答說：「我個人並不了解你所說的案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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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年十一月，四個廣遭唾罵的人物出現在法庭上。與魏京生的祕密審判不同，江青及其追隨者不僅要面對法官，還要面對八百八十名「群眾代表」，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家屬和三百名記者。雖然只是走過場，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牽動全國民眾的神經，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報紙、廣播和電視都作了大量分析和報導。

　　毛澤東去世已經四年，北京城的陰沉面貌卻依然如舊。從北部平原颳來的風裹挾著灰塵，籠罩整座城市。一處處荒涼破敗的住宅區，大多缺乏維護，牆壁斑駁。這些房子是分配給黨員和勞動模範的，一般人只能住在破舊的磚房裡，好幾戶人家共用一個院子、水龍頭和露天公廁。由於興建許多工廠，北京成為全世界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空氣中灰塵和顆粒物的含量是國際標準的四倍。72許多帝國時期的宏偉建築，被蔑視歷史的政權蓄意拆毀。用一名記者的話說，這座城市變得「醜陋至極」。儘管如此，他承認還是有些地方——像紫禁城和圓明園，那裡的湖泊、船隻和古代的屋頂堪稱美景。73

　　文化部在農村的調查顯示，農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枯燥」，只是工作、吃飯和睡覺。74即便是居住在首都的居民，娛樂活動也很少。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曾禁止民眾表演傳統戲劇和民歌。一九七六年後，這些禁令被逐步廢除。圖書的種類也增加了。莎士比亞的作品重新出現在書店裡，不過《飄》和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更受讀者歡迎。儘管如此，書店裡的大多數書籍都與娛樂無關，而是為了對讀者道德灌輸或指導。對一般人來說，休閒娛樂的方式無非偶爾看場電影或者去公園散步，跳舞仍然是一件危險的事。年輕人開始聽盜版的港臺歌曲，最受歡迎的歌星是臺灣流行音樂女王鄧麗君。因為與鄧小平同姓，鄧麗君被粉絲暱稱為「小鄧」。75

　　電視可以收到兩個臺，一個是中央臺，一個是地方臺。這兩個臺的節目差別不大，上午和下午各播出一兩個小時，晚上播出四個小時。新聞節目大多只是播放一些無聲的片段，內容是來訪的外國政要在機場受到歡迎，或者坐在寬大的椅子上恭敬地聆聽中國領導人講話。偶爾也會播放一部外國電影。76

　　當時中國的電視機數量有限，一般屬於工廠和單位所有。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一名中國的一般工人需要花五到八個月的全部工資，才買得起一臺國產電視機，而在發達國家，大多數工人只需一個星期收入就買得起兩臺便宜的電視機。77

　　現在，電視上終於有一個真正的節目向全國播放，男女老少都被其吸引。每天晚上，人群聚集在工廠、學校或籃球場的電視機前觀看審判——政府正是經由這種方式鼓動民眾仇恨「這幫法西斯走狗」。孩子會時不時地衝著螢幕大喊大叫，大人則燃放鞭炮來慶祝「四人幫」覆滅。第二天早上，各大報紙會發表文章，對控辯雙方的表現加以評論——一方面對檢方表示祝賀，另一方面對被告嚴詞抨擊。78

　　這是一場精心安排的表演，雙方都按事先準備好的稿子發言。不過，偶爾也會出現程序混亂，甚至有人按捺不住怒火當場發作，這些意外情況反而為節目增添歡樂的效果。江青在審判中毫無悔意，經常對她的指控者大聲謾罵，每當這時，節目裡就會出現畫外音打斷庭審的轉播，或者複述之前的內容。這場審判持續一個多月。一月二十五日，法庭作出判決，「四人幫」中有三人被判無期徒刑，另一人獲刑二十年。

　　現代獨裁者都深諳「麵包和馬戲」（Panem et circenses）的古老原則，但民眾對江青和另三名極端激進分子的強烈反感似乎也是真實的。正如旅遊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所說，也許大家正是想把一切過錯都歸咎於「四人幫」，以此來擺脫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為所引發的罪惡感。79

　　這場審判並未追究大多數領導人的責任，因為幾乎每一位黨的高級幹部都曾參加過對別人的批鬥。最重要的是，只有這樣做才能為毛澤東開脫罪責，中共才能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赫魯雪夫的祕密講話開啟去史達林化的進程，但在中國，並不會出現去毛澤東化的改變。

　　儘管如此，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仍然有待官方作出正式決議。毛的功過需要打分數，尤其是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事關重大。在中共成立六十週年之際——中共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這個任務落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這份決議需要回顧中共的全部歷史，因此其準備工作早在一年多前的一九七九年十月就開始了。對全黨來說，這份歷史決議的影響將至為重要，領導人為此不敢稍有疏忽，他們考慮的重點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意識形態。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掌握起草決議的指揮權。從組織寫作班子、查閱檔案、起草初稿，到內部傳閱和討論，一次次修改，字斟句酌，整個過程形成上千份簡報，上至部長，下至市委書記，全國有近六千人參與其中。這份決議必須照顧各方利益，同時又要反映黨內不斷變化的權力平衡，因此最高層內部需要反覆交易和妥協，最終才能達成共識。

　　對起草這份決議貢獻最大的是胡喬木。他是黨內一名重要的理論家，早在一九四一年就開始擔任毛澤東的私人祕書。胡喬木的本領在於改寫歷史，他在一九四五年時曾起草過另一份關於黨的歷史決議，經由改寫歷史，他把毛澤東放在中共黨史的中心位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胡喬木和許多人一樣遭到清洗，但於一九七五年得到平反。如今，當歷史再次需要被人為改寫時，他又受到新老闆鄧小平重用。然而，鄧小平對胡喬木的初稿頗為惱火，他指責胡喬木花太多筆墨描述毛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為了讓鄧滿意，胡喬木最終想出一個巧妙的說詞：毛澤東本人在晚年已經偏離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80

　　在最後的定稿裡，由毛澤東造成的大饑荒幾乎未被提及，文化大革命被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鄧小平一次次干預寫作，目的就是要挽救毛主席的聲譽。他說：「有些同志提出非常尖銳的意見，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比史達林的錯誤還嚴重」，但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同我們黨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在鄧小平看來，「給毛澤東同志抹黑，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81官方的最終結論是：「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雖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他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82

　　制定這份決議的目的，是為了終止而不是鼓勵對中共歷史的辯論。六中全會通過該項決議後，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問題的學術研究變得困難重重，任何與官方版本不同的闡釋都會受到審查。

　　除此以外，鄧小平還企圖利用這份歷史決議達成另一個目標，那就是廢黜華國鋒，自己取而代之，成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一九八○年十一月，鄧小平曾讓胡耀邦主持一系列與華國鋒針鋒相對的會議，並對華的歷史紀錄詳加調查。結果，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被曝光，大家都知道當時經由電話給民兵下達鎮壓命令的正是華本人。最終，華國鋒被迫辭職，胡耀邦取代他成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則成為權力最大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83

　　在最終通過的歷史決議中，華國鋒被歸入「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那段歷史，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被奉為偉大的歷史轉捩點。根據決議的敘述，正是在這次會議後，中國共產黨終於在鄧小平的指導下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84一個超級神話就此誕生，此後幾十年裡，中國官方的宣傳將一直遵循這一口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