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打工，但不是‘打工妹’” | BIE别的女孩
本文是2023年99月捐日时的一篇约稿，首发于 BIE别的女孩，编辑赵四。
01
丁当有名字
2002年，14岁的丁当读到初中就辍学了，她去了兰州打工。2004年临近春节，16岁的丁当坐了38个小时的火车，从甘肃到深圳打工，因为未成年，只能借用姐姐的身份进厂。姐姐叫丁雪萍，丁当也叫丁雪萍。
丁当的工作是给文具盒装文具。一个不到一平米的工位，2秒钟装一个，一小时装上千个，一天装上万个。工厂是半军事化管理，工装统一，床铺统一，每人一个工号。
“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天，洗澡水用多了要扣钱。” 工人的时间是压缩的时间，工人的劳动价值也被看得很低。丁当她们常常感觉自己是流水线机器。
某天下班很早，工厂没有加班。丁当与姐妹去逛商场，看了看衣服，没有买。售货员说，“一看就是打工的，没钱买就别乱碰。”
从那以后，她才知道，为什么工厂姐妹下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换掉厂服，再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流水线的生活很难适应，周围的环境也很陌生。就在这时，丁当意外发现了一个叫 “工友书屋” 的地方，那是一个供工友们下班后休闲娱乐的公益机构。在那里，她与工友们学习各种知识，讨论新闻，举办文娱活动，还编写工友杂志。“在工友书屋，我觉得很开心很充实，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对生活充满想象。”
2006年，她应聘为工友书屋的工作人员，成为一名给工友姐妹提供支持帮助的社会工作者。那时，她用上了工友姐妹们给她起的名字，丁当。
02
面包玫瑰，绿色蔷薇
在工友书屋，她负责带姐妹小组，举办提升自信心的活动，每周日和姐妹们聚在一起聊天，讨论性别问题，学习性教育知识。可她发现，当走出这个小房间，面对男性工友在场时，姐妹们还是不敢说话，静静坐在角落。
她们不是不想说，只是没机会。2012年三八妇女节，丁当和伙伴们在广场举办 “女工最牛” 活动，有打官司最牛的姐妹、写文字最牛的姐妹，还有摄影最牛的姐妹。在这个活动上，平日里不太有机会表达观点的姐妹，拿纸条写下了「我敢做」宣言：
“我敢对性骚扰说不”
“我敢让老公做结扎手术”
“我敢帅气穿着”......
后来，丁当偶然在网上看到 “打工春晚” 海选女主持人的消息，第一时间拉上身边几个女工报名。她想借助这次机会，把女工的声音传递出去。几个月后，她们真的成功登上舞台，跳了反对性别暴力的舞蹈《挣脱枷锁》，也唱了争取女工权益的歌曲《面包与玫瑰》，一起在台上大声唱出 “女人不能被谁占有”、“面包与玫瑰，生存与尊严”。
在与外界的对话中，丁当逐渐萌生这样一个念头，“想要一个以女工为主体的性别友好的公共空间。”
2015年，她和姐妹们一起成立了 “绿色蔷薇”，一个专门服务女性及流动儿童的社工组织，落地深圳龙岗六约牛始埔。这里不仅是基层女性休息、娱乐的空间，也是自我表达和创造的空间。就像它的名字：绿色代表有生命力，蔷薇代表生命的尊严。
美国20世纪初妇女运动中的口号「Bread for all. and Roses too」 (面包与玫瑰）也启发了丁当。这句口号成为绿色蔷薇的朴素愿景：“面包玫瑰人人有，蔷薇绽放千万家”。
03
识字、言说、歌唱
姐妹们花了很长时间营造这个友爱社区，节假日聚会，包饺子做汤圆，邀请村民一起看音乐会，在墙角、门上的角落贴满机构标语，也帮助其中受到性别暴力的女性。绿色蔷薇还会带姐妹们做两癌筛查、hpv 疫苗注射等健康体检，请专业的医生来做健康讲座，一起学习法律知识，去了解婚姻与妇女儿童权利相关的保护。在蔷薇姐妹读书会上，不同观点的姐姐们也会坐在一起共读女性主义的书籍，围绕议题思考与对话。
很多姐妹都因为 “重男轻女”、“贫穷” 等原因得不到良好教育，导致常常在生活里吃亏：外出不认识地铁站标，想学唱歌不认识词，领工资需要同事帮忙签字......她们都曾想过，“要是我能上学该多好。”
绿色蔷薇组织了很多期 “识字班”，通过玩游戏、学唱歌，朗读顺口溜，观看纪录片等方式，带领大家认识生字，认识词组，再学会用词组，组成一句句话。
第一期识字共学班结课活动中，邀请大家尝试用 “我” 字开头进行造句。素华姐姐写的句子让我心惊：
“我是一个很苦的人”
“我希望天天有班上，我是一条苦牛。”
会写字了，也就会表达了，那些朴素的愿望与需求都有了出口。范范热爱唱歌，做的最出格的事是网恋；芳姐想要写自己的家族史，她在文艺队歌曲《写给妈妈的话》中写道：“如我年轻，让我谈一场自由的恋爱”；而长期在外的万万，面对孩子的疏离与不理解，“走走走，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去” 让她心酸，愧疚令她泣不成声。
不仅是书写工作坊，绿色蔷薇还有许多戏剧工作坊、音乐工作坊，集体创作一些歌曲。万万在绿色蔷薇的播客里唱了一首《周末愉快》，描写与工友们出去玩的场景：
打工真的好累
有时候分不清白天和夜黑
要学会给自己放松疲惫
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
携一脸阳光
在周末的早晨
和朋友们一起聚会
听听大自然/感受新鲜空气
爬山涉水/ 忘记辛苦和劳累
看大海的心情 和水一起嘻戏
来一段自拍 听听花开的声音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给自己加油 欢呼万岁
苦咖啡和音乐其实也很配
风景真的很美
让我和你一起陶醉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给自己欢呼 万岁万万岁
万万《周末愉快》
“言说”，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种长期的、日常化的社会化过程。这些无形的认知变化，最终也会在微小之处改变女性对于欲望、梦想、对生活的期待。
04
从打工到创造，成为产品的主人
万万在绿色蔷薇创办注册的那一年就加入了。对于丁当来说，她们的关系很像姐妹与朋友，有时候更像妈妈。
“我觉得面包代表生活，玫瑰代表有质量的生活。为了这两样，为了得到又不容易得到的这两样向往的生活，我做了很多工作，做过保洁员，做过保姆，打过零工，发过传单。”
万万2006年来到深圳打工，经历过金融风暴的冲击，也遇到过疾病的打击。
如今，50多岁的她依然保留着天真的心，喜欢唱歌、写作，穿着鲜艳的衣服。她还有一个新的 Title：绿色蔷薇 “女工社企” 设计师。这个女工社会企业是从姐妹置换社小组中发展而来，姐妹们用自己的技术与创意，将二手环保材料变成新的文创产品。
“一方面去表达我们的观点，另外一方面其实它有些盈余，可以尝试解决一些年龄大的姐姐们的就业机会，有盈余的话，可以支持绿色蔷薇的一部分工作。” 丁当这样解释女工社企的初衷。每一件产品的定价，都是设计生产的姐妹共同开会决定，每一件产品售价的30%，作为生产工资给到生产者，再加入基本工资，构成姐妹的收入。
而这对于万万这样的女工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进了工厂你就感觉像进了鸟笼一样的，被人家关在里面，你只能自己鸣叫，无能为力了。” 但是在绿色蔷薇女工社企，她们可以加入自己的想法，不再是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而是成为产品的主人。
万万设计的 “不可造次” 包表达了她对女性身体的积极接纳：
“因为 ‘不可造次’ 有很多种解释，有一种 ‘不可乱来’ 的意思，就是对女性的身体不可乱来。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都是比较封闭、比较传统的那种，不是说谈恋爱不公开，就是谈性色变，在我们那个年代根本不会谈这个话题的，这是一种很羞耻的事情，有罪一样。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可造次’ 这个图案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也是很美的。”
万万与 “不可造次” 帆布包的图案
哒哒哒的车针不知断了多少根
也不知在布上写了多少层
从春天走到冬天 从早晨进入黄昏
速度已赛过时针
把五颜六色的布 用千针万线缝纫
变成会说话的产品
为我发声 为你代言
我们用心交流
不厌其烦地倾听彼此的使命
心照不宣
你说你要去依附在别人的肩头
我举双手赞助
你能远走他乡
是我制造的成就
我要微笑着把你送给更多更远的朋友
万万《和我做的布包对话》
05
折叠的世界，浮萍的命运
绿色蔷薇扎根在深圳龙岗六约牛始埔长达八年之久。这个城中村聚集了许多工厂，工厂里几乎全是女工。
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丁当会碰到卖烧饼的木姐姐，卖炸鸡的张飞，卖凉菜的四川大姐，一路上碰到熟悉的孩子叫着，丁当阿姨，这让她有了归属感。她也见证着很多孩子的成长与离别。
“流动妇女的问题与流动儿童的问题，是深深捆绑在一起的。" 长期处于一线的丁当得到一个这样的观察。牛始埔，这个居民楼密集、公共空间狭小的社区大约有1.5万流动人口。在这些家庭中，中小学的孩子约有1170人，幼儿园的孩子约1000人。由于早早放学，没钱去兴趣班，父母忙于生计也无暇管孩子，导致 TA 们的空闲时间非常多。丁当希望能有一个属于儿童的公共空间，里面有很多绘本，让TA们可以来看书、写作业。
自2018年起，牛始埔的孩子们每年都相聚在剧场，讲述自己 “流动” 的成长经历和曲折的升学历程。在《地下花果山·表演时刻》（2023）中，她们说：“我又不是水，怎么流动？”
戏剧中有一个跳绳设计频频被问及。每个孩子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孩子会观察、等待，有些孩子尝试但没过，有些孩子侥幸通过。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我们生活在 “大命运之上的小随机” 的隐喻。
因为深圳的积分落户制度，很多女工的孩子到了初中就必须离开深圳。和丁当已经认识半生的范范，当初来到深圳的梦想是赚钱，“但是我没有赚到钱，钱都给这些有钱的人赚去了吧……我们就是在底层，感觉忙忙碌碌，不停地在付出，但是收入还是很少。”
深圳的活力、年轻与交通也很让她留恋，但 “它不是你的家，这里没有属于你的房子。” 她的孩子在私立幼儿园之后也不太知道能不能上到公立小学。深圳的梦，是限时醒来的。
“我报的网络教育是明年就毕业了，明年我就可以拿到大专学历，但拿大专学历只有60分，再加上我的社保只有90分，还差10分，是不够的。” 她正在为了深圳积分入户政策而努力，但疫情的暂停与条件的提高等限制令她发愁。
已经在深圳呆了20多年的范范，见证着姐妹们像流动的水一样来来往往。但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限时漂泊的地方，“绿色蔷薇里有着我们的根，这里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记住，永远地记住。”
06
“与她同行”
丁当作为 “绿色蔷薇” 创始人，在 TED xShenzhenSalon 的演讲中曾讲了这样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它是有关女工的称呼 —— “厂妹”，这个词可能在大家看来只是一个标签。前几天我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过程还挺好，就最后她发文的标题是深圳厂妹干嘛干嘛。当时我看到很不舒服，就和她解释，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什么刻板印象，换掉这个词重要在哪里。然后她说，厂妹在大众看来是非常朴实且正经的职业，文章也没有污名化的意思。
其实有没有污名化，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决定。大家在网上搜一搜，就很清楚了。”
流水线工人不仅因为劳动价值被低估而在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也承受着没有话语权而被优越视角当作是弱势群体的社会现状。底层女工更是因为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因素而处境艰难。
“如果说素材和故事是一段时间的记录，那我们就是要参与到时间的裁剪之中，用我们想要的方式和技术来裁剪，呈现我们想要的女工形象，甚至说女工历史，而不是被有话语权的人随意代言。” 丁当曾说。
2016年母亲节，姐妹们把关于 “生育” 这些有普遍共鸣的故事串成了一部叫《她说》的戏，内容包括逼婚、流产、重男轻女等苦涩经历。2018年，《她说》发展成《她们说》，故事更完整；再到2022年，这部戏变成了长达80分钟的《浮萍再相会》，堪比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流动女工口述史，重新书写女工们在历史中的形象。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她们的诗与歌、制作的手工，还看到了排演创作的戏剧、对谈的播客、主动对外交流的沙龙分享。
由于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等结构性原因，流动女工与流动儿童权益处于难以得到保障的境地。丁当和绿色蔷薇的姐妹们已经为此做了太多，但作为一间民间的公益机构，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丁当告诉我，她非常期望的是找到更多长期同行的 “月捐者”。目前环境下，基金会或者资方与受助方的关系建立不太容易，有些 “指标” 与实际工作又有些脱节，而 “月捐” 有可能成为一种相互支持的发展方式。“不过，这样的挑战也更大，如果我们事情做的不好，月捐伙伴完全可以取消，这个过程是相互的，也相对自由。不管怎样，我们希望和月捐者能像同行者，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些可能。”
相比年轻女孩们，基层女工们并没有那么多线上线下的空间来彼此收容与联系，“绿色蔷薇” 这样一个由女工自立自主的公共空间实在是太珍贵了。如果你也愿意支持她们正在做的事，为了朴素的社会公平与女性互助，欢迎你加入绿色蔷薇 “月捐者”，与她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