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 被禁背后：美国用户涌入“小红书”，意外成就中美民间对话的“哈贝马斯时刻”

全球范围内因政府审查而引发的社交媒体迁徙现象，为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跨文化交流契机。先是美国的语音社交平台 Clubhouse 在中国大陆爆红，随后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禁令，又让大量美国用户涌入中国的社交平台 小红书。这两次数字迁徙不仅揭示了全球言论空间的变化，也展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实：在某些时刻，言论自由在中国反而比在西方拥有更多的实践空间。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剖析这一现象。限制与压制（正题）的存在，往往催生反作用力（反题），进而发展为新的综合。对自由的追求总会找到出口，而这种出口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具颠覆性.

美国用户如何涌入“小红书”？

随着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封禁行动升级，美国年轻用户陷入了“社交恐慌”。许多人在寻求替代平台时，发现了“小红书”这一充满东方文化色彩的应用程序。由于小红书提供了丰富的中文和英文内容，且算法能够精准推荐感兴趣的主题，美国用户很快融入了这片新的“数字家园”。在短短几周内，小红书美国用户数激增，一些热门的“小红书号”甚至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对象。

TikTok 的封禁代表了一种外部强制力（正题）：试图通过国家力量限制公众的行为与选择。然而，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任何限制都会产生反作用力（反题），即对自由的渴望和新空间的开辟。美国用户寻找替代平台的行动，正是这种反作用力的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小红书作为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的特性。美国用户被迫放弃本土的社交媒体，却因此发现了一个新的数字空间。对自由的追求迫使他们超越国家的边界，找到一个未被现行规则完全管控的地方。

这也凸显了技术发展的“精神性”——技术并非仅仅是工具，而是一个蕴含着多重可能性的领域。在黑格尔的逻辑中，这种技术工具所提供的自由，既是个人意志的外化，也是历史发展的驱动力。

从生活到政治：对话的扩展

初入小红书，美国用户多以分享日常生活为主，但很快，他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讨论空间。一些敏感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如美国的种族问题、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一些用户甚至开设了“小红书聊天室”，与中国网友展开实时对话。

这种对话不仅是意见的交换，更是一种深刻的相互承认（recognition）。黑格尔指出，真正的自由不是孤立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实现的。在小红书的聊天室中，美国用户不仅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化，也反思了自己的偏见；而中国用户则在对话中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这种互动是辩证法中的“中介”过程——通过相互承认，两个对立的立场（自我与他者）得以找到共同的基础。这种基础正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理解和关怀。

Clubhouse：数字沙龙中的精英游戏

Clubhouse 的快速流行得益于其邀请制和小规模、高互动的语音房间模式。这种机制表面上促进了深度对话，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只向特定人群开放。在 Clubhouse 中，用户需要邀请码才能进入，这使得平台从一开始就对参与者设立了门槛。这种门槛性决定了它的用户群体更多是科技精英、学术界人士和媒体人。

这种邀请制的结构，使 Clubhouse 更接近于哈贝马斯所批判的“沙龙文化”。18 世纪的沙龙以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娱乐活动为主，看似讨论公共事务，实则是精英阶层炫耀资本和地位的场所。Clubhouse 中的讨论房间，尽管涉及敏感话题如新疆、西藏和香港，但它的封闭性和参与门槛，实际上排除了广泛的社会公众。结果是，这个平台更像是一个展示精英话语的舞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此外，Clubhouse 的讨论常常被参与者的身份和背景所主导，理性对话让位于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的宣扬。这种现象被一些用户讽刺为“精英自由”：看似开放，实则高度排他，只有少数特权群体能够参与。

在对比两者时，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框架。他指出，真正的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人人可以平等参与，而不是为特定阶层服务的“沙龙”或“俱乐部”。从这一角度来看，小红书 的用户结构和开放性更接近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而 Clubhouse 则更像是一个精英沙龙，其所谓的“自由表达”更是一种虚假的表象

小红书：草根与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Clubhouse 的迅速走红，源于其“无审查”的语音交流模式，成为中国用户罕见的自由言论出口。在房间里，新疆、西藏、香港等敏感话题成为热议焦点，大批用户倾听真实故事，分享自己的经历。一位社会学教授形容，这是一场“华文公共空间的哈贝马斯时刻”。这种空间短暂却深刻，它让长期受限的声音得以与外界对话，形成了历史性的人文碰撞。

然而，这种开放性实验短暂而脆弱。Clubhouse 很快被中国政府封禁，再次将数字自由空间关闭。这是对自由的否定，但正如黑格尔所说，否定并非终点，它是通向更高形式自由的桥梁。

相比 Clubhouse 的昙花一现，小红书的兴起则有着不同的逻辑。当美国政府封禁 TikTok 时，大批美国用户涌入了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这一现象看似荒谬：一个被认为高压审查的国家，反而为受压制的美国用户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

小红书上，美国用户分享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还包括政治、社会等深度话题。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体现得尤为鲜明：美国政府的限制（正题）催生了用户对自由的渴望（反题），而小红书作为替代空间，意外成为新的综合。这里的自由，不再是简单的“言论不受限制”，而是一种跨文化的共同创造。

正如一位美国用户在小红书上写道：“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跨文化对话的力量。或许自由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我们彼此倾听的选择。”这句话打破了传统的东西方自由观念对立，让自由的定义得以在实践中扩展。

与 Clubhouse 的精英化形成鲜明对比，小红书 是一个开放性更强的社交平台。用户无需邀请码即可下载和注册，小红书的用户群体覆盖了更多元的社会阶层，包括普通消费者、年轻学生、职业女性以及海外用户。这种开放性让小红书更加接近哈贝马斯所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即一个为“普通公民”而非特权阶层服务的交流空间。

小红书的多样性使得其内容涵盖了从美妆、旅游到政治、社会等广泛话题。美国用户的涌入，进一步推动了跨文化对话的深化。相比于 Clubhouse 的身份筛选机制，小红书通过算法推荐让各种观点都有机会被看到。这种机制不仅打破了精英话语的垄断，也为普通用户提供了表达和被倾听的机会。

一位美国用户在小红书评论中写道：“这里的对话让我第一次听到了普通中国人的声音，这和西方媒体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这种声音的多样性正是小红书所代表的公共领域的核心：它不仅是信息的传播，更是观点的碰撞和认知的转变。

这是一个真正的‘哈贝马斯时刻’，在这里，语言和对话成为了解彼此的媒介。

公共领域的实践差异：虚假的自由 vs. 理性的对话

从哈贝马斯的理论出发，Clubhouse 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假公共领域”。它通过技术手段制造了参与门槛，使得讨论局限于特权阶层。这种空间或许在短期内能激发深度讨论，但它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Clubhouse 的快速流行得益于其邀请制和小规模、高互动的语音房间模式。这种机制表面上促进了深度对话，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只向特定人群开放。在 Clubhouse 中，用户需要邀请码才能进入，这使得平台从一开始就对参与者设立了门槛。这种门槛性决定了它的用户群体更多是科技精英、学术界人士和媒体人。

相较之下，小红书则更符合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它的开放性、草根性和多样性，使得各种观点得以平等展现。这种开放结构避免了精英话语的垄断，为普通用户提供了表达自我的平台。

例如，在小红书上，一些美国用户分享了对 TikTok 被禁的愤怒，而中国用户则在评论中反思自己的媒体消费习惯。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说教，而是多方观点的理性碰撞。在这里，“自由”不仅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而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权利。

黑格尔的历史视角：自由的“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一种理解这一现象的框架：历史的进程总是通过矛盾的否定来前进。TikTok 的封禁和 Clubhouse 的封锁，表面上是对自由的压制，但它们反而催生了新的对话空间（如小红书）的出现。这种“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自由，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形态——跨文化的共同创造。

在小红书上，中美用户的对话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一种对彼此人性的重新认知。一位中国用户在评论区写道：“美国年轻人也在困惑，也在寻找未来。这种交流让我意识到，世界的分歧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这种认知正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通过他者，我们认识了自己。

自由的真实表现：小红书的“哈贝马斯时刻”

Clubhouse 的短暂流行让人们意识到技术赋予表达的可能性，但它本质上的排他性决定了它无法承担真正公共领域的功能。小红书则以其更开放的结构和多元的用户群体，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一个超越国界的自由对话空间。

这种空间的形成，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是现代公共领域的典范：一个以理性对话为基础的共享场所。在这里，言论自由不再是精英的“装饰品”，而是一种切实可感的实践。

言论自由的空间转移：辩证法中的矛盾与综合

Clubhouse 和小红书的现象，反映了言论自由在全球语境中的转移和重新定义。曾经被认为是“自由灯塔”的美国，通过封禁 TikTok，显现出对表达的隐性压制。而在中国，尽管有审查制度，但 Clubhouse 的短暂存在和小红书的开放性，展示了一种新的自由形式。

这让人不禁思考：自由是否总是依赖于既定的法律和体制？或许更重要的是，个体在不同环境中寻找和创造对话空间的能力。在 Clubhouse 中，中国用户的真实声音突破了审查的限制；而在小红书上，美国用户的迁徙则展示了技术和文化如何为自由提供新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核心在于“以理性对话为基础的共识建构”。在 Clubhouse 和小红书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平台上，这种共识的尝试正在上演。它超越了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异，直接连接了普通人的共同关切。

结论：小红书比 Clubhouse 更接近真正的言论自由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Clubhouse 更像是一个数字化的沙龙，它的邀请制和封闭性将大多数普通人排除在外，而其所谓的“自由表达”更像是一种假象。小红书 则因其开放性和用户多样性，成为了一个更接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空间。它不仅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平台，也通过多方观点的碰撞，推动了全球用户对自由的重新定义。

或许，真正的自由并不是由某个国家或制度垄断的概念，而是通过开放对话不断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小红书为全球用户共同创造了一种比 Clubhouse 更真实、更普惠的言论自由形式。这正是现代公共领域发展的希望所在。

Clubhouse 和小红书的现象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自由的实现并非依赖某一国的制度，而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数字技术为这种追求提供了可能性，而真正的自由则体现在对话、共识和跨文化理解中。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我们看到自由不是一个静态的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的民众通过技术和对话，意外地推动了自由的重新定义。或许，这正是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最大意义所在：通过矛盾，创造更广阔的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