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以小見大的有趣寫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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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2*青少年可能對歷史上自己的同齡人有著相當的興趣,如果能結合教育歷史、科舉考試、童年娛樂等方面寫一本《中國兒童的歷史》,可能會引起他們相當的興趣。歷史上的孩子們讀什麼書呢?他們是怎樣度過自己童年的呢?這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我認為要寫兒童喜歡讀的歷史書籍,一方面要有廣闊有趣的視野,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代入感,不然他們會覺得這只是成人在教化強灌,書籍的效果就不能如我們所預期。

1840年,對於在中國大陸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來說,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這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成了近代史具有權威性、標誌性的斷代事件。當然也有像蕭一山這樣的史家把明清之際傳教士之進入中國,當作近代史之起始。史學家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則把上述二者的觀念加以折衷,而年輕學者傅國湧則徑直把基督教新教馬禮遜來華傳教的1807當作中國近代史的肇端。

我不是要在此來贊同或者反對誰的近代史分期更為恰切,這不是本文的任務。我想說的是儘管近代史的分期有所不同,但大家寫史所據有的材料卻基本是相同的,帝王起居注、斷爛朝報、上層精英列傳或者意識形態旌表。這不能怪他們,因為中國歷史很少留下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與底層社會的如實記錄。而西方雖然留有大量的教區原始檔案,但要誕生出像年鑒學派著名史家勒華拉杜里《蒙塔尤》一樣的傑作,同樣還要延後一個世紀。這是因為東西方的史學理念,在彼時都還喜歡只注重大人物的歷史,而對小人物的諸多表現毫無興趣。

英國雖然已完成工業革命,但在同樣的1840年,英國名史家卡萊爾還在其轟動彼時的演講《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跡》中說「世界歷史只不過是偉人的傳記而已」。這說明在史學理念上,他們與中國這樣的東方「敵國」還是大同小異,英雄史觀與強力主宰者,依舊左右著東西史學家的視野。卡萊爾這話當然受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J. H.魯濱遜以降的史學家的猛烈批評,與此同時,中國歷史的上述特徵也受到梁啓超等人的深刻指陳。從此東西方史學重心開始下移,而西方尤為快速徹底。從帝王將相,文武百官,到工匠、農民、婦女、兒童、乞丐等,無一不研究;農具、餐具、玩具、雞棲、豬圈、交通工具等,無物不納入到歷史的考察中。這樣的研究範圍與視野,才是史學活起來的真正因由。

要把史學寫得信而有趣,不是件容易的事,最近一套為青少年所寫的《中國大歷史》叢書在這方面做了些努力。但是否做得足夠的好,那當然得讀者來評價。但取「中國大歷史」這樣的名字作為叢書總題,本身就體現了編者受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從大歷史的角度解讀蔣介石日記》等書及相關理念的影響。比如《書畫雙絕》一冊就寫得比原來我所看到的相關書籍,有更多趣味與生動性,其間的「知識拓展」設立得比較適合青少年。但如果由我來編寫的話,也許我會在注重人物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外,更注重書畫家個體是如何生活的,從日常細節,以及他們本身的文字之美裡,來展現他們的特異性。

比如談王羲之的書法,不僅談其家族,甚至談到寒門及士族,乃至中品九正制,但更要談到他對日常生活的處理。如他的《喪亂帖》《奉橘帖》等,我們不僅要分析他的書法之美,也要分析他是如何對待死亡、如何享受生活的。在談到王獻之的書法時,我們也不妨談到他對郗氏妻子的深情。在談蘇東坡書畫時,以《與米元章書》《書臨皋亭》為例,談及林語堂為何說蘇東坡,「他想奪取宇宙的奧秘,半受挫敗,卻含笑而死」。談米芾書法兼及其《與人帖》等,來旁涉書法家如何處理情感及日常生活,使得讀者對書畫家如何做人與習書畫,有一個著實的把握。但很遺憾的是,我們常把藝術家創作中的奇瑰浪漫,與他們處理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割裂開來。以至於人們容易神化他們許多行為,從而形成一種不理性的崇拜。這方面學者白謙慎在《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嬗變》《吳大澂和他的拓工》三書裡,做得比較到位,這是單純談書畫藝術歷史的書籍所不及的。如我們在賞析米芾的書畫時,將他的《與人帖》拿出來做對照的談論,一定會對理解他的書畫與為人有更多的幫助。「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則猶之可也。」事實上中國古代不少書畫家不僅書畫絕世,而且他們的書帖本身就是可以拿來欣賞的絕世美文,米芾這帖也不例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能欣賞其文者,不懂其書畫,懂其書畫者,卻不能發掘其文字之美。一句話,不能把二者兼容起來,使我們對一個人的不同面向沒有立體的觀照,視他們的豐富性為水與油的關係,兩不相洽。《與人帖》的寥寥幾句,卻把米芾的重情與搞笑本領,體現得淋灕盡致,而且跌宕起伏,這等運用語言的高級功夫,不亞於許多大作家的手筆。如果把這樣的短章小制與他的書畫賞析聯袂起來,加以徵引介紹,我覺得會收到一種令人難忘的效果。

當然我們研究歷史,不僅需要多角度多側面描寫一件人與事,而且在方法上也應該盡量避免單一化以及純粹給出答案了事。事實上很多歷史的結論,應該留給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自己來思考,這樣比較容易啓發他們思考問題能力,而不致形成被動的填鴨灌輸。因為用單一方法所得成果,其結論的可靠性,以及它的延展度,乃至趣味性,都會大打折扣。我覺得作為編寫者雖然都是歷史研究方面的專家,但在下結論時,應以開放的態度來對待它,不宜用自己的研究結論來窒塞青少年讀史的興趣與思考。

「中國大歷史」叢書有《帝王將相》《股肱名臣》《世相百工》《文人雅士》等,其章節結構亦由「給一張歷史名片、導讀、正文內容、讀史明智、拓展閱讀」等組成,都體現了一定的新意。但我覺得作為青少年,他們可能對歷史上自己的同齡人有著相當的興趣,如果能結合教育歷史、科舉考試(如對神童的大量製造,見拙文《讀經與宋代江西的神童產業》)、童年娛樂等方面寫一本《中國兒童的歷史》,可能會引起他們相當的興趣。歷史上的孩子們讀什麼書呢?他們是怎樣度過自己童年的呢?這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我認為要寫兒童喜歡讀的歷史書籍,一方面要有廣闊有趣的視野,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代入感,就像成人寫童話,你不能完全是成人的視角,必須對兒童在心理上、生理上、行為取向、個人欲求等方面有較多的研究。不然他們會覺得這只是成人在教化強灌,如此一來,書籍的效果就不能如我們所預期。這方面中國學者熊秉真《中國孩子的歷史:童年憶往》與法國學者菲力浦·阿利埃斯《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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