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之下，我們的恐懼、抵抗與愛

2020 年 7 月 13 日

一、極權並非他者

6月30日深夜11點，跟很多人一樣，我在電腦上一行一行讀完了港版《國安法》全文。一邊讀，一邊在腦中翻譯那些強硬又模糊的詞句——彷彿回到以前當記者做中國報導的日子，強烈的時空錯亂感之餘，心中的荒謬與荒涼，難以言表。

15年前，我剛到香港，做記者寫中國報導。最常遇到的難題之一，就是要去細究，那些在做艾滋病防治的人、做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的人、做環保呼籲的人、幫弱勢者打官司做律師的人、寫文章寫詩出書的人、組織家庭教會的人......他們到底為什麼被帶走？在被帶走和被審判之間，為何人間蒸發了那麼多天，甚至會以年計？他們遭遇了什麼，觸犯了什麼法律，什麼罪名？那些罪名，又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們如何度過這些朝夕折磨的漫長時日？怎樣抗辯？誰給他們辯護？還能在這樣的司法框架內辯護嗎？那些參與拘捕他們的人，又是誰？這些也有父母妻小的捕獵者，是怎樣工作，什麼心態？

面對被黑暗吞沒的活生生的人，我有數不清的問題。

我也知道，對很多人來說，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以至於不成問題：「中國」而已——兩個字就說完了。

很記得以前在辦公室，香港同事聽著故事，眼裡是同情，頭卻轉去另一邊：哎，中國就是這樣的啦。是也沒錯。健康的人沒有興趣去探究疾病的機制，光亮裡的人不必花時間凝視深淵。「中國」是一切的理由，躲得遠遠，就好了。就像父母從小教我們的，離壞人遠一點，我們和我們的世界，就不會變壞。

身處其中，你當然知道，不是這麼回事。

惡是一整套的機制，無聲運行於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每個人的動作只要在這機制中適應一點點，或者扭曲一點點，捲入所有人的深淵就形成了。擺脫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高到遠超普通人可以承受，甚至就算離開，與這機制互動出的默契依然留存在你的身體習慣上。而這時，從外看來，無論內裡多少抵抗與掙扎，所有人已逐漸固化成同一個惡的符號。

難題在於，你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身處其中」，什麼時候可以「置身事外」。

在民主國家的人，可能覺得極權很遙遠。但疫情之後、走向冷戰的世界，民主國家的諸多應對決策，暴政的因子，早已潛藏其中。若把政治的場域縮小，即使在自由法治的社會，家庭、學校、職場、教會等各類大小組織中，暴政運作的因子，更是無處不在。

極權並非他者，它內生於我們之中。電影《浪潮》用一個1967年發生在美國加州中學的真實社會實驗告訴我們：一旦外部環境嬗變，政治文明的退潮，可以很快。

「世界離極權只有五天。」這句本是描述電影情節的話，在7月的香港，變成了現實。

國安法從頒布、生效、確認執法細則、任命執行負責人，再到駐港國安公署作為第四個中央直屬機構在港落地，不過9天。中間的環節，密不透風，在政治上，直接穿透香港特區「自治」的邊界；在法治上，與香港的基本法框架直接衝突，更威脅法治精神與程序正義；在執行上，實質上架空港府，放權警察，令香港往「警察城市」再進一步。

極權生活的感受是什麼樣的？不是一群名叫「極權」的壞人跨過邊境，長驅直入，而是你身邊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機構、熟悉的行為與生活，突然變了樣子。

香港大學會從舊照片上自動抹去一個被判入監的年輕校友；公立圖書館會自覺開出黑名單、下架敏感人士的書；選舉投票都會被官員或警察任意指控為違反國安法；媒體老闆迅速換掉了對北京不夠友好的內容主管；書展的舉辦方威脅書商們自我審查；在官方黑名單上數一數二號的人物，會在公開文章裡直接指控舊相識的朋友是中共打手；社交網絡上，改名隱身已成風潮，人們自動猜測「敏感詞」並做替換；移民生意大排長龍⋯⋯

極權之所以能如癌症一樣擴散，因為它成功策反的，是我們身體上健康的細胞。社會如人體，如果每一個器官、每一條血管不能各司其職，守住健康底線，那便是全面潰敗。

也因此，當極權壓頂，我們要對抗的，並不是任何一個他者，而是內生於我們自己的恐懼、猜疑、鬆懈、人云亦云。大國博弈，小城攬炒，利弊謀算，都代替不了我們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要度過的時間。在這時間裡，不被極權改變，是我們能給它最大的回擊。

二、拿回語言

恐懼襲來，首先退潮的，是語言。

2019年，我見過一次這樣的大退潮，發生在無數同情香港的中國背景的朋友圈。他可能只是在臉書發一張和平遊行的照片，可能只是說了一句含義不明的香港加油，甚至只是給黃之鋒的IG點了讚，一旦被截圖（多半還是被熟人），就進入公開舉報、微博起底、公安登門、家人被脅......的黑洞。這個人，好像也就消失在了這樣的黑洞裡。社交帳戶關閉、改名、清理及區分朋友、只看不說話、不再談論自己的觀點或想法。在網絡世界裡，語言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

不過一年後，香港朋友們也開始這樣做了。原本認識的名字變得陌生，原本塞滿同溫層河道的行動信息在臉書上很難再看見了，人們在清理過去的發文記錄，連隨便罵罵人的廢文帖也想刪掉。因為「國安法」的陰影，從傳聞到落地，四十多天，從通過到公開，又過了十多小時。這樣一條威脅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的全局性法案，直到發佈之前，都沒人知道具體的法條是什麼。起初，單單是關於「有多恐怖」的猜想，就已經讓許多話到嘴邊的聲音，被嚥了下去。等法條公開後，「原來比我想像的最差情形還要恐怖」的普遍觀感，讓此前猶疑的恐懼落了地，那些嚥下去的話，再也不打算講出來了。

政治的陷落，是從語言的陷落開始的。

當你無法誠實、公開地講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礎就消失了。當表達退回私人領域，交流、爭辯的基礎會流失，思想、判斷的品質也會萎靡。更進一步，若每個人都從公共隱身，組織與連結無處可依，共同體也會趨於潰散。

最要緊地，放棄了語言的你，還可能不自覺地，成為極權體制的一部分。

極權要求人們在謊言中生活。你也許不願說謊，但接受了「生活在謊言中」的現實。正是這些謊言中的正常生活，鞏固、充實、構成了這制度，以至於它們就是制度本身。

這便是哈維爾提出，每個人堅持「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才是對抗極權的最重要支點的道理。他說：「那個自然而然就會將人非人化，將人變得沒有面貌、沒有個性的權力結構，是那個自動機制的特殊產物，它已成為體制的根本。正是這套自動機制的強制要求，選擇那些缺乏個人意志的人來躋身權力結構⋯⋯令只有空談的人才能掌握權力，以保證制度的自動機制可以繼續運轉。」（《無權者的權力》，羅永生譯版）

當我們放棄自己的語言，就已經成為了「非人化」機制的一部分。要抵抗這種機制，首先就是抵抗這種機制在我們自己身上運作的可能，反制恐懼，拿回自己的語言。

語言只在方寸之間，卻是最小單位的自由。

不論是從氣勢洶洶的暴力機器手中拿回，還是從同輩中人排隊坐監的歉疚感中找回，又或者是，從千篇一律的文宣口號中講出一句自己的話，都非常不容易。

在香港，每個人都還記得，自由言談的感覺。延續這感覺，在講每一句話時，記得問自己，國安法之前會怎麼講，為什麼變了，能否不變？如果必須要變，那就問一問：在激情口號之外，你真的想要講什麼？試著把那個換自己的語言，重新講出來。

在自己身上實踐自由，並不是全無或者全有的選擇，正來自這樣，每一步都比下一步多一個支點，一點一點的練習。

三、直視深淵

碩士班的內地學生寫信給我：「我才來香港不到2年，就這麼親眼見證它被摧殘嗎？曾經我們的課堂、還有我心目中的香港是那麼美好。現在，我和朋友們都覺得，難以接受這一切。太難接受了。」

我想了很久，回覆她：我們能做的確實不多，但至少，不要因為太辛苦而扭過頭去。盯著它，體會它，接受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共擔的痛苦。

壞的時代，沒有一劑良藥的解方。在看不到出路的時候，首先要抵禦捷徑的誘惑。捷徑往往是虛假的，是最遠的道路，也是不歸路，急著尋求簡單解藥，反而會往犬儒狂奔，也最容易掉入投機者的陷阱。我們或許都要學著接受，恐懼無法排解，內疚難以癒合。站在原地，目睹巨大的物是人非之後所帶來的種種情緒，不會輕易消除。就像阿倫特點評茨威格寫於二戰時的《昨日的世界》時感慨：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場巨大轉變的見證人，我們都迫不得已接受這一點。

與朋友開玩笑時，我說記得小時候在中國，是生活在一種已達熟成期的「不自由」極權體制裡，所以我們常自嘲：我們還沒長大就老了。成年後到了香港，雖然熟成期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這自由之地，彷彿重返青春，遇見的人都單純，規則都透明清楚，社會總相信有公義。

萬萬沒想到，我們會在香港，見證一個社會從自由迅速墜入不自由的境地，會見到極權從零到一，原地生成。

那，直面、糾纏、抵抗，就視為時代給我們的挑戰和使命吧。

許多人談移民。但移民與否，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在本地大可以渾渾噩噩，做個幫兇，在他鄉自由之地，亦可以承擔香港，持續行動。問題的關鍵是，無論身在何處，能否堅持做個「見證人」，面對深淵時，接受深淵帶來的痛苦，也不要閉起眼睛。

直視深淵，卻不被它扭曲，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練習方式。作為記者的我，練習的方式是觀察：仔細地觀察深淵，並觀察它如何與自己互動，藉著觀察，分離出現實、現實給我帶來的情緒，與真正的自我。由此，不要讓自我被它們扭曲，但也不要躲開它們。

觀察深淵的形成與運作，會擺脫自我中心的視角，會令我們明白，我們每個人所遭逢的時代，自有其歷史性的脈絡，極權也非他者。因此，並不是因為我們特別慘，才遇見這些，甚至反過來，往往是因為我們過去所經歷的好時光與周圍世界相比，太過幸運。

1997年以來，香港從一個最去政治化的商業城市，變成全球抗爭之都、一切事情都政治化的城市，驅動她的核心焦慮只有一個詞：自治。面對崛起擴張的中國大陸，面對人治之下政治氛圍不確定的中共政體，怎樣保住「一國兩制」這一脆弱框架下的自治？

2003年反對23條立法、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2019年反對逃犯送中，目標都是保護香港的自治空間，不受大陸模式滲透。2003年一直到2014年的爭取民主運動，目標也是落實基本法寫明的普選制度，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制度化的方式被保障。

從胡溫時代，再到習時代，中國的內政及外交均從溫和走向強硬。而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歷了超過20年高歌猛進，在各國積累的內部矛盾也開始逐漸爆發。作為中國與世界橋樑的香港，在兩邊都各自內捲的緊張關係中，香港自身的邊界，也張力滿滿。

在如此氛圍中，香港爭民主的議程，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以失敗告終，北京的回應是發佈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保自治的議程，則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被全面壓制，北京的回應是繞過本地立法，直接以全國人大推出《國安法》，在港執行。

港版《國安法》並非突如其來，但在香港與中國、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顯然也非終點。只是，模糊且充滿人治空間的中國式法條，對執行部門的充分放權，輔以機器般高效執行的港式官僚系統，令這法律帶來的，壓制自由的即時效果，比預期更加強烈。但高壓之下，依然有數萬人不斷上街，超過六十萬人以民間投票表態。「暴政」所引發香港體制裡原本「非人化」的部分，與香港公民社會中人性化的堅持之衝撞，值得細究。

過去十天，我也在自己身上，觀察恐懼的形狀。

它很具體，作用在寫作時的字斟句酌上，作用在看到新聞時對自己的聯想上，作用在夜晚的夢境裡。它讓人很不舒服，但也時時令我好奇：原來在恐懼中的我，會做這些反應，而冷靜下來，多半不是必要的。

在這樣的覺察與回推中，我學著尋找，可以對抗它的支點。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外在的恐懼綁架了自我的生命議程。提前想好，自己可以承擔的極限，凡是沒有到這條極限的，照做不誤，不用被時時出現嚇唬人的消息影響。到了極限，再根據具體環境評估，是否要調整極限本身，或是調整動作。

四、不要猜疑

極權並沒有足夠的牙齒去實現細緻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賴恐懼讓人們自我約束；同時，通過審訊、抓捕的秘密化，令人們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懼會消滅行動，猜疑會消滅組織——極權由此有效。

前幾日，黎智英在《蘋果日報》寫作的某專欄文章是一例。文章中，他引述了「網紅夫婦」的說法，指有位城中名人「獅子頭」對他們進行長達七個小時的威脅，暗指「獅子頭」是中共打手。然而相關內容語焉不詳，核心當事人均以綽號出現，惹人猜疑。多數人猜出「獅子頭」是誰，「網紅夫婦」亦有各種傳聞，但沒有一個核心當事人出言證實或證偽，很快，這成為一宗繪聲繪影的城中迷案。幾十年來在民主派圈中交友廣泛的「獅子頭」的友人們均竊竊私語，暗自打聽：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還能不能相信這個人？

這樣的「捉鬼」場面，在歷次社會運動到了衝突最激烈、方向最搖擺的時刻，許多人都不陌生。當人人蒙起面來，那人人就都有嫌疑是對家的臥底。帶頭衝擊的那個人，是勇武抗爭，還是對家派來抹黑栽贓？這個問號只要你想，永遠都在。而只要這個問號浮起，行動最根本的信任就被破壞，弱勢者團結一致的動力也會渙散。

紀錄片《理大圍城》，帶觀眾重返香港理工大學那黑暗的十幾天：一方面是警察的強力包圍，「全部暴動罪」的指控，一方面是中間人不斷來接走部分未成年人學生，掀起留守者之間嚴重的相互猜疑，不但人們無法連結、組織、協商，心理防線也幾乎徹底被擊垮。

秘密政治一旦發揮作用，朋友圈裡，我們還能相信誰？對誰說話才能放心？是不是什麼都不要說了？若我不相信別人，那我自己還會被別人相信嗎？

我們知道，猜疑的循環必須停止，我們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議程，建立信任與連結。但不猜疑，並不是不做判斷，盲目信任。情報收集、秘密調查的秘密政治是現實，罔顧現實同樣是不智，嚴重時更害人害己。不盲信，又不過度猜疑，這中間的現實平衡該如何拿捏？

在中國做採訪多年，我自己的經驗是，建立自己的行事準則，並儘量使其透明化：

該相信什麼人？

就像看新聞一樣，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單。信任清單上的人說的話，默認為真，除非有事例被證明為假。不在信任清單上的人說的話，且聽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證明為真。立場變化非常突然且劇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經過一段時間的驗證。

朋友間怎麼說話才安全，不會被告密？

我的方法是，說話時，儘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麼事可以說，什麼事不可以說。可以說的，無論對家人、朋友、媒體、私下或公開都講一樣的話。不可以說的，無論對家人、朋友、公眾都不要講。

如何讓自己被信任？

很簡單，不功利，不八卦，言行一致，日久見人心。

以上是我給自己的小小原則。宗旨是用最簡單的原則，劃定安全底線，其它一切，都儘量攤開在陽光下。對抗秘密的，從來都不是更多的秘密，而是光天化日的表達與言說。

五、志業與愛

任何一個對生命有追求的人，都會在面臨陡然失去自由的環境時，心懷強烈不甘：我不想要妥協，不想要自我審查，我不想要把生命浪費在擦邊球、琢磨能說不能說的遊戲裡，我不想要自己無法再討論真正具有創造力、探索性的大千世界的各類議題，我不想要自己每天只盯著敵人什麼時候完蛋，在思想的世界停止遠航。

這些不甘，往往是最初支撐我們抵抗的動力。

然而，在個人身上，抵抗暴政的陰影，是一趟漫長的旅程，需要持續不斷地練習，也需要持久的能量。這些辛苦背後的持久動力，很難是憤怒或不甘，不是「不要什麼」，而必然是「要什麼」。

國安法之後，香港街頭的口號，從「反抗」、「報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變成了「我哋真係好撚鐘意香港」。儘管這是躲避審查的策略，但人們潛意識裡彷彿也明白，愈黑暗的時候，愈要愛，因為只有愛是持久的動力。

愛不是抽象的。以香港為例，我們愛的香港，需要有更具體的想像。我們想要追求的、或者守護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什麼樣的社會想像？我們怎麼看待自己在追尋這條路上的角色？怎樣把這角色與自己的志業與興趣結合？說到底，你活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也是哈維爾說，他討厭自己被標籤為「異見者」，因為一個有豐富生命的人，並不是被「與政權聲音不一致」所定義的。說到底，政權又算老幾？「異見者」不過是在實踐生命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跟權力槓上的人而已。他們有生命目標，有放不下手的興趣，有願意為之付出實踐的信念感，才會有與暴政「鬥長命」的勇氣和耐心。他們可能是醫生﹑廚師、飛機師、社會學家﹑音樂家﹑作家、藝術家——各行各業的普通人。

也只有每個人都樹立，並且盡力維護生命的目標，才能迫使政治衝破極權的目標，回歸到它唯一正確的立足點：個體的人。

我們一直在談自由的失去。但更重要的是，擁有自由是為了什麼？自由的目的，是讓個人擁有更自主的生命。也只有生命的自主——我們知道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並且去過，而不是被生活所驅使——才是去捍衛自由的最大動力。

我們抵抗恐懼、破解猜疑、開口說話、不做極權的幫兇，都並不知道是否真能改變世事。但凡此種種，最終是為了做回一個完整的人——避免被削減、被消散、被征服，避免現在的自己、過去的自己和將來想要成為的自己相斷裂。讓生命在抵抗中，依舊有目標，能創造。

大時代，寫給自己，也與朋友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