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的鬼魂：論《花果飄零》與本屆金馬獎的香港電影

原文於 2021–11–26 刊登於端傳媒

「我們讓你們到世界上來，沒有為你們好好建造起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實在很慚愧。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們懶惰，除了抱歉，沒有辦法。我們很慚愧，但你們不必灰心難過；你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你們年輕，你們可以依你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的新世界。」 — — 西西《我城》

羅卓瑤的《花果飄零》（2021）於本屆金馬影展進行國際首映，影展也同時挑選導演於1996年出品的《浮生》重映，這兩部電影，是最讓人驚喜的回聲組合。《浮生》曾獲第33屆金馬獎最佳導演提名；《花果飄零》在今年則「只入圍」最佳導演一個項目。實際上，《花果飄零》的粗放創意、題材跨度及形式內容交織的勇氣，也該入圍今年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尤以其在政治題材上的風險（甚至恐怕是不討喜），製作上的坦白赤裸，其關懷卻相當真摯地傳遞出來，更值得受藝術獎項的肯定。

本屆金馬獎論及香港抗爭的劇情片有《少年》，紀錄長片《時代革命》、《日常》及短片《良夜不能留》，皆提醒著我們此刻中共暴政下受苦折磨的人們，以及已然摧殘受損的我城。此時，羅卓瑤依然選擇給予早期懷有中國民主夢想的人高度同情凝望。坦白說，即使作為台灣觀眾，在香港街景聽見字正腔圓「國語」的歌頌，也難免捏把冷汗，不知香港的年輕人能否接受這樣的視角？但《花果飄零》是如此不掩藏其關懷，粗糙而率性的鏡頭表現，更顯出創作初衷。金馬獎不正是最適合安放此種題材之處嗎？或許只有華人觀眾，聽懂那口音差異、理解世代的飄零，能明白箇中滋味。

今年最佳劇情片的入圍名單中，姑且不論台灣電影，同以 Drifting 為名的另外一部香港電影，也是總入圍項目最多的熱門之作《濁水漂流》則是企圖寫實的無家者議題電影，拍攝製作細膩，不乏有生動且深刻的細節，但過於急切填充劇情片各項議題元素的語氣，在創作形式上就較無驚喜之處。我認為以劇情片而言，《花果飄零》或許更高一層。不過總的來說，香港電影在本次金馬影展中共同拼湊出來的意象，仍是一個豐富、精彩且完整的集體樣貌。

我們不時會在電影中「投射」許多現實。《濁水漂流》主角以「政府做錯事就該道歉」的大快人心發言，是眾人對當今香港的一則情緒出口，漂流意象亦使觀眾得以投射從古至今都不願意認錯的政權，這是一種是平行於不同社會議題向度的投射。《浮生》則是另一種垂直於時空向度的投射：移民至澳洲的老父親受盡戰爭苦難，漫不經心碎唸出「不像移民，像流亡。」以及老母親焚香祭祖說出的一段話：「幾十年來，無家無國，都習慣了。現在終於上到岸，來到澳洲，人間天堂，全家團聚，可以落地生根。為什麼，為什麼還不能鬆一口氣呢？」預言般地投射了二十幾年後的現在。

因此，《浮生》的並列，對於新作《花果飄零》的意義也很重大：前者是上映於九七回歸前移民議題的電影，以相對精緻的場景、鮮明表演及俐落調度製作而成；後者則放下許多創作上多餘的執著，以簡單的比喻和劇情轉折，表現出集體變遷的無常，個體成長的困惑，生死無常的虛空。

某種程度上，《花果飄零》或許是本屆金馬影展最有「勇氣」的作品。除了歷史事件及人物自帶政治敏感度的並列處理，是一種議題上的勇氣；電影創作上，也以一種粗放的氣勢來展現其執著之情。晃動失焦的攝影鏡頭、率性剪接、豪放音效，還有略顯愚拙地將人名、照片、歌曲名稱，如紀錄片補拍一般刻意塑造場景，連文字描述都直接放出來。與《浮生》相比，知道這是製作上的刻意，固然在意識形態與關懷上有著年輕人難以共感的世代落差，卻也因此有幾分敬佩。

簡單說明《花果飄零》的主題：它放了香港傘運的現場影片、拍攝年輕角色參與抗爭、拍六七暴動的澳門、拍燭火隱喻的六四、拍投身於中國民主化的鬥士（還深怕年輕人不懂歷史般地附上古照片與年代），也拍長城的古地質痕跡，甚至還以古典樂帶出遙遠異地的俄國革命。單看上述，若被冠上「華人民主」或「革命鬥士的幽魂」框架，該是多麼填充且無趣？

但在故事裏，透過鏡頭後面的「我」（導演之聲）與鏡頭前的少年鋼琴家，舉重若輕地發聲、似遠又近地移動，鬼魂及街景「再組織」成一個完整獨立的故事，表達出「我」的焦慮、卻步與困窘。鏡頭晃蕩，意象卻無比明確且對應：跨時空的少年，都想依他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新世界，卻受政權的欺凌，失去性命。這些少年的鬼魂，就漂流在我城街道的四處各方，彷彿眨眼間就會遇到彼此。

貫穿劇情的少年鋼琴家，倒映出人與鬼的一體兩面，這個「人／鬼」之間游移的生命體，作為整部電影的視覺媒介，把「我」帶到城裏，帶到街上。「我」見到了好似記憶裏的「哥哥」，港澳抗爭史上最激烈流血的六七暴動參與者；但記憶與視覺又是糾纏不清的，只能不斷追尋，落空。認錯了「哥哥」，但其實世世代代走上街頭的「巴打絲打」皆是手足，在街頭上若是戴上了頭盔眼罩，看起來都面熟。

接著，鋼琴家遇見了好似是鬼魂、似是「精神病」、似是「正常人」又似僅僅是個平凡港人，瞧見了似是六四的燭火。其實誰是人、誰是鬼、誰是精神病、誰是正常且平凡的人呢？因為這樣的交錯，其實香港人、澳門人、台灣人、中國人這樣的分類在這個作品裏也就完全不重要了。

回到1996年《浮生》底下的人物，從香港到澳洲、德國等世界各地，仍不時重視著亞洲、華人、熱帶地區的文化習慣，搭配中式樂器的音效點綴。《花果飄零》則將俄國、歐洲等各類最有名氣的鋼琴樂，以粗暴喧嘩的方式彈奏出來，幾乎壓過場景裏的人物與對白，戲院中聽著，甚至轟鳴到略感不適，好似是一種對古典美學的挑釁和嘲諷；片中亦有角色有著崇尚古典樂的老派路線，笑他人所不知，狼狽中有所堅持。這種既直接又有巧思的設計，是縱使整部片相對凌亂、拖泥帶水且「不美」 — — 好像要寫實不寫實、要魔幻不魔幻，在人鬼切換與時代飄移時很容易讓觀者「水土不服」 — — 卻相當珍貴地示範了在當代描繪香港的另類典範。

以本次金馬影展的港片而言（雖然我沒有看完真正意義上的全部港片），如果我在《濁水漂流》裏以刻意精細的底層描繪與城市圖像，來理解香港社會的無力與複雜；並在《時代革命》中以反送中運動的時序章節，用大銀幕來回顧前線手足（包括紀錄者）的影像；短暫於《良夜不能留》凝視當年11月抗爭轉捩點下的「不正常」的香港；接著在《日常》中從小景框到大銀幕看到人們在其後的顛簸、展演，來指涉著土地與人文的縱深 — — 那麼，最後，我將用《少年》這部竭力捕捉抗爭情感、現實與虛構混合的劇情片，來為《花果飄零》寫下一則殊途同歸的註解。

《少年》是訴說著一群無論是和理非、勇武、哨兵、車手、社工等等香港人，在街頭游擊戰中各司其職之外，還要在有限的線索中，去營救有自殺念頭的手足。片中企圖自殺的少女「YY」從警署放出來時，聽見路邊的女孩哭喊著「他們（應指港警）搞我。你們在哪裏？」，「YY」特別走近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孩身邊，說了句「做鬼也不要放過他們」。此話一出，原本潰堤崩潰的女孩，頓然冷靜。

鬼魂先在這裏，然後到了那裏。做鬼也不放過，做鬼也仍等待著光復，此時的意志，已經穿透了不同部電影：《花果飄零》裏的抗爭少女，拿著手機照片向鋼琴家示意，說要找尋他已死的男友。她說即使是鬼也要找到他。接下來，少女衝向港鐵的軌道、衝向天橋的邊緣。這樣反覆自毀的戲碼，好像在當今已經成為一種「不必解釋」的自殺意念之必然。

所以，素昧平生的少年鋼琴家遇見她時，也只是不由分說地直接拉住她、把她從邊緣抓起來。後來即使少女的父親出現身威脅，鋼琴家也只是同樣拿著手機照片，示意要尋找這名女兒。他急躁著拼湊資訊，過程固然相當困苦，卻義無反顧，想要串接彼此。而這，不就是我們在《少年》裏看見的那班營救手足的人們？拿著手機畫面在找人、救人，即使未曾謀面也要竭力奉獻，這不就是抗爭裏受到感召的所有人們？《花果飄零》裏義無反顧的「撐」，承擔風險，無奈聆聽，以及琴鍵的宣洩，對螢幕前的我們觀眾而言，也早已成為一種「不必解釋」的義務。因為，這便是今日香港。

當今香港的電影，正在戲院中不斷流動與拼湊，成為濃厚的集體記憶。《花果飄零》裏有著生於極權與壓迫底下、各種時代裏的「少年」前仆後繼，將生死掛在嘴邊，在前線蒙受著不安、創傷與絕望之情，最後成為鬼魂。如《時代革命》的訪問裏，有一組在理大圍城事件中協助學生從下水道逃出的人，他們說「最痛心的是，我們不知道報了這個路線之後，是否真的能保證他能平安脫出。有手足失去通訊，但GPS定位仍在水道中。如果這個人被水道沖走了，誰也不記得他，以及他經歷過的事……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要受這種苦？」這樣的控訴，貫穿在所有電影當中。換了一場事件、一首歌謠、一座城市，困苦與離散之命運仍相同。正是在所有作品的相互呼應、補充和排列組合當中，觀眾漸漸能拼湊出這個共同體的樣貌。

或許，這樣的命運也不僅是香港，而是一種跨越國界且在歷史上不斷循環的狀態，但創作者們僅能從自身的腳下與認同出發，進行記錄，保存情感。正如《日常》在紀錄片中當中選用了許多展演工作者及其展演現場的畫面，並虛構了抗爭者與陳同佳對話的劇情。其實，現實與表演，劇情片與紀錄片，抗爭捕捉出來的畫面，或是劇組製作出來的畫面，其界限在未來觀眾的眼裏，也只會越來越次要。重要的是現下的情感，銀幕裏活人與鬼魂的差別也不大了，皆是演員，各種分類方法，皆不再那麼重要。

《花果飄零》對我來說，是一個在集體記憶層面有點疏離的作品，這樣的距離，也確實在鏡頭運作下的「人／鬼」倒映中表現出來，它絲毫不掩藏它與年輕人、本土認同者、年輕觀眾的疏離。

電影後半，有一場戲，不合時宜的中國鬼魂現身於我城，他與香港抗爭少女說了長長的一段話，訴說革命的意志。照理來說，我應該會為此感到不快，好似長輩（雖然是鬼魂）的說教。然而，因為那時他隻身穿著古裝、古皮包，沒有轟動的樂聲與回憶的場景，他和少女只是緩慢遊走在城市裏的現代高樓建築、人造水池，以及佈滿商業廣告圖文的公車站牌。站牌並沒有任何特別的象徵，建築與水池也只是如日常街景，如紀錄片似地「拍攝當下」，那種素樸的現身且尊重當下樣貌的心意，使我感受到創作的誠實，觀看時也更加寬容。

因此，《花果飄零》的自我意識很清楚，即使片中穿插著如課本般交代列舉著歷史知識的環節，片尾也忍不住像傳統作文般寫下結論與註解，我也不會指控其「教條」，更不會因為集體記憶差異而萌生出來的疏離感，而揚棄這個作品。在看了本屆金馬影展的數部香港電影之後，我反而認為，這個讓人有點「水土不服」的電影，值得更多的肯定、關注與解讀。

我想，無論是創作者、觀眾或任何抱有關懷之人，在這段日子裏，或許感受到困苦、慚愧及挫敗，卻也亦能更深刻地看懂、理解，進一步詮釋，甚至更進一步去創作、製作出種種可能的載體，去豐富「Drifting」及任何應運而生的符號意義。如抗爭手足喊出的「Be Water」、「攬炒」和「光復時代」口號意義，也都是在街道上的紛亂起落之中，才更趨完整，也才有了「Hongkongers」。我們不受到傳統的認同劃分而簡單站隊，也不受長輩老人的舉手指揮而盲從跟進，在藝術裏，我們還有空間可以容納彼此，直視彼此的傷痛。《花果飄零》讓我看見了這個認異與認同，還依稀聽見了鬼魂般的回聲：我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我們年輕，我們可以依我們的理想，創造美麗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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