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災難，一個媒體人的告白

這是我第一次談新作《日常的中斷》。

在沒有接受訪談，也尚未進行任何一場公開發表的情況下，在Matters做分享，對我來說是相當新鮮的嘗試，自覺身為(前)媒體人，果然走在潮流最前端（笑）。

非常謝謝佳禾邀請（前作《憂鬱的邊界》出版時，亦是他第一個邀寫書評），特別是他還想了幾個形式，最終決定由潔平跟我對談。我非常喜歡這個安排，除了欣賞潔平這名新聞女將外，也是因為我與她的因緣就與川震有關－－2010年，我向在亞洲週刊任職的她邀川震稿子。當時災難發生不過兩年，氣氛已和災難發生初期截然不同，對於第一時間前往災區自由採訪，最後卻必須跟著艾曉明老師等人突破言論與紀錄界線的潔平來說，感受一定很深刻。

也因為和潔平對談，我便以「媒體」的角度談這次書寫－－儘管此書以「人類學家」為副標，但這是出版社的認定，於我而言，打從計畫寫這本書的開始，我就計畫拿「記者」身份來和既有的災難敘事/框架「對決」，意圖突破單一地理空間、幾乎成為制式的時間框限，嘗試處理一種較為多元豐厚的災後紀錄。它不會是那種救援結束就撤了的新聞，也不會是每隔一、三、十年就回頭進行的「紀念」。我希望可以盡可能補足這「媒體時間感」之外的東西，那幾乎是長期駐點的紀錄片工作者才會記下的樣貌。

我一直不喜歡「災民」這個詞，也對動輒稱災難發生地為「災區」反感，尤其數年過去了，某些地方仍然被災難標記，若我是當地人會很難受。這些遭遇災難的人，難道沒有主體性（或社會科學常說的能動性），十年二十年過去了，還要被世人「憐憫」，還要感動你們，給任何人什麼啟發嗎？這不被關注的時間裡，社會的改變、區域空間的配置，那種陳悶無聊折磨人卻又堅定的精神樣態，只在某個時候被概化整理，形成一種刻板制式。身為媒體記者，總在三個月、一年、三年進行回顧的我，感到非常抱歉。

這種內心的矛盾衝突，在2012年到了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的狀態－－雖然整本書都在談地震海嘯，但莫拉克風災才是建立我寫作意圖的緣起。2009年莫拉克風災，在我替企業作了九二一重建區的CSR計畫，又去川震災區援建之後發生，當時我對災後重建已有些心得。因此，風災過後一周，我立刻以志工身份前往淹水地區，再行觀察。

三年後，風災重建幾乎完成之際，我向長官提議製作專題。報社長官允我花上一個多月時間，連續四周進行全版的重建區報導（不在主流媒體工作的人可能不知道這有多奢侈）。我分別到沿海低窪區、平埔聚落、原住民部落...採訪，有些聚落已重建，但也有人無家可回，樣態不同且複雜，但我觀察到，不論他們是否完全失去家園甚至面臨部落崩毀危機，卻也因為這場災難重新建立認同，甚至努力找回文化信仰。然而，大多數媒體報導仍建立在自己喜好的「衝突」（或自以為的正義）上批判政府、同情災民，未曾思考內部歧異性或許有它的道理。

這個時候，我也已經做過日本三一一海嘯採訪了，對於媒體呈現更有體會－－當時台灣大眾是很羨慕日本的，因為日本媒體的「自律」或是災民的「沈默有序」，然而，在災後三個月到達現場，我看到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景，災民其實很想抱怨又不敢抱怨，對媒體的節制或說是自我閹割很是不滿，他們會宣洩情緒只是不是在大眾面前哭...。每一件事情放在台灣，都是不同的效果，我不免覺得感情奔放的台灣人、很愛放大災民衝突情緒的媒體，確實傳遞了需求與意見，從某方面來看，還真是不錯。

跨在媒體工作中，我常感到矛盾。

作為一個閱聽眾，我很容易被災難新聞吸引，新聞畫面裡的哭天搶地每每都讓我跟著痛哭流涕，但哭完後，會覺得哪裡不太對勁。新聞訓練跟記者身份也會讓我腦海裡出現觀景窗，明白這些素材或題材是怎麼被框定的，而那些又是如何被內化成災難新聞的SOP，報導產製流程怎麼跑，最後反映在收視率或點閱率上。雖然我從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災難現場，我仍清楚那些鏡框外還有很多東西因為篇幅時間或諸多限制，無法被收納進來。換句話說，那些不成為「新聞」。但它就沒有價值了嗎？

涉入災難的人如此之多，但在媒體報導框架裡只有「災民」、政府、救災人員（志工），他們的性別族群階級乃至於背景與心理，往往被概化單一，未能見到多元與複雜性。但這可以怪記者嗎？在那種與時間賽跑的壓力下，有誰能像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那般從容？沒有辦法，在現場採訪的困難，無人能想像。但閱聽眾一方面被撐大胃口，一方面又像是自己最懂，老是指責記者做得不夠、訪得不好，真正的好新聞是什麼卻又說不出來。

幸或不幸，我始終沒成為那個在現場堵人訪問的「該死的記者」，於是總能保持些許距離人格分裂一樣自我批判又自行解釋。但即使我不用遭人唾罵質疑，隔了一段時間進重建區的我，仍得鼓起勇氣「揭人傷痛」，每一次都是一種為難：應該要問嗎？要問到什麼程度？這重要嗎？

於是，即使報社給了我很大的空間，進行一周三一一報導、四個星期的莫拉克重建專題，我仍然覺得不夠。在媒體，注定就是被框限。要突破這個框限，似乎只能擺脫媒體這種載具了。

於是，回頭來談我與潔平交集的川震。

2008川震發生那年，對兩岸都很特殊，中國那邊儘管天災人禍不斷卻是喜迎奧運與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紀念，而台灣這方則是再次政黨輪替，國民黨上臺、試圖修補兩岸關係時，發生了陳雲林事件與野草莓運動。而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台灣援川隊伍，進入災區。這段過程書裡有寫，在此不表，總之，因為這段經歷，川震對我來說有些特殊性，並成為我觀測中國社會的指標之一。

因此，2009年旺報創刊，我加入這個團隊後，一直到2011年我離職這兩年間，嘗試兩次川震的後續報導與企劃。2010年跟潔平邀稿時的企劃即是「重生」，這裡的「重生」並不意味著正向、樂觀的重建成果，而是借用紀錄片導演范儉的片名，談一群失去獨生子的都江堰母親，為了解決內心的傷痛，努力將孩子「生回來」。

是的，生、回、來。

新生兒不是一個新的個體，卻是逝去孩子的替代品。這是那些傷心母親面對冤屈與不解，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為她們留下記錄、訴說冤情的人，除了艾曉明這些知識份子、影片工作者、公民記者外，還有正規的記者。然而，災後兩年，大部分中國記者都在寫什麼呢？無非就是解放軍的勇敢與那些走出悲情的災民。當然，在境外的我們，是不會相信這是全部的真實的。但真的有所謂的「真實」嗎？

我沒有答案，卻知道在川震這個題目中，不論站在批判中共或讚美中共的立場，不過都是找個偷懶的解答方法而已。災難過後的一切，超越想像力的瑣碎與複雜。

當然，屈服而後簡化是容易的，那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盡可能地呈現這些樣貌呢？

我的答案再次回到「寫書」（但天曉得我真的很討厭寫書！！）

這本書不只談川震，還有三一一與南亞海嘯，甚至九二一與阪神地震。原因都在書裡了。我總想著九二一發生，才剛畢業，才剛進媒體，才剛滿試用期的自己，在哪些停電的日子裡不斷責問自己：身為記者，你怎麼不在現場？

這本書，因為許多莫名其妙的機緣而成，例如受邀參與川震援建、例如湊巧踏入阪神十週年紀念現場當天看到南亞海嘯的新聞，還有一直以來伴隨的九二一重建區的行動參與或記錄...，以及三一一的採訪。2013年，當我在亞齊的公墓，被古蘭經誦經聲包圍時，突然有一種感覺：是1999年九二一的遺憾把我帶到這裡。我確實該完成這本書，為了這片綠茵下的亡靈。

因為人類學訓練，又因為涉入太多重建區，我很自然地進行了跨文化比較，例如我發現九二一重建之慢是莫拉克快速決策的原因，而日本重建如牛步則可與四川的火速成對比，台灣原住民在災難後力圖文化振興，中國少數民族更強調族群特色…。我們以為災難是破壞，卻不能忽視災後正向的變化：長期內戰狀態的亞齊與雅加達和解了，日本思考核電是否必要，公民意識與組織在四川萌芽...，更往前看，阪神地震讓志工精神崛起，而九二一地震讓社區營造發展...。

災難如常，我們不能將每次災難都看成一場新的災難，而沒有把災難當成往前邁進的累積（猶記得在報社要做防災專題時，被某長官說我在觸霉頭），如果如此，所謂的災難，終究不過是一場在被時效驅使的媒體框架下的煽情劇而已。但我們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