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密碼學：道德責任、密碼龐克運動與機構

12 月 10 日

本文探討密碼學的道德倫理責任、密碼學所影響的社會運動的起源以及當前密碼學的發展軌跡

本文受《密碼朋克宣言》和Phillip Rogaway 對密碼學的道德特徵分析的啟發，探討了密碼學工作和道德責任與政治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的交叉點。討論涵蓋了密碼學發展的歷史背景、密碼龐克意識形態的哲學基礎，以及大規模監控和隱私問題帶來的當代挑戰。透過研究這些方面，本文呼籲重新致力於開發優先考慮人權和公共物品的密碼解決方案。

引言

密碼學長期以來一直是確保通訊安全和保護隱私的工具。然而其角色已然超出了技術實現的範疇，涵蓋了重要的政治和道德維度。由Eric Hughes 於1993 年撰寫的《密碼朋克宣言》[7] 強調了密碼學固有的政治本質，並提倡將其用作確保隱私和個人自由的手段。同樣，Phillip Rogaway 的工作[10] 強調了密碼學家的道德責任，特別是在大規模監視和社會影響的背景之下。

根本上看，密碼學可以被視為大眾保護自己的一種「武裝」手段。 1993 年的宣言和Rogaway 的工作強調了兩個關鍵點：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對集體資料的保護。這一觀點在David Chaum 的想法中得到了呼應，他提出了一個依靠強加密來保護隱私的交易模型。儘管距離這些想法首次提出已經過了40 多年，但保護社會免受資訊濫用的夢想仍然遙不可及。

現實中，我們已經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今天，我們依靠這些數據來簡化和改善我們的生活。此外，我們願意提供這些數據，以使設備“更聰明”，更適合我們的需求。一方面，這讓我們有更多時間專注於其他任務，例如開發先進的人工智慧技術。另一方面，我們也忘記了密碼學為何必要的本質以及最初的夢想是什麼。

從以隱私為中心的觀點轉向為了方便而擁抱資料共享的觀點凸顯了一個重大的道德兩難。雖然科技進步讓生活變得更輕鬆，但也增加了創造出監控社會的風險。旨在賦予個人權力並保護他們的隱私的密碼朋克精神似乎與當今實踐並不一致。為了調和這些差異，密碼學家和隱私倡導者必須重新點燃密碼學的最初願景——不僅將其作為一種尋求便利的工具，而且要將其作為一種維護隱私、自主和抵禦不受控的監控的手段。

範式的另一個轉變涉及密碼學和安那其主義之間的連結。正如最初的密碼安那其主義宣言中所闡述的那樣，安那其主義的思想和密碼學的使用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從本質上講，密碼學被視為推動安那其主義原則的工具。安那其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權威並呼籲廢除機構，在密碼技術中找到了天然的盟友。

在某些方面，現代密碼學實踐繼續挑戰機構權威。然而，這裡存在著一個悖論：雖然密碼學旨在抵制中心化控制，但其開發和實現往往都是由專家決定的，並由大型科技公司和機構資助。這在安那其主義的去中心化理想與強大實體驅動的密碼學創新現實之間造成了一種張力。為了真正尊重密碼龐克和安那其主義的願景，必須找到開發和部署密碼學工具的方法，使得這些工具可以賦予個體權力，同時抵制任何形式的權力整合。

我們的社群也存在著一個關於知識中心化的諷刺悖論。深受喜愛的IACR（國際密碼學研究協會）的政策和座右銘之一是在全世界傳播知識。原始而純粹的想法是很棒；然而，在過程中的某個地方，這個理念變質了。考慮非營利組織的目的。這裡強調「非營利」一詞。然而，在每次IACR 會議上，最先展示的一張投影片都是「我們擁有穩健的財務狀況」。有趣的是，對於一個想要透明度的協會來說，除了參加會議之外，很難找到有關其「財務」的數據。此外，每年我們看到會議註冊費和基金金額都在增加，而最初分享知識的目標似乎更加遙遠了，或者只是一個烏托邦。

直說吧，我們就是利用早期的安那其主義、知名教授和構造密碼學的有趣時光，在學術努力的幌子下簡單地構建了一個蒙面的公司。這種背離密碼朋克和安那其主義願景基本原則的轉變表明，有必要回歸到密碼學發展的源頭——確保它仍然是賦予個體權力並保護隱私免受各種形式的中心化和控制的工具。

在本文中，我們的目標是提出一種密碼學的全面的社會觀點以及多年來使密碼學進步成為可能的實體。我們將探討密碼學的道德倫理責任、密碼學所影響的社會運動的起源以及當前密碼學的發展軌跡。一個重點將是追溯密碼學的歷史重要性以及它是如何塑造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的。透過研究這些要素，我們希望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密碼學在現代世界中的多方面作用。